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蔭榆

楊蔭榆是中國第一位女性大學校長。江蘇無錫一個書香門第。小名申官，1907年楊蔭榆獲公費東渡日本留學，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楊蔭榆畢業回國后，受聘於江蘇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擔任教務主任，同時兼任生物解剖教師。1914年楊蔭榆出任北京女子師範學監。1918年楊蔭榆赴美留學，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獲教育學碩士學位。1922年，回國后的楊蔭榆一度在上海教書，不久便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召至北京，於1924年2月她被任命為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

楊蔭榆深受歐風美雨的熏陶，對中國的了解遠遠落後。經過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運動洗禮的國人尤其是學生，對專制、獨裁與黑暗充滿了厭惡和唾棄，對自由、民主充滿了渴望。年輕學子們就像當年勇於退婚的楊蔭榆一樣，對社會的不公與黑暗充滿了戰鬥精神，他們勇於挑戰權威，不怕壓制。楊蔭榆照搬從西方學來的教育理論，一味強調秩序、學風，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宣稱：“竊念好教育為國民之母，本校則是國民之母之母”，所以被學生譏諷為“國民之母之母之婆”。她要求學生只管讀書，不要參加過問政治運動，把學生的愛國行為一律視為“學風不正”，橫加阻撓。

任女師大校長期間，楊蔭榆維護北洋政府的專制統治，受到北洋政府的賞識。她在管理上施行封建家長的粗暴方式，限制學生思想和行動的自由，並排擠與自己意見相左的教師。1924年8月在北師大任教的魯迅也退回了該校的聘書。

1924年秋季開學之際，由於南方發大水以及江浙戰亂的影響，部分學生回校耽誤了一兩個月，沒有按時報到。楊蔭榆決定進行整頓校風，她在學生回來以後，制定一個校規，說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開除，但在具體處理時嚴厲處置了平時不聽話的國文系三名學生，要求他們退學，而對於和自己關係好的學生卻放過不問，這一顯失公平的做法引起了學生和教職工的嚴重不滿，女師大“驅楊風潮”由此爆發。

1925年1月，女師大學生自治會向楊蔭榆遞交了要她去職的宣言，並派代表前往教育部申述她任校長以來的種種黑暗的情況，請求教育部撤換校長。4月，教育總長章士釗強調“整頓學風”，公開支持楊蔭榆。5月9日，楊蔭榆借故宣布開除劉和珍、許廣平等6名學生自治會成員。11日，女師大學生召開緊急大會，決定驅逐楊蔭榆，並出版《驅楊運動特刊》。27日，魯迅、錢玄同等7人聯名發表《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表示堅決支持學生。幾天後，五卅運動爆發，女師大學生組織“滬案後援會”，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鬥爭。楊蔭榆又率領軍警入校，強迫學生搬出學校，宣布女師大解散，責令關閉伙房，鎖住校門，堅守女師大的學生骨幹劉和珍、許廣平等13人被打傷。

魯迅始終堅定地支持女師大學生反對楊蔭榆的鬥爭。魯迅先後寫的《寡婦主義》、《忽然想到（七至九）》、《“碰壁”之後》、《並非閑話》、《我的“籍”與“系”》、《補白》、《答KS君》、《咬文嚼字（三）》、《記念劉和珍君》等文章，尖銳批評楊蔭榆在女師大推行的是“寡婦主義”教育，是迫害學生的“一廣有羽翼的校長”。魯迅甚至因此被開除了教育部的職務。1925年下半年，女師大風潮越來越高漲，8月楊蔭榆提出辭職，年底段祺瑞政府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不得不恢復女師大，並撤銷了楊蔭榆的校長職務。

1926年3月18日，北京學生抗議日本軍艦炮擊大沽口的侵略行為，向北洋政府請願，遭軍警鎮壓，女師大劉和珍等學生遇難。楊蔭榆未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受到校內師生和社會進步人士的譴責。下半年，女師大學潮日熾，楊蔭榆被免職。

