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

史，這個辭彙早在甲骨文時代就已經產生了，象形的是判事的巫師或者判事的吏員，《說文》詮釋道：“史，記事者也，從又，執中，中正也。”。所以，在中國古代，“史”與“事、吏”的詞義是相通的，帶有倫理學（含自然倫理原則和社會倫理原則）的價值判斷涵義。

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誕生之前，一般從廣義上來界定歷史學，即對史學的定義與對歷史的定義往往是同一的，很少有人對兩者進行嚴格的概念上的區分。英語中“歷史學”和“歷史”是同一個詞：History。根據第四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History第一義項即指“歷史學”——對過去事件的研究；第二義項才是“歷史”——過去的事件，尤指從整體意義上來認識的過去事件；第三義項實際上是從第一義項中引申出來的——對過去事件的系統敘述。可見，“歷史學”和“歷史”是其本義。在西方歷史學家對歷史學的定義或解說中，History具體所指為何，一般應視具體的文本語境而定。

中西方對史學的認識所經歷的過程基本相同。中國古代的“史學”概念亦從對“史”的認識發展而來，或者說它最初也包含在“史”中。據瞿林東先生的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含義經歷了史官、史書、史事、史學的發展過程。

歷史學最早產生於春秋戰國，孔子就已經開始歷史學教育，創作《春秋》著作。到漢朝司馬遷父子建立更加完善的歷史學體系和創作形式，歷史學已經開始成為官方研究重點。東漢的班固就是在專門保存書籍的蘭台（御史台）修史，開始官方對史學的控制，禁止私人修史。隨著封建民主制度發展，到晉朝不僅設立官方專業的著作省，也有了專門負責著作、修史的高級官員，同時允許民間修史。官史和私史並存，體現官方立場和人民立場的史學觀也逐漸形成。後世通常把官方和民間都認可的相對客觀、準確的歷史著作作為正史，代表官方史學。

史學名詞可能始出於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後趙石勒稱王之年——東晉太興二年（公元319年）。在當時和其後一個半世紀間，並未對它的內涵作出明確的解說。但是，史學擺脫對經學的依附地位，並與傳統的經、律兩學鼎足而立，成為官學中一個完全獨立的部門，這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上還是極具重要意義的。後來它有了編纂學、文獻學的內容；至清代乾嘉時期，人們又賦予了史學以歷史敘述技巧和歷史認識方法等內容。

要而言之，在中國古代，人們對史學概念的解說所達到的最高認識水平是：史學是一門關於如何認識、敘述或編纂過去的事件的專門性、技藝性的學問。這種認識與西方近代歷史學家“歷史學是藝術”的界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史上，作為人類過往社會客觀存在的“歷史”與作為一種專門性學問的人們對它進行認識、描述的活動及其結果的“史學”，最後實現了初步的分離。這是古代歷史學家經過數千年探索的結果，亦是他們在史學認識上的最大成就之一。

正因“史學”從“史”的硬殼中脫胎而來，所以，儘管在當代歷史學家看來，“歷史”與“史學”是兩個內涵和本質均不相同的概念，對於它們各自是什麼的回答分屬於不同的本體論範疇，但是當人們定義它們時，它們就像是一個雙面怪——兩者交互使用、互相糾結在一起。正如“易”因背出分訓、并行分訓和同時合訓而“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簡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史”因一字多意同時合用亦總有二義，這種情況在近代依然頑固地維持著。

因此，近人對史學的定義，並不比古人高明多少，亦往往不能徹底分割克麗歐女神的雙面性。當定義“史者何”或“歷史何謂”的時候，實際上不是在確定“歷史”的定義，而是在確定“史學”的定義；有時則同時合訓而兼具兩義。如果從歷史本體論角度來分析，難免會把他們的定義當做是從觀念形態上來界說“歷史”概念，從而得出他們的歷史觀本質上屬於唯心主義歷史觀的結論。如果從他們解說的實際內容和文本的整體語境來分析，則不難看出，他們正是從狹義上確定了史學的內涵。例如，近代國學大師、“新史學”革命首倡者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就開宗明義地寫道：“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這裡的“史”，很明顯是指“史學”；而且，《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所闡述的內容，亦是如何研究歷史的方法問題，而不是論述歷史是什麼的問題。當然，多數史家則採用傳統的同時合訓的方法。例如，杜維運說：“一般來講，所謂歷史，不外是以往實際發生的事件（簡言之為往事），或者是以往實際發生的事件的記錄（往事的記錄）”。

