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八怪

揚州自隋唐以來，即以經濟繁榮而著稱，雖經歷代兵禍破壞，但由於地處要衝，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戰亂之後，總是很快又恢復繁榮。進入清代，雖慘遭十日屠城破壞，但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發展，又呈繁榮景象，成為我國東南沿海一大都會和全國的重要貿易中心。富商大賈，四方雲集，尤其以鹽業興盛，富甲東南。

經濟的繁榮，也促進文化藝術事業的興盛。各地文人名流，彙集揚州。在當地官員倡導下，經常舉辦詩文酒會。詩文創作，載譽全國。有些鹽商，堪稱豪富，本身亦附庸風雅，對四方名士來揚州者，多延攬接待。揚州因而吸引了全國各地的許多名士，其中有不少詩人、作家、藝術家。所以，當時的揚州，不僅是東南的經濟中心，也是文化藝術的中心。

富商大賈為了滿足自己奢侈生活的需要，對物質和精神上的產品也就大量地需求，如精美的工藝品、珍寶珠玉、鮮衣美食，在書畫方面更是著力搜求。流風所及，中產之家乃至平民中稍富有者，亦求書畫懸之室中，以示風雅，民諺有“家中無字畫，不是舊人家”之說。對字畫的大量需求，吸引和產生了大量的畫家。據《揚州畫舫錄》記載，本地畫家及各地來揚畫家稍具名氣者就有一百數十人之多，其中不少是當時的名家，“揚州八怪”也就是其中的聲名顯著者。

以“揚州八怪”為代表的揚州畫派的作品，無論是取材立意，還是構圖用筆，都有鮮明的個性。這種藝術風格的形成，與當時畫壇上的創新潮流和人們審美趣味的變化有著密切的聯繫。中國繪畫至明末清初受到保守思想的籠囿，以臨摹抄照為主流，畫壇缺乏生氣。這一萎靡之風激起有識之士和英才畫家的不滿，在揚州便出現了力主創新的大畫家石濤。石濤提出“筆墨當隨時代”、“無法而法”的口號，宛如空谷足音，震動畫壇。石濤的理論和實踐“開揚州一派”，稍後，終於孕育出了“揚州八怪”等一批具有創新精神的畫家群體。

一“揚州八怪”究竟指哪些畫家，說法不盡一致。有人說是八個，有人說不止八個；有人說這八個，有人說另外八個。據各種著述記載，計有十五人之多。因李玉芬《甌缽羅室書畫過目

考》是記載“八怪”較早而又最全的，所以一般人還是以清末李玉芬所提出的八人為準。即：汪士慎、鄭燮、高翔、金農、李鱔、黃慎、李方膺、羅聘。至於有人提到的其它畫家，如華岩、閔貞、高鳳翰、李勉、陳撰、邊壽民、楊法等，因畫風接近，也可併入。因“八”字可看作數詞，也可看做約數。

“揚州八怪”知識廣博，長於詩文。在生活上大都歷經坎坷，最後走上了以賣畫為生的道路。他們雖然賣畫，卻是以畫寄情，在書畫藝術上有更高的追求，不願流入一般畫工的行列。他們的學識、經歷、藝術修養、深厚功力和立意創新的藝術追求，已不同於一般畫工，達到了立意新、構圖新、技法新的境界，開創了一代新畫風，為中國的發展立下了不朽的功業。

中國繪畫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其中文人畫自唐宋興盛起來，逐步豐富發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留下大量的作品，這是中國繪畫的驕傲。明清以來，中國各地出現了眾多的畫派，各具特色，爭雄於畫壇。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以“四王”為首的虞山、婁東畫派，而在揚州，則形成了以金農、鄭燮為首的“揚州八怪”畫風。這些畫家都繼承和發揚了我國的繪畫傳統，但他們對於繼承傳統和創作方法有著不同的見解。虞山、婁東等畫派，講求臨摹學習古人，以遵守古法為原則，以力振古法為己任，並以“正宗”自命。他們的創作方法，如“正宗”畫家王琿所說，作畫要“以元人筆直墨，運宋人丘壑，而澤以唐人氣韻，乃為大成”。他們跟在古人後面，亦步亦趨，作品多為仿古代名家之作( 當然在仿古中也有創造)，形成一種僵化的局面，束縛了畫家的手腳。“揚州八怪”諸家也尊重傳統，但他們與“正宗”不同。他們繼承了石濤、徐渭、朱耷等人的創作方法，“師其意不在跡象間”，不死守臨摹古法。如鄭板橋推崇石濤，他向石濤學習，也“撇一半，學一半，未嘗全學”。

