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迪南·德·索緒爾

1857年11月26日，出生於瑞士日內瓦。

1875-1876年在日內瓦大學學習物理學和化學。

1876年，進入德國萊比錫大學。

1876年加入巴黎語言學會。

1876-1878年轉入萊比錫大學學習歷史語言學，在那裡結識了青年語法學派的重要人物布魯格曼、奧斯脫霍夫等人，和他們共同從事印歐系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工作。

1878年發表了他的成名作《論印歐系語言母音的原始系統》。被譽為“歷史語言學中傑出的篇章”。

1880年以論文《論梵語絕對屬格的用法》獲萊比錫大學最優生博士學位。

1881年在巴黎高等研究所教古代語言和歷史比較語言學。

1881-1891年他在法國巴黎高等研究學院任教，講授歷史比較語法，培養了眾多的比較語言學專家。

1891年，應日內瓦大學的聘請，教印歐系古代語言和歷史比較語言學。

1907年起，他曾三次講授普通語言學，首創這一學科，但沒有寫成講義。

1913年他因病去世，卒於澳洲。之後，他的學生巴利和薛施藹根據同學們的筆記整理成《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這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提出了全新的語言理論、原則和概念，為語言的研究和語言學的發展奠定了科學的基礎。1916年在日內瓦出第一版，後來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對語言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被人們稱之為“現代語言學之父”。

費爾迪南·德·索緒爾1857年，出生於瑞士日內瓦的一個學者世家，祖籍法國。他的家族中多自然科學家，有自然科學研究的傳統。祖父是地質學和礦物學教授，父親是地質學家和博物學家。但他父親的一位摯友阿道夫·皮科特（Adolphe Pictet）研究語言古生物學，他引導索緒爾學習語言學，這使得索緒爾很早就掌握了歐洲多種語言以及古拉丁語和希臘語。上中學時索緒爾就已經開始學習梵語了。

1875年，索緒爾遵循父母的意願在日內瓦大學學習了兩個學期的化學、物理和博物學。家庭的傳統和早期的自然科學的教育使索緒爾的思想形式深受科學思想方式的影響。義大利的語言學家Mauro曾言，達爾文把科學的態度描繪成懷疑主義和大膽設想的一種適度的結合：每一個論點，哪怕是人們最能夠接受的，也還是當作一個假設來看待；而每一個假設，哪怕是最奇特的，也被看作一種可能成立的論點，並有可能加以證實和發展。索緒爾把這種態度體現在語言學當中。這也許和他早年接受的自然科學研究觀念的熏陶不無關聯。

1876年索緒爾轉入德國萊比錫大學學語言學。適逢“新語法學派”成立，索緒爾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們的觀點，但似乎並不屬於學派的核心。

1878年，索緒爾轉至柏林大學，發表了著名的《論印歐系語母音的原始系統》（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這是索緒爾早期的代表性著作，是一篇有關語言的歷史研究的論文，但它所用的方法卻不同於以往的歷史比較法。他把原始印歐語的語音系統看成一個有規則的整體結構，因此從語言結構的不規則處著眼，擬測原始印歐語的母音系統。索緒爾用這種方法解釋了原始印歐語的母音系統的一些問題，他的這一理論被稱為“喉化音理論”，在印歐語的歷史比較研究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奠定了索緒爾當時在語言學界的學術地位。半個世紀以後，人們發掘出了古印歐語赫梯（Hittite）語的材料，證明了索緒爾在半個世紀以前擬測的正確性。這篇論文的理論方法已經顯現出索緒爾從系統整體把握語言的思想。索緒爾在柏林住了18個月後又返回萊比錫，他寫了一篇關於梵語中絕對屬格用法的論文，以此獲得了博士學位。

1881年，索緒爾來到巴黎，在巴黎的高等應用學院教授古代語言和歷史語言學，同時也參加巴黎語言學會的活動。當時巴黎語言學會是語言學的中心。索緒爾在巴黎教了十年書，對法國的一代語言學家有著深遠的影響。