“活動”說

瞿林東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綱》一書中說：“關於人類社會歷史的認識、記載與撰述的綜合活動，這便是史學”。瞿先生的定義，與他這本書的內容是相適應的。因為史學在中國古代，主要是以附屬於政治活動的一種文化積累活動的形式存在的，史官和史館制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史學雖然在東晉十六國時期開始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中國古代史學發展過程中雖然亦不乏私人撰史行為，但兼具文化活動和政治活動而主要作為政治活動的一種表現形式的“綜合活動”特性，並沒有改變。

“學問”說

吳澤先生在其主編的《史學概論》一書“緒論”中，給史學確定的定義是：“史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的學問”。

“半科學，半藝術”說

這種說法的由來比較複雜。歷史學究竟是一門科學還是一門藝術，或是兩者兼而有之，在西方史學史上，這一爭論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紀古羅馬帝國。第一個對這個問題進行辨析的，是當時的修辭學家、諷刺散文作家希臘裔羅馬人盧基阿努斯（Loucianos，約120—180年左右。一說約125—192年。舊譯琉善，現又據英譯Lucian而譯盧奇安）。盧基阿努斯以傳統對話體寫過約80篇雜論，內容涉及文學藝術、哲學、修辭學、宗教等命題，其中有一篇史學評論專論《論撰史》，“可以定位為西方史學史上第一篇史學理論專論”。

• 西方觀點

盧基阿努斯從歷史學的任務或目的、本質、價值、認識方法，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結構，史料收集與處理，歷史著作的表現形式，判斷歷史著作優劣的一般標準等等方面，提出了史學本體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揭示了史學與文學藝術（如頌辭、詩歌、戲劇等表現形式）相比而具有的真實性本質特徵，認為歷史學雖然外加有欣賞的成分，也需要藉助適當的文學藝術的表述技巧，需要“華而實”的“風格之美”、“真實美”和“條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等表現形式，但是，這些都不是構成歷史學的本質的東西；歷史學按其特性、本質和目的來講，是一門實用之學，而非一門有如詩歌那樣的欣賞之學。

盧基阿努斯《論撰史》所表述的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本要點如次，文中“歷史”是“史有二義”中的“歷史學”之義：

“歷史家的首要任務是如實敘述”。

“歷史必須努力盡它的本分，那就是寫出真實。”

“歷史只有一個任務或目的，那就是實用，而實用只有一個根源，那就是真實。歷史中可欣賞的成分無疑是外加的東西，不是歷史的本質。”

“如果在通向真實的道路上存在無法克服的障礙，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家應始終注意的不是現在的聽眾，而是今後將讀到他的史著的人。”

“歷史則惟恐混淆是非，歪曲真相。歷史有如氣管，據醫生說，氣管不能容忍一點點食物進去的。”

“歷史如果是誇誇其談，就連欣賞的價值也沒有了。”

“歷史家的氣質不能不有一點詩人的風度，歷史正如詩歌一樣，是需要運用一些高昂脫俗的調子的。”

“歷史是可以歌頌的，但是歌頌要安於本分，要用得恰當，不要使讀者討厭。”

“歷史家在歌頌的時候務必著眼於後世的讀者。”

“如果歷史家認為加上一些修飾是絕對必要的話，他應該只求風格本身之美；只有這種美是華而實，可惜今日的史家往往忽略了這種真實美，卻舍本求末，魚目混珠，販賣無中生有的浮詞。”

“歷史家的能事也是如此：他的藝術在於給複雜錯綜的現實事件賦以條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然後以儘可能流暢的筆調把這些事件記載下來。如果聽眾或讀者覺得有如親歷其境，目擊其事，而且稱讚作者的技巧，那麼歷史家的雕像就算達到完美的境界，他的勞動就不是白花了。”“我們既然認為歷史精神的目的在於坦率誠實，從而歷史風格也應該相應地力求平易流暢，明若晴空；既要避免深奧奇僻的詞句，也要避免粗俗市井的隱語。我們希望俗人能了解，文士能欣賞。詞藻應該雅而不濫，毫無雕琢的痕迹，才不使人有濃羹烈酒之感。”

“你不要給讀者這樣的印象，以為你舞文弄墨，誇誇其談，而不顧歷史的發展。”

“歷史家務使自己的頭腦有如一面明鏡，清光如洗，纖塵不染，照見人臉，絲毫不爽；這樣，他才能如實反映出生活的現實，既不會歪曲真相，又不會使之失色。”

