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神學

在政治上，它宣稱上帝之國通過社會改善、理性教育和消滅不義就能在世上建立。

在思想上，它否定傳統教義的宇宙觀和形而上學體系，相信理性的權威和能力，主張基督教信仰與現代科學和哲學的發展相適應。

在倫理上，它聲稱基督教的本質是對上帝之愛的依附，並認為耶穌基督正體現出上帝的父愛，構成信仰的核心。

自由派神學認為，《聖經》中所體現的耶穌教誨在現代文明社會中仍然起著作用，只要人們通過新的科學、哲學、歷史和道德真理將傳統信仰加以揚棄、改造，按其內心所體驗的至善至愛來作為現代生活的指南，遵循歷史的發展，就能確知上帝，獲得永福。自由派神學的理論與當時資本主義表面上歌舞昇平的景象融為一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曾風靡歐美。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自由派神學在美國得以繼續發展。這是因為，美國不僅沒有受到戰爭的摧殘，其經濟的發展反而受到了促進，政局也比較穩固。政治、經濟的不同形勢，使美國的自由派神學有著自身不同的特點。它除了繼承19世紀自由主義神學傳統外，主要受當時美國流行的實在主義和實用主義思潮影響，強調立足於現實經驗的觀察和認識，故被稱為“現實主義自由派神學”或“經驗主義和自然主義神學”。

歐洲自由派神學主要代表是德國新教神學家裡奇耳和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1851年~1930年）。

里奇耳的主要著作有《古代公教會的起源》（1850）、《基督教關於稱義與和解的學說》（1870年~1874年）《基督教教義》（1875年）、《虔誠主義歷史》（1880年~1886年）以及《神學和形而上學》（1881年）等。里奇耳自由主義神學思想強調宗教與道德的有機結合。像康德那樣，里奇耳反對將神學建立在純思辨和形而上學的基礎上，而主張宗教應以道德為基礎。這種具有濃厚人格主義特色的神學堅持，個人應當完全揚棄那種自我存在的罪惡意識。它相信，只要人們以耶穌基督為榜樣，就能達到人類的道德完善和稱義，在世上確立上帝之國。里奇耳認為，可以把基督教比作一個具有兩個焦點的橢圓：其一為“上帝之國”，它乃人類共同的道德目標；其二為“拯救”，它體現在人因信稱義而得以恕罪。在他看來，上帝學說的核心就在於上帝之愛，這種愛體現在受造世界中人類的道德統一之上。由於里奇耳放棄了神學形而上學的種種命題，其理論以價值判斷為限，從而使自由派神學走上探求與自然科學和諧相存、和平共處的道路。這種傾向，常常被人們稱為“文化新教神學”。

哈納克為里奇耳的學生，也是著名教義史學家和自由派神學的突出代表。他於1873年在萊比錫獲博士學位，1876年被聘為副教授，1879年在吉森任教會史教授，1886年曾在馬堡任教，於1888年前往柏林，成為著名神學家。哈納克在柏林不僅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也積極參與各種文化、政治活動。他於1890年被選為普魯士科學院院士，1901年擔任柏林大學校長，1903年至1911年為基督新教社會會議主席，1905年至1921年兼任柏林皇家圖書館館長，1911年為威廉皇帝科學促進協會第一任主席。哈納克一生涉獵廣泛，著述較多，尤其在教會史和歷史研究方面功力深厚，其主要著作有3卷本的《教義史教科書》（1886年）、4卷本的《普魯士科學院史》（1900年）、3卷本的《優西比烏之前古代基督教文獻史》（1893年~1904年）、《基督教的本質》（1900年）、以及7卷本的《講演與論文集》（1903年~1930年），在其理論中，哈納克發揚里奇耳自由派神學的傳統，強調基督教與人類教育的有機統一，把“福音”視為一切道德文化賴以生存的唯一基礎。他認為，基督教乃一種歷史現象，早期基督教思想通過基督“福音”的希臘化過程而演變為基督教會的生成和發展。而教會教義並不等同於原初福音，它只是後期發展的結果，受到希臘哲學的影響。因此，從古代文獻中獲得這一學說的具體內容，便純然為一種歷史性任務，哈納克將耶穌的宣道總結為下述三個方面：

