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即犯罪行為的界定、種類、構成條件和刑罰處罰的種類、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規定，對於刑法分則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行為，不得定罪處罰。
罪刑法定原則是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基本要求是法定化、實定化、明確化。
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淵源，一般認為是1215年英王約翰簽署的大憲章，大憲章第39條確定了“適當的法定程序”的法的基本思想。該條規定：“凡是自由民除經其貴族依法判決或遵照國內法律之規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監禁、沒收其財產、剝奪其法律保護權，或加以放逐、傷害、搜索或逮捕。”到了17、18世紀，歐洲大陸啟蒙思想家針對封建刑法中罪刑擅斷、踐踏人權的黑暗現實，更加明確地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張，並以三權分立說和心理強制說作為其理論基礎，使罪刑法定的思想更為系統，內容更加豐富。法國大革命勝利后，罪刑法定這一思想由學說轉變為法律，在憲法和刑法中得到確認。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第8條規定：“法律只應規定確實需要和顯然不可少的刑罰，而且除非根據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處罰任何人。”在《人權宣言》這一內容的指導下，1810年《法國刑法典》第4條首次以刑事立法的形式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由於這一原則符合現代社會民主與法治的發展趨勢，至今已成為不同社會制度的世界各國刑法中最普遍、最重要的一項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的含義
罪刑法定原則是世界各國刑法理論與實踐中普遍接受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在刑法各項基本原則中處於首要地位的核心原則。在刑法學上，罪刑法定原則概念的通行表述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具體說，是指什麼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種犯罪構成條件是什麼，有哪些刑種，各個刑種如何適用，以及各種罪的具體量刑幅度如何等，均由刑法加以規定。對於刑法分則沒有規定為犯罪的行為，不得定罪處罰。這一概念有如下三層含義：
1、刑法中所規定的犯罪必須由法律明文規定，簡稱罪的法定。它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犯罪行為的範圍是法律規定的。一個國家的刑法典中總計規定了多少構成獨立犯罪的行為，在刑法典中是確定的。任何個人、單位無權擴大或者縮小犯罪行為的範圍。換句話說，不得把刑法典中沒有規定為犯罪的行為按犯罪論處，即不得法外定罪。二是刑法典規定的犯罪行為構成要件必須由法律明文規定。罪刑法定原則要求，刑法典明文規定的任何一個犯罪行為的同時，還要明文這一犯罪行為成立的具體構成要件。如果只規定了犯罪行為，沒有規定這一犯罪行為成立的條件，這一犯罪行為在法律上也是沒有標準，在司法實踐中也就無法評判這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所以，沒有構成要件標準的犯罪行為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按照常理的邏輯，刑法典中的一個具體犯罪行為至少要有一個具體的犯罪構成要件相對應。三是罪名必須由法律明確規定。每一個犯罪行為要有一個區別於其他犯罪行為的罪名，這是常理也是常識。關於罪名法定的方式，各國有所不同。有的在刑法典中直接確定罪名，有的採用規範性法律文件對刑法典中的具體犯罪行為確定罪名。我國屬於後者情形，由最高人民法院採用司法解釋的方式對刑法典中的具體犯罪行為確定罪名。可見，通過罪的法定有效防止定罪擴大化、保證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2、刑法中所規定的刑罰必須由法律明文規定，簡稱刑的法定。它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刑罰種類必須由刑法明文規定。目前各國刑法典規定的刑罰種類大同小異。我國刑法中的刑罰分為主刑和附加刑。在主刑中分為拘役、管制、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五種刑罰種類；在附加刑中分為罰金、剝奪政治權利和沒收財產三種刑罰種類。二是每一個具體的刑罰種類的刑罰幅度和刑罰執行方法必須由法律明文規定。三是每一個具體罪名對應的刑罰種類和刑罰幅度必須由法律明文規定。可見，通過對刑的法定保證罪刑法定原則的有效執行，保證適用刑罰公平公正。
