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

真正使新史學的理論與實踐成為一股潮流的，是法國的年鑒學派（參見該條）。1929年《經濟社會史年鑒》的創刊，就象其名字所表明的那樣，不僅是年鑒學派誕生的標誌，也是新史學誕生的標誌。它表明新史學反對那種狹隘的外交政治史，倡導一種“總體歷史”觀念。布洛赫把《年鑒》的名字加上“社會”，正是因為這個詞能包括歷史的整體，“歷史就是整個社會的歷史”。

年鑒派第一代學者關於地理歷史學、封建社會史的研究，第二代學者如勃羅代爾對地中海的研究，第三代學者如拉迪里的《蒙達猶》等，都是總體史的代表作。

在此前提下，新史學在本體論上把歷史學視為一門關於人的科學、關於人類過去的科學，這就是說它是一門科學，又是特殊的科學。這就決定了它在認識論上既承認歷史認識的主觀性和相對性，卻又盡量避免意識形態甚至歷史哲學的干擾，它極力反對湯因比式的宏觀史學，而主張從第一手材料出發的紮實研究。而在方法論上，它一方面倡導“問題史學”，即首先提出問題，然後再圍繞問題提出假設、確定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則倡導多學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鄰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如心態史學、數量史學、結構史學、地理史學、歷史人類學等等便都是這種總體的或綜合的方法論的產物。

還需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重視理論概括（比如探索規律），強調階級、人民群眾、經濟因素等等思想日益給予歷史研究以影響，亦構成了新史學的組成部分。

但是近10餘年來，靠打破蘭克教條而發展起來的新史學由於過分強調社會學分析方法和計量方法，正面臨成為新教條的危險。一些史學界的有識之士開始改弦更張，於是便出現了“新敘述史”：“歷史學的主體從人周圍的環境轉向環境中的人；歷史研究的問題從經濟和人口轉向文化和感情；對歷史學發生影響的學科從社會學、經濟學和人口學轉向人類學和心理學；歷史研究的對象從群體轉向個體；解釋歷史變化的方式從直線式的單因素因果關係轉向互為聯繫的多重因果關係；方法上是從群體計量化轉向個體抽樣；史料的組織上是從分析轉向描述；而歷史學的性質和功能則從科學性轉向了文學性。”（勞倫斯·斯通，“敘述史的復興”，轉引自《史學理論》1989年第1期第33～34頁）由此來改變那種由於數字分析而造成的枯燥歷史以及只注重遠大結構而忽視活生生的個人的教條歷史，這是一種“新的”舊史學。

20世紀上半葉是西方史學從傳統史學向新史學轉移的時期，或者說新舊交替的時期。一方面，新史學已經形成，方興未艾，尚未佔據上風；另一方面，傳統史學的危機已很明顯，已不能適應客觀社會發展、科學文化變遷的要求和史學本身發展的需要，但尚未喪失主流地位：正因為西方史學的這種劇變是與客觀社會條件的變化分不開的，因而從傳統史學向新史學轉移的趨勢在西方各主要國家都程度不同地、或先或后地有所反映。然而，其中影響最大、成效最顯著的當推法國。這或許同法國史學本身具有的一些傳統有關。譬如，法國史學有長期比較重視社會經濟、文化、習俗等方面研究的傳統，從格雷高瓦（GregoiredeTours,538——594）的《法蘭克人史》到波丹（Jean:Bodin,1530——1596）、伏爾泰、孟德斯鳩（1689——1755）等人的著作都有反映。法國史學也有比較重視史學理論、方法論問題探討的傳統。這方面的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波丹、伏爾泰的以外，還可以加上波緒埃（Bossuet,1627——1704年）、丹納（H.A.Taine，1828——1893年）、馬比戎（D.Mabillon,1632——1701年）、第勒蒙（LeNaindeTillemont，1637——1698年）、西蒙（R.Simon，1638——1732年）等人的。或許正是上述這些傳統使法國史學在20世紀新史學的形成過程中更容易起到一個主導者的作用。