歷史家“搜集材料不應粗心大意，而必須慘淡經營，反覆調查；如果有可能，歷史家應該親臨其境，目睹其事；不然的話，他也應該採用不偏不頗的報告，選擇那些不會因偏見而誇大或貶抑的口證。”

“我的模範的歷史家是這樣的人：他無所畏懼，清廉正直，獨立自主，坦白誠實，是非分明，不為一己的愛憎所左右，不因憐惜或敬佩而筆下留情；他是大公無私的判官，對誰都不懷恨，但是對誰都不徇私；他是放眼世界的作家，目中無帝皇將相，絕不考慮他們的喜怒，而如實記載他們的事迹。”“他可能懷有個人仇怨，可是他更加重視國家的利益，視真理重於私仇宿恨；他可能有所喜愛的人物，可是，他不會饒恕他們的過失。”歷史家“必須是一個有獨立精神的人，無所畏懼，不仰賴他人，否則他就會優柔寡斷，易受不正當的影響”；“必須只對真理馨香頂禮，絕不膜拜其他神靈；一切神靈都不在他眼內，他的唯一原則與堅定信仰是：絕不考慮今日的聽眾，而只想到未來的讀者。”

“我的理想歷史家必須具備兩種才能：一是政治眼光，一是表現才能。前者是天賦的才能，不可學得；後者是後天的修養，只要熟讀典籍勤學苦練，便可以學到。”

“歌頌者的唯一任務是頌揚與取悅他的對象，只要能夠達到目的，即使言過其實，也在所不計”。“詩享有無限的自由權，詩只遵守一條法律——詩人的想像。”

因此，在盧基阿努斯看來，“不能區別詩與史，確實是史學之大患”。盧基阿努斯關於“詩與史”、“實用的歷史”與“欣賞的歷史”之間異同關係的辨析，開啟了後世歷史學家關於歷史學是一門科學還是一門藝術的論爭之門。近代西方無論是客觀主義歷史學家提出的歷史學是一門“如實直書”的實證科學，“歷史學是科學，不多也不少”，還是相對主義歷史學家提出的歷史學是一門藝術，“歷史學一半是科學，一半是藝術”等等表述形式不盡相同的史學本體認識，就其關於治史原則、史學本質的認識，以及討論的題域、思考的路徑而言，其實均未超出盧基阿努斯所達到的認識水平和劃定的疆界。

• 中國觀點

在當代中國史學理論界，史學理論工作者們接過了盧基阿努斯的問題。堅持歷史學是一門科學的歷史學家，一方面沿著盧基阿努斯開闢的認識路徑，從歷史學與文學的區別中把真實性確定為歷史學的本質特性之一；另一方面，沿著馬克思和恩格斯開闢的辯證的、歷史的和唯物的認識路徑，從歷史本體論和史學本體論的高度，深刻闡述了歷史學研究對象的客觀實在性，從而為歷史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另一些持相對主義甚至折衷主義史學觀的歷史學家，同樣延續了盧基阿努斯的認識路徑，所不同的只是把已經被盧氏排除在外的“無疑是外加的東西”又偷運到歷史學本質特性的內容之中，使之成為內涵於歷史學本質的東西，然後以此為據，重彈了實質上是“一半……一半”的老調。何兆武先生的歷史學是一門“既是科學又非科學的超科學”人文學科之說，可以看做是“一半……一半”說的當代中國版。

20世紀80年代末，何兆武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歷史研究中的假問題”命題，認為“要使歷史科學現代化”，“歷史學界應該對過去一切似是而非的假問題進行重新批判並做出一番澄清”。此論在中國歷史學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第一個被他當做“假問題”來澄清的，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性、或停滯性、或長期停滯性問題。

90年代，這種澄清工作很快就溯源到了歷史學本體論和歷史本體論的範疇領域，把“歷史學是科學嗎？”作為一個準“假問題”——何先生沒有直接認定它是一個“假問題”，而只是認為它是“唯科學觀點”的一種表現，故用准“假問題”來稱之——來清理。從他發表的一些文章中，如《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歷史學兩重性片論》、《歷史兩重性片論》、《歷史學家、歷史學和歷史》，以及被他收入自己的“學術文化隨筆”集中的《〈歷史與歷史學〉自序》，等等，不難發現他的歷史學作為一門人文學科是“超科學”之說：“人們對歷史的研究和認識則構成為歷史學。”

