李鳴鐘

李鳴鐘（1887年—1949年），字曉東，河南沈丘官會鎮人（今屬項城）。馮玉祥前期兩大主要助手之一。李鳴鐘與馮玉祥在第一混成協時就相識，雖未參加武學研究會，但也是熱心反清分子，與馮、張、韓復榘一道參加灤州起義並因此被解職。1913年，馮玉祥任左路備補軍團長，李鳴鐘在他部下任連長，深受器重。馮玉祥升旅長后，為了培養幹部，成立了一個模範連，任命李鳴鐘為模範連連長，石友三馮治安吉鴻昌等都是模範連士兵。隨著馮玉祥的步步高升，李鳴鐘也水漲船高，從16混成旅一團三營長、三團長、一團長、旅長、第八混成旅長直至升為國民一軍6師長，和張之江一樣成為馮的左膀右臂。北京政變后，李鳴鐘升為綏遠都統兼國民軍西路總指揮，授陸軍上將銜。在任期間，修路種樹，創辦五族學院、包頭二中、職業學校、女子師範、全區圖書館、古物陳列室、通俗講演所、平民學校等；建平民醫院、老幼救濟院、妓女濟良所。1926年任京師警察總監。1927年任國民政府軍委委員。1928年任鄭州市長，第二集團軍總指揮。中原大戰後，西北軍解體，李鳴鐘被南京軍委任命為鄂豫皖邊區綏靖督辦。1931年吉鴻昌下野，李鳴鐘又兼任22路軍總指揮和30師師長。後任軍事參議院參議。抗日戰爭期間，李鳴鐘雖然為當權者所忌，數次上書都未能復出帶兵，但他通過舊時的同袍戰友，從各個層面上積極參與抗戰，為抗日救國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積極貢獻。1948年任監察院監察委員。1949年6月29日在上海病逝。

1909年畢業於陸軍隨營學堂，辛亥革命時在馮玉祥營任排長。灤州起義失敗后，隨馮到陝西。

1916年授步兵上校。

1917年任步兵3團長。

1918年6月任陸軍第16混成旅步兵第1團團長，7月授陸軍少將。

1921年8月任第11師第21旅旅長。

1922年9月兼任歸德鎮守使，11月晉授陸軍中將。

1923年10月任第8混成旅旅長，11月授將軍府剛威將軍。

1924年10月任國民軍第1軍第6師師長。

1925年1月至1926年1月任綏遠都統、善後會議議員，授陸軍上將銜，兼任西北國民軍西路總指揮。在任期間，選賢任能，嚴懲貪官污吏，整頓財政。

1926年任甘肅軍務督辦，未赴任。後任京師警備代理總司令兼警察總監。

1927年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

1928年任鄭州市市長；3月，任第2集團軍總指揮，后又任西北政治工作委員會委員長；9月，任河南省政府委員，國軍編遣委員會委員兼遣置部主任。

1930年任鄂豫邊區綏靖督辦。

1931年任第22路總指揮，第30師師長，後任軍事參議院參議。

1933年任29軍高等軍事顧問。

1935年12月任冀察政務委員會高等顧問。

1939年1月任第一戰區高等顧問，9月任河南省政府委員兼賑濟委員會主任。

1945年年底任黃河花園口堵口工程委員會副主任。

1948年2月，任監察院監察委員。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李鳴鐘高興異常，6月，因病去世。

1986年3月13日，經中共中央統戰部專件批複后將李鳴鐘定為愛國民主人士。

不堪岳父白眼賭氣從軍

李鳴鐘出生於河南省沈丘縣一個沒落的家族，7歲入私塾讀書。他的父親是一名鄉間醫生，父親去世后，年少的李鳴鐘一邊讀書一邊割草、干農活，給財主打短工。雖然生活艱辛，但磨礪了他的性格，17歲時即已長成身材魁梧、濃眉大眼的男子漢。

李鳴鐘的父親在世時曾給他定過一門親，雖然姑娘後來嫁給了他，但岳父家的人見李家景況艱難，早已物是人非，不免瞧不起這個“打短工”的女婿，處處施以白眼。血氣方剛的李鳴鐘自然忍不下這口氣。當時，李的二哥李鳴鋁在北京當兵，於是李鳴鐘一氣之下，毅然辭別新婚妻子離家赴京，投靠二哥從軍。