亨利·貝爾（HenriBerr，1863——1954年）可以說是新史學的先驅，因為他於1900年創辦的《歷史綜合雜誌》不僅在對傳統史學的批判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為未來的新史學范型勾勒出某一些主要特徵。對傳統史學的自覺的批判並非自貝爾始，力圖創建一種不同於傳統史學的新史學，貝爾也不是第一人，譬如前面提到的蘭普雷希特就在他之前。貝爾的功績在於，他明確地指出了這種新史學的主要的特徵，並且在實踐中為貫徹自己的主張做了大量的工作。這個特徵就是體現在歷史綜合中的跨學科研究。貝爾的歷史綜合思想主張以史學為中心綜合其他學科形成一種新的史學模式。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貝爾主張以史學為中心統一人類知識，他認為，史學應是人類全部經驗的總結，因而有可能去綜合其他學科。但這種史學絕不可能是傳統史學，因為傳統史學封閉、狹隘、支離破碎，這種史學只能是在和其他學科綜合的過程只形成的新史學。二是貝爾所倡導的是一種跨學科的綜合研究。這是同傳統史學迥然不同的。自然，跨學科研究本身在以後新史學的發展過程中還經歷了不少的演變，然而這個思想卻是貝爾首先十分明確地提出來的。他把自己創辦的雜誌定名為“歷史綜合”就不是偶然的。1924年，他又在巴黎創建國際歷史綜合研究中心，每年組織學術討論。1920年起，他又主編一套《人類的演進》叢書，共計100卷，從1920年到他去世的1965年共出版了65卷。通過這些活動，不僅擴大了影響，培養了新人，而且吸引了不同學科的學者，像著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就是其中之一。這也是貝爾的一大貢獻。

然而，也應指出，由於當時還只是初始階段，貝爾本人又不是歷史學家，因而他的活動也有明顯的局限性。《歷史綜合雜誌》等雖然具有跨學科的特色，但歷史研究主題不夠明顯，因此新史學的跨學科特徵雖然被點了出來，但離新史學范型的真正建成還有相當的距離。《歷史綜合雜誌》在1931年更名為《綜合雜誌》，從此歷史研究的主題更為淡薄，對歷史學的影響也越來越小了。此外，《人類的演進》叢書雖然卷帙浩繁，但是真有特色的卻為數不多。

在西方新史學的形成過程中，除了法國以外，美國的新史學潮流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其倡導人是魯濱遜（James Haryey Robinson,1863——1936年）。魯濱遜曾在德國弗賴堡大學留學，接受傳統史學的訓練，但同時深受當時歐洲史界對傳統史學批判的影響；回國后先後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執教。在哥倫比亞大學執教的25年間，逐漸形成了以魯濱遜為核心的新史學一派，他的史學觀點集中見於1912年出版的《新史學》一書。

魯濱遜首先反對傳統史學局限於政治史的狹隘性，主張“新史學”應包含人類過去的全部活動。《新史學》開宗明義地指出：“從廣義來說，一切關於人類在世界上出現以來所做的或所想的事業與痕迹，都包括在歷史範圍之內。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興亡，小到描寫一個最平凡的人物的習慣和感情。”魯濱遜特別不滿的是：“但是直到現今政治史仍然保持著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過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歷史的主要內容。”

魯濱遜十分強調史學的功用或“實用價值”，主張研究歷史是為了幫助人們了解現在和推測未來。他說，歷史“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我們自己、我們的同類以及人類的種種問題和前景。這是歷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們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歷史所產生的這種最大效用”。

魯濱遜還反對傳統史學的封閉性，強調史學家要利用關於人類的新科學知識，尋找“新同盟軍”，要具有廣博的知識，而不能像傳統史學那樣把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隔離開。這些“新同盟軍”包括廣義的人類學、史前考古學、社會心理學、動物心理學、比較宗教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等。魯濱遜寫道；“假使把歷史學的新同盟軍好好加以利用，那麼，不僅歷史研究的範圍可以大大加強和深化，而且在史學園地里將會取得比自古以來更有價值的成果。”魯濱遜一生培養了許多門生，其中不少人後來在關國史學界很有地位。魯濱遜領導的新史學運動由此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一般認為，20世紀的最初30年是西方新史學的形成時期，而1929年則是一個重要標誌。在這一年，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兩位教授呂西安·費弗爾（L.Febvre,1878——1956年）和馬克·布洛克（M.Block，1886——1944年）創辦了《經濟社會史年鑒》（1946年改名為《經濟、社會、文化年鑒》）。這標誌著今後不僅在法國而且在整個西方新史學的發展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個流派——年鑒學派的誕生。無獨有偶，同在這一年英國也出版了一種新雜誌《經濟史評論》；不過它對新史學發展的影響比不上《年鑒》雜誌。