石濤對“揚州八怪”藝術風格的形成有重要影響。他提出“師造化”、“用我法”，反對“泥古不化”，要求畫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創作素材，強調作品要有強烈的個性。他認為“古人鬚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鬚眉”。石濤的繪畫思想，為“揚州八怪”的出現，奠定了理論基礎，並為“揚州八怪”在實踐中加以運用。“揚州八怪”從大自然中去發掘靈感，從生活中去尋找題材，下筆自成一家，不願與人相同，在當時是使人耳目一新的。人們常常把自己少見的東西，視為怪異，因而對“八怪”那種抒發自己心靈、縱橫馳騁的作品，感到新奇，稱之為怪。也有一些習慣於傳統的畫家，認為“八怪”的畫超出了法度，就對八怪加以貶抑，說他們是偏師，屬於旁門左道，說他們“示嶄新於一時，只盛行於百里”。讚賞者則誇他們的作品用筆奔放，揮灑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縛，打破當時僵化局面，給中國繪畫帶來新的生機，影響和哺孕了後來像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等藝術大師。

二、“揚州八怪”怪在哪裡？

“揚州八怪”究竟“怪”在哪裡，說法也不一。有人認為他們為人怪，從實際看，並不如此。八怪本身，經歷坎坷，他們有著不平之氣，有無限激憤，對貧民階層深表同情。他們憑著

知識分子的敏銳洞察力和善良的同情心，對醜惡的事物和人，加以抨擊，或著於詩文，或表諸書畫。這類事在中國歷史上雖不少見，但也不是多見，人們以“怪”來看待，也就很自然的了。但他們的日常行為，都沒有超出當時禮教的範圍，並沒有晉代文人那樣放縱--裝痴作怪、哭笑無常。他們和官員名士交流，參加詩文酒會，表現都是一些正常人的人。所以，從他們生活行為中來認定他們的“怪”是沒有道理的。現在只有到他們的作品中，來加以研究。

“八怪”不願走別人已開創的道路，而是要另闢蹊徑。他們要創造出“掀天揭地之文，震驚雷雨之字，呵神罵鬼之談，無古無今之畫”，來自立門戶，就是要不同於古人，不追隨時俗，風格獨創。他們的作品有違人們欣賞習慣，人們覺得新奇，也就感到有些“怪”了。正如鄭燮自己所說：“下筆別自成一家，書畫不願常人誇。頹唐偃仰各有態，常人笑我板橋怪。”當時人們對他們褒貶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偏離了“正宗”，這就說明了它所以被稱之為“怪”的主要原由。揚州八怪畫家突破了“正宗”的束縛，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重在自己創造與發揮，窮其一生，為創造新的畫風而努力。

“揚州八怪”知識廣博，長於詩文。在生活上大都歷經坎坷，最後走上了以賣畫為生的道路。他們雖然賣畫，卻是以畫寄情，在書畫藝術上有更高的追求，不願流入一般畫工的行列。他們的學識、經歷、藝術修養、深厚功力和立意創新的藝術追求，已不同於一般畫工，達到了立意新、構圖新、技法新的境界，開創了一代新畫風，為中國繪畫的發展立下了不朽的功業。