入伍后，李鳴鐘被編入北洋新軍武衛右軍第三營左隊右哨四棚，當時的正目（班長）是馮玉祥。此後，隨著馮逐步被提為哨長（排長）、連長、營長，李鳴鐘也步步緊跟，先後由副目（副班長）升為哨長（排長）、連長、副營長。作為馮玉祥的直屬部下和助手，李鳴鐘的軍職也在不斷地升遷。

早在新軍二十鎮駐防關外新民府時，熱心反封建的馮玉祥、施從雲、王金銘、李鳴鐘、韓復榘、張樹聲等人，就一道發起成立了反清的秘密組織“武學研究會”“山東同鄉會”；1911年年底，又一道參加了灤州起義。起義失敗后，王金銘、施從雲等人犧牲，馮玉祥和李鳴鐘則被開除軍籍，押解回鄉。馮與李之所以能夠安然無恙，全賴陸建章的保護。陸建章是北洋新軍的軍法處長，袁世凱的嫡系，因欣賞馮玉祥是個軍事人才，於是將自己的內侄女嫁給了馮。灤州起義失敗后，在陸建章的極力保護下，馮玉祥和他的親近部下李鳴鐘得以活命。

1912年春，陸建章負責組織左路備補軍，並任命馮玉祥為二營營長，李鳴鐘為二連連長。轉年，因見李鳴鐘長相英武且在軍事方面很有前途，原新軍六鎮武術教官武俠公將自己唯一的女兒嫁給了他。從此，李鳴鐘在軍隊中站穩腳跟，一路追隨馮玉祥，成為馮最得力的“五虎將”之一。

天津“出白兵” “福將”顯威

據說李鳴鐘之所以受馮玉祥的重用，是因為他很能打仗，而且常打勝仗，被人譽為“福將”。1925年冬，馮部國民軍為支持郭松齡反奉，攻打直隸督軍李景林時，李鳴鐘曾在天津指揮了一場“神兵天降”的攻堅戰，可以說是他軍旅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筆。

1925年12月8日，馮玉祥下令全線討伐李景林。當時的國民軍中，馮是上將，李為中將加上將軍銜。國民軍分三路攻打天津，張之江為總司令，率部從廊坊攻打楊村；鄧寶珊、徐永昌分別率部攻打任丘、大城和馬廠；李鳴鐘則率領五萬部下屯兵天津西北的王慶坨、楊柳青和韓家墅等處。

為了守住天津，李景林請來德國軍事顧問做參謀，構築了鋼筋混凝土的防禦工事，架設電網、埋設地雷；並由日本軍事顧問指揮，打起了防禦戰。張之江率三個混成旅攻打楊村、北倉和王慶坨，均遭到猛烈炮火的阻擊，從12月10日打到15日，僅楊村就遺屍4000人。馮玉祥聞訊在電話中痛哭，將張之江撤職。

16日，馮玉祥任命李鳴鐘接替張之江任總司令，調動騎兵、警衛旅和鋼甲車隊前往支援，繼續攻打天津。

19日，天降大雪，將津城變成白茫茫一片。李鳴鐘緊急召集軍事會議，命令部隊當晚夜間至次日拂曉時分“出白兵”進行偷襲。

當天夜裡，一片死寂。馮系兵士全部反穿羊皮筒，在雪地上匍匐前進。白色的羊皮筒與白雪混在一起，肉眼難辨，幾萬兵士悄無聲息地到達了前沿陣地，同時燃放起過節使用的焰火。敵軍此時方從夢中驚醒，只見到處流星遍布、烈火騰空，夜空中升起道道白光，不知發生何事，霎時亂作一團。