“……人們對歷史的體驗（歷史學）……”

“歷史學本身就包含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歷史學Ⅰ）是對史實或史料的知識或認定，第二個層次（歷史學Ⅱ）是對第一個層次（歷史學Ⅰ）的理解或詮釋。”

“歷史學Ⅰ所給定的數據可以為有一個‘實’，即一個大家一致（或可以達成一致）的看法……歷史學Ⅱ本質上是一種思維構造過程……”

“歷史學Ⅱ也包含有兩個部分，即理性思維和體驗能力，二者綜合就成為歷史理性。理性思維是使它認同於科學的東西；體驗能力是使它認同於藝術，從而有別於科學的東西……因此，歷史學既是科學，同時又不是科學；它既需要有科學性，又需要有科學性之外的某些東西……即我們對認識歷史所需要的那種心靈體驗的敏感性，那實質上有似於藝術的敏感性。”

“歷史學之成為歷史學，其關鍵乃在於歷史學Ⅱ，而不在於歷史學Ⅰ。歷史學Ⅰ是科學，歷史學Ⅱ是哲學。”

“科學地對待歷史學，就必須承認歷史學中的非科學成分。”否則，“歷史學就連所謂‘科學的’歷史學都談不上，更遑論‘人文的’（它是科學與非科學兼而有之，所以是超科學的，但不是反科學的）歷史學了”。

“歷史學不能單純考慮物質方面，也不能單純考慮精神方面，而是要把二者綜合為一個整體；思想史則是其中最本質、最核心的部分”；“思想史的對象則是一切人文動機（人們的思想、理論、見解、願望等等）如何參與並形成了歷史的整體”；“思想史所論述的是人們的想法和看法，包括最廣泛意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貫穿著人的全部物質的和精神的活動的是人的思想的整體，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思想史”；“人類的思想文化不妨劃分為兩類，一類是積累的，一類是非積累的……歷史中……屬於人文範圍的成分，大抵也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涉及知識性的和技術性的，一類是涉及非知識性和非技術性的。前一類是可以積累的，后一類則否”；“思想和現實構成為一個整體，這就是所謂的歷史及其內涵。”“歷史學並不是一門實證的科學，你無法進行可控的實驗來證實它或者證偽它……就物質層次的歷史而言，事物的發展有其必然的規律；但就人文層次的歷史而言，則其發展並沒有物質事物發展那種意義上的必然規律……現代化的歷史學正在要求人們放棄前一個時期近代化史學思想所要求於人們的對所謂歷史規律也像對自然科學規律那樣的無限崇拜和無限信仰”。

何兆武先生“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所獲得的關於“歷史學兩重性片論”，要點即如上述。他的“歷史學Ⅰ”、“歷史學Ⅱ”兩分法提出后，青年史學理論工作者從中獲得了靈感，進而又區分出了所謂的“歷史學Ⅲ”。可見，兩分法對於歷史學的“精細化”是做出了貢獻的：它開出了一條史學本體論研究中的結構主義或者說層次化研究之路。至於歷史學概念本身是否能夠做出如此精細化的涇渭分明的層次區分，則尚無人去深究。

綜觀何先生的有關論述，不妨概括為：歷史學是以思想史為其中最本質、最核心的部分，由人們對歷史的研究、認識和體驗所構成，一門兼具科學、哲學、藝術而又非科學、非哲學、非藝術，不是實證的人文學科。

這種史學解說，實際上是新盧基阿努斯之辨，不同於盧氏的是，何先生把盧氏的“實用的歷史”和“欣賞的歷史”用折衷主義的手法捏合在了一起，使歷史學改性成了一個兩性人。或者說，通過變性手術，歷史學從20世紀末的科學時代又返回到了它的素樸的不定性的童真時代。

按照何兆武先生的相關論述，歷史學的這種既是又非的兩重性，根源於歷史的兩重性。所謂“歷史具有其兩重性的論點，即作為自然人，人的歷史是服從自然和必然的規律的，但作為自由和自律的人，他又是自己歷史的主人，是由他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取向的”。

這樣，通常所理解的歷史定義的一般內涵——人類社會的客觀進程，——就被大大化約為人的歷史，不僅“類”沒有了，而且“社會”的內涵也被抽掉了。無論是所謂歷史的兩重性，還是所謂歷史學的兩重性，其實都根源於個體屬性意義上的“人”的兩重性。在解說歷史學是什麼時，何先生又過於強調已經被他完全個體化了的“人”的“自由和自律”性；在探討歷史學的特性時，則把人文學科所具有的一般特性等同於歷史學的特性。“原來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