年鑒派兩位創始人費弗爾和布洛克為新史學范型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是他們的歷史功績。此後，不管這個范型本身還漫長的演變過程，甚至還有急劇的變化，也不管年鑒派自他們兩位代表的第一代、經過以布羅代爾（F.Braudel，1902-1985年）為代表的第二代到第三代、第四代之間發生的種種變遷；也不管年鑒派以外法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的新史學流派之間有多少差異，這些都屬於這個新的歷史學研究范型內部的完善、發展和變化，都可以看作是新史學的成長、繁衍和演變。

如同“傳統史學”是一個不嚴格的集合名詞，它可以泛指僅在研究范型上具有共同特點而分屬不同國家不同流派的史家和史著一樣，“新史學”也是這樣的集合名詞。這不僅不是一個嚴格的學派，而且內部必然會有種種差異，甚至有很大的分歧。不過，總的來說，作為一種范型、一種潮流，新史學和傳統史學卻有根本的不同。費弗爾和布洛克在創建新史學范型的時候，就是針對傳統史學的局限性的。早在1903年、西米昂在《歷史綜合雜誌》上發表《歷史學方法和社會科學》一文，指出傳統史學有三大偶像，即政治偶像（把政治事件研究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個人偶像（強調研究傑出個人的活動）和編年紀事偶像（按時間順序進行敘述）。費弗爾和布洛克繼承了西米昂這一思想，認為新的史學范型，必須首先打破這三個偶像。他們摒棄突出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傳統觀念，提出“總體史”概念。布洛克強調指出：“唯有總體的歷史，才是真歷史。”這樣的總體史應包括人類社會的各個層次：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等等。但由於要反對傳統史學的三大偶像、年鑒派把注意力主要集中於經濟的和社會的層次以及作為群體的人的研究。與傳統史學倡導的敘事史相反，年鑒派強調“問題史學”，強調“分析”、“提問”對史學研究的重要性。費弗爾指出，“這就是說，提出一個問題，確切地說來是所有史學研究的開端和終結。沒有問題，便沒有史學。”總之，在20世紀30、40年代，以費弗爾和布洛克等人為代表的第一代年鑒派史家為突破傳統史學的模式，打破其壟斷地位，並創建新的史學范型作出了貢獻。儘管當時傳統史學還佔據主導地位，並竭力阻滯新史學的發展，但新史學的發展勢頭已不可遏止，它的影響越來越大。

以年鑒派為代表的新史學的傳布，主要不是通過他們的理論主張，而是通過一系列卓有成效地貫徹他們理論主張的具體史學研究作品。主要的有費弗爾的《腓力二世和弗朗什一孔泰地區：政治、宗教和社會史研究》（1912年）、《大地和人類演進：歷史學的地理引論》（1922年）、《一種命運：馬丁·路德》（1928年）、《16世紀的不信神問題——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關於艾帕塔美隆——神聖的愛、世俗的愛》（1944年），布洛克的《國王與農奴：卡佩王朝史的一面》（1920年）、《會魔術的國王們》（1924年）、《法國鄉村歷史的原始特徵》（1931年）、《封建社會》（1939-1940年）；勒費弗爾（G.Lefebrre，1874——1959年）的《大革命期間貝爾格區物質資料史的有關資料》（1914年）、《法國火革命期間北方省的農民》（1924年）、《恐怖時期農業問題》（1932年）、《1789年的大恐懼》（1932年）；西米昂（F.Semiand，1837——1935年）的《工資、社會演進和貨幣：工資的實證理論試驗》（1932年）、《世界危機和長階段中的經濟變動》（1932年）、《16至19世紀價格的一般運動研究》（1933年）；拉布魯斯（E.Labrousse，1895——）的《18世紀法國價格和收入運動綱要》（1933年）、《舊制度後期和大革命前期的法國經濟危機》（1944年）等。新史學在法國影響的擴大逐漸打破了傳統史學的統治地位，一些被傳統史學家把持的史學界重要位置也開始讓位於新史學派。最明顯的例子是，1933年費弗爾獲得法蘭西學院教授席位，1936年布洛克出任巴黎大學經濟史講座教授。以年鑒派為代表的新史學潮流，已開始從斯特拉斯堡（位於法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從德國收回的阿爾薩斯地區）向首都巴黎集中。