中國繪畫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其中文人畫自唐宋興盛起來，逐步豐富發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留下大量的作品，這是中國繪畫的驕傲。明清以來，中國各地出現了眾多的畫派，各具特色，爭雄於畫壇。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以“四王”為首的虞山、婁東畫派，而在揚州，則形成了以金農、鄭燮為首的“揚州八怪”畫風。這些畫家都繼承和發揚了我國的繪畫傳統，但他們對於繼承傳統和創作方法有著不同的見解。虞山、婁東等畫派，講求臨摹學習古人，以遵守古法為原則，以力振古法為己任，並以“正宗”自命。他們的創作方法，如“正宗”畫家王琿所說，作畫要“以元人筆直墨，運宋人丘壑，而澤以唐人氣韻，乃為大成”。他們跟在古人後面，亦步亦趨，作品多為仿古代名家之作( 當然在仿古中也有創造)，形成一種僵化的局面，束縛了畫家的手腳。

“揚州八怪”諸家也尊重傳統，但他們與“正宗”不同。他們繼承了石濤、徐渭、朱耷等人的創作方法，“師其意不在跡象間”，不死守臨摹古法。如鄭板橋推崇石濤，他向石濤學習，也“撇一半，學一半未嘗全學”。石濤對“揚州八怪”藝術風格的形成有重要影響。他提出“師造化”、“用我法”，反對“泥古不化”，要求畫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創作素材，強調作品要有強烈的個性。他認為“古人鬚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鬚眉”。石濤的繪畫思想，為“揚州八怪”的出現，奠定了理論基礎，並為“揚州八怪”在實踐中加以運用。“揚州八怪”從大自然中去發掘靈感，從生活中去尋找題材，下筆自成一家，不願與人相同，在當時是使人耳目一新的。人們常常把自己少見的東西，視為怪異，因而對“八怪”那種抒發自己心靈、縱橫馳騁的作品，感到新奇，稱之為怪。也有一些習慣於傳統的畫家，認為“八怪”的畫超出了法度，就對八怪加以貶抑，說他們是偏師，屬於旁門左道，說他們“示嶄新於一時，只盛行於百里”。讚賞者則誇他們的作品用筆奔放，揮灑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縛，打破當時僵化局面，給中國繪畫帶來新的生機，影響和哺孕了後來像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等藝術大師。

八怪之首

鄭板橋和他的《竹石圖》

清康熙年間的板橋，坐對紙窗竹影，鋪開筆墨畫起了他最愛的竹子。“秋風昨夜窗前過”，他看見清風在竹葉間穿行，看見竹子搖曳的樣子。板橋畫竹有“胸無成竹”的理論，他畫竹並無師承，多得於紙窗粉壁日光月影，直接取法自然。針對蘇東坡“胸有成竹”的說法，板橋強調的是胸中“莫知其然而然”的竹，要“胸中無竹”。這兩個理論看似矛盾，實質卻相通，同時強調構思與熟練技巧的高度結合，但板橋的方法要“如雷霆霹靂，草木怒生”。板橋這幅《竹石圖》，竹子畫得艱瘦挺拔，節節屹立而上，直衝雲天，他的葉子，每一張葉子都有著不同的表情，墨色水靈，濃淡有致，逼真地表現竹的質感。在構圖上，板橋將竹、石的位置關係和題詩文字處理得十分協調。竹的纖細清颯的美更襯託了石的另一番風情。這種叢生植物成為板橋理想的幻影。板橋的竹子，連“揚州八怪”之首金農都感嘆說，相較兩人的畫品，自己畫的竹子終不如板橋有林下風度啊。

高其佩

其花鳥扇面是用指頭創作的。高其佩的指畫扇面，兩隻鳥的形態落拓瀟灑，而牡丹花上的題詩說，“也類胭脂畫牡丹，畫時日出已三竿。原來花自扶桑國，不許人家花月看”，詩寫得頗有情趣。讓人驚奇的是，畫面突然呈現艷極的牡丹，美到極致，反倒有了良辰美景之後的自暴自棄、以及不忍卒看的凋敗氣息。開到荼蘼的牡丹，春風裡散發著頹廢之美。高其佩(1672-1734)，字韋之、韋三，號且園、南村、書且道人。先輩自山東遷至遼寧鐵嶺，隸漢軍鑲黃旗，曾任刑部侍郎。為“揚州八怪”羅聘之師。高其佩善用手指作畫，他開創的“指畫”成為繪畫中一個重要流派。高其佩晚年，指畫聲譽遠播朝鮮，但他依然繪畫“甲殘至吮血，日匿頻燒燭”。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應詔圓明園如意館作畫3年，創作了《長江萬里圖》等細絹工筆畫。高秉《指頭畫說》記載，高其佩曾為兵部尚書盧舜徒寫真，畫一立像，高與真人相齊。畫成后，盧舜徒歡喜若狂道：“神乎技矣！進乎道矣！”