其一，上帝之國是目前在人類之中已經得以啟示的真實；

其二，上帝應被理解為人類之父和人類追求的絕對價值；

其三，耶穌所宣講的是更高層次的正義，即關於上帝之愛的信念。

於是，這種簡單易明的耶穌學說在基督教信仰中被視為最高理想的宗教真理。在哈納克看來，基督教雖然處於人類歷史之中，卻顯示出自身乃一種無時空之限的宗教。通過對歷史的沉思，哈納克進而提出了當時引人注目的問題：歷史對於基督教信仰究竟有著什麼性質的意義？按照自由派神學的傳統，哈納克回答道，通過歷史科學對福音的研究，人們能夠追溯到耶穌的原初宣道，把握基督教信仰的真諦；而這種信仰雖然具有歷史形式，卻體現出一種無限的真理，表現為最理想的宗教。因此，哈納克堅信，只要人類充分認識歷史，尤其是歷史中耶穌福音所給予的動力，那麼，人類的歷史、即人類文化的歷史和宗教的歷史就會不斷地向前發展。

這種樂觀主義的歐洲自由派神學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遭到滅頂之災。哈納克本人則因大戰爆發時對德國皇帝的絕對忠誠和屈從而受到進步思想界的批評，從此威信掃地，逐漸被人遺忘。

美國自由派神學的主要成員多在芝加哥大學神學院，故稱為“芝加哥學派”，其代表人物有史密斯（Gerald Birney Smith，1862年~1929年）、馬修斯（Shailer Mathews，1863年~1941年）、魏曼（Henry Nelson Wieman，1884年~1975年）等。但最著名的自由派經驗主義神學家是麥金托什（Douglas Clyde Macintosh，1877年~1948年）

麥金托什1877年生於加拿大，1909年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1916年至1932年任耶魯大學教授，1920年至1938年任耶魯大學研究生院宗教系主任，1933年至1942年任耶魯大學神學院神學與宗教哲學教授。其主要著作有：《交戰世界中的上帝》（1918年）、《神學作為一種經驗科學》（1919年）、《基督教的合理性》（1925年）、《宗教實在論》（1931年）、《社會宗教》（1939年）和《關於上帝的沉思》（1942年）等。

經驗主義和自然主義神學，反映了西方現代技術時期神學家為了適應現代人信仰宗教，而對基督教思想所作的新解釋。他們一方面不再強調自由派神學傳統中對人類理想和主觀價值的崇拜，另一方面卻堅持現代科學世界中上帝的存在及其意義。麥金托什把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詹姆斯有關經驗主義應與宗教重新聯合的格言，視為其神學重建的首要任務，試圖把實在論哲學和基督教神學連在一起。他認為，神學必須以一種完整的哲學為基礎，以人的宗教經驗為開端。宗教真理的標準並不是《聖經》或教會教義，而是人們的“經驗”實在。他把對外在權威的依賴斥為一種保守的方法，認為這種方法妨礙了人類理性和經驗的發展。為此，他鼓吹一種與之相對的“激進”方法，即認為神學的開端無需包含過多的內容；這樣，它雖然不能獲得許多真理，卻也不會導致許多謬誤。所以，他堅持對傳統的權威不能盲目信從，而應從經驗出發，獲得宗教和神學的確信。當然，麥金托什承認這種“科學經驗主義神學”並非整個神學，認為上帝的單一或統一性要超越經驗主義神學的範圍。這樣，他覺得一種“規範神學”在經驗主義世界中仍屬必要。經驗神學基於感性直觀，而規範神學則依賴想象直觀，二者相互補充、珠聯璧合。

繼麥金托什之後，魏曼等人繼續發揚這種經驗主義神學傳統，形成美國自然主義神學特色。魏曼著有《宗教經驗與科學方法》（1926年）、《歷史的指導者》（1949年）和《人的終極義務》（1958年）等神學著作。他認為，在現代技術時代，只有科學探索才能形成人類生活的指導原則和發展能力。為此，他從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經驗論的自然主義”（或“自然主義的經驗論”）中吸收精神養分，主張按照杜威《哲學的改造》之模式來徹底改造人們體驗自然、人類和上帝的方式，通過經驗主義的必由之路而獲得神學認識。

經驗主義神學的這種努力，正是為了基督教信仰在現代科學技術時代中站穩腳跟，使之不受人冷遇。在現代形勢下，神學家們不再藉助於教會過去歷史上的精神權威，而是殫精竭思、另闢蹊徑，以求其神學思想也能為科學和理性所確證，從而能在現代社會中繼續生存，與可續發展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