3、刑法中所規定的刑事責任必須由法律明文規定。刑事責任與犯罪、刑罰之間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係。刑事責任大小主要由罪名、犯罪的危害程度、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能力以及酌定或者法定情節等因素所決定。按照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對於影響刑事責任大小的因素應當由刑法明文規定，以利於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貫徹執行。
總之，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則從罪責刑三個方面法定化是刑事司法法治化、規範化、人文化的基本要求。
罪刑法定原則的意義
在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動中，確立罪刑法定原則是人類社會法治文明的里程碑，對於推動社會法治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正如法國刑法學家卡斯東·斯特法尼等人所指出的：“從法律的觀點看，無論從公共利益，還是從私人利益考慮，法定原則都是有道理的，都是正確的。”“由立法者來確定哪些行為是應當受到懲罰的行為並且規定相應的刑罰，這就使刑事處罰有了‘確定性’，從而強化了刑罰的威懾力量，社會只會從中得益。”“此外，罪刑法定原則也是對個人自用的基本保證，這一原則是對公民的保護，可以使公民免受法官的擅斷行為，因為公民事先了解哪些行為是受到社會禁止的行為，同時也了解如果實行這些行為將受到何種懲處”。由此可見，罪刑法定原則主要有如下意義：
1、有利於推動法治文明的發展，極大豐富刑事法治理論內容；
2、有利於培養社會公眾遵守規則的意識，維護社會秩序，提高社會治理能力和水平；
3、有利於制約法官的擅斷行為和權力擴張濫用，防止法外定罪量刑，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實現社會公正；
4、有利於為社會提供行為準則，明示法威，威懾犯罪，預防犯罪。
罪刑法定原則的派生規則
罪刑法定原則的派生規則主要是指西方學者提出的罪刑法定主義的四個派生原則，這就是排斥習慣法；排斥絕對不定期刑；禁止有罪類推；禁止重法溯及既往。這些派生的規則在充分體現罪刑法定原則精髓的同時，實際上還表明了這樣幾個觀念：一是刑法中的罪責刑法定必須條文化，也稱成文化：即把刑法中罪責刑用規範條文表現出來，白紙黑字一目了然，具有確定性；二是刑法中的罪責刑法定必須具有可操作性：即刑法中的罪責刑要標準明確，文意確定，表述易懂，內容精準精細；三是刑法中的罪責刑法定必須具有謙抑性：即一方面要求法官必須在無罪推定或者有利於被告人選擇的觀念支配下依法定罪量刑；另一方面社會公眾要形成擯棄報復心理、重刑主義的思維定勢，樹立教育、挽救、人文關懷犯罪人的理念。
（1）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罰必須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規定，不允許法官隨意擅斷。
（2）實定化，即對於什麼行為是犯罪和犯罪所產生的法律後果，都必須作出實體性的規定。
（3）明確化，即刑法文字清晰，意思確切，不得含糊其詞或模稜兩可。
罪刑法定原則從產生之日起發展演變到今天，已經歷了數百年的歷史。在這期間，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狀況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必然反映在立法上，要求罪刑法定原則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罪刑法定原則發生了從絕對罪刑法定原則到相對罪刑法定原則的重大轉變。絕對的罪刑法定原則是一種嚴格的、不容變通的原則，它要求犯罪和刑罰的法律規定必須是絕對確定的。法官沒有任何自由裁量的權力。這一立法思想反映在刑法立法上就形成了絕對的罪刑法定原則，其基本內容是：
罪刑法定原則相關圖書
（3）絕對禁止刑法溯及既往，把從舊原則作為解決刑法溯及力問題的唯一原則。對於行為的定罪量刑，只能以行為當時有效的法律為依據，行為後頒行的新法沒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4）絕對禁止法外刑和不定期刑，刑罰的名稱、種類和幅度，都必須由法律加以確定，並且刑期必須是絕對確定的，既不允許存在絕對的不定期刑，也不允許規定相對的不定期刑。
相對的罪刑法定原則是對傳統的絕對罪刑法定原則的修正，其基本內容是：