除了法國以外，新史學在其他國家也在興起，一些有影響的作品相繼問世。例如有英國歷史學家托尼的《宗教和資本主義的興起》（1926年）、W·霍斯金斯的《1688——1800年埃克塞特的工業和貿易》（1935年）等。前者是運用馬克斯·韋伯（MaxWeber,1864——1920年）社會學的題材研究歷史的第一位史學家，後者是英國地方史的早期開拓者之一。在美國，運用新的研究角度解釋歷史（包括政治史）的作品也已出現。其代表人物是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A.Beard，1874——1948年），主要著作有（（美國憲法之經濟的解釋》（1913年）、《傑弗遜民主制的經濟起源》（1915年）、《美國文明的興起》上下卷（與其妻合著，1927年）。

上述新史學作品的共同特點是打破了政治史的壟斷，而向其他研究領域突破。當時最主要的新領域是社會史和經濟史。在社會史的開拓方面立下汗馬功勞的有勒費弗爾、布洛克、費弗爾等；在經濟史的耕耘方面成效顯著的首推西米昂和拉布魯斯；比爾德則從經濟的角度來解釋政治史，別開生面。此外，布洛克和費弗還從新的人類學的視角或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研究文化史，成為戰後年鑒派新一代興起的歷史人類學和心態史的先聲。

然而，總的說來，無論從研究人數和出版刊物看，還是從實際影響看，當時在西方史壇，占統治地位的還是傳統史學。傳統的政治史和敘事史牢牢地佔據著大學講壇。戰前西方的所有大學幾乎還沒有單獨的社會史講座。而像《美國歷史學評論》、《英國歷史學評論》和法國《歷史雜誌》這樣一些國際性的權威歷史學雜誌還都在抵制新史學的影響。儘管如此，以法國《年鑒》雜誌為主要基地的西方新史學潮流，已經不僅是初露頭角，而且正在迅速發展，代表著傳統史學向新史學轉移的不可逆轉的方向。

一般認為，大約從50年代中期以後，西方史學明顯地出現轉折。新史學逐漸取得主導地位，成為西方史學的主流，並在70年代達到鼎盛時期。這當然是就總的情況而言的。

新史學的發展是以克服傳統史學的局限為目的的，因而其范型的特點與傳統史學很不相同。

新史學反對單純的“政治史”和“精英人物史”，主張對歷史進行多層次、多方面的綜合考察以從整體上去把握，從而極大地擴大了研究領域，使研究題材不斷更新。戰前一直佔據統治地位的政治史，戰後首先在法國、美國，接著在英國、德國（西德）逐漸衰落。即使是政治史著作，和蘭克時代相比，在結構和方法上也已有明顯的變化。戰前已露端倪的社會經濟史戰後迅速分化發展。例如，從社會史中分離出經濟社會史、文化社會史、結構社會史等，從文化社會史中再分離出群眾文化史等等。從廣義的社會史中又逐漸分離出城市史、鄉村史、企業史、家庭史等等。這些分化或是由於研究對象的越分越細，或是由於與其他學科的滲透交融。

另外，由於歷史學與其他學科的融合，出現了一系列新的交叉分支學科，諸如計量史學、心理史學、歷史人類學、人口史、生態史、歷史地理學等等。這表明新史學一反傳統史學與其他學科隔絕的傳統，主張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廣泛結合。

新史學還反對單純的“事件史”，主張對歷史作深層次的、結構的研究，重視對變動相對緩慢的歷史現象和層次進行探索。

新史學同樣反對敘事史學，重視研究方法的革新，重視理論概括和解釋，力求提高歷史認識和解釋的準確性。

新史學家普遍使用電子計算機等先進手段。大量新的研究方法被創造出來，如模式比較法、回歸分析法、家庭重建法、系統分析法、結構——功能方法、口述方法等等。由於新方法的使用，史料的範圍被極大地擴大，完全不像傳統史學那樣局限於官方文字資料。