1927年，至蘇州女子師範學校任教，並在東吳大學、蘇州中學兼授外語。1935年在婁門創辦二樂女子學術社，任社長。

1937年，日軍侵佔蘇州，她目睹日軍種種暴行，數度到日軍司令部提出抗議。1938年1月1日被日軍殺害於盤門外吳門橋，時年54歲。次年安葬於蘇州靈岩山綉谷公墓。

楊蔭榆先後任中央大學區立民眾教育院講師、東吳大學日文兼教育學教授，執教於蘇州女師和省立蘇州中學。三十年代中期，她還創辦了名為“二樂女子學術研究社”的私立學校。

抗戰爆發后，日軍侵佔蘇州，侵華日軍要楊蔭榆出任偽職，遭到她的嚴詞拒絕，楊蔭榆面對侵華日軍在蘇州燒殺搶掠的暴行，還曾幾次到日軍司令部提出抗議。有一天，幾個被日軍追逐的婦女逃至盤門新橋巷的楊蔭榆家時，楊蔭榆立即勇敢地站出來用日語同日軍交涉，當眾斥責日軍的暴行，保護了這些中國婦女。凡此種種，刺激了日本侵略軍，楊蔭榆也就成為日軍的眼中釘。1938年1月1日，兩名日軍以司令部傳見為借口，把楊蔭榆誘出家門，行至盤門外吳門橋突然開槍擊楊蔭榆，並拋入河中，因見楊蔭榆晃動手臂，又開數槍將其射殺。

楊蔭榆女士任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僅一年零八個月的時間，曾導致了著名的“女師大風潮”，這是壞事，雖然如此，她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學校長的史實卻是不能抹去的，她在侵華日軍面前不畏強暴的言行，表現了她作為中華兒女的民族氣節，她的晚節還是應當肯定的。

1902年，是中國近代最早的學制《欽定學堂章程》公布的那年，但章程上卻未涉及女子教育。在所謂“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思維方式支配的中國社會中，女子的教育是不被重視的。但在鴉片戰爭以後，由於五口通商，西方的風氣逐漸影響中國，到1902年中國各地紛紛設立教會學校，人們已開始意識到教育的必要，然而吸收的學生大多為上流社會的女子。景海女學堂就是類似的教會學校之一，由美國監理會主辦，校址設在蘇州市內東南部、薪門附近的天賜庄。這所學校收取的費用很高，楊蔭榆依靠兄長的幫助，進入該校學習兩年。

之後，她轉學到上海務本女中。這個務本女中原本是個私塾。1902年被命名為務本女子學校，同1902年蔡元培創辦的愛國女學並駕齊驅，是一所為社會培養獨立的新女性的私立女子學校。與楊蔭榆同班的有章太炎夫人湯國梨。當時這個學校有學生150多人，具有相當規模。1907年5月，楊蔭榆畢業，后赴江蘇省參加官費留學考試合格，7月啟程去往日本。她先入青山女子學院，后在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理化博物科學習。6年後的1913年，楊蔭榆從日本畢業歸國。歸國時的楊蔭榆，日語水平很高，對日本的禮儀也極熟悉。畢業之際，她因成績優秀受到校方嘉獎，獎品是一對不知是金的還是銅的別針。

就在她專心修學的這一段時間，中國國內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07年1月24日，即楊蔭榆赴日本留學5個月前，清政府公布了《女子師範學堂章程》和《女子小學堂章程》。至此，被忽視長達幾千年的女子教育終於建立了制度。當時由於列強侵略中國，一些開明人士認為，要培養優秀人才，改變落後的國家面貌，就必須對所有國民進行教育，女子也不例外。但是當時女子教育的目標卻與現代教育的精神背道而馳，清政府建立女學的最大目標是把女性培養成傳統的賢妻良母。與以往差別的是，這些賢妻良母是具有現代知識的賢妻良母，她們不需要專門知識和深厚學問，能進行良好的家庭教育就可以了。

其後4年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中華民國的建立。民國的建立，有力地衝擊了人們的傳統思想，社會處在急劇變化之中。

