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

馮家為天津著名鹽商，鹽引在直隸涿州，八國聯軍侵華后避難於涿州，故生於涿州。

1912年，就讀於叔祖馮學彰創辦的一個私立小學，小學停辦后，在家中從父親學習《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的某些篇章。

1917年，在涿縣高等小學畢業后，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學讀書。

1921年暑假，考入北京大學。

1930年留學德國先後就讀柏林大學、海德堡大學。

1935年獲得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大學畢業后在哈爾濱教書。

1936年7月，任上海同濟大學教授兼附設高級中學主任。

1939至1946年，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德語教授。

1946年7月至1964年，執教於北京大學西語系。

1951年後，兼系主任。

1964年9月，調任現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從事外國文學研究工作。

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開始寫詩。

1925年，發表了許多詩與散文。

1927年4月，出版第一部詩集《昨日之歌》。

1929年8月，出版第二部詩集《北游及其他》

1939至1946年，7年間他的創作和研究都處於比較旺盛的時期，著有詩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中篇歷史小說《伍子胥》及學術論文、雜文等。

著有《杜甫傳》，當時頗得好評。

1989年8月至10月中旬，患胸膜炎，住北京協和醫院治療。

1993年2月22日去世。

以上資料來自：

治學方法

洋為中用

“洋為中用”的治學方法。馮至把他在創作中使用“洋為中用”的方法叫做“吸收外來養分”。這個提法本身也表明“洋為中用”的主體是中國，“洋”為作為中國人的創作主體所用，為中國的廣大讀者能夠並樂於接受。馮至的主要學術著作《杜甫傳》、《論歌德》和他寫的其他學術論文都貫徹了這個精神。他明確地說過“我們搞外國文學，並非為研究而研究，也不是為外國人研究，而是從中國的需要出發去研究，根本目的還是在於為發展社會主義提供借鑒。”他在北大當“西語系”系主任的時候，搞教改，多次修改教學計劃，他每次都強調兩件事：一個他強調西語系的學生要打好紮實的外語基礎，另一個強調的便是學外國文學的人要學好中國文學。“學外國文學的人要懂得中國文學”這個觀點是馮至非常鮮明的觀點。它不僅體現中國外國語言文學為誰服務的根本性原則，而且也符合語言、文學具有整體性的學科規律。

嚴謹求真

嚴謹、求真的學風。對寫論文，學術界流行著一句常說的成語，叫“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它表達了寫文章不能信口亂說，寫文章要有根據而且要符合邏輯，這恐怕就是“嚴謹”的要求。但我認為光按這句話行事，還遠遠達不到科學性的要求，因為這兩個條件僅僅說明了寫文章時對作者主觀方面的要求，沒有提出對寫出來的文章要符合客觀。但如果在“嚴謹”之外再有“求真”這一條，就保證了文章里說的要符合客觀，或力求接近客觀，這樣才稱得上科學性的要求。馮至搞研究工作就是按“嚴謹，求真”這兩條要求去做的。我們從他兩部主要著作《杜甫傳》和《論歌德》里就可以看出這種治學態度。我還要講幾件馮至經常強調的事情（或原則）來豐富我們對他“嚴謹，求真”的治學方法的認識。

1923年，參加文藝團體淺草社。

1924年，顧隨於上學期結束時受青島膠澳中學之聘任教，邀馮至去青島度假，從7月上旬至8月中旬，在青島愉快地過了40多天。暑假后，聽魯迅講授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與詩人柯仲平相識。

1925年，與友人創立沉鍾社。

1931年2月底，與梁宗岱在海德貝格相會。在宮多爾夫的課堂上認識了正在準備博士論文的維利．鮑爾，後來成為好友。決定離開海德貝格，8月至柏林。在柏林大學，開始研究歌德時代的文學。與陳銓相識，與北大同學蔣復聰、朱懊交往。

1935年9月，回國。

1948年7月4日，馮至去清華，最後一次見到朱自清。暑假期間，受楊振聲邀請，全家在頤和園內諧趣園住了一個多月。

1950年1月29日，在北京大學哲學討論會上做關於歌德的報告。3月30日至6月7日，隨代表團出訪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並在莫斯科停留若干日。

1954年2月，訪問鞍山鋼鐵公司，同行者有吳組緗、黃葯眠、肖殷、戈揚等。6月至8月，與田間訪問民主德國、羅馬尼亞。在柏林與安娜·西格斯、貝歇爾、布萊希特、魏斯科普夫等作家晤談。

1959年10月至11月，與成仿吾赴民主德國，參加萊比錫大學550周年慶祝大會，會後馮至又參加席勒誕生200周年紀念會。

1970年7月，離開燕東園，遷居建國門外永安南里，去河南息縣幹校。

1979年6月7日至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訪問聯邦德國，馮至為團長。重訪海德貝格，參觀海德貝格大學的日耳曼學研究室、東方美術研究室等。7月19日至9月底在黃山療養。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參加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在作協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1982年，辭去所長職務，改任名譽所長。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四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作協副主席。

1987年6月初，與姚可昆、韓耀成赴聯邦德國接受聯邦德國國際交流中心藝術獎。5日，聯邦德國總統魏茨澤克接見馮至。6日至10日第三次重訪海德貝格。14日，應奧地利科學院邀請訪問維也納。18日，應民主德國高等教育部邀請，至魏瑪、柏林訪問。

1988年1月14日，與臧克家、卞之琳、艾青一起參加由中國作家協會、詩刊社和北京市青年宮聯合舉辦的“詩歌一日”活動。25日，回北京。

1989年4月25日，當選為新成立的中國北歐文學學會會長。8月，首屆“馮至德語文學研究獎”在京揭曉。

1955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魯迅曾稱讚他是中國最優秀的抒情詩人。

馮至也是中國文學研究家，他從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醞釀《杜甫傳》，至五十年代初才發表出來，當《杜甫傳》在“新觀察”上連載時，毛澤東就讀了，有一次毛澤東曾握住馮至的手，說他寫《杜甫傳》是“為中國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作為詩人的馮至為我們留下了許多經典詩篇，他與卞之琳一起被認為是中國新詩史上的現代派大家。他在《贈之琳》一詩中對卞之琳有這樣的評價：“這星座不顯赫，卻含蓄著獨特的光輝。”其實這同樣可以看做詩人的夫子自道。

在馮至漫長的詩歌創作生涯中，有兩個為研究者十分關注的關鍵階段，那便是他創作詩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的時期和創作詩集《十四行集》的時期。對此文學史也早有定評。對於前者，最著名的評價莫過於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極力褒揚的“中國最為傑出的抒情詩人”：對於後者，朱自清先生也以其“詩里耐人沉思的理，和情景交融成一片的理”做出了很好的總結：“聞一多先生說我們的新詩好像儘是些青年，也得有一些中年才好。馮先生這一集大概可以算是中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