魯濱遜：《新史學》，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3頁。

同上書，第9頁。

同上書，第15頁。

同上書，第70頁。

當今的年鑒派也早已不是一個嚴格的學派，可以看成是一個運動、一個潮流或一種范型。“新史學”一詞是年鑒派第三代勒高夫在70年代末提出的。此後，人們就常稱為“年鑒派一新史學”。這裡所說的“新史學”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用的。

布洛克：《歷史學家的技藝》（又名《為史學而辯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39頁。

費弗爾：《為歷史而戰鬥》，巴黎1953年，第22頁，轉引自姚蒙：《法國當代史學主流——從年鑒派到新史學》，香港三聯書店1988年，第47—48頁。

法國年鑒學派是西方新史學中最有影響的一個派別。由於布洛克不幸於1944年被德國納粹殺害；戰後初期年鑒派的主要領導人是費弗爾。費弗爾於1947年在已黎設立了“高等研究實驗學院”第六部，即“經濟和社會科學部”。第六部成為年鑒派的主要基地，培養了許多人才。1956年費弗爾逝世后，布羅代爾接任第六部主任和《年鑒》主編，他於1968年創建“人文科學中心”。1975年，第六部獨立成為“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這些研究機構事實上是以新史學為中心的跨學科研究基地。

新史學派不僅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機構，而且廣泛深入各大學和學院。例如，1949年第二代年鑒派領袖人物布羅代爾接替費弗爾任法蘭西學院近代歐洲文明講座教授，后又於1973年讓位給第三代年鑒派核心人物之一勒胡瓦拉杜里（E．LeRoyLadurie）。該學院的中世紀史講座也於1970年由年鑒派著名史學家杜比（G.Duby）任主講教授。其他一些新史學家也進入了法蘭西學院和巴黎大學任教，逐漸改變了傳統史學長期佔據優勢的局面。外省大學、學院和研究機構的情況大致也是如此。

此外，新史學派還在許多重要的委員會中擔任要職。例如，費弗爾和布羅代爾都在國家會考委員會中主持過對教師的歷史類國家會考；肖努（P:Chaunu）擔任過大學諮詢委員會歷史部主席和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歷史類主席；莫拉澤（C.Moraze）任過人文科學中心、政治科學國家基金會和法國國際關係學院行政主管人員等。

以上情況表明，以年鑒派為代表的法國新史學在戰後已逐步成為主流，打破了傳統史學的統治地位。新史學派還通過辦雜誌、編輯大型系列叢書、出版大量研究著作、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報刊、電視、電台等），在社會上擴大影響，直接影響廣大人民的觀念，使史學走出純學術的象牙塔。這不僅貫徹了新史學使歷史研究更適合同時代人們需求的宗旨，而且鞏固了新史學的地位。

一般認為，從戰後到1968年布羅代爾辭去《年鑒》主編和第六部主任是年鑒派發展的第二階段。如前所述，這一階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布羅代爾。第二代年鑒派的重要史學家還有古貝爾（P.Goubert）、維拉（P.Vilar）、芒德魯（R.Mandrou）等。作為這一階段核心人物的布羅代爾對年鑒派史學理論作出了重大貢獻。他不僅繼承了費弗爾和布洛克的總體史概念，而且從理論上和研究實踐上發展了它。布羅代爾理論上最主要的貢獻是關於“長時段”（Lalongneduree）的概念，確切些說，是關於歷史時間的理論。簡言之，布羅代爾認為，歷史時間並不是單一的，不能像傳統史學那樣，把不同的事物及其運動都置於單一的時間背景中。歷史時間有三種，分別表達三個不同層次的歷史運動第一種是幾乎不同的歷史時間，反映了人們與地理環境的關係，是一種近乎自然史的時間，或稱地理、生態環境的時間。這也就是長時段。在這之上的是中時段，反映一種具有緩慢節奏的歷史。這種歷史常表現為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的和人口的變動等。這是社會史的時間。最後是短時段，是傳統史學的歷史時間，或稱個人、事件史的時間。布羅代爾認為，不同的時間反映歷史的不同層次，表現歷史的不同節奏。短時段時間只能反映歷史表層的運動，具有短促的、快速的歷史節奏。這種事件轉瞬即逝，對歷史發展影響甚微。短時段事件發生髮展的基礎是中時段的歷史波動，而長時段歷史，即結構，則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起長期的決定性的作用。

