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國楨

1927年6月，喬在富平被捕，關押在三原陸軍監獄，后被在陝軍任旅長的中共黨員許權中營救出獄，任華縣高塘民團教練，組織農民加入民團，進行訓練，使當地中共組織初步掌握了一支農民武裝。1928年3月，喬在華縣再次被捕，由於他在當地威望甚高而獲釋。

渭華起義失敗后，喬赴河北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先後擔任中共井陘縣委書記、唐山市委委員兼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他到唐山開灤煤礦，和工人一起挖煤，邊勞動邊宣傳，深得礦工們的信任。1929年11月，他在工人家中召開十月革命十二周年紀念會議時，第三次被捕，關押在國民黨唐山市黨部，后乘夜逃出，腿部摔傷，拄著木棍，到天津找到中共組織，擔任天津赤色工會書記，活躍在工廠集中的市郊。1930年4月29日，喬在天津楊莊子開會，籌備五一節示威遊行時，不幸第四次被捕，被關在天津河北省第三監獄。第三監獄中共秘密支部書記為傅懋恭(彭真)，喬化名高子香，擔任支部組織幹事。6月底，共產黨員魏振華被迫害死於獄中，傅、喬召開中共支部會，擬出八項要求，並決定7月2日開始絕食。7月4日，中共順直省委發出《動員廣大群眾援助天津被捕戰士絕食運動的緊急通知》。獄方被迫於7月6日接受八項要求。此後，傅懋恭被轉移到陸軍監獄，黨支部改選，喬國楨任書記。9月16日，政治犯要求向共產黨員張宗信遺體告別，獄方藉機報復，把代表關入單人牢房。喬和張明運等商議后，於17日開始第二次絕食鬥爭，並密報省委，投稿《大公報》。獄方陰謀敗露，被囚代表送回，改善了獄中待遇，第二次絕食鬥爭也獲得勝利。

1931年5月，喬刑滿出獄，被中共組織任命為特派員，赴綏遠(舊省名，1954年撤銷，併入內蒙古自治區)工作。7月3日在北平等路費時又一次被捕。在國民黨的軍法處，他和薄一波、劉瀾濤、張友清等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搞“翻供”鬥爭，不少同志減了刑。不久，喬被送到草嵐子監獄，任中共獄中秘密支部組織幹事。因肺病複發被保外就醫，還為黨組織做了許多聯絡工作。1935年3月第六次被捕。在軍警的威逼利誘下，始終堅強不屈。7月26日深夜，在難友的協助下成功越獄。

1938年3月，在中共組織安排下，喬到了延安，一邊治療疾病，一邊向組織彙報工作，並要求到蘇聯醫治肺病。1939年夏，喬由迪化(今烏魯木齊)乘飛機到莫斯科住院治療。1940年秋，身體剛有好轉，就要求回國。途經新疆，因國民黨頑固派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他暫留迪化待命。

1942年9月，曾偽裝親共的新疆督辦盛世才，將在新疆的全部共產黨人集中於迪化(今烏魯木齊)軟禁。1943年2月又把他們正式投入監獄，喬第七次被捕。監獄的摧殘，使他的肺病複發，被送進“養病室”關押。在養病室，他設法與獄中的中共組織聯繫，相互傳遞消息。根據多次坐牢經驗，他奮力寫下萬餘字的意見稿秘密傳閱，向難友們傳授監獄鬥爭的原則、對策和方法。

1945年3月，戰友李握如患病住進“養病室”，一邊養病，一邊照料卧床不起的喬國楨。反動派害怕革命者的親近，竟命令李握如離開“養病室”。臨別前，喬說：“我恐怕不行了，請轉告同志們一定要堅持鬥爭，返回延安!”他將從蘇聯帶回的一把小剪刀送給李握如留念，並托李回延安后打聽他妻子和兒女的下落。李握如回到牢房后，另一位同志又“裝病”去“養病室”護理喬。但他病情日益沉重，同年7月31日與世長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