（1）在定罪的根據上，允許有條件地適用類推和嚴格限制的擴大解釋，即適用類推必須以法律明確規定類推制度為前提，以有利於被告人為原則，不允許不利於被告人的類推；進行擴大解釋必須以不超越解釋許可權為前提，以符合立法精神為原則，不允許越權解釋或違背立法本意作任意解釋。
（2）在刑法的淵源上，允許習慣法成為刑法的間接淵源，但必須以確有必要或不得已而用之為前提。只有當構成犯罪的要件確定后，必須藉助習慣法加以說明時，習慣法才能成為對個案定性處理的依據。
（3）在刑法的溯及力上，允許採用從舊兼從輕的原則，作為禁止刑法溯及既往的例外。新法對其頒布施行前的行為，原則上沒有追溯的效力。但是，當新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處罰較輕時，則可以適用新法。
（4）在刑罰的種類上，允許採用相對的不定期刑，即刑法在對刑罰種類作出明文規定的前提下，可以規定出具有最高刑和最低刑的量刑幅度，法官有權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內選擇確定適當的刑種和刑度。
從當今世界各國的刑法立法和司法現狀來看，早期的絕對罪刑法定原則已受到嚴峻的挑戰，代之而起的相對罪刑法定原則，成為各國刑法改革的發展方向。
罪刑法定的從現代法治國家意義上理解不僅包括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同時也包括了衍生的概念，即刑法的不溯及既往原則。但是，從歷史上，這一子概念從時間上遠遠早於罪刑法定這一母概念。公元438年，狄奧多西二世時期頒布的Codex Theodosianus,即《狄奧多西法典》中已經有此規定：“任何皇帝頒布的法令不在過去而只在未來生效。（拉丁原文：Omnia constituta non praeteritis calumnia faciunt sed futuris.）”參見：Codex Theodosianus, 1.1.3 (438), edd. T. Mommsen, P. Krüger, Berlin 1905. 當然，這並不代表這樣的一個類似不溯及既往的結構就已經具備的現代法治國家甚至啟蒙時代時期才具有的法律意義。並且，法律的時間效力發生和存在的動因在早期，主要是國家的新主人為了建立自己的權威，因為這一時期的規則產生背景，體現的是一種實在(positiv)法化的過程，是在當時神法、習慣等非規範因素占國家治理很大部分的背景下製造真正意義上的規則（Normenschaffend）的過程。因為只有規定了新內容的規則才是有可能讓人們不服從的規則，與那些不旨在針對具體的新的問題的，對先前規則進做解釋抑或擴充的“律法”是有本質區別的。見：Bar, L. von,Gesetz und Schuld im Strafrecht : Fragen des geltenden deutschen Strafrechts und seiner Reform, B.I, Das Strafgesetz, Berlin 1906, S. 61.
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和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是罪刑法定的基本含義。這個命題雖然是用拉丁文表示的，但並不意味著在古羅馬法中就實行罪刑法定原則。不過，根據有關學者的考證，在古羅馬法中有類似的原則，稱為“適用刑罰必須根據法律實體”。但由於當時犯罪的構成要件並不明確，因此談不上嚴格意義的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淵源，一般認為是1215年英王約翰簽署的大憲章第39條，它確定了“適當的法律程序”的法的基本思想。該條規定：“凡是自由民除經其貴族依法判決或遵照國內法律之規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監禁、沒收其財產、褫奪其法律保護權，或加以放逐、傷害、搜索或逮捕。”
罪刑法定原則相關圖書
罪刑法定從學說到法律的轉變，是在法國大革命勝利以後完成的。在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第8條規定：“法律只應規定確實需要和顯然不可少的刑罰，而且除非根據在犯罪前已經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處罰任何人。”在《人權宣言》這一內容的指導下法國制定了刑法典，並於1810年公布施行，這就是舉世聞名的1810年《法國刑法典》 。該法第4條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沒有在犯罪行為時以明文規定刑罰的法律，對任何人不得處以違警罪、輕罪和重罪。”1810年《法國刑法典》一經頒行成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仿效的範本，遂使罪刑法定主義成為在大陸法系國家刑法中通行的刑法基本原則之一。
以上是罪刑法定原則從學說到法律的歷史沿革，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罪刑法定原則是在反對封建社會的罪刑擅斷的鬥爭中提出來的刑法原則，是刑事法治的應有之義。