“科學”說

1902年，英國實證主義歷史學家、劍橋歷史學派重要代表人物柏里（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又譯柏雷、布瑞）繼阿克頓爵士（Sir 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1834—1902）任劍橋大學近代史講座欽定教授，在就職演說《歷史科學》中，以如下一句話語作為結束：“歷史學是一門科學，不多也不少。”這是歷史學家們探討歷史學是什麼的問題時引證得較多的一句名言。在當代中國歷史學界，“科學”大致有三種代表性意見：一般“科學”說；“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真實性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說；“整合學”說。

一般“科學”說是最普遍的對史學的定義的確定。例如，1999年出版的新版《辭海》“史學”條：“亦稱‘歷史學’。社會科學的一個部門。研究和闡述人類社會發展的具體過程及其規律性的科學。”又如，吳著《史學概論》一書“前言”中確定的史學的定義：“史學是一門反思的科學，是對各種具體歷史研究及其內在規律的探索的科學。”

李振宏先生在《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一書中辟專章，從“歷史學是科學的根據”、“歷史科學的特性和任務”，以及歷史科學的研究對象等方面，探討科學的歷史學是什麼及其與一般歷史學的根本區別問題。根據他的論述，歷史學可區分為兩種：一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產生之前的一般歷史學，它還不成其為科學，充其量不過是描述和研究人類過往社會客觀存在及其過程的一種專門的知識體系；一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它是迄今為止唯一科學的歷史學，一門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和真實性等顯著且重要特徵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

與以往大多數歷史學家不同的是，李振宏從研究的對象、任務和特性三個方面，正確地區分了歷史科學與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一般社會科學、文學等學科之間的不同，從而為歷史科學確定了客觀實在的特殊研究對象，規定出了其所應承擔的特殊任務。大多數歷史學家給出的關於史學或歷史科學的定義，總是混淆歷史科學與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研究的對象和任務。例如，後於李著出版的、比較全面系統地反映新時期中國史學理論研究成果的《史學理論大辭典》“歷史科學”條目。該辭條吸收了李著“歷史學是科學的依據”、“歷史科學的特性和任務”兩章中的有關歷史科學概念的內涵。但是，與此同時，它依然把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研究對象——“人類社會發展史”，——完全等同於、且當做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唯一的研究對象。李著中的歷史科學的研究對象和任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供的一般規律指導下，通過[對]世界各民族、國家的無數歷史現象，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它們的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和特點”，——在表述方式上略事變動后，被當做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主要任務之一；本應屬於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研究任務，——“揭示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經過各種階級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指明歷史前進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方向，為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科學的理論和歷史根據”，等等，——也被統統歸入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主要任務之中。

這個辭條的內容，其實是以《辭海》中“歷史科學”辭條的內容為基礎、糅合了李著中的有關內容的“混血兒”。科學的歷史學在承擔自己特殊的任務和進行特殊性範疇研究的同時，完全越俎代庖地包攬、包辦了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全部任務和研究對象。

“整合學”說

新時期史學界關於究竟什麼是歷史學問題的討論中，一種最新的、且頗具特色的定義，是蔣大椿先生確定的。在《當代中國史學思潮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發展》一文中，有鑒於“通常人們認為歷史學就是歷史論著，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這些歷史論著中所表達出來的歷史知識”這種對史學的直觀的“卻是有欠全面和深刻的”認識現狀，他從“廣義理解的”角度，為歷史學確定了一個全新的、“全面和深刻的”、明晰的定義：“歷史學乃是作為研究主體的歷史學家通過一定的思維認識方式、手段與歷史客體發生互動作用的歷史研究這種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產品，即歷史知識。”

在這一表述中，蔣先生沒有涉及“歷史存在”概念，但從蔣先生的全文來看，他是從“歷史存在”的意義上來使用作為進入歷史學家認識對象範疇的歷史存在的“歷史客體”這個概念的。因此，根據他在文章中的相關闡述，我們就可以得出：“歷史學家”和“歷史存在”，是構成作為精神生產實踐的歷史研究活動的兩個前提性要素；“歷史思維認識方式”、“歷史認識手段”、“歷史客體”、“歷史研究精神生產實踐”（“歷史研究活動”）和“歷史知識”，是構成歷史學的五大基本要素。蔣先生確定的史學的定義，的確比現有的關於史學的定義都要全面。蔣先生把它稱為“新馬克思主義史學”，並根據它在歷史認識方式上的整合性及其對象領域上的綜合性特徵，在性質上把它規定為“一門以科學性為基礎的內在地融合了實證性、抽象性、價值性、藝術性的整合學”。