布羅代爾按照自己的理論於1949年發表了他聞名遐邇的巨著《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1967年，布羅代爾出版了他另一部巨著《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第一卷，1979年又出版了這部書的第二、三卷，同時重版第一卷（修訂本），這兩部巨著不僅奠定了布羅代爾個人在法國乃至西方史學界的地位，並且用出色的研究成果確立了年鑒派的史學理論和范型。

隨著50、60年代新史學逐漸成為主流以及於70年代達到鼎盛時期，新史學本身也在發生變化。對年鑒派來說，自1968年第三代年鑒派代表人物勒高夫（J.LeGoff）、勒胡瓦拉杜里和費羅（M.、Ferro）接替布羅代爾擔任《年鑒》主編從而開始年鑒派發展的第三階段以來，年鑒派本身的變化越來越明顯。其中之一是年鑒派不再像第一、第二代那樣有一、兩個主要的核心代表人物，而是群雄紛起；表現在理論、方法、主張上也不再有統一的特徵，而是五光十色，紛繁多樣。年鑒派逐漸喪失其嚴格的學派性，更無法全面概括一切新史學潮流。1978年，勒高夫提出“新史學”的名稱，用以概括已佔主導地位的史學新潮。這自然並不意味著年鑒派的消失。“新史學”無疑是年鑒派在新形勢下的繼續，它反映年鑒派的成功和變化。

在西方新史學中，除了年鑒學派以外，較有影響的還有馬思主義歷史學派。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史學已開始邁出最初的步伐。當時，一些有影響的著作大都出自各國社會主義運動活動家如梅林、饒勒斯、葛蘭西等人的筆下。到20世紀30年代后，一批職業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才湧現出來，如1938年出版英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歷史著作《人民英國史》的莫爾頓（A.C.Morton）。

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主要是在戰後，尤其是在50年代中期以後發展起來的。他們中間的情況並不完全相同，但總的說來，大多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來接受的。他們並不教條地對待馬克思主義，“而是要求馬克思主義在新的知識背景下，在我們生活於其中的迅速變化的世界條件下，有所提高，有所發展”。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中，英國的影響較大；加拿大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帕爾默關於這個問題說道：“我想毫無疑問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寫作以二次大戰後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的成立為開端。一大批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聚集在這個團體周圍，他們大多數致力於研究英國史中形形色色的問題。作為一個整體，他們改變了人們對英國過去歷史的看法。在長期以來仇視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界，他們將馬克思主義視為理論框架，確立了它的合法地位。他們證明，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能夠產生豐富多彩的經驗性作品。他們的成果向國際歷史學界展示出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分析工具的威力。”

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影響，通過1952年他們參與創辦的雜誌《過去與現在》（Pastand Present）而得以進一步擴大。他們中湧現了一批有影響的學者，如希爾（J.Hill）、希爾頓（R.Hilton）、威廉斯（R.Williams）、莫里斯（J.Maurice）、薩維爾（J.Saville）、薩繆爾（R.Samuel）、多布（M.Dobb）等。最有影響的當推湯普森（E.P.Thompson）和霍布斯鮑姆（E·Hobsbawm）。湯普森的代表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年）在西方學術界獲得很高的評價。他對“階級”和“階級意識”的概念提出了新的理解。他認為，不能靜態地、概念化地來考察階級。在他看來，階級是一種在時間中演變的關係，是一種由生產關係決定的共同具有的經歷；而階級意識是一種歷史發展，是特殊經歷的產物。他還強調應在工人階級的實際鬥爭中尋求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湯普森往往被稱為文化馬克思主義者，《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也被一些人說成是抹殺了經濟的決定性作用。但不同意這種說法的也大有人在。如帕爾默就認為，《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始終未忽視經濟結構對工人階級生活的決定性影響”，作者是“在經濟發展框架中研究人的主觀能動性”。湯普森本人在1993年3月的一次談話中指出：“我反對經濟主義和簡單化的經濟決定論”……希望把更為豐富的文化範疇引進歷史學”，“但是，我仍然堅持歷史唯物主義，這就是說我並不認為事物的發展是隨心所欲的。歷史的發展要受物質因素的限定”。湯普森的其他重要著作有《威廉·莫里斯：從浪漫主義者到革命家》（1955年）、《18世紀英國下層民眾的道德經濟》（1971年）、《理論的貧困》（1978年）、《約定俗成》（1991年）等。