回到國內后，楊蔭榆就開始了她的教師生涯。1913年，她被聘為江蘇省第二女子師範（新蘇師範前身）教務主任，教生物學課程。1914年，她到了北京，任國立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簡稱“女高師”）的學監兼講習科主任。1918年，教育部首次選派教授赴歐美留學，她應選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專業。

在這一段教學經歷中，她在校內有很高的威信，也得到同學們的擁戴。據許廣平回憶：“關於她的德政，零碎聽來，就是辦事認真、樸實，至於學識方面，並未聽到過分的推許或攻擊，論資格，總算夠當校長的了。”

楊絳回憶當時楊蔭榆赴美留學時車站送行的場景：“那天我跟著大姐到火車站，看見三姑母有好些學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師。一位老師和幾個我不認識的大學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驚奇。三姑母站在火車盡頭一個小陽台似的地方，也只顧拭淚。火車叫了兩聲（汽笛聲），慢慢開走。三姑母頻頻揮手，頻頻拭淚。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幾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淚。”這一切，正如楊絳所說：“我回頭看，也許是我三姑母平生最得意、最可驕傲的一天。她是出國求深造，學成歸來，可以大有作為。而且她還有許多喜歡她的人為她依依惜別；據我母親說，很多學生都送禮留念；那些禮物是三姑母多年來珍藏的紀念品。”

一個從舊式婚姻中掙扎出來的女子，不僅在事業上前途輝煌，而且深受學生喜歡愛戴，是非常難能可貴的。這時的楊蔭榆處在人生得意的時刻，一切的一切都顯得那麼美好。

身為大學校長，楊蔭榆強調校風校紀，反對女生分心於功課之外，這並無大錯。但她昧於大勢，不知權宜變通，辦學手法欠缺靈活，獨開招怨之門。她撰文宣稱，“竊念好教育為國民之母，本校則是國民之母之母”，一時間這句話被女生當成笑談，暗地裡譏諷她為“國民之母之母之婆”。

1925年8月1日，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為了對付學生的“驅羊（楊）運動”，先是以校評議會的名義開除女師大學生自治會的幾位幹事（其中有劉和珍、許廣平），然後召來軍警，截斷電話線，毆打女生，關閉伙房，強行解散預科甲、乙兩部的4個班級。北洋政府教育部更是火上澆油，明令停辦女師大，以國立女子大學取而代之，此舉徹底激怒了北京學界眾多知名人士（魯迅、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錢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楊氏惹火燒身，成為頭號“標靶”，遭到口誅筆伐。北洋政府教育部扛不住強大的輿論壓力，免去楊蔭榆的教職，以息公憤。

楊蔭榆身處亂世，勁敵太多，政治上歧道紛出，尤其令她無所適從。她不贊成學生上街遊行，荒廢學業，用心是好的，處理方法卻是糟的，引警察入校，使對抗驟然升級，尤為不妥。

魯迅對楊蔭榆的打擊絕對具有毀滅性質，使她身敗名裂，從此與“反動”一詞有了洗脫不凈的干係。她羞憤出京，回蘇州賦閑。1927年，楊蔭榆重出江湖，再作馮婦，赴蘇州女子師範學校任教，並在東吳大學兼授外語。由於她聲名狼藉，蘇州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並不待見她，更談不上應有的尊重。當時《蘇州日報》文藝副刊編輯是魯迅的學生，多次在報紙上重提女師大舊事，指斥楊蔭榆為“專制魔君”“女性壓迫者”“教育界蟊賊”“反革命分子”，弄得楊蔭榆在蘇州的處境極為狼狽，整日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如探沸湯、如坐針氈。

1935年，楊蔭榆辭去教職，但她對教育事業的熱情絲毫未減。不久，她自掏腰包，利用私宅，在蘇州盤門小新橋巷11號創辦女子補習學校——二樂女子學術社，自任社長，招收女生。