罪刑法定原則，又稱罪刑法定主義，最初是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刑法罪刑擅斷、慘無人道酷刑提出的一種主張，散見於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著作中。后經刑法古典學派主要代表人物貝卡利亞（1738—1794）和費爾巴哈（1775—1833）等人的進一步細化發展而逐漸系統化。
思想淵源
罪刑法定原則的早期思想淵源一般認為，是1215年英王約翰（John 1167—1216）簽署的《大憲章》第39節，它確定了“適當的法定程序”的法的基本思想。該節規定：“凡自由民非依適法裁判或國家法律之規定，不得加以扣留、監禁、沒收其財產、褫奪其法律保護權，或加以放逐、傷害、搜索或逮捕”。17、18世紀時，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對罪刑法定原則進行了更加系統與全面的闡述。英國哲學家洛克（1632-1704）指出：“處在政府之下的人們的自由應有長期有效的規則作為生活的準繩，這種規則為社會一切成員所共同遵守，並為社會所建立的立法機關所制定”。他還指出：制定的、固定的、大家了解的，經一般人同意和採納的法律，才是是非善惡的尺度。由此可見，啟蒙思想家洛克的法治思想主張：①社會管理需要立法機關制定人們有所遵循的規則，即今天稱之為的法律；②立法機關制定的規則應當體現社會公眾的整體意願、公佈於眾，成為社會一切成員共同遵守的準繩；③作為法律規則應當程序正當、規範、穩定、公開，是非善惡的標準明確。洛克雖然沒有直接提出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則，但其法治思想的精髓與罪刑法定原則是一脈相承的。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1689-1755）也有相類似的論述。他指出：專制國家是無所謂法律的，法官本身就是法律；法律明確時，法官遵守法律，法律不明確時，法官則探求法律的精神。在共和國里，政治體制的性質要求法官以法律的文字為依據。否則，在有關一個公民的財產、榮譽和生命的案件中，就有可能對法律作有害於公民的解釋了。可見，孟德斯鳩主張涉及公民財產、榮譽和生命權的法律要明確，避免法官在適用法律時作出不利於當事人的解釋。在這裡的法治思想更加直接體現了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則要求。18世紀中葉后，罪刑法定原則的思想體系基本形成，首先明確對罪刑法定原則作出闡述的啟蒙思想家是被稱為刑法學鼻祖的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利亞。貝卡利亞在1764年發表的《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寫道:“只有法律才能對犯罪者規定刑罰”，“超出法律限度的刑罰是不公正的，因為它是沒有法律規定的另一種刑罰。因此，無論有什麼借口，無論從社會權利的什麼觀點出發，法官都不能加重法律對犯罪所規定的刑罰”。之後德國刑法學家費爾巴哈在貝卡利亞的罪刑法定原則含義的基礎上又進一步的深化和發展。他在《對實證主義的刑法原則和基本原理的修正》一書中指出:“每一應判刑的行為都應依據法律處刑”，“哪裡沒有法律，哪裡就沒有對公民的處罰”。之後又在1801年所著的刑法教科書中，首創用拉丁文表述罪刑法定原則的法律概念。即“法無規定不為罪，法無規定不處罰”或者“法無規定不為罪，不得處罰”。此後，這成為罪刑法定原則的經典性表述，為罪刑法定原則實現從思想上升為刑法中一項基本原則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法律淵源
罪刑法定原則的法律淵源在不同的法律文獻中，在不同的情況下，有不同的表述方式：
1、在正式的宣言中的表述。例如，1789年的法國《人權宣言》第8條宣布:“法律只應規定確實需要和顯然不可少的刑罰，而且除非根據在犯法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處罰任何人”。在這裡，強調了判處刑罰要有法可依，並且法律不得追溯既往。再如，1948年的聯合國大會第三屆會議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11條第2款規定: “任何人的任何行為，其發生時依國家法或國際法均不構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為犯有刑事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的法律規定”。在這裡，強調了要依法定罪，並且採取“從舊兼從輕”的刑法適用原則。
