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清寺

據《續高僧·普安傳》載，周武滅法時(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京城長安名僧釋普安棲隱於終南山梗梓谷西坡“深林自庇，廓居世表，潔操泉石，連跡魚禽”繼又“引淵法師同上林野，披釋幽奧，資承玄理”。法難將起時，京邑名僧靜藹曾赴京進奏，竭力抗諫終不聽納，由是“天地既閉、像教斯蒙，國令嚴禁，不許逃難”，靜藹知法難終不可免，遂率三十難僧逃避終南“投骸未委”，普安引眾僧至西坡，安置於“幽密處所”草露風餐。普安則自己身居顯露處，不懼嚴誅，每日乞索，供給逃僧衣食。眾僧得以修業無廢，協普安並肩“更開其所住”(或說在終南山“東西建寺二十七所”)。此乃至相寺前身。

隋立，佛法重興，逃難僧復應詔出家，后多遷往京寺，唯普安與靜淵仍堅守山舍。未久，靜淵東出潼關，投相州靈裕禪師處問法。至開皇八年，普安亦奉詔入京，留住京寺。靜淵復“屏跡終南，置寺結徒，分時程業，三輔令達歸者充焉”。至此至相寺才正式創立命名。

隋文帝開皇初年，由靜淵禪師始建，開皇十一年(591)，年逾七十四歲 的靈裕禪師奉詔入長安，居興善寺。隋文帝楊堅厚禮待之，欲立裕為國師，靈裕數辭方免。此間靈裕“凡有間隙，徑投淵寺，欣暢意得”，繼又“以帝之信施、為移山路”。初創之至相寺本居窄隘，兼近川穀，將延法眾，為未日經遠，靈裕親卜西南坡阜，是稱福地，非唯山眾相績，亦使供擬無虧，淵即聽從遷往。故至相寺終於高踞於梗梓谷西南高阜上，坐西向東，長養在“終南正脈”的“福地”中，近一千五百餘載。

華嚴宗從北周武帝法難之後開始在終南山至相寺逐漸形成，到“會昌法難”(841-846)之前，這一宗最為鼎盛。據有關記載，當時寺院的規模達千餘畝，氣勢非常宏大，在當時佛教中如日中天，單從寺周圍塔龕墓穴之多便能揣其端倪。正因如此，“會昌法難”對至相寺的厄連自然是首當其衝，最為慘烈了。殿宇田產皆沒收官，“鍾馨銅像俱委鹽鐵吏鑄錢，鐵像委本州搗鑄農具”，僧尼盡逼從俗，至相寺幾被湮滅，因此“會昌法難”后，關於至相寺的歷史很難詳述。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到民國時，從天子峪口到至相寺的山谷中，仍寺院林立，百姓住的耕的皆為寺院的房屋和土地。五O年土改前，尚有常住僧人三十餘人，土地數百畝。土改后，止有十三位僧人，分得土地五十餘畝，殿宇房舍三十餘間，寺內什物俱全，寺周圍古槐巨柏尚有數十棵。寺院規模雖不能望古項背，但也不至於如“文革”那樣凄慘。經歷“文革”十年浩劫之後，除寺後半山腰唐丞相裴休“嘗與靜海禪師談玄於此”的石洞(裴休之子，翰林學士裴度，即後來出家為金山寺方丈的法海和尚，曾在此洞閉過關)尚存外，寺廟建築多被拆除，寺前一棵千年唐槐與院內稀有古樹盡遭砍伐，文物碑誌悉被砸毀。靜淵、普安、智儼、畢峰等宗祖塔墓盡數拆挖，佛像全毀。特別是珍貴的國寶——畢峰塔內一四寸見方的金盒(盒內何物凡目見者俱不識其為何寶，唯有金盒被陝西省財政部門收走)。波斯銀幣，金蓮花，以及紫谷塔內的紫谷金缽，帝賜玉石聖像全被盜盡。寺內財產亦被瓜分，僅存空空如也的殿堂也被小學佔用。