1891年，索緒爾回到日內瓦大學任教，教授印歐系古代語言和歷史比較課程。從1907年始講授“普通語言學”課程，先後講過三次。

索緒爾回到日內瓦后比較沉默孤獨，很少寫作，這與他的語言學思想的超前性有很大關係。他在給他的學生法國語言學家梅耶（A.Meillet）的信中流露出對當時語言研究狀況的失望，他感到有關語言的一些根本問題需要澄清和界定，但同時又對完成這一工作存有疑慮。他對自己的提出的理論始終不滿，一直不斷修正。他的普通語言學課程講了三遍，三次課的內容也不盡相同，但始終沒有講稿，似乎並沒有興趣寫成一部著作。索緒爾去世后，他的兩個學生巴利（Ch.Bally）和薛施靄（Albert Sechehaye），收集許多聽課筆記，據此整理出《普通語言學教程》，1916年出版。由於這本書不是本人所寫，所以不斷有後人做考證、註釋的工作。一切表明這本書基本上忠實於索緒爾的思想。《教程》已被譯成多種語言版本，成為語言學史乃至學術史上一部重要的經典著作。正是這部著作開啟了語言整體結構研究的新階段。

1913年去世，終年56歲。

1881年，日耳曼比較語法

1887年，拉丁語希臘語比較語法

1888年，立陶宛語

1891年，印歐語言比較

1892年，自此每年教授梵文課程

1892年，希臘與拉丁語音學，印歐語言的動詞

1893年，希臘與拉丁語源學研究，希臘語動詞

1894年，古希臘碑文選讀，希臘語的名詞性、數、格變化研究

1895年，波斯諸王碑文，希臘方言與古希臘碑文，荷馬史詩的語源與語法研究

1896-1903年，希臘文學作品中的方言

1902-1903年，歐洲地理語言學（古代與近代）

1904-1905年，英語與德語的歷史語法

1906年，日耳曼歷史語言學，古英語，古高地德語

1907年-1911年，三次講授普通語言學

語言和言語

索緒爾把言語活動分成“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兩部分。語言是言語活動中的社會部分，它不受個人意志的支配，是社會成員共有的，是一種社會心理現象。言語是言語 活動中受個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它帶有個人發音、用詞、造句的特點。但是不管個人的特點如何不同，同一社團中的個人都可以互通，這是因為有語言的統一作用的緣故。索緒爾進而指出，語言有內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因此語言研究又可以分為內部語言學和外部語言學。內部語言學研究語言本身的結構系統，外部語言學研究語言與民族、文化、地理、歷史等方面的關係。索緒爾指出，研究語言學，首先是研究語言的系統（結構），開結構主義的先河。

語言的能指和所指

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符號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兩部分組成。所指的就是概念。能指是聲音的心理印跡，或音響形象。索緒爾又指出，語言符號有兩個特性：①符號的任意性；②符號構成的線性序列，話只能一詞一句地說，不能幾句話同時說。同時，索緒爾又有兩點補充：①語言始終是社會成員每人每時都在使用的系統，說話者只是現成地接受，因此具有很大的持續性。②語言符號所代表的事物和符號本身的形式，可以隨時間的推移而有所改變，因此語言是不斷變化和發展的。

語言的系統性

語言的單位都是一定系統里的成員，本身是什麼，要由它在系統里所處的地位決定，也即由與其他要素的關係來決定。這地位或關係就是它在系統中的“價值”。

句段關係和聯想關係

索緒爾指出，語言中的關係有“句段關係”和“聯想關係”兩類。句段關係指語言的橫向組合。聯想關係由心理的聯想而產生，指語詞的縱合聚合。索緒爾揭示的兩類關係，代表縱橫兩條軸線，成為每個語言單位在系統中的坐標。

共時語言學和歷時語言學

索緒爾創造了“共時”和“歷時”這兩個術語，分別說明兩種不同的語言研究。他特別 強調共時研究，因為語言單位的價值取決於它所在系統中的地位而不是它的歷史。語言學家必須排除歷史，才能把語言的系統描寫清楚。

索緒爾的理論在西方已經越出語言學的範圍而影響到人類學、社會學等鄰近學科，直接導致這些學科中的“結構主義”。

索緒爾語言理論以語言和言語的區分為基礎，語言學只能就語言而研究語言，排除任何非語言因素（如社會的、物理的、言語的……）的干擾；而就語言來說，必須區分共時和歷時，語言學只研究共時的語言系統，排除任何歷時因素的干擾；而就共時的語言系統的研究來說，只研究形式，不研究實質，“語言是形式，不是實質"的論斷就是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什麼是語言形式？概言之，就是組合關係和聚合關係。所以，組合關係和聚合關係是索緒爾語言理論的核心，後來有廣泛影響的結構語言學、轉換-生成語言學、系統-功能語言學等學派的理論和方法都是以索緒爾的這種語言理論為基礎發展起來的。

