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關齋會報德記

唐會昌年間，武宗李炎下詔清除佛寺，石碑隨開元寺而毀。當時，地方官吏因石幢巨大，不便搬動，便將碑文鏨鑿數處，就地埋於土中。唐大中五年（851年），宋州刺史崔倬找到殘碑，在前刺史唐氏之家得其模石本，將缺字補齊，重新立起。模石本是摹刻上石的底本還是原石拓本我們現在不得而知，但原石被鏨鑿數處（而不是鏨成數段），就地埋於土中，存三面而崔倬補刻五面卻是事實。通過石幢八面尺寸可以得到驗證，八面中最寬面51厘米，最窄面46厘米，石幢建立之初八面尺寸應該一致的，崔倬補刻時把有鏨鑿的幾面磨平一些以便補刻字是合乎情理的。另徐珂《清稗類鈔》葉鞠裳論碑之補刻：魯公《八關齋記》，《中州金石記》以為重刻，世無異議。然考記后大中五年宋州刺史崔倬《書顏魯公石幢事》，有雲『三面僅存，委埋於土』。又雲『惜其煙沒，遂命攻治。雖真瞻懸越，貂狗相續，且復瞻仰魯公遺文，昭示於后。』觀其詞意，是原刻尚存三面，倬所補刻者五面耳。《寶刻類編》先題顏真卿撰並書，后題大中五年崔倬補書，良得其實。蓋舊碑再立，重刻者多，補刻者少。余所見唐碑，經後人補刻者，惟此四石而已。

1966年內衣廠職工和五七中學（縣二高）學生組成的“造反派”將其砸斷推到，石幢被毀前距“鎖龍井”西北角2米左右，石幢上有八角亭，亭南有一門，其餘七面鑲嵌著歷代文人雅士題跋及書法碑刻作品，后被燒石灰了。據參與者的回憶，一部分人用工具砍砸石幢上文字，一部分人用大麻繩拴住石幢上半部欲將其拉倒，因石幢歷經千年本身就有裂紋，在其外力的作用下出現斷裂倒塌，致使第一、二、三、四、八5面斷成兩截；第五面后兩行、第六面整面、第七面前三行整體脫落，至今下落不明。1972年再次發現時在古宋河南岸河坡中，由群眾藝術館副館長張華亭帶人拉回藝術館，1984年商丘博物館成立后歸博物館，2003年博物館搬遷時歸還睢陽區文物局，現存八關齋景區內。

商丘博物館在成立之後即商討“八關齋石幢”修復和重刻事宜。因原石幢被毀嚴重，1988年文物工作隊隊長閆根齊從新鄉博物館借來明拓剪裱本《八關齋會報德記》，由張華亭老師雙鉤一套備用。后因技術、資金和選址等問題一直未能如願。1992年商丘縣人民政府政府決定在原址重刻，由程德卿在張華亭處借得此雙鉤手稿為底本，1993年刻成並立於八關齋景區內。1994年歸還雙鉤手稿，幾年後發現遺失過半。後來張華亭老師將其殘稿送與痴迷“八關齋”研究的毛曉寶先生收藏和研究，現藏商丘聽雨軒。1997年建成碑亭，1997、1999年兩次對院內進行綠化。

1993年商丘政府在原址重刻石幢 碑文內容史書有載，唐朝節度使史思明有位部將叫田神功，“安史之亂”發生時，隨叛將南德信、劉從諫圍攻商丘。田神功卻殺了南德信，趕走劉從諫，率將士歸順朝廷，解除睢陽（商丘）之圍。田神功歸順后被封為鴻臚卿，后遷任徐州刺史，淄青節度使。寶應元年，叛軍又攻，田神功再解睢陽之圍。後來，田神功屢受朝中嘉獎，“安史之亂”平息第二年，田神功官拜汴宋節度使，后升為太子太師 信都郡王。

唐大曆七年四月，田神功得熱疾，一個多月才好。睢陽人便向官府建議，舉行八關齋會為田神功祈福，以報其解救睢陽危難的恩德。宋州刺史徐向同意，出俸錢30萬，於農歷五月初八，在開元寺內設八關齋會，邀請1000名僧人前往誦經念佛。隨後，州縣官吏長史等文官設1500人為一會；鎮遏、團練、官健、副使等武官設500人為一會；地方士紳設5000人為一會。一時間，佛飯香供擺滿郊野，經聲佛事晝夜不息，善男信女八方雲集。為記載這次活動，州郡長官又從千里之外請來了著名書法家顏真卿，由他撰文並親筆書寫，顏真卿千里之外應邀而來，滿懷激情，臨文感憤，縱筆浩蕩，其文不僅書法價值極高有是極為珍貴的史料。后刻成八棱石幢，高2.7米，共8面，每面寬約51厘米，全文983字。此碑字大如拳，是顏真卿六十四歲時書，筆法老辣卻不失生澀之氣。較麻姑親禮更多自在，比多寶塔更多凝練。在顏碑當中比較特別，沒有多少顏書後期的規律化特點。筆法似散實凝，消散蒼茫中多精到森嚴。風骨與瘞鶴銘相似。

因為碑刻屢遭劫難所以其拓片流傳較少，清代拓帖已很珍貴，早期的 更是少見。其中以上海博物院、新鄉博物館和商丘聽雨軒收藏的舊拓本最為著名。現在能見到的拓本多是重刻后的拓本，與原跡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