這時，舉著大刀、端著刺刀的馮系部隊如天兵降臨一般沖了進來，騎兵、炮兵、裝甲兵緊隨其後，在一片喊殺聲與槍炮聲中，國民軍攻進了楊村。

幾日後，馮系部隊全面佔領了天津城，李景林倉皇逃走。

此役，李鳴鐘聲威大震，堪稱他戎馬生涯中最輝煌的時刻。此後，他的人生就開始出現轉折。

1922年，直系與奉系張作霖開戰。直系分三路迎敵，西路主要是為了控制保定以北的京漢線。這對決定整個戰局至關重要，所以吳佩孚自兼西路司令，全力以赴迎戰奉軍。但長辛店一戰，吳軍接連失利，奉軍乘勝步步緊逼，戰況很激烈。吳佩孚急調駐守河南的馮玉祥部增援。馮派李鳴鐘旅火速北上，開赴保定，接受吳佩孚的直接指揮。吳佩孚命李鳴鐘三日內繞道佗里、戒台寺，出大灰廠，攻擊奉軍後路，解救被奉軍包圍的吳軍。李鳴鐘率領三個團繞道途經山區，艱難行軍約300里，用一天一夜提前到達大灰廠。此時奉軍正緊緊包圍吳部，毫無防后戒備。李鳴鐘按照全旅合力總攻，務求一舉奏捷的戰略方針，在奉軍的左側和後方發動總攻擊。奉軍猝不及防，全軍潰亂。被圍的吳軍乘機反攻，奉軍前後受敵，死傷累累。兩日後，奉軍總撤退。李鳴鐘率兵乘勝佔領長辛店，追擊逃敵。李鳴鐘旅抄襲奉軍，對扭轉整個戰局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戰後，吳佩孚和直魯豫巡閱使曹錕都親自接見李鳴鐘，對李鳴鐘神速馳援和指揮有術極表讚揚。吳佩孚當面提出：留該旅駐防北京，升李鳴鐘為師長。李鳴鐘婉言謝絕，毅然率兵返回河南。北京政府授予他“剛威將軍”稱號，獎“一等嘉禾勳章”。李鳴鐘凱旋時，馮玉祥親率文武官員在開封車站迎接，軍樂大作，如迎貴賓。這是馮軍將領從未享受過的風光。

李鳴鐘不但是個武將，還是個儒將，他有文化，很懂得謀略策劃，會愛兵，會用人。尤其在綏遠任都統時，把西北軍中一些有本事的人，都拉到都統署任要職，給他出了不少力。吉鴻昌原在韓復榘手下任個營長，因反對韓復榘的獨斷專行受到懲罰。他憤而辭職，恰好這時李鳴鐘受命在郾城招模範連學兵，吉鴻昌應招。李鳴鐘很了解吉的人品和才幹，當即收留。並連提3級，委任他為都統署的副官長，不久又改任為警務處長。吉鴻昌感激銘心，為李鳴鐘治理綏遠起到很大作用。

馮玉祥“首都革命”后，受到段祺瑞、張作霖的排擠。1925年，由於陸軍總長吳光新（皖系）的極力主張，國民軍稱號被取消。此前已發表馮玉祥為西北邊防督辦，將察哈爾、綏遠這貧瘠的西北地區讓給馮玉祥，故馮部被人稱為“西北軍”。1926年4月，馮玉祥的國民軍在反奉戰爭中失利，為轉移軍閥目標，馮玉祥毅然下野去了蘇聯。他一走，張作霖、吳佩孚、張宗昌等認為西北軍群龍無首，猖狂向西北軍進攻。西北軍不得不於4月15日從北京城撤退至北京西北郊區昌平縣南口鎮。這裡是通往綏遠的交通要道，燕山山脈的一個山口，地勢險惡，易守難攻。5月18日，張作霖和吳佩孚聯合發動對南口的進攻。西北軍在南口苦守3個月，於8月15日向包頭五原一帶撤退。就在南口大戰時，李鳴鐘與國民一軍參謀長劉驥一道，也去了蘇聯。馮玉祥對此很不滿意，但他沒有批評李鳴鐘，而讓他擔任自己和馮軍的全權代表，回國去廣東與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聯繫，共同北伐。

1929年蔣桂、蔣馮戰爭之後，一場更大規模的蔣、馮、閻中原大戰即將爆發。李鳴鐘既忠於馮，又附了蔣，更不贊成蔣、馮對戰，遂向各方遊走勸阻，但各方首領皆不相讓。無奈之下，他選擇了自費出國，赴美國考察農業水利，之後又轉道赴英法德意等國訪問。

1930年冬，李鳴鐘歸國后，被南京軍委任命為豫鄂皖邊區綏靖督辦。蔣介石為了利用李鳴鐘，把他奉為上賓，優禮相加。蔣與宋美齡結婚時，請李參加婚禮，請馮玉祥做證婚人。蔣介石還個別宴請過李鳴鐘，與宋美齡一起與李合過影。他要李鳴鐘率22路軍進攻大別山區紅軍，李不願再打內戰，就以患肺病為借口長住上海療養。

