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黨

民國初建各派系對在中國實現議會民主政治亦充滿幻想，紛紛組織政黨；其他官僚政客也大投“政黨政治”之機，以獵取功名利祿；各派係為在議院中獲得儘可能多的席位極盡縱橫捭闔之能事，拚命地改組、化分、化合，致使民初政壇呈現黨派林立、魚龍混雜的局面。從武昌起義到袁世凱政權建立（1911年10月至1912年4月）共湧現出大大小小的政黨政團300多個。

進步黨脫胎於立憲派與進步人士結合而成的政治集團，它的前身是統一、共和、民主三黨。

統一黨系由章太炎為首的“中華民國聯合會”和以張謇為首的立憲派團體“預備立憲公會”聯合組織而成；共和黨是以黎元洪為首的民社和統一黨為基礎，聯合國民協進會、國民共進會等幾個立憲派團體結合而成；中華民主黨是以湯化龍為首的立憲派團體“共和建設討論會”為核心，聯合孫洪伊（1870―1936）為首的共和統一黨、國民協會、共和俱進會、共和促進會、國民新政社等立憲派團體結合而成。

1912年底至1913年初，各黨派為了在即將召開的國會中多獲得席位，展開了激烈的競選活動。

1913年2月，選舉結果揭曉，國民黨取得重大勝利，在兩院全部870個席位中，共獲得392席，而統一、共和、民主三黨僅得223席。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積極活動，到處發表演說，批評時政，準備一展其在中國實現議會政治、政黨內閣的抱負。

袁世凱大為恐慌，竟冒天下之大不韙，刺殺宋教仁，準備發動內戰，同時，袁世凱極力促成統一、共和、民主三黨合併成一大黨，以圖在國會中壓倒國民黨。促成三黨合併的主要人物是梁啟超。梁自戊戌變法失敗后，一向以袁世凱為政敵，但在武昌起義后，為了共同反對革命派的暴亂，他放棄了“反袁”、“倒袁”，提出“和袁、慰革、逼滿服漢”八字方針，即實行“聯袁”政策。

宣統三年九月（1911年11月），清朝皇族內閣垮台，袁世凱出任清內閣總理大臣，給了梁啟超一個法部副大臣的職位，梁雖未就，卻從袁的這一任命中看出“聯袁”政策的效果，於是又進一步提出“擁袁”政策，以袁氏為政治靠山，為立憲派尋找生存和發展的機會，以便在共和制前提下，實現其多年來追求立憲政治的理想。為此，1912年2月23日，梁從日本給袁世凱寫了一封披肝瀝膽的長信，為袁設計了一個以共和為名，行“開明專制”之實的統治方案，強調掌握輿論和建設政黨的重要性：“善為政者，必暗中為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仆，夫是以能有成”，建議袁聯合舊立憲派和革命黨分化出來的分子，組成一個“健全之大黨”，與同盟會為核心的革命派作鬥爭，使“彼自歸於劣敗”。袁欣然接受。

10月，梁回國，袁資助其20萬元作建黨活動經費。梁認為20萬不夠，非50萬不可。袁世凱便從善後的借款中撥出160萬元作為統一、共和、民主三黨聯合組黨的活動經費。

1913年4月2日，袁世凱派出馬隊、憲兵、探訪隊保護梁啟超從天津來到北京，磋商“合黨事”。16日三黨舉行聯誼會，由梁啟超在演說中強調，為戰勝國民黨，取得議會之多數，為“使中國保有二大黨對峙之政象漸入於軌道”，必須謀三黨之合併。

5月29日，舉行三黨全體在京黨員大會，宣布三黨合併，改組為進步黨，舉黎元洪為理事長，梁啟超、湯化龍、張謇、伍廷芳、那彥圖、孫武、王揖唐、蒲殿俊、王印川9人為理事，另由理事長、理事共同推舉各地重要黨員阿穆爾靈圭、張紹曾、馮國璋、周自齊、熊希齡、閻錫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鍔、朱瑞、唐繼堯、陸榮廷、張鎮芳、楊增新、張鳳翙、程德全、陳國祥、徐勤、庄蘊寬、汪大燮、陳昭常、齊耀琳、陳炯明等人為名譽理事。其本部下設政務、黨務二部，分別由林長民、丁世嶧任部長。