說起來，至相寺從隋唐的鼎盛到“文革”中的被毀，歷終千年風雨，飽嘗人間洗劫。期間，屢蒙各界人士的關懷，特別是沙門中人，為至相寺的中興，紹隆法化，前赴後繼，未曾間斷。光緒二十年，卧龍寺方丈東霞禪師“兼理寺事，竭力營構，一時托缽者極眾”；民國初年，寺僧頭陀恆康大師以身贊佛，寂滅火化時舌頭不壞，色澤紅潤，叩之似擊馨之聲。六四年在鬥爭與打倒的風潮中，寺僧本參禪師，眼看一群人慾推倒佛像。即挺身誓言：“佛在我在，佛倒我倒”!遂用剃刀抹脖自刎，血流如注，場民驚駭，急施搶救，方免於難。

八五年，寺僧本智住持期間，寺院尚存大殿，天王殿，丈室各三間，僧房六間，廚房二間，殿堂雖東倒西歪，卻小有氣象，后經住僧營繕，大殿全面翻新，佛像新塑，寺院方煥然一新。之後，小學遷出，唯土地仍為群眾耕種。

九五年十月十八日寺內作普佛法事時，獨自守寺十多年的當家本智老和尚頭頂顯現光環，臨終前自知時至，火化后骨灰中競有兩顆舍利；又有寺僧隆亮法師，出家前是啞巴，在至相寺經過兩年的苦修，臘八打佛七時突然痛哭不止，后竟然能夠講話，於二00三年自在往生。舉凡種種，無不佛門龍象，精進修行，悉被佛之威力。

至相寺的興衰，即是世俗名人，關念者亦不在少數。九十年代，韓國延世大學教授閔永硅先生；漢陽大學博士趙興胤先生；中央日報社記者鄭淳台、權泰鈞先生等，經過幾年多次查訪，終於九五年找到了已更名為“國清寺”的原至相寺。同年八月，台灣大學張志忠教授與懷澤法師率眾二十餘人在寺內講學《華嚴》。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學藝研究室室長姜友邦先生率眾九人，從山下至山上步行三公里禮拜至相寺。九七年一月十五日，韓國福泉寺住持目光法師來寺朝拜，同年四月十二日，又有日本東京大學博士華嚴學研究所所長小島岱山先生來寺參拜，且表示願為恢復至相寺儘力相助。所以，至相寺中興與否，不僅佛門中人翹首以待，即是世人也日盼復興。這一機緣，在本智法師的多方奔走中，長安縣政府於八五年落實宗教政策時遂將廟產歸還寺院。此後，妙醒法師住持期間，亦竭力呼籲十方求助，於九六、九七兩年得到至相寺活動場所的縣級批複和二十九畝五分土地的歸還落實。此間，海內外仁人志士與本土的遊人香客也與日俱增，亦從開發的角度促進了祖庭道場的恢復。九九年長安縣政府與王莊鄉政府出面，禮請西安卧龍寺方丈如誠大師主持重建至相寺。至此，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之一——華嚴宗祖庭至相寺，終於開始了空前未有全面恢復的新紀元。

如誠大和尚一方兼理寺事，一方竭力營構，從九九年十月至二00四年八月，挺熬五載，耗資八佰余萬，終成至相寺的規模。

寺院座落在前低后高的四層平台上。建築群體殿連樓靠，密集緊湊，但格局依然分明。從寺院山門天王殿一路拜進，首先進入下院。下院左右兩廂各有五間配殿，供俸著觀音、地藏二聖菩薩。步過四方院庭，踏著中間台階拾級而上，即是中台。壯嚴古樸的大雄寶殿就樹立在眼前。大殿左鍾右鼓二樓臨台高聳，樓檐四翹八面威風。再依大殿兩側向里，從一道橫卧石坎下的小巷中穿過，迂徊到大殿後門，順著青石台階扶欄登上，便是寬暢的上院。這也是四層平台中最大的一台，五間法堂高踞在上，兩廂客廳南北相對，三進院自下而上，把山門、大殿、法堂一線貫通。構成了寺院的主體建築。再從大殿的左側向北，繞過鐘樓來到中台的北端，就是文殊祖殿。祖殿座西朝東，與南北藥師伽藍兩殿成三足鼎立。雖說這裡院庭不大，但被東邊中台邊沿的青石柵欄一圍繞，使這一處殿堂顯得格外緊湊別緻、清凈優雅，給人一種院內有院，寺內有寺的感覺。寺院最高的平台，座落著至相寺最大的古式建築——禪堂。禪堂的前三面被徊廊轉柱的十八間禪寮環圍著，構成了與世無染、清雅無喧的一處清幽的凈地。