1937年，日軍侵佔蘇州，姦淫擄掠，惡行累累。當時，楊蔭榆居住在盤門，四鄰的小戶人家飽受日軍蹂躪，她開辦的二樂女子學術社是女學生集中的地方，自然也無法倖免。楊蔭榆忍無可忍，跑去日本軍營，遞交用日文撰寫的抗議書，併當面斥責日本軍官縱容部曲姦淫擄掠，肆意違反國際公法。日本軍官見楊蔭榆氣度不凡，日語講得十分流利，估計她是地方上有名有數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還了他們從楊蔭榆四鄰搶走的財物。如此一來，街坊上那些被日本獸兵視為“花姑娘”的婦女都將二樂女子學術社視為首選的安全庇護所，楊蔭榆出於正義感和鄰里之誼，對她們來者不拒，悉數收留，為此她拿出積蓄，擴建房舍。這種情形顯然不是敵酋所樂見的，於是他們想出毒招，徵用楊蔭榆的住宅。楊蔭榆怎肯搬家，於是雙方形成激烈對抗的局面。

1938年元旦，兩個日本兵來到楊蔭榆家中，用一番鬼話哄她出門。在吳門橋上，一名獸兵突然朝她後背開槍，另一名獸兵則猛然將她踹入寒冷的河水裡。他們發現楊蔭榆落水后還在繼續撲騰，又連發數槍，直到河水泛紅，這才揚長而去。一個為楊蔭榆造房子的木工將她從河裡打撈上岸，裝殮遺體時，棺木太薄，不敷所用，只好在棺外倉促加釘一層厚厚的木板，既沒刨光，也沒上漆。楊絳認為，“那具棺材，好像象徵了三姑母坎坷彆扭的一輩子”。

抗戰期間，在前線殺敵與在危城斥敵，同是英勇壯烈的舉動，何況楊蔭榆一介婦人毫無懼色，為了爭取自己正當的居住權而據理力爭，正氣凜然地痛斥氣焰萬丈的日本獸兵，絲毫也不遜色於任何一名熱血男兒。她晚節無虧，對教育事業的熱忱也值得敬佩。當代作家陳群寫過一篇文章《楊蔭榆之死》，裡面有這樣一句話：“抗日，有各種方式，有拿槍的，有徒手的，有殺敵的，有斥敵的，楊蔭榆的行為，不愧是抗日英雄的行為。”聽聞此言，在九泉之下受屈多年的楊蔭榆應該可以略感欣慰了。

作家楊絳在《回憶我的姑母》一文中，描繪出楊蔭榆鮮為人知的婚姻生活。

三姑母皮膚黑黝黝的，雙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時兩嘴角各有個細酒窩，牙也整齊。她臉型不錯，比中等身材略高些，雖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適的鞋，也不像小腳娘。我曾注意到她是扎過耳朵眼的，不過耳垂上的針眼早已結死，我從未見她戴過耳環。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即使她是個醜女兒，也不該把她嫁給一個低能的“大少爺”。當然，定親的時候只求門當戶對，並不知對方底細。據我父親的形容，那位少爺老嘻著嘴，露出紫紅的牙肉，嘴角流著哈喇子。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蔣家的日子是怎麼過的。聽說她把那位傻爺的臉皮都抓破了，想必是為自衛。據我大姐轉述我母親的話，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出了名的厲害，先是命轎子來接，然後派老媽子一同來接，三姑母只好硬給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結果婆婆親自上門來接。三姑母對婆婆有幾分怕懼，就躲在我母親的大床帳子後面。那位婆婆不客氣，竟闖入我母親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來。逼到這個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撕破了臉，聲明她怎麼樣也不再回蔣家。她從此就和夫家斷絕了關係。那位傻爺是獨子，有人罵三姑母為“滅門婦”，大概因為她不肯為蔣家生男育女吧。我推算她在蔣家的日子很短，因為她給婆婆揪出來的時候，我父親還在日本。1902年我父親回國，在家鄉同朋友一起創立理化會，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參加學習。據說那是最早男女同學的補習學校。尤其兩個姑母都不坐轎子，步行上學，開風氣之先。三姑母想必已經離開蔣家了。那時候，她不過18周歲。