索緒爾的語言學思想今天被稱為“索緒爾語言學”，也稱“索緒爾主義”。索緒爾語言理論的影響不只限於語言學，現代人類學、精神分析學、文學、哲學、戲劇等多個領域都受到它的深刻影響，並採用《普通語言學教程》的理論和方法分析這些學科所研究的對象的結構。

該著作成為二十世紀現代語言學及結構主義語言學之開山之作，現代語言學的許多理論基礎都來自於此書。

索緒爾另一項重要發現則是：文本和一般語用的句法（syntax）是不同的。索氏在印歐哲學傳統中，發現了一個重要的 Laryngeal theory。

羅蘭·巴特的《神話學》一書，使我們知道索緒爾的符號分析可以延伸至第二層的“神話分析”。

索緒爾的理論也在雅克·拉岡提倡〔回到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派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拉岡六十年代的著作，均大量使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理論，令心理分析學出現重要的改變，並重新強調以語言分析為心理分析為核心的方法。但拉岡對於語言學的應用亦有別於索緒爾的做法，拉岡的方法令語言的能指和所指的附從性關係前後倒置，創造了以能指先於所指的格局，有論者認為這是拉岡唯理主義的開始，亦是開始了后結構主義對於索緒爾的修訂。總而言之索緒爾的名言：“能指與所指（或意符與意旨）之間的關係是武斷的。”在拉岡的理論中得到了發展，亦使拉岡能夠將精神分析學與結構主義語言學整合為一。

索緒爾是第一位正式將語言研究納入符號學視野的語言學家。他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明確指出語言學是符號學的一部分。換言之，索緒爾十分強調語言的符號性。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索緒爾的結構主義立場使得他實際上將符號的核心(即符號意義)排除在語言學之外。

澳大利亞學者霍奇 (Robert Hodge) 和克萊斯 (Gunther Kress) 在他們合著的一本書中所說，“共時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是具有價值的符號(系統或橫組合與縱聚合結構中的位置)及其意指活動(語言外部的指稱關係)。與在其他方面的做法相一致，他（索緒爾）選擇作為考察對象的是價值(系統關係)，而不是意指活動。符號本身由兩部分組成，即能指(意義載體)和所指(概念或意義)。索緒爾雖然沒有完全忽視對所指的考察，但他的主要興趣是在能指上面。”索緒爾的這一選擇導致了此後結構主義語言學過分注重符號系統關係而忽視符號本身意義的不良傾向。

索緒爾關於語言符號的定義人類對語言的符號本質的關注由來已久。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都有許多學者就這個問題作過精闢的論述。例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把語言說成是表達心靈印象的符號，而文字又是口頭語言的符號。儘管如此，直至 20 世紀初期，人們關於語言符號性的討論要麼旁敲側擊，要麼隻言片語，缺乏今日學術論證的嚴密和系統。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的出版徹底改變了這一狀況。在那本書里，索氏率先將語言同社會生活中其他各種符號系統相提並論，從而把語言研究放到了他所謂的“關於符號的統一科學”中來進行。要了解語言的符號本質，首先必須回答什麼是語言符號這個語言學和符號學的根本問題。在《普通語言學教程》第一部分的第一章中，索緒爾把語言符號定義為“概念與聲音模式 (A Sound Pattern) 結合”（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 Open Court 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66 頁）。其中聲音模式可被視作“物質”成分，雖然它只是一種聽覺印象，而與它對應的則是更為抽象的思想單位。

索緒爾進一步指出，就這樣給語言符號下定義會帶來一個術語上的問題，因為在一般人的眼裡，“符號”這一術語指的僅僅是聲音形式。例如，人們常常把“tree”看成語言之外具體木本植物的符號。其實，“tree”之所以能夠指稱物體，是因為在該聲音形式的背後還有“樹”的概念。所以我們不應該把符號的物質部分看成是符號的全部。為了避免這一術語上的歧義，索緒爾建議將語言符號的兩個組成部分，分別改名為“能指”和“所指”，而把這兩者的結合稱為符號。