法 堂 五間 地藏殿 五間

配 殿 十間 觀音殿 五間

大雄寶殿 五間 禪 堂 五間

鍾 鼓 樓 二棟 禪 寮 十八間

山 門 五間 大 寮 三間

齋 堂 三間 居士樓 一棟

文 殊 殿 三間 關房 三處

伽 藍 殿 三間 牌 門 一座

葯 師 殿 三間 水塔 兩座

庫 房 三間 蓄水池 三處

僧 寮 二十六間

新落成的殿寧為明清風格，沒有南國的流彩璃瓦，質淳自然；沒有北域的懸拱四翹，卻也不失壯嚴穩重。配上淡雅的彩繪，手法細膩平實樸素，給人一種肅穆無喧、清涼無嘩的感覺。

這裡處在終南山北麓，地勢雄巍，緩平而下。寺院周圍林木環繞，下有百泉匯流，景色秀美。寺院坐西向東，居高臨下，視野開闊。遠望東方群山，層巒疊嶂；向北俯視秦川沃野，歷歷在目；呈現出一派壯麗景象。此地形狀如龜，寺院正處於龜背之上，後面依踞突起的龍背，前面面對著挺立的駝峰，左側倚靠著龍首，右面緊臨伏虎，負陰抱陽，瑞氣蔥蔥。相傳唐高宗李治出生於峪內，太宗李世民曾多次詣寺敬香（距寺四公里山頂有避暑行宮唐王寨）。寺內有遺碑銘曰“終南正脈，結在其中”。故知此寺不僅是佛教著名古剎，也是終南古迹勝景。至相寺在隋唐時期極盛，高僧輩出。清代稱國清禪寺，成為曹洞宗的道場。

寺院西靠古木參天的高峰腳下，峰腰內凹，峰體南北外伸，宛如高背扶手沙發。中間數十畝緩平地域，便是當年靈裕所卜之“福地”。重修的寺院養育其中，瑞象不凡。

最上品的當推塑像藝術。從塑像的神情姿態，情與無情的動靜融合，到群雕銜錯的灑脫自然，壁畫的工素相輔，無不傳神走韻。質感細膩，意境深幽。衣帶飄逸落擺垂然，泥質皮革以假亂真，鎧甲勾環猶如真鐵，金剛坐椅酷似紅木。

寺院現有常住僧人近50，夏天約住80—100人。為保持古禪風，寺院戒律精嚴，不做經懺。辦禪堂，建閉關中心。為修行人提供用功辦道之場所，以續佛慧命。

至相寺自建立之日便以弘揚《華嚴經》為宗旨，普安出家，拜靜藹為師，“通明三藏，常樂《華嚴》”，把一生的功德都歸功於《華嚴》。靜淵本人亦是“自《華嚴》、《地持》、《涅槃》、《十地》皆一聞無遺，歷耳便講”。靜淵之師靈裕也以專業《華嚴》、《涅槃》，《地論》、《律部》等經而聞名，而且曾撰《華嚴指歸》及《疏》合九卷。至隋大業中(605-617)，靜淵已是至相寺中“解行相高，京城推仰”的一代高僧大德。有智正法師慕而往投，“道味江湖、不期而會”，同住達二十八年之久。智正所研習、講說的亦是《華嚴》學，並制有《華嚴疏》十卷。正是靜淵，智正努力發揚《華嚴》學經教之時，杜順和尚及其弟子智儼也來到至相寺，並加入了修習、弘揚《華嚴》學的行列。期間，智儼在寺內從智正修習《華嚴經》，得益匪淺。順儼師徒會總修習心要，著書立論，把《華嚴》學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境界，並因此被後人推為華嚴宗的初祖，二祖。

顯慶四年(659)后不久，賢首法藏投智儼修習華嚴，龍朔二年（662)，海東義湘禪師亦從新羅國渡海入唐，到至相寺師從智儼習《華嚴經》。法藏“即餐儼之妙解，以為真吾師也”。智儼將法藏比之如“羲龍”，“喜得傳燈之人”，經過十年的修習，法藏終於“后發前至，高超二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以“親窺室奧”，“獨擅國工”，在智儼《搜玄記》的基礎上撰成《探玄記》等著作，將圓教的“十玄妙旨“、“十義圓科”，闡釋精徹細微。確立了華嚴宗的思想體系。為華嚴學的傳播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義湘，在智儼門下學習也頗有成績，“受業若翻瓴水”，“傳宗如走坡丸”，“有滯必通，無幽不測，《華嚴》妙旨，剖析入微”。歸國前撰有《華嚴一乘法界圖》，歸國后先後弘揚智儼、法藏學說，被推為海東華嚴初祖。法藏與義湘的同窗友誼，一直被傳為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則佳話。至今韓國仍時有人來朝祖拜聖。