金農

金農(1687—1764)，字壽門，號冬心，杭州人，人稱八怪之首。他博學多才，五十歲后始作畫，終生貧困。他長於花鳥、山水、人物，尤擅墨梅。他的畫造型奇古、拙樸，布局考究，構思別出新意，作品有《墨梅圖》、《月花圖》等。他獨創一種隸書體，自謂“漆書”，另有意趣。

李鱓

李鱓（1686--1762），字宗揚，號復堂，又號懊道人，江蘇興化人。康熙五十年中舉，五十三年以繪畫召為內廷供奉，因不願受正統派畫風束縛而被排擠出來。乾隆三年以檢選出任山東滕縣知縣，以忤大吏罷歸。在兩革科名一貶官之後，至揚州賣畫為生。與鄭燮關係最為密切，故鄭有賣畫揚州，與李同老之說。他早年曾從同鄉魏凌蒼學畫山水，繼承黃公望一路，供奉內廷時曾隨蔣廷學畫，畫法工緻；后又向指頭畫大師高其佩求教，進而崇尚寫意。在揚州又從石濤筆法中得到啟發，遂以破筆潑墨作畫，風格為之大變，形成自己任意揮灑，水墨融成奇趣的獨特風格，喜於畫上作長文題跋，字跡參差錯落，使畫面十分豐富，其作品對晚清花鳥畫有較大的影響。

黃慎

黃慎(1687-1770后)，字恭懋，一字恭壽，號癭瓢，東海布衣等，福建寧化人。擅長人物寫意，間作花鳥、山水，筆姿荒率，設色大膽。有《蛟湖詩集》存世。為“揚州八怪”中全才畫家之一。黃慎的寫意人物，創造出將草書入畫的獨特風格。懷素草書到了黃慎那裡，變為“破毫禿穎，化聯綿不斷為時斷時續，”筆意更加跳蕩粗狂，風格更加豪宕奇肆。以這樣的狂草筆法入畫，行筆“揮灑迅疾如風，”氣象雄偉，點畫如風卷落葉。黃慎的人物畫，多取神仙故事，對歷史人物和現實生活中樵夫漁翁、流民乞丐等平民生活的描繪，給清代人物畫帶來了新氣息。黃慎的人物冊頁《賞花仕女圖》刻畫一美麗女子對花的沉迷。而《西山招鶴圖》則取材於蘇軾《放鶴亭記》，畫面右側立一白鶴，老叟似在仰望空中飛翔之鶴，童子手挽花籃，卻自顧嘻嘻而樂。 “生平夢夢揚州路，來往空空白鶴歸”（黃慎《題林逋馴鶴圖》），黃慎兩次寓居揚州，先後17年，十里揚州，成為他一生的依戀。他的人物畫最具特色，有《絲綸圖》、《群乞圖》、《漁父圖》等。

6.李方膺

李方膺（1695--1755），字晴江，又號秋池、衣白山人、抑園、借園主人等，江蘇南通人。雍正八年出任山東蘭山（今臨沂）知縣，因得罪上司被捕入獄，乾隆元年獲釋，官復原職。后在安徽潛山和合肥任知縣，仍以不善逢迎，獲罪罷官。為官時有惠政，人德之。去官后寓南京借園，常往來揚州賣畫。善畫松、竹、蘭、菊、梅、雜花及蟲魚，也能人物、山水，尤精畫梅。作品縱橫豪放、墨氣淋漓，粗頭亂服，不拘繩墨，意在青藤、白陽、竹憨之間。畫梅以瘦硬見稱，老乾新枝，欹側蟠曲。用間印有梅花手段，著名的題畫梅詩有不逢摧折不離奇之句。還喜歡畫狂風中的松竹。工書。能詩，後人輯有《梅花樓詩草》，僅二十六首，多數散見於畫上。