索緒爾的語言思想很具有時代性，他通過對語言系統的闡釋提供了一個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這就是結構主義的方法和原則。從結構主義的觀點出發，世界是由各種關係而不是事物構成的，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種因素的本質就其本身而言是沒有意義的，它的意義事實上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間的關係決定的。要對整體有所認識，必須由整體出發切分出要素，而這些要素是彼此 聯繫的。

索緒爾的思想是結構主義思想的重要來源。結構主義的另一個來源是1912年形成於德國的完形心理學“格式塔”學派（Gestalt），這與《教程》的形成幾乎是同時的。可見，索緒爾語言思想的產生是同時代的學術思想發展和個人學術思想發展的共同結果。

索緒爾是現代語言學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結構主義的開創者之一。他被後人稱為現代語言學之父，結構主義的鼻祖。《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是索緒爾的代表性著作，集中體現了他的基本語言學思想，對二十世紀的現代語言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由於其研究視角和方法論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深刻性，書中的思想成為二十世紀重要的哲學流派結構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

和19世紀不同，20世紀語言學最顯著的特點是共時描寫佔優勢。索緒爾是實現這個轉折的關鍵人物。他區分語言和言語，能指和所指；他指出組合和聚合的關係，系統和意義的關係，共時和歷時的關係，這些都已成為現代語言學的基本概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是現代語言學的開創者。

索緒爾看到，語言作為符號系統不過是文化中例子之一（雖然是最明顯的例子），此外像文字信號、禮節儀式、風俗習慣等也具有同樣的性質，所以他主張建立一門“符號學”來研究這類現象。近幾十年來，索緒爾所主張的符號學已經建立，他的理論在西方已經越出語言學的範圍而影響到人類學、社會學等鄰近學科，直接導致這些學科中的“結構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索緒爾不但是現代語言學的奠基者，也是符號學和結構主義的創始人。

弗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年11月26日—1913年2月22日），生於日內瓦，瑞士語言學家。索氏是現代語言學之父，他把語言學塑造成為一門影響巨大的獨立學科。語言是基於符號及意義的一門科學——一般通稱為符號學。

他的弟子 Charles Bally 及 Albert Sechehaye 等於1916年將索緒爾課堂講義的內容寫成《通用語言學》（又譯《普通語言學教程》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書。該著作成為二十世紀現代語言學及結構主義語言學之開山之作，現代語言學的許多理論基礎都來自於此書。

索緒爾注重語言的共時性而有別於19世紀對語言歷時性的分析。共時性觀點認為——某一時間點上的一種語言是自足的功能系統——此觀點也廣為後世一般學者所接受。他對現代語言學的另一個巨大貢獻是認為語言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應該是口語，而不是書面語。這一觀點也被後世語言學家所秉持。他認為“語言是人類話語能力的社會產物，而且它是被社會使用和容許人用這個能力的必要習慣的總和”，而語言結構是受規律支配的、“意義其實是被語言創造出來的”，索緒爾又劃分出能指（signifer,signifiant）與所指（signified, signifié）、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等重要概念，對後來的符號學影響深遠。

“符號是語言（或，在某一時間點上的某種語言）的基礎單位。語言是符號的集合。個體的發言是語言的外在表現。”

索緒爾另一項重要發現則是：文本和一般語用的[句法]]（syntax）是不同的。索氏在印歐哲學傳統中發現了一個重要的 Laryngeal theory。

羅蘭·巴特的《神話學》一書使我們知道索緒爾的符號分析可以延伸至第二層的“神話分析”。

德里達將索氏的理論超出結構主義的領域。德里達指出，如果符號是被定義在與其它符號的關係之中，則沒有一個語言可以被一個外在中立的位置/閱聽人所了解（即：語言只能在某一時間情境或文化中被主觀地了解）。因此，符號在不同情境與時間可以有無限多種歧義的解讀。

索緒爾的理論也在雅克·拉岡回到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派起了重要的作用。索緒爾的名言：“能指與所指（或意符與意旨）之間的關係是主觀定義的。”使拉岡能夠將精神分析學與結構主義語言學整合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