霍布斯鮑姆的主要著作有：《勞工的轉折點》（1948年）、《早期農民造反》（1959年）、《工業與帝國》、（1968年）、《革命家》（1973年）、《傳統的創新》（1983年）、《19世紀三部曲》（1962、1975、1987年）、《民族與民族主義》（1990年）等。霍布斯鮑姆不僅著作等身，而且研究領域廣泛。特別應該提出的是，他和湯普森一樣，對英國新社會史的創立作出了傑出貢獻。他明確提出了“社會史到社會的歷史”的號召，主張建立範圍圍廣泛的“社會歷史”，把歷史研究的整個領域作為社會史的研究領域。霍布斯鮑姆始終認為自己是“老一代馬克思主義者”，即使在80年代末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以後，依舊堅持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信念、他在1992年5月2日的談話中強調“馬克思將永遠是一個重要的名字”，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仍然是研究歷史的最好途徑”。

法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是有傳統的。二戰前就已產生了布呂阿（JeanBruhat）、科爾尼（A.Cornu）、索布爾（A.5oboul，1914——1982年）等著名學者。二戰後更獲得了明顯的發展。索布爾的法國大革命史研究，伏維爾（M.Novelle）的心態史研究，布呂阿、儒日里（J.Rougerie）、克洛德·維拉爾（ClaudeVilar）的巴黎公社史、法國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史研究等，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出版了一批有影響的著作。其中如伏維爾還身兼兩任：既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又是年鑒學派。

義大利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同樣是有傳統的，二戰後也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義大利民族復興運動的性質、法西斯主義和反法西斯抵抗運動、經濟史（尤其是農業發展史和人口史）等是他們關注的研究課題，並相應地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比西歐國家要弱。除了美國工人運動領導人福斯特（W.Foster，1881——1961年）的歷史著作外，還應提到職業歷史學家豐納（P.S.Foner）、阿普特克（H.Aptheker）等人。

在西方新史學中另一位較有影響的國際性歷史學派——計量歷史學派（或譯數量歷史學派），則可以美國為主要代表，總的說來，計量歷史學派主要是在二戰後50年代後期逐漸發展起來的。數量方法進入歷史領域雖然始於19世紀末，但是直到20世紀中都始終沒有越出算術統計的範圍。在計量史學的發展中，美國起了重要的作用。50年代末，美國出現了一個新的史學流派——“新經濟史”學派，也可叫做克萊奧學派（Cliometricians）。狹義地說，美國的計量歷史學派主要就是指新經濟史學派；可是廣義說來，稍後產生的新政治史學派和新社會史學派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運用計量方法，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美國的計量歷史學派也可指上述三個學派（新經濟史、新政治史、新社會史）的統稱：“新科學歷史學派”或“社會科學派”。