汪士慎

汪士慎（1686--1759），字近人，號巢林，別號溪東外史、晚春老人等，原籍安徽歙縣，居揚州以賣畫為生。工花卉，隨意點筆，清妙多姿。尤擅畫梅，常到揚州城外梅花嶺賞梅、寫梅。所作梅花，以密蕊繁 枝見稱，清淡秀雅，金農說；畫梅之妙，在廣陵得二友焉，汪巢林畫 繁枝，高西唐畫疏枝。（《畫梅題記》）但從他存世畫梅作品看，並 非全是繁枝，也常畫疏枝。不論繁簡，都有空裹疏香，風雪山林之趣。五十四歲時左眼病盲，仍能畫梅，工妙騰於示瞽時，刻印曰：左盲生、尚留一目著梅花。六十七歲時雙目俱瞽，但仍能揮寫狂草大字，署款心觀，所謂盲於目，不盲於心。善詩，著有《巢林詩集》。

羅聘

羅聘,（1733-1799）清代著名畫家。字大，號兩峰，又號衣雲、別號花之寺、金牛山人、洲漁父、師蓮老人。祖籍安徽歙縣，後為江蘇甘泉（今揚州）人。在場州自稱住處謂“朱草詩林”。為金農入室弟子，未作官，好遊歷。畫人物、佛像、山水、花果、梅、蘭、竹等，無所不工。筆調奇創，超逸不群，別具一格。為“揚州八怪”之一。他又善畫《鬼趣圖》，描寫形形色色的醜惡鬼態，無不極盡其妙，藉以諷刺當時社會的醜態。亦善刻印，著有《廣印人傳》。金農死後，他搜羅遺稿，出資刻版，使金農的著作得以傳於後世。其妻方婉儀，字白蓮，亦擅畫梅蘭竹石，並工於詩。子允紹、允纘，均善畫梅，人稱“羅家梅派”。其代表作有：《物外風標圖》（冊頁）、《兩峰蓑笠圖》、《丹桂秋高圖》、《成陰障日圖》、《 谷清吟圖》、《畫竹有聲圖》等。著有《香葉草堂集》。

揚州八怪畫家突破了“正宗”的束縛，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重在自己創造與發揮，窮其一生，為創造新的畫風而努力。無疑，他們對中國畫的發展作出了偉大的貢獻，他們的創作思想和眾多的作品，都是我們學習繼承的寶貴遺產。

繼“四僧畫家”之後，又崛起一個革新畫派——“揚州八怪”。實際上，當時活躍在揚州畫壇上的重要的畫家並不止八人，約有十六、七人，“八”並非確數。按最早的記載有：金農、黃慎、鄭燮、李(魚單)、李方膺、汪士慎、高翔和羅聘。所以稱他們為怪，是因為他們在作畫時不守墨矩，離經叛道，奇奇怪怪，再加上大都個性很強，孤傲清高，行為狂放，所以稱之為“八怪”。

“揚州八怪”有相近的生活體驗和思想情感。他們大多出身於知識階層，有的終生不仕，有的經過科舉從政，一度出任小官，卻又先後被黜或辭職，終以賣畫為生。他們生活比較清苦，深知官場的腐敗，形成了蔑視權貴，行為狂放的性格，藉助書畫抒發內心的憤懣。

他們的藝術大都取材花鳥，以寫意為主要表現方式。他們在創作中重視個性，力求創新，不同程度地突破傳統美學規範，帶有某些反傳統的意義，作品具有較強的主觀色彩，令人耳目一新。但在當時，他們並不能夠被完全理解，甚至被視為左道旁門，而受到“非議”。其實，正是他們開創了畫壇上新的局面，為花鳥畫的發展拓寬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