也許是不幸的婚姻早早破壞了楊蔭榆的心境，這位被人咒為“老孤婆”“滅門婦”的女學究性格刻板，遇事較真，一點也不通融，總給人一種捉摸不透和格格不入的感覺，再加上她一次離婚、兩次留洋的特殊經歷，當時，一般男女都對她敬而遠之。

抗爭不幸婚姻，走向獨立之路

楊蔭榆小名申官，出身書香門第，是家裡的第六個孩子。比她大6歲的兄長楊蔭杭（即當代著名作家楊絳的父親），曾以南洋公學的官費留學生身份於1899年赴日本，進入早稻田大學學習。1900年清末革命團體之一的勵志會在東京成立，楊蔭杭參加並與其中數人以留學生的身份首次刊行雜誌。他所翻譯的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義》等，曾在留學生和國內學生中風行一時，是我國著名的民主革命啟蒙者、法學家。小時候的楊蔭榆，在家庭中也許並沒有受到許多疼愛。楊絳對此曾回憶道：“聽說我的大姑母很美，祖父母十分疼愛。他們認為二姑母三姑母都丑。兩個姑母顯然從小沒人疼愛，也沒人理會；姊妹倆也不要好。”其中的“三姑母”就是楊蔭榆。

楊蔭杭自日本回鄉后辦起了以培養近代師資和科技人才為宗旨的錫金公學。是在兄長的影響下，楊蔭榆得以入學，學習近代數理知識，而且開當地男女同校風氣之先。

1901年，楊蔭榆遵父母之命，與寓居在無錫的常州籍蔣姓人家的少爺成親。當初訂親的時候，楊家父母“只求門當戶對，並不知對方的底細”。在新婚之夜，楊蔭榆發現對方竟是個愚蠢無能的低能兒，和自己沒有半點共同語言。而且這位蔣少爺長得也極丑，據楊蔭杭形容，“那位少爺老嘻著嘴，露出一顆顆紫紅的牙肉，嘴角流著哈喇子”。接受過現代教育的楊蔭榆，怎能忍受這樣一樁荒唐的婚姻？性格倔強而有主見的她，以那個時代罕見的勇氣進行了大膽而徹底的抗爭，在當地掀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新婚之夜她撕破了新郎的臉，第二天一早就毅然返回家中。結果婆婆親自上門來接，三姑母對婆婆有幾分懼怕，聲明她怎麼也不再回蔣家。她從此就和夫家斷絕了。”

由於楊蔭榆的堅決態度，這樁封建包辦婚姻終於告吹。而這時的楊蔭榆，只有18歲。從此以後，楊蔭榆終生獨居，再也沒有結過婚。這樁荒唐的婚姻給了她很大的刺激，對她後來的人生產生了難以磨滅的影響。此後楊蔭榆比一般女性更勇敢、自覺、超前。在擺脫可怕的婚姻和封建家庭的桎梏之後，楊蔭榆就再不屑做什麼賢妻良母，對愛戀和婚姻全不以為然，一心投身社會，希望有所作為。

到達美國后，楊蔭榆曾任留美中國學生會會長、留美中國教育會會長，並與杜威、孟祿等接觸頻繁，深受大師們的熏陶。1922年，楊蔭榆取得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專業碩士學位后，回國繼續任教。1924年2月，她受教育部委任，接替許壽裳任女高師的校長。同年，女高師改名為“國立女子師範大學”，楊蔭榆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學校長。楊蔭榆在國外受著歐風美雨的熏陶，對中國的了解遠遠落後了。經過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運動洗禮的國人尤其是學生對專制、獨裁與黑暗充滿了厭惡和唾棄，對社會的不公與黑暗充滿了戰鬥的精神，他們勇於挑戰權威，不怕壓制。楊蔭榆把從西方學來的那一套教育理論，不加甄別地運用到中國來，在當時政治黑暗、國家動蕩不安的中國，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作為大學校長的楊蔭榆，強調秩序、學風，強調學校猶如家庭，需要一個穩定的局面。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宣稱：“竊念好教育為國民之母，本校則是國民之母之母。”所以被學生諷為“國民之母之母之婆”。她要求學生只管讀書，不要參加過問政治活動，把學生的愛國行為一律斥為“學風不正”，橫加阻撓。在校務方面，作為女強人的她則免不了獨斷專行、處事不公的事情。這樣就必然造成激起公憤的後果。