美國計量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有康拉德（A.H.Conrad）、邁耶（j.r.meyer）、福格爾（R.Fogel）、恩格爾曼（S.Engerman）、戴維斯（L.E.Davis）、諾斯（D.North）、本森（L.Benson）、塞恩斯特魯姆（S.Thernstrom）等。1957年是美國計量歷史學形成中值得記載的一年。在這一年，被認為是“新經濟史”創始人的兩位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邁耶和康拉德在美國經濟史協會年會上作題為《經濟理論——統計學推論與經濟史》的發言，竭力主張在經濟史研究中運用數量方法。同年，本森提出應把用數量表示的資料列入史料範圍。也在這一年，經濟學家戴維斯、J·休斯、S·賴特等人，在使用電子計算機處理歷史數據方面獲得成功。除了理論上的論證外，一系列運用計量方法的研究作品的發表更擴大了影響。這類作品很多，如被視為“新經濟史”第一部代表作的康拉德和邁耶發表的《南北戰爭前的南方奴隸制經濟學》一文（1958年），被看作“新經濟史”最初的“宣言”之一的諾思的《1790——1860年的美國經濟增長》一書（1961年）、福格爾的呢鐵路與美國經濟增長》（1964年）、福格爾和恩格爾曼合編的《美國經濟史的重新解釋》（1971年）、戴維斯等人合編的《美國經濟的成長：經濟學家的美國史》（1972年）、福格爾和恩格爾曼的兩卷本著作《苦難的時代——美國奴隸制經濟學》（1974年）、被視為新政治史典範的本森的《傑克遜民主的概念》（1961年）、塞恩斯特魯姆的《貧窮與進步：一個19世紀城市中的社會流動》（1964年）等。

美國的計量歷史學派發展很快。60年代末，新經濟史學派已接辦了很有影響的《經濟史雜誌》，新社會史和新政治史學派也相繼創辦了《社會史雜誌》（1967年）、《歷史方法》（1967年）、《跨學科歷史雜誌》（1970年）等。1975年，社會科學史協會成立。從1972年起，美國數量社會科學部設立的歷史諮詢委員會贊助出版《歷史學數量方法研究叢書》。美國歷史學會也設有歷史計量資料臨時委員會，專門從事數量資料的發掘和整理。在70年代，美國的計量史學迅速發展。計量方法已列為高等學校歷卑教學的內容。

美國計量史學在擴大影響、迅速發展的同時，也暴露出不少問題，遭到很多反對和批評。可以說，從美國的計量史學產生時起，對其功過得失，在史學界就存在不同的看法和爭論。整個60年代，就計量歷史方法的應用範圍和程度，展開了激烈的爭論。70年代以後，計量歷史方法的熱潮已逐漸降溫。

讓量史學在美國崛起以後，最先傳播到早有數量經濟史研究傳統的英國和法國。60年代以來，力量方法在英國已被廣泛應用。1964年成立的劍橋“人口與社會結構史研究小組”是英國最主要的計量史學研究機構。法國從60年代起逐漸對美國的新經濟史學派作出反應，並為引入做了大量的工作。不過許多年鑒派歷史學家，從他們自身的范型出發，對美國新經濟史的弱點也很敏感。他們更看重的是計量歷史方法本身。他們運用計量方法在歷史學許多領域做出了成就，還創立了系列史（histoireserielle）。肖努創建了法國第一個計量史學研究中心。

聯邦德國，由於蘭克史學思想的影響根深蒂固，成為傳統的實證主義史學的堡壘。在那裡，新史學潮流和計量方法的傳入晚得多。遲至70年代中期，才使用計量歷史方法。1976年在聯邦德國成立了計量歷史研究會。在歷史學的變革方面，雖然60年代初已發生了延續10年之久的著名的“菲舍爾爭論”，矛頭直指保守派史學家，但這次爭論終究是圍繞著德國對兩次世界大戰應負的責任以及希特勒法西斯政權與德國歷史傳統的聯繫這些具體歷史問題展開的。直到70年代初，在另一場有關歷史科學的作用和史學理論與方法論原則的討論中，才形成了一個新的學派，即“新社會批判史”學派。其代表人物為韋勒爾（H.U.Wehler）和柯卡（J.Kocka）。1975年，該派創辦了《歷史與社會》雜誌。

傑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43頁。

趙世玲：《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現狀——訪加拿大學者布賴恩·帕爾默》，載《當代西方史學思想的困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325頁。

趙世玲：《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現狀——訪加拿大學者布賴恩·帕爾默》，載《當代西方史學思想的困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326—327頁。

劉為：《有立必有破——訪英國著名史學家E.P.湯普森》，《史學理論研究》1992年第3期，第110頁。

劉為：《歷史學家是有用的——訪英國著名史學家E.J.霍布斯鮑姆》，《史學理論研究》1992年第4期，第64頁。

載於美國《經濟史雜誌》195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