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比較語言學

比較語言學，又稱歷史比較語言學，把有關各種語言放在一起加以共時比較或把同一種語言的歷史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進行歷時比較，以找出它們之間在語音、辭彙、語法上的對應關係和異同的一門學科。利用這門學科一方面可以研究相關語言之間結構上的親緣關係，找出它們的共同母語，或者明白各種語言自身的特點對語言教學起到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找出語言發展、變化的軌跡和導致語言發展、變化的原因。十九世紀它就廣泛地應用於印歐語的語言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奠基人是德國語言學家格林（Grimn）、博普（Bopp）和丹麥語言學家拉斯克（Rask）。

歷史比較語言學起源於18和19世紀的歐洲，研究重點是印歐語系諸語言的語音系統。1786年英國學者威廉·瓊斯在對梵語做了深入的研究之後指出，梵語同拉丁語和希臘語之間存在著非常有系統的對應關係。例如就詞首輔音而言,“三”在梵語、希臘語和拉丁語中都是t,“父親”都是 p。這種系統的對應現象非常普遍，絕不可能歸結為偶然因素。瓊斯同時認為，要解釋這種現象，只有認為它們共同源自現在也許已經消亡了的某種語言。接著，丹麥學者R.K.拉斯克、德國學者F.博普、J.格林等人在更多的語言中發現了類似的對應現象，並且根據這些系統的對應關係，推測了它們的共同起源──原始印歐語的表現形式，同時把原始印歐語同後來語言之間的關係用簡潔明確的定律形式表現了出來。

在拉斯克、博普、格林等人相繼對印歐語系作了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德國萊比錫大學的一批學者把當時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加以總結，正式為歷史比較語言學提出系統的理論原則和方法。這批學者稱為新語法學派。他們提出的最重要的原則是“語音規律無例外論”。根據這條原則，語音變化完全受特定的語音環境的支配。一旦發生了某個語音變化，那麼，同一語言地區中處於該特定語音環境中的音全都發生變化，不應該有例外現象出現。語言學界最初對他們提出的這條原則普遍持懷疑態度，因為以前發現的定律確有很多例外現象無法解釋。但是，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早些時候所說的例外現象，其實也受著其他語音規律的支配，只是這些規律以前沒有發現而已。後來，新語法學派的觀點終於為絕大多數人所接受，在歷史比較語言學中佔據主導地位達半個多世紀之久，成為指導這個領域中研究工作的理論基礎。儘管現在普遍認為，新語法學派未免誇大了語音定律的作用而沒有給類比等因素以足夠的注意，但是，從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的實踐來看，新語法學派所提出的原則促使人們深入研究當時的語音規則尚無法解釋的例外現象，力圖發現新的支配這些所謂例外的語音規則，對先前的規則加以修改和補充。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能夠獲得巨大的成績，新語法學派所提出的理論原則有很大的功勞。

除了語音變化以外，類比也是決定語言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類比是比照某一模式的結構，用語法和語義上功能相同的新形式取代原來的形式。同語音變化單純涉及到語音環境不同，類比牽涉到音繫結構和語法結構之間的關係。類比變化有時會打亂語音變化的結果，後者的一部分例外，可以由此而得到解釋。

歷史比較語言學問世以來，所取得的最大成績就是對語言之間的親緣關係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尤其是在印歐語系的譜系分類方面，獲得了相當確鑿的證據。其次是有助於人們對於有關原始母語的表現形態和使用地區的了解，例如，歐洲學者現在很有把握地認為，原始印歐母語起源於黑海以北的地區。

作為一種科學的研究工具，歷史比較語言學不僅可用於印歐語系的語言，也可以用於其他語言。20世紀以來，瑞典漢學家高本漢、中國語言學家羅常培、陸志韋、王力、李方桂、李榮等人運用這種科學方法，構擬了上古和中古的漢語語音系統，初步制定了漢語和有關語言的親緣關係，把在中國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漢語音韻學研究提高到一個嶄新的科學高度。

但是，歷史比較語言學在方法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對在所有子語言中都無殘存表現的母語特徵，比較方法是無法揭示出來的。同時，它也很難確定某一特徵到底是原始母語的特徵，還是在分化后的子語言中獨立發生的平行性變化。再有，歷史比較方法偏重於語言的前後相繼，忽略了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根據這套方法所擬定的原始母語，是一個內部無方言差別的語言系統。現代學者則認為，一種語言，尤其是通行於廣大地區的語言，無論怎麼古老，內部只是基本相同，並非完全一致。法國的方言地理學家J.吉耶龍(1854～1926)在19世紀末期已經發現，一個地區的方言在語音上並不整齊劃一。20世紀60年代美國W.拉波夫(1927～ )發現，就是在紐約市內，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發音也不一樣。所以一般看法是，把原始印歐語看作單一性的、規律絕對嚴格的、內部毫無分歧的語言，未免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