關於史學的定義或解說，雖然在文獻史上大多是近人或今人確定的，但是從邏輯序列上講，它們其實與歷史學自身演進的自然歷史過程和人們對它加以認識的思想史過程是基本相符的。

“史有二義”和今人的“活動”說、“學問”或“學術”說與“知識體系”說、“超科學”或“一半是科學，一半是藝術”說、“科學”說，可以看作是分別對應於歷史學在其發展歷程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個時代的客觀存在事實在歷史學家思想上或理論上的表現形式。其中，“科學”說中的一般“科學”說和其他兩種史學解說，分別反映了歷史學第四個發展時代中的前後兩個不同時期；至於後者，更確切地說，是當代史學實踐的客觀存在狀態在歷史學家理論形式上的一種表現，也就是說，是史學理論工作者對當代史學實踐進行抽象性認識的理論結果。而當今中國歷史學界史學界說紛紜，不過是史學實踐日趨複雜多元的紛亂現實在史學工作者思想上造成認識混亂的切實反映；而且，各自對史學定義的確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定義者學術背景和研究對象的具體內容的影響。

在幾種史學的定義中，就中國未來史學的發展而言，比較有意義的是：何兆武先生的“超科學”說、李振宏先生的“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真實性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說和蔣大椿先生的“整合學”說。其中，李、蔣二說雖各自從不同的分析角度和相同的角度而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得出，但在對歷史學的特性的認識上，實基本一致，因此可作進一步的融合而成為一派之說。就研究狀況而言，未來中國史學本體論研究，如果說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學派的話，那麼，它們無疑是值得援用為學派建立和發展的理論基礎的解說。本書的史學定義，將以李、蔣二說為基礎來確定。因為，歷史學不僅僅是一種活動，不僅僅是專門的學問或學術，也不僅僅是一種知識體系，它更是一門在研究對象和任務方面都具有科學性的特殊學科。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來說，它不僅僅是一門一般意義上的科學，它更是一門完成的科學知識形態意義上的科學。

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由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既存事實，對歷史學是什麼的回答，就不應該再繼續停留在一般歷史學的認識階段，而必須把它當做一門完成的知識形態意義上的科學來看待。中國歷史學理應歸屬於迄今為止唯一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範疇，而不是也不應該是任何別的什麼歷史學。與此同時，我們今天確定歷史學的定義，不能滿足於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時代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史學認識水平，必須結合后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特別是當代中國和世界的史學實踐的現實存在狀況，從而作出我們時代的關於史學的確切定義。史學定義的重新確定，必須符合併反映這個時代要求。

歷史學對於個體歷史學家來說，它可以成為他賴以謀生的一種技巧性或技能性的職業手段，也不妨可以成為他從歷史中汲取必要的文化素質或從歷史中認識人類自身的一種方式，或是作為他提高其文化藝術體驗和鑒賞能力的一種有益的精神活動；個體歷史學家當然亦可以是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之外的其他歷史觀來指導其歷史研究；而且，並非每一個體歷史學家、每一次具體的史學實踐，都必須承擔起揭示某一或每一民族、國家的歷史運動特殊規律的任務。但是，諸如此類產生於歷史認識和歷史學發揮其功能與作用過程中，僅僅來自史學主體的主觀認識和這種認識形式、認識手段的特殊性和歷史學利用方式的特殊性，或發生在個體史學主體身上的特殊現象，來自歷史學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所產生的特性，而不是產生於歷史學確定的研究對象和任務本身，更非結合今天歷史學發展現實狀況的東西，是不能成為否定歷史學是一門科學的根據的。

從特性方面講，儘管歷史學或多或少地具有其他社會科學甚至人文學科（如文學、藝術）的某些一般特性，但它之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不在於這些一般特性，而在於它根源於自己的研究對象和任務，把自己區別於其他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特性，其中較顯著且重要者有：它與哲學相比的特殊性特徵，與一般社會科學相比的綜合性、整體性特徵，與文學相比的真實性特徵。在歷史學身上所表現出的某些人文學科一般性特性的東西，同樣不能成為否定它是一門科學的根據。因此，任何關於歷史學不是科學的史學的定義或解說，都不能拿來作為重新確定史學的定義的基礎性材料。