至相寺當時不但在本土譽響中天，且與海東佛教亦至為密切。龍朔二年至咸享二年(662—671)，新羅僧義湘回國成為海東佛教十聖之一后，乾封三年(686)復有寶壤到至相寺參學，如意元年(692)后不久，又有勝詮、孝忠二僧也於至相寺修習，其中勝詮受三祖法藏之託，捎回賢首書一封，撰述數種詣義給義湘禪師，孝忠則受義湘所託，攜金贈賢首法藏。長慶(821-824)初，新羅無染禪師亦入唐，投至相寺聽講《華嚴》，在一位老僧啟發下，遂棄經教而從心學。

此外，作為漢傳佛教華嚴宗的發祥地和祖庭，至相寺在韓國和日本的影響力非常大。為韓國和日本修學華嚴的僧人和學者到中國來必須朝拜的祖庭。

西安市長安區子午街辦至相寺

公交：地鐵2號線或公交500路、323路、215路等至長安區韋曲南站，轉4-04路公交，到曹村南門，徒步或者雇車上山。

自駕車：從西安市區到至相寺的道路非常方便。駕車可沿子午大道上環山路向東，從171研究所門前繞行南圍牆，經百塔寺直通至相寺門前。

步行：行走路線從171所門前天子峪溝口分路，從地震台觀測站圍牆邊沿小路漫行，與汽車行走的公路隔河相望，攀登時間約一個小時。這條道已經成為市民周末登山的最佳線路，體力強健者，還可從至相寺后穿越山樑至抱龍峪，經航天基地返回到環山公路。

如誠老和尚，字果正；俗姓廖，一九四零年一月生於陝西禮泉縣，自幼隨母聽經禮佛，早植慧根。一九六零年皈依佛門，道心日增。一九八二年二月發心出家，在陝西乾縣觀音寺禮上道下清大師剃度，一九八三年五月在山西五台山廣宗寺依上清下海律師受具。入住西安卧龍寺后，師發願重建叢林，大振宗風，為此廢寢忘食，歷盡艱辛，得省內外檀越護持，重始千年古剎重光。

一九八七年師主卧龍寺法席，秉承上慈下雲，上朗下照，上寂下意諸大師法脈，籍香港上聖下一大和尚之法緣，弘揚禪門宗風，精嚴戒行禪規，領眾坐香參禪，連年舉行禪七法會，如誠法師親自主七，於每年農曆十月十五起七。總共舉辦十個精進禪七。博得四海佛子、善信景仰，至卧龍四道風日隆。如誠大和尚鑒於當前僧才短缺，為紹隆佛種續佛慧命，於一九九六年禮請扶風法門寺方丈上澄下觀法師為傳戒大和尚，禮請香港寶蓮寺上聖下一大和尚和法門寺凈一大和尚為說戒律師，舉辦了規模空前的傳授三壇戒大法會，七百餘名戒子喜登戒品，復於二零零六年親任得戒和尚再度開其放戒。傳授法規嚴肅，秩序井然。因緣殊勝，功德圓滿。

重建卧龍寺后，師率眾節衣縮食，發願重建終南山華嚴宗祖庭至相寺。在原址上重修一座祖庭古剎、困難是不可想象的。工程艱巨。老殿更替，學校遷移、農戶搬遷，近十里的山路要拓通人為的習障與破壞要時時設防和協調退讓，成捆的資金要卧龍寺設法源源不斷從十方籌集而來。於是如誠大和尚一方兼理寺事，一方竭力營構硬是從一九九五年十月至二零零四年八月挺熬五載，終成現前至相寺的規模。師之風範，人天共仰。師大慈悲憫，二十年如一日，積極參與扶貧救災等公益活動，使兩千餘名山區輟學兒童重返校園，八所學校如期改建危房校舍。

師現任陝西省佛教協會副會長，西安卧龍禪寺和至相寺方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