2、在刑法典中的表述。例如，1810年的《法國刑法典》第4條規定:“不論違警罪、輕罪或重罪，均不得以實施犯罪前的法律未規定之刑處之。”法國刑法典關於罪刑法定原則的這一表述對世界各國刑法典關於罪刑法定原則的確定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各個國家相繼效仿的範本。比如1880年的《日本刑法》第2條規定:“無論何種行為，法無明文規定者不罰”。再如1976年通過的《聯邦德國刑法典》第1條規定:“本法只處罰行為前法律已有明文規定的行為”。以上條文均用不同的表述方法在刑法中明確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
3、在憲法中規定罪刑法定原則的國家有：英國、美國、挪威等，例如1788年美國憲法第1條第9款第3項規定：“不經審判不得制定處罰特定人的剝奪公權法以及追溯處罰法律”。1791年以後修正案第5條又附加上“對任何人，不依正當的法律程序不得剝奪其生命、自由和財產”。在憲法中直接規定罪刑法定原則體現了該原則在法治體系中至關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發展階段
罪刑法定原則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即絕對罪刑法定原則階段和相對罪刑法定原則階段。絕對罪刑法定原則是資產階級革命初期的產物，為刑事古典派所倡導，他們主張實行絕對的罪刑法定原則，即絕對禁止或排斥類推適用，禁止適用事後法;排斥習慣法;絕對禁止不定期刑；實行絕對確定法定刑。由於這種絕對化了的罪刑法定原則脫離犯罪的實際狀況，實踐中難以實行。因此，自19世紀中期之後，資產階級刑法學者要求從絕對罪刑法定原則的“死框框”束縛中擺脫出來的呼聲日益強烈。同時，在刑事立法中已開始突破這種絕對主義的防線。到20世紀，世界上已有許多國家在刑法中既不放棄罪刑法定原則，又規定了有嚴格條件限制的類推適用制度或允許擴大解釋;採用不定期刑，以“從舊兼從輕”的刑法適用原則，代替了一律禁止事後法的適用等。在現代刑法中，上述相對罪刑法定原則已成為刑法的核心原則，發揮著重要作用。
罪刑法定原則的提出，不僅有著深刻的歷史政治背景，而且有其堅實的理論基礎。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論基礎可以歸結為以下兩點：
三權分立是一種分權學說，是近代西方最重要的政治理論之一。三權分立的最早指出，可以追溯到英國哲學家洛克。為了防止封建貴族實行專制統治，洛克提出了分權原則。洛克主張把國家的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對外權。在洛克看來，這三種權力不是平列的，立法權高於其它權利，處於支配地位。洛克認為，三種權力必須由不同的機關行使，不能集中在君主或政府手中。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洛克的影響下，以英國君主立憲政體為根據，提出了較為完整的分權學說。他把政權分為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認為這三種權力應當由三個不同的機關來行使，並且互相制約。他指出：“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了；因為人們將要害怕這個國王或議會制定暴虐的法律，並暴虐地執行法律。如果司法權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復存在了。如果司法權同立法權合而為一，則將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專斷的權力，因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權同行政權合而為一，法官便將握有壓迫者的力量。”有鑒於此，孟德斯鳩提出以權制權的制衡原理。
德國著名刑法學家費爾巴哈是心理強制說的首倡者。他認為，所有違法的行為的根源都在於趨向犯罪行為的精神動向、動機形成源，它驅使人們違背法律。因此，國家制止犯罪的第一道防線便應該是道德教育。然而，教育遠非萬能，總會有人不服教育而產生違法的精神動向，這就決定了國家還必須建立以消除違法精神動向為目的的第二道防線，即求助於心理強制。那麼，怎樣才能實現心理強制呢？他認為，刑罰與違法的精神動向相聯繫必須藉助於一定的中介，這就是市民對痛苦與犯罪不可分的確信。而建立痛苦與犯罪不可分的確信的唯一途徑就是用法律進行威嚇。這樣試圖犯罪的人不管它具有何種犯罪動向，都面臨著刑罰的威嚇，就會因該種威嚇而不敢實施任何犯罪，從而達到國家預防犯罪發生的目的。由此，費爾巴哈主張罪刑法定，可以說，罪刑法定是費爾巴哈心理強制說的必然結果。
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實行罪刑法定原則，但這一原則在各國法律上的反映都不完全相同。概而論之，大約有以下幾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在憲法中明確規定罪刑法定原則，刑法不再另作規定。屬於這種情況的有日本、丹麥、挪威、瑞典等國。第二種情況：罪刑法定原則明確規定在刑法中。屬於這種情況的有德國、荷蘭、智利等國。第三種情況：罪刑法定原則既規定在憲法中，又規定在刑法中。屬於這種情況的國家有義大利。