歷史學是科學。它的科學性的一般根據有二：一是它的研究對象的客觀實在性和真實性。歷史學研究的對象——世界各民族、國家的歷史現象、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等等，以及由它們所構成的歷史運動事實和過程，——作為歷史存在，是客觀實在的東西，它不以歷史認識者的主觀意志而改變，具有客觀實在性和真實性。一是它所承擔的任務。歷史學的任務在於揭示世界各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和特點，歷史研究是一種旨在探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特殊規律的認識活動。僅憑這兩條，歷史學就具有了一般科學所具有的科學性。

一門學科的科學性的一般判斷根據是：

（1）“研究的對象必須是客觀實在的東西，因為只要客觀實在的東西，才可能有它內在的發展規律”；

（2）它“必須是旨在探討對象發展規律的認識活動”。歷史學顯然符合這兩層要求。但是，這樣的歷史學還不能稱為真正的歷史科學，因為它只是具備了成為一門科學的必要前提，還不具備成為一種完成的科學知識形態所應有的充分前提。一門學科要成為一種完成的科學知識形態，還需要同時符合第三層要求：“必須以揭示出事物的規律為前提，然後按照事物本身的規律（即它的內在聯繫）去說明事物的原因，是為完成的科學知識形態。”

這樣一種完成的科學知識形態意義上的真正科學的歷史學，迄今為止，只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產生，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創立為前提的。這種歷史觀為歷史學提供了一種科學的理論指導，使它顯示出區別於以往其他史學的頑強特徵，顯示出它的鮮明的科學性。”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在思想方法上的重要特徵，是它僅僅從歷史本身去認識歷史，而不是從天上的雲霧中或是從人們的心靈、頭腦中去認識歷史。換言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首先確定了史學研究對象的客觀性質，把人類社會的一切歷史都當成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去研究，從而在歷史研究的出發點上實現了深刻的變革。“它堅信，只要從頑強的事實出發，才能如實地揭示歷史的真相。”其次，“馬克思主義史學對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實際應用，獲得了研究歷史現象之間必然聯繫的方法論指導，從而使歷史學真正成為研究事物規律性並依其規律描述真實歷史過程的實證科學。”“使歷史學成為科學的最重要的根據，是對人類社會歷史運動規律的探討。然而，至今的哲學發展史表明，到目前為止，還只有馬克思主義哲學（具體說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真正揭示了人類歷史運動的基本規律。於是，問題就簡化成這樣，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作指導，歷史學才能成為真正的科學。”

據此，中國歷史學的科學性，除它具備了一門學科的科學性所必須符合的一般性要求以外，根本的依據就在於它是歸屬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範疇的一門學科。換言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科學性，根本地決定了中國歷史學的科學性。

歷史學是一門整合型的社會科學，是歷史研究主體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供的一般規律指導下，運用一定的思維認識方式和手段，在與歷史客體發生互動作用的過程中，通過對歷史客體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其特殊規律和特點的一種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產品——歷史知識。

在這一史學定義中：“整合型的社會科學”的含義是，歷史學是一門以科學性和真實性為基礎，內在地或是以“外加的”方式融合了特殊性、綜合性（或整體性）、實證性、抽象性（或哲學性）、價值性、藝術性的整合型社會科學，因此它不同於一般的哲學、其他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歷史研究主體”即歷史學家，而不是一般民眾或其他社群；“馬克思主義哲學”，具體來說，是歷史唯物主義，主要是指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彆強調的”、“特別堅持的”辯證的、歷史的、唯物的觀察事物的思想方法，而不是它的具體歷史結論；“歷史客體”，是指首先作為一種歷史客觀實在而存在（“自在之物”）、然後才進入歷史學家認識視野而轉化成為認識客體而存在（“為我之物”）的世界各民族、國家的無數歷史現象、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以及由它們所構成的世界各民族、國家的客觀歷史事實和過程，是歷史學的對象領域，因而它不是哲學研究對象之一的一般人類社會的客觀歷史過程；“特殊規律和特點”，是指世界各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和特點，而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特點。歷史學在它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政治性的記事活動、附屬於政治而以文化積累為主的綜合活動、學問或學術、知識體系、哲學、科學等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發展環節，在認識方式上經歷了價值的、考實的、藝術的、科學的、哲學的等等不同形式的認識方式。