1931年冬，李鳴鐘也因極度厭煩宦海險惡和政客們相互之間的傾軋，棄官從商，先後在北平、天津、鄭州、開封、西安等地入股合辦了謙生銀號、久大鹽業公司、塘沽永利鹼廠、秦隴實業公司、福豫麵粉公司、中原煤礦公司等，走實業救國之路。

1937年“七七事變”后，北平淪陷，李鳴鐘的北平住宅被日偽查封。北平日偽維持會會長沙爾和，親訪李鳴鐘，請他參加漢奸政權，承諾歸還查封財產。李鳴鐘斷然回答：“亡國奴不如喪家犬。我決不給日本人幹事！”他毀家紓難，化裝成商人從天津塘沽乘船轉道煙台返回河南老家。1938年日寇西侵，開封失守，豫東失陷。李鳴鐘上書國民黨中央政府，請纓再赴沙場，但是如石沉大海，毫無迴音。

9月，李鳴鐘攜夫人關淑德至內鄉居住。當時，駐軍南陽的第二集團軍司令孫連仲得知這一消息，忙驅車前去拜訪，當場聘李鳴鐘為第二集團軍高級軍事顧問。後來孫連仲又協同張自忠，再三向蔣介石力薦，李鳴鐘才被國民政府委任為河南省政府委員，不久又委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河南省賑濟委員會主任委員。

開封淪陷后，蔣介石為阻日寇西侵，炸開黃河花園口大堤，結果淹豫、皖、蘇三省44個縣市，淹死同胞87萬。兼任賑濟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李鳴鐘，終年為救濟災民操勞，在省府會議上經常為民請命，力爭賑款，甚至不惜與省主席激烈爭辯。他還採用發動商戶富戶，捐募寒衣、捐獻糧食物品與款錢的辦法，儘力減輕災民凍餒之苦。

1943年秋，重慶國民黨政府水利部，委派原西北軍將領趙守鈺任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成立“整修黃河防泛西堤工程委員會”，李鳴鐘任副主任。他採用以工代賑辦法，組織災民加固堤防。1945年底，河南省政府與黃委會聯合組成“黃河花園口堵口工程委員會”，趙守鈺任主任，李鳴鐘任顧問兼副主任。在整個施工過程，李鳴鐘與趙守鈺經常吃住在施工現場，日夜操勞。他曾兩次因公往返開封，都沒有回家過一次。

解放前夕，李鳴鐘攜家人遷居上海五馬路、英華里（櫻花里）一帶。蔣介石派人送給他去台灣的飛機票，要他到台灣去。他拒絕了，決定留住上海等待解放的到來。並與舊部密議，待上海解放后，聯袂北上參加革命事業。遺憾的是，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李鳴鐘卻因食道癌暴發，於6月29日病逝於上海虹橋中西療養院，終年63歲。原綏遠都統府的參謀長、新中國成立後任河北省副省長的李興中，悼念李鳴鐘的輓聯是：

為政以德，有勇知方，緬懷儒將風流，精神不死；

起義灤州，歸真滬上，曆數終身行誼，大節無虧。

上個世紀50年代初，周恩來總理接見李鳴鐘的朋友張之江時問：“李鳴鐘先生現在哪裡？”張說：“他在上海，已經病故”。總理不勝惋惜地連聲說：“可惜、可惜”！ 1961年10月，辛亥革命50周年之際，李鳴鐘的骨灰被安葬在蘇州靈岩山麓民族英雄韓世忠墓旁。1992年，其長孫李鴻程夫婦自美專程返里修墳祭祖，將其祖父衣冠與祖母合葬，並立碑紀念。9月2日，李鳴鐘在京子女與鴻程夫婦等，同返項城蔡庄故土，參加在家鄉舉行的樹碑典禮。

後世紀念

李鳴鐘舊居

特點：建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屬於磚木結構的二層樓房，折中主義風格。帶地下室，建築面積1221平方米。外檐牆水泥飾面，平頂。入口坡式台階，上築方形小門廳，首層右側為外凸弧形客廳，其上築金屬護欄陽台。院牆設半封閉金屬護欄，內裝修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