1924年秋季開學之際，由於南方發大水以及受江浙戰爭的影響，部分學生回校耽誤了一兩個月左右的時間，沒有按時報到。楊蔭榆決定進行整頓校風。她在學生回來以後制定了一個校規，說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開除。但在處理具體學生時，卻沒有做到公正、公平。她嚴厲處置了平時不聽話的國文系3名學生，要求她們退學，而對於和自己關係較好的學生卻放過不問。這一顯失公平的做法引起了女校學生和教職工的嚴重不滿，女師大驅楊風潮由此爆發。

1925年5月前去教育部申述楊蔭榆任校長以來的種種黑暗情況，請求教育部撤換校長。4月，章士釗以司法總長兼任教育總長后，強調“整頓學風”，公開支持楊蔭榆。5月7日，楊蔭榆以“國恥紀念日”的名義舉行演講會，她作為主席登台，卻被全場學生的噓聲所趕走。5月9日，楊蔭榆即借校評議會名義開除劉和珍、許廣平等6名學生自治會成員。魯迅、錢玄同等7人聯名在《京報》上發表《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表示堅決支持學生。

幾天後，五卅運動爆發，女師大學生組織“滬案後援會”，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鬥爭。7月底楊蔭榆借口暑假整修宿舍，叫來警察強迫學生搬出學校。8月1日，她又領軍警入校，毆打學生，截斷電話線，關閉伙房，強行解散入學預科甲、乙兩部等4個班，另成立國立女子大學。22日，堅守女師大的學生骨幹劉和珍、許廣平等13人被教育部派出的打手打傷，拖出校門。

在女師大風潮中，引人注目的是，以魯迅為首，以女師大國文系教員為主的周作人、沈尹默、馬裕藻等站在受處分學生一邊，與楊蔭榆和支持她的教育部進行了對抗。魯迅甚至因此被開除了教育部的職位。

魯迅寫了大量的文章，對楊蔭榆、章士釗等人的所作所為給予了強力的批判。在這些文章中，魯迅多次提及楊蔭榆，對她的所作所為給予冷嘲熱諷，就如後來人們所知道的，楊蔭榆之所以能夠出名，不是因為她早年大膽的抗婚之舉，也不是因為她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第一位女大學校長，而是因為女師大風潮——更準確地說，是因為魯迅對她在女師大的所作所為進行的譏諷嘲罵。

在一篇名叫《寡婦主義》文章中，魯迅寫道：“在寡婦或擬寡婦所辦的學校里，正當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應當天真爛漫，非如她們的陰沉，她們卻以為中邪了；青年應當有朝氣，敢作為，非如她們那麼萎縮，她們卻以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極和她們相宜，——說得冠冕一點罷，就是極其‘婉順’的，以她們為師法，使眼光獃滯，面肌固定，在學校所化定的陰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這才能敷衍到畢業；……”在《忽然想到》中魯迅寫道：“我還記得中國的女子是怎樣被壓制，有時簡直並非而不如。現在託了洋鬼子學說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長之類，不就雇傭了‘捋袖擦拳’的打手似的男人，來威脅毫無武力的同性的同學們么？”

對於是什麼原因使楊蔭榆這樣一位曾經兩次出國留學、受過現代教育的知識女性成為時代落伍者甚至站在時代對立面的，對此，楊絳先生在《回憶我的姑母》一文中對此解答道：“她留美回國，做了女師大的校長，大約也自信能有所作為。可是她多年在國外埋頭苦讀，沒看見國內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時勢，她也沒看清自己所處的地位。”楊絳先生的這一論述是十分中肯的。