中國1979年刑法沒有規定罪刑法定原則，因此，對於1979年刑法是否實行罪刑法定原則，在刑法理論上存在爭論。第一種觀點認為，罪刑法定不是也不應成為中國刑法的基本原則，主要理由在於：從方法論來看，罪刑法定是孤立的、靜止的觀點來看待犯罪現象，因而不能反映犯罪現象的複雜多樣和千變萬化的情況。中國刑法是根據同犯罪作鬥爭的比較成熟的經驗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制定的。而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則，必然要求立法機關在沒有與某一方面犯罪作鬥爭的經驗或經驗不成熟時，即對犯罪與刑罰勉強作出決定，這樣就會出現行不通或打擊過寬的現象。而且，中國刑事立法的實踐和刑法的實際精神是否定罪刑法定。中國1979年刑法既然規定了類推，就證明中國刑法沒有採用罪刑法定原則。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1979年刑法實行罪刑法定，因為刑法規定類推，因而也有的學者稱之為相對罪刑法定或基本上實行罪刑法定。主要理由在於：法律明文規定合法與非法，使廣大人民群眾知道什麼行為是犯罪，什麼行為受法律保護。更為重要的是，在刑法上採取罪刑法定原則，對於保障憲法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認為，中國刑法是實行罪刑法定原則。但是，中國刑法只是基本上實行罪刑法定原則，而不是把這個原則絕對化，因為1979年刑法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還規定有類推制度。由於中國1979年刑法中的類推制度適用的條件極為嚴格，必須報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因此在實踐中適用類推定罪判刑只能是極個別的。基於這種情況，不妨說罪刑法定原則是中國刑法的基本原則。1979年刑法第79條規定了類推制度，這實際上排斥了罪刑法定。
我國1979年刑法沒有明確規定罪刑法定原則，相反卻在其第79條規定了有罪類推制度。1997年刑法從完善我國刑事法治、保障人權的需要出發，明文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並廢止了類推。1997年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一原則的價值內涵和內在要求，在刑法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有學者認為第三條規定的前半句不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內容，是對國家刑法權的確認，只有後半句才是罪刑法定原則，因為罪刑法定原則是限制國家刑罰權。
我國刑法實現了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罰的法定化。犯罪的法定化具體表現是：（1）刑法明確規定了犯罪的概念，認為犯罪是危害社會的、觸犯刑法的、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2）刑法明確規定了犯罪構成的共同要件，例如犯罪故意、犯罪過失、刑事責任能力等。。（3）刑法明確規定了各種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為司法機關正確定罪提供了法律依據。刑罰的法定化具體表現在：（1）刑法明確規定了刑罰的種類，即把刑罰分為主刑和附加刑兩大類，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包括罰金、剝奪政治權利和沒收財產。（2）刑法明確規定了量刑的原則，即對犯罪人裁量決定刑罰，必須以犯罪事實為根據，以刑事法律為準繩，（3）刑法明確規定了各種具體犯罪的法定刑，為司法機關正確量刑提供了法定標準。
在分則罪名方面，我國刑法作了相當詳備的規定。在1997年刑法修訂過程中，將1979年刑法及其後由立法機關制定的單行刑法、附屬刑法所涉及的犯罪，經過必要的整理和編纂納入其中。同時，還根據社會現實的需要增設了大量罪名。例如在經濟犯罪方面，1997年刑法規定了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罪、洗錢罪、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等。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方面，1997年刑法增設了強制猥褻罪、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罪等。刑法分則第七章還專章規定了危害國防利益罪，增設了20多個罪名；在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貪污賄賂罪和瀆職罪等各章中，刑法也增設了若干罪名。這些新增罪名，反映了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此外，在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以及各種犯罪的法定刑設置方面，刑法亦增強了法條的可操作性。1979年刑法在罪狀的表述上過於籠統，在法定刑的規定上過於寬簡，缺乏立法的明確性和具體性。1997年刑法在罪狀的表述以及法定刑的設置方面，吸收了以往的有益經驗，立法在細密化、明確化程度上有所進步。
