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界會議

俄界會議是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肅迭部縣俄界召開的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博古、毛澤東、王稼祥、凱豐、劉少奇、鄧發、葉劍英、林伯渠、李維漢、楊尚昆等21人。會議討論了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錯誤和部隊整編問題。毛澤東作了《關於與四方面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這一決定僅傳達至中央委員，未向全黨公布。電示張國燾率部北上，但他卻率左路軍和右路軍中原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南下，並於10月間在四川省馬爾康縣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共中央。會議還決定將紅一方面軍主力和黨中央、中央軍委直屬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林彪任副司令員，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林彪、王稼祥組成的五人團，領導紅軍工作。

俄界會議遺址俄界會議遺址，位於迭部縣城東南68公里處的達拉鄉高吉村。此地屬岷山峽谷地帶，山巒重疊，阻斷南北通道，達拉河穿行岷山南北，溝通甘川，使達拉溝成為甘川的天然通道之一。古來用兵征戰，屢經此道，三國魏蜀相爭，唐、蕃、吐谷渾交戰，以及1253年忽必烈遠征雲南，均取此道。

1935年，舉世聞名的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途經此地，並在高吉村召開十分重要的“俄界會議”，使其成為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不可忽略的地名。會址於1981年被確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俄界會議遺址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妥善保護，1993年，迭部縣政府又撥款進行了維修。遺址房屋是典型的藏族山寨土圍牆木樓建築，總面積238平方米，建築面積102平方米，高6米。其中紅軍司令部面積6平方米來，毛澤東居室面積15平方米。現設展覽室15平方米。

右路軍之一、四方面軍在巴西分離后，黨中央率一、三軍團於1935年9月11日北進到達甘肅境內俄界。為克服由於張國燾的陰謀分裂所造成的危局，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舉行俄界會議討論行動方針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張聞天、博古、毛澤東、王稼祥、凱豐、劉少奇、鄧發、蔡樹藩、葉劍英、林伯渠、羅邁（李維漢）、楊尚昆、李德、林彪、聶榮臻、朱瑞、羅瑞卿、彭德懷、李富春、袁國平、張純清等。會議開始，毛澤東做了《關於與四方面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

毛澤東首先報告關於目前行動方針，著重談了三個問題：

其一，中央堅持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張國燾反對中央這個方針，主張向南在政治上是沒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軍團也拉上這條絕路。由於張國燾的阻撓和破壞，使一、四方面軍不能共同北上，因此，1方面軍主力之一、三軍團應該單獨北上。

其二，毛兒蓋會議決議是紅軍主力向黃河以東。現在由於情況變化，一、三軍團的行動方針應有所改變，首先打到甘東北或陝北，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創建根據地，再向東發展。從地形、敵情、居民等各方面條件看，實現這個新方針，無疑是可能的。

其三，我們與張國燾的鬥爭，目前還是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作組織結論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馬上就作，因為它關係到爭取四方面軍的廣大幹部，也關係到右路軍中1方面軍幹部的安全，我們還要儘力爭取4方面軍北上。

鄧發、李富春、羅邁、李德、王稼祥、彭德懷、聶榮臻、楊尚昆、林彪、博古、張聞天等，在發言中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報告，並譴責張國燾的反黨分裂活動。指出：張國燾對抗中央北上方針，是給胡宗南嚇怕了，完全喪失了建立根據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我們同張國燾的分歧，不僅是戰略方針的分歧，而且是兩條路線的分歧。

毛澤東作會議結論時再次強調指出：我們同張國燾的鬥爭，“是兩條路線的分歧，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與軍閥主義傾向的鬥爭。張國燾是發展著的軍閥主義的傾向；將來可發展到叛變革命。這是黨內空前未有的。”

俄界會議后，決定 將原有一、三軍團縮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兼政治委員，林彪任副司令員，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楊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

並成立“五人團”，作為全軍最高領導核心，由彭德懷、林彪、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組成。組成編製委員會，主任為李德，委員為葉劍英、鄧發、蔡樹藩、羅邁。

俄界會議還正式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決定》指出：“政治局同意已經採取的步驟及今後的戰略方針”。並著重指出：

其一，我們與張國燾的爭論，“其實質是由於對目前政治形勢與敵我力量對比估計上有著原則的分歧”。張國燾誇大敵人的力量，輕視自己的力量、喪失了創造新蘇區的信心，主張向川康藏邊界退卻。“目前分裂紅軍的罪惡行為，公開違背黨中央的指令，將紅四方面軍帶到在戰略上不利於紅軍發展的川康邊境，只是張國燾同志的機會主義的最後完成。”

其二，造成張國燾這種分裂紅軍的罪惡行為的，“除了對於目前形勢的機會主義估計外，就是他的軍閥主義的傾向”。

其三，張國燾“對於中央的耐地地說服、解釋、勸告與誘導，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絕，而且自己組織反黨小團體同中央進行公開的鬥爭，否認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組織原則，漠視黨的一切紀律，在群眾面前任意破壞中央的威信。”

《決定》最後還指出了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與軍閥主義傾向的歷史根源，申明要堅決糾正張國燾的嚴重錯誤，並號召“紅四方面軍中全體忠實於共產黨的同志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同這種傾向做堅決的鬥爭，以鞏固黨與紅軍。”

為教育並挽救張國燾本人，黨仍給他以改正錯誤的機會，並爭取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戰員，所以，這個《決定》當時只發給黨的中央委員，沒有向全黨公布。

俄界會議公開批判了張國燾的反黨分裂活動和軍閥主義傾向，改變了在陝甘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確定用游擊戰爭來打通國際聯繫，創建新根據地的戰略方針，這對於克服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與軍閥主義，保證黨中央北上方針的貫徹實施，有著重大的意義。

俄界僅46戶人家。寨中轉悠，空空蕩蕩難見人影。村人不鎖門，至多用一根樹枝把門扣別上。原來，當年紅軍從四川帶來的翻譯先誤將“高吉”讀為“俄界”，政治局作會議記錄的同志便將“俄界”記下了，會議也成了“俄界會議”。

“高”在藏語里意為山，“吉”為八。“俄界”歷史可追溯到八九世紀的吐蕃王朝時期，村民祖先是早年吐蕃的守邊軍士。這一帶流傳著一種尕巴舞，被專家認為很可能起源於當時的軍事訓練。

到村頭橋上，一群年輕的漢子們，手裡都抱著孩子。問村長或支書呢？回答說到蘭州學習去了。問怎麼不見村上有女人？漢子們大笑，說女人們都到上山幹活了！30歲的村民扎西丹珠說，俄界看似有山有水，其實得靠天吃飯。他家6個人、8畝地、7頭牛。由於畝產不高，每年都得花1500元買糧食，家裡現在還沒電視機。27歲的村民叫巴賣了一頭牛，買了一輛重慶產摩托車。他說全村有10多輛摩托，“只要勤快，上山辦些山貨，日子還是很好過。你看，村裡不是很多人蓋了新瓦房嗎？”30歲的村民年九已是3個孩子的父親。他家7個人，地有10多畝，“但不夠吃，每年都得到迭部縣去買一千多斤糧。”“你已經3個小孩了，准生這麼多嗎？”年九說按政策是准許的。“生活緊張與孩子多有沒有關係呢？”年九羞澀地笑了，“我說不來。”

村頭古老的大楊樹在風中沙啦啦搖曳。它曾目睹當年八千勇士從這裡向北挺進，但它何時能目睹老鄉們過上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