楊蔭榆在學潮問題上逆流而動，最終葬送了自己的事業前程。女師大風潮之後，迫於輿論，她不得不辭去自己奮鬥半生得到的位置。

1925年冬，楊蔭榆回到蘇州的兄長家。此後10多年，楊蔭榆先後在蘇州女師、東吳大學等校任教。30年代中期，她還創辦了一所女子補習學校——“二樂女子學術研究社”。這一時期的楊蔭榆，孤獨寂寞，沒有朋友，只是與貓狗做伴。她漸漸變得有同情心，幫助學校里一個叫“怪物”學生。這個學生喜歡別出心裁，引人注目，學校要開除此人。她說這樣會影響這個青年的前程，最後，竟然為此事而辭職了。這與她在女師大整頓學風開除學生時的情景，大大的不同了。

1937年抗戰爆發后不久，蘇州陷落。侵華日軍要楊蔭榆出任偽職，遭到她的嚴詞拒絕。楊蔭榆面對日軍在蘇州燒殺搶掠的暴行，曾幾次到日軍司令部提出抗議。楊絳對此回憶道：“三姑母住在盤門，四鄰是小戶人家，都深受敵軍的蹂躪。據那裡的傳聞，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見日本軍官，責備他縱容部下姦淫擄掠。軍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還他們從三姑母四鄰搶到的財物。街坊上的婦女怕日本兵挨戶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裡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兩個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麼話哄她出門，走到一座橋頂上，一個兵就向她開一槍，另一個就把她拋入河裡。他們發現三姑母還在游泳，就連發幾槍，見河水泛紅，才揚長而去。鄰近為她造房子的一個木工把水裡撈出來的遺體入殮。棺木太薄，不管用，家屬領屍的時候，已不能更換棺材，也沒有現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趕緊在棺外加釘一層厚厚的木板。”“……我看見母親的棺材後面跟著三姑母的奇模怪樣的棺材，那些木板是倉促間合上的，來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徵了三姑母坎坷彆扭的一輩子。”

楊蔭榆就這樣壯烈地死了。她的死令人深思，令人深省。

作為一名中國文人，一個弱女子，楊蔭榆不畏強暴，面對兇殘的日本兵，竟敢孤身入虎穴，大義凜然地斥責敵酋，譴責日軍暴行，實乃不屈於外族侵略者的壯烈之舉，令人欽佩。她的這一行為贏得了後人的高度評價：“慷慨孤懷，顛危不惑；遑恤身家，唯念邦國，是舊知識分子在國難期間覺醒並為國捐軀的傑出人物！”

魯迅先生曾對她定過性：她依附北洋軍閥，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壓迫學生，激起進步師生的強烈反對。

但也有人對此不平。女作家蘇雪林曾經說：“她（楊蔭榆）原是已故某文學大師（魯迅）的對頭，而某大師欽定的罪案是從來沒人敢翻的。”這話也對也不對，隨著時代的遷移，可以對楊蔭榆作出公正的評價了。

綜觀楊蔭榆的一生，可以說是一個複雜的女子。她掙扎出不幸的婚姻，走出封建家庭，通過半生的奮鬥，獲得了事業的成功，成為中國的第一位女大學校長。她一生服務於女子教育，曾經贏得學生的尊敬和愛戴，但後來被自己的學生所拋棄。在女師大風潮中，楊蔭榆在理念付之於實踐的過程中，和中國實際的脫節，於是一切都走了樣。在她的晚年，她給自己的一生畫了一個壯烈的句號，為自己人生作了最後的註腳。

如果一場運動需要涉世未深的學生去推動，把祖國的未來推到鬥爭的前沿，這本來就不是恰當的事情。因為學生擁有熱情，但同樣容易被人利用。這應該是成年人的事情，當成年人懦弱的無法走上街頭，卻要學生來做這些事情。作為學生的監護者，楊蔭榆盡到了自己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