罪刑法定原則在刑法中的確立，只是罪刑法定原則的立法化。罪刑法定原則的真正實現，還有賴於罪刑法定原則的司法化，也就是在司法活動中切實地貫徹罪刑法定原則。
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法之明文規定是司法活動的前提性根據。因此，在罪刑法定原則的司法適用中，首先面臨的是找法活動，也就是正確地理解法的明文規定。我認為，法的明文規定不僅是指法律的字面規定，而且指法律的邏輯包容。也就是說，法的明文規定包括兩種情況：一是顯形規定，二是隱形規定。顯形規定是指字面上的直觀規定，而隱形規定是指內容上的包容規定。顯形規定通過字面就可以確定，而隱形規定則一般通過字面難以確定，而須通過對內容的邏輯分析才能確定。因此，顯形規定固然是法的明文規定，隱形規定也同樣是法的明文規定。
司法解釋是溝通立法與司法的橋樑，對於刑法適用具有重要意義。但在罪刑法定原則的制約下，司法解釋是有限度的，超越這種限度的司法解釋是越權的，也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在罪刑法定原則下，司法解釋不能採用類推解釋的方法。類推解釋是指對於法無明文規定的行為，按照刑法中最相類似的條文加以解釋。因此，類推解釋是以法無明文規定為前提的，類推解釋使刑法適用於法無明文規定的行為，因而有悖於罪刑法定原則，是應予禁止的。同時，不利於被告人的擴張解釋，由於解釋已經超出刑法條文詞義的範圍。因而也是違背罪刑法定的，不應允許。
罪刑法定原則可以分為絕對罪刑法定與相對罪刑法定。絕對罪刑法定是完全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的，認為法官應當逐字地適用刑法。而相對罪刑法定則並不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容納司法裁量。我國刑法實行的是相對罪刑法定，因而給法官的司法裁量留下了廣闊的空間。尤其是在空白罪狀和概括條款的情況下，法官能夠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加以裁量。當然，在罪刑法定原則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是有限度的，應當將司法裁量許可權制在一定的合理範圍之內。只有這樣，罪刑法定原則才有可能真正實現。
新中國成立后，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經歷了一個從否定到肯定的過程。改革開放之前的刑法理論研究中，很少涉及罪刑法定原則的研究。在我國1979年制定通過的第一部刑法典中沒有明確規定罪刑法定原則，相反卻在第79條規定了有罪類推制度。當時在理論上，對於我國刑法典是否採用了罪刑法定原則，曾存在不同的認識和理解。我們認為，在1997年我國修訂刑法典之前，中國刑法基本上實行了罪刑法定原則，這一原則從刑法關於犯罪的概念，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犯罪構成的一般要件和具體犯罪構成要件，以及法定刑等立法內容中得到了體現。只不過由於當時存在類推制度，此外，還存在其他一些不合罪刑法定原則要求之處，因而只能說當時中國刑法對罪刑法定原則的認可、重視和貫徹的程度還有不足之處。1997年3月修訂的刑法典，從完善我國刑事法治、保障人權的需要出發，明文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並廢除類推制度，成為刑法修訂和我國刑法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 1997年我國修訂后的《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罰。”這一條文的規定就是我國刑法中關於罪刑法定原則精確表述，充分體現了罪刑法定原則核心價值精髓和內在的基本要求，並在刑法典的總則和分則中得以較為充分體現。概括起來表現如下：
1、修訂后的刑法典實現了犯罪、刑事責任、刑罰的明確化、法定化。
2、修訂后的刑法典取消了1979年《刑法》第79條規定的有罪類推制度。
3、修訂后的刑法典重申了1979年《刑法》第9條關於刑法在溯及力問題上採用的從舊兼從輕原則。
4、修訂后的刑法典體系結構較為完整詳備，條文較為明確規範，罪名設置較為細緻合理，以及刑罰配置較為平衡對應。
5、修訂后的刑法典在犯罪、刑事責任、刑罰認定和適用方面增強了邏輯性、確定性和可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