歷史學發展到了今天，雖然它必然地要包含先前出現過的一切表現形式或發展環節，並把它們當做自己的不可或缺的構成因素或部分；就個別的或特殊的史學現象而言，今天的歷史學亦可以其先前曾經擁有過的某種表現形式而存在。

可是，在一般意義上，歷史學絕不可以歸結為其中的任何一種形式或環節，或者依據其中的某一種表現形式或發展環節來確定歷史學的一般定義。歷史學，只能是一門整合型的社會科學。如果否認這一點，那麼在認識論、方法論和哲學傾向上，就要麼表現為歷史觀念的缺失，要麼表現為對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庸俗化和作為這種庸俗化的必然歸宿的相對主義、懷疑論或折衷主義。

列寧在闡述“唯物主義辯證法無疑地包含著相對主義，可是它並不歸結為相對主義”的原理時說：“辯證法，正如黑格爾早已說明的那樣，包含著相對主義、否定、懷疑論的因素，可是它並不歸結為相對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無疑地包含著相對主義，可是它並不歸結為相對主義，這就是說，它不是在否定客觀真理的意義上，而是在我們的知識向客觀真理接近的界限受歷史條件制約的意義上，承認我們一切知識的相對性。”列寧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辯證法與相對主義之間的關係原理，對於我們今天確定歷史學的定義、分析現有關於歷史學的定義的價值、理解“歷史學是一門整合型的社會科學”，乃至考察其他觀念形態的事物，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方法論指導意義。

• 編年體。以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為順序，來編撰、記述歷史的一種方式。

• 紀傳體。以為人物立傳記（皇帝的傳記稱“紀”，一般人的稱“傳”，記載諸侯稱“世家”，特殊情形的人物稱“載記”，記載制度、風俗、經濟等稱“志”，以表格排列歷史大事稱“表”）的方式記敘史實。

• 紀事本末體

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史學導論、中國史學史、西方史學史、考古學通論、歷史地理學、古代漢語、中外歷史文化原典導讀與選讀、中國斷代史(從先秦到當代)、專題史(經濟史、社會史、政治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等)、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地區史(美、英、法、日、德、俄等國，拉美、非洲、中亞、南亞、東南亞等地區)、中外關係史等。

歷史學專業要求學生學習世界歷史的基本知識，了解整體人類文明的一般發展歷程和世界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接受史學理論、史料學、歷史地理學、國際政治學、國際經濟學、國際關係學、外國語及文化人類學等方面的基本訓練。

就業方向一：行政/後勤

行政/後勤部門就是協助好上級行政領導施政行政。

就業方向二：編輯/文案/作家

據估算，目前我國擁有網路編輯人員近300萬，而傳統媒體有編輯記者75萬人，網路媒體從業人員從數量上遠遠超過傳統媒體。同時，當下網路編輯的學科背景與六年 前相比，也有了顯著的變化。2000年以前，有著計算機學科背景的編輯成為各大網站的主力軍，但自2000年以後，網路媒體競爭逐漸激烈，內容為王的理念被視為網站發展的“聖經”，有著社會科學背景的編輯逐漸佔據主流，傳統媒體的編輯記者進入網路大潮。從2004年開始，網路媒體從業人員與傳統媒體從業人員進行大輪換，網站人力資源結構也趨向多元化方向發展，既有新聞、計算機的專業人才，也有了涉及中文、法律、財經、歷史、外語等專業的人員。

就業方向三：市場/公關/品牌策劃

企業通過媒介的介紹、傳播，和觀眾的交流、溝通和互動，在公眾面前樹立並強化公司的品牌形象，在市場競爭中贏得先機。而在這一系列活動安排中，專業公關是企業的好幫手。

在企業文化方面，歷史學專業的知識和品牌的策劃有異曲同工的微妙相同點，對於傳統文化的理解和掌握，本專業畢業生具備豐厚的文化積澱。

就業方向四：學術/科研

隨著知識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顯著，收入分配關係的調整顯現出一些新的特徵，知識勞動和知識要素正在成為按勞分配的主要依據；知識所依附的主要對象，即高技術、高技能、高素質、責任重、貢獻大的人，收入明顯提高，高技術、高技能、高素質人才與一般勞動者的薪酬水平的差距，在市場供需調節過程中日漸擴大，科研事業單位中集聚著大批的高科技人才，近些年來，隨著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日益深入以及人才競爭的日趨激烈，科研事業單位的薪酬制度也處於快速變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