會議決定在北京設立本部，各省會及蒙、青、藏地區設立支部，各縣設分部，思想領導和黨務大權主要掌握在梁啟超和湯化龍手中。

進步黨宣布的組黨宗旨有二：一“欲將全國政治導入軌道”；二“欲造成一種可為模範之政黨”。具體政綱有三：一、“採取國家主義，建設強善政府”；二、“尊重人民公意，擁護法賦自由”；三、“順應世界大勢，增進平和實力”。實質是通過聯合袁世凱，與開明人士結成聯盟，建立強固的、開明專制的中央政權，然後在此基礎上實行政治改造，逐步確立完善的民主共和制。體現了進步黨既欲投靠袁世凱，以對抗革命派；又欲改造袁世凱，引其走上憲政軌道的雙重政治目的。進步黨以“國權主義”（20世紀初歐美“國家主義”理論的變種）和“政黨政治”為理論基礎，主張採用責任內閣制；又以英國式的“完全之政黨內閣”為最理想的政府，為政黨政治之極軌。但又認為中國當時不具備實行完全政黨內閣的條件，只能實行議會各政黨的聯合，建立包括袁世凱勢力在內的混合內閣。在進步黨看來，當時的中國，有兩種政治勢力阻礙社會進步：一種是“官僚社會之進步的勢力”（指袁世凱為首的北洋勢力）；一種是“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指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也稱“暴烈派”）。進步黨欲改造社會，必須與這兩種勢力作戰，而同時戰勝此兩敵，實為該黨力所不能及，只得“急其所急”、“先戰其一”。按照“國權主義”的理論，認為“暴烈派”“禍國最烈”，妨礙國家統一，故以“暴烈派”為第一敵，必須先傾全力與之對抗；“腐敗勢力”則為第二敵，須於戰勝“暴烈派”之後再與之對抗；同時可藉助它的權勢發展己黨勢力。數年之後，“暴烈派”排除了，己黨勢力壯大了，成為影響全國政治的大政黨，到那時，即可對袁世凱施加影響，迫使他走上憲政軌道，逐步實現理想的政黨政治――完全政黨內閣。這就是進步黨人企圖先聯袁，后改造，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的如意打算，實質上表明他們以建立中央集權的共和政體―以共和為名，行“開明專制”之實――的任務。在進步黨成立不久，6月18日，梁啟超主持該黨討論時局問題，會後發表了《進步黨之大方針》，主要內容為：一、擬推選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二、主張改組內閣，宣稱該黨“有掌握政權之雄心”，並以為“非本黨掌握政權，不足以產生強善政府”；三、認為“宋案”應以“法律解決”，反對法庭傳訊趙秉鈞到案；四、支持善後大借款，惟主張對“借款須嚴督用途”。二次革命爆發后，梁啟超連續發表《共和黨之地位與其態度》（梁曾一度參加共和黨）和《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等文，攻擊國民黨為“亂暴勢力”，謂“暴民政治之禍，更甚於洪水猛獸”。認為革命後接著革命，只能造成“生靈塗炭”，“國事日非”，告誡袁世凱政府必須防範“亂暴勢力”。7月23日進步黨發表通電，支持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湯化龍還致電黃興，斥責其參與發動二次革命為“覆雨翻雲”、“倒行逆施”，規勸黃興“斂兵效順”，否則“聲名俱敗，家國隨之”。袁世凱投桃報李，在7月底任命進步黨名譽理事熊希齡組織內閣，幾經討價還價，熊自兼財政總長、梁啟超任司法總長、汪大燮任教育總長，組成所謂“第一流人才內閣”。這些“第一流人才”首先要辦的一件大事是把袁世凱捧上正式大總統寶座。袁在打敗了二次革命亂黨之後，在當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兩周年紀念日當上正式大總統。8月5日北洋派19省軍事長官發表聯名通電，提出先選總統、后定憲法的主張。進步黨最初主張先定憲法、后舉總統，這時改變初衷，同意“先選后憲”的主張，后國會通過此議，袁世凱當上總統。當年1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收繳國民黨議員438人的議員證書，使國會不足法定人數；1914年1月下令停止參、眾兩院議員職務，至此第一屆國會被解散。2月，又下令停辦各省地方自治會，解散各省議會。這一切破壞民主制度的違法命令，都是熊希齡內閣副署的。當有的議員對此事提出質問時，熊辯解說：這是大總統為“挽救國家之危亡，減輕國民之痛苦”的緊急措施，是為了“鞏固真正之共和，宣達真正之民意”。

進步黨在擁袁的前提下，改良政治，力圖將袁引上憲政軌道。這表現在熊希齡內閣上台後，曾發表由梁啟超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針宣言書》，規劃了進步黨人改造政治、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藍圖。在政治上，主張貫徹法制精神，建設法治國家，實行責任內閣制；司法獨立；軍民分治，廢省改道；實行地方自治。經濟上，提出了整頓財政；發展實業；制定工商法規等等一整套發展資本主義、繁榮經濟的計劃，體現了濃重的進步色彩，1914年2月12日，熊希齡宣布辭職，1915年袁世凱鑒於民智未開積極復辟帝制，進步黨人與袁世凱決裂，梁啟超發表著名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旗幟鮮明地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吹響了討袁護國的號角。當年12月，蔡鍔在雲南宣布獨立，護國戰爭爆發，進步黨又聯絡其他各方面反袁愛國人士，結成護國討袁的聯合戰線，最後粉碎了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想法，此即成為進步黨的歷史功績。以後進步黨人重又與袁世凱的繼承者段祺瑞攜手，繼續維持共和。1916年8月以後進步黨一分為三，組成以湯化龍為首的憲法研究會，以梁啟超為首的憲法研究同志會，以及傾向國民黨的孫洪伊為首組成的韜園系。不久，湯、梁兩派又合併為憲法研究會，即研究系。研究系後來雖有重建進步黨的意圖，但終未實現。

從梁啟超開始，到現而今，中國知識分子警惕“暴民”的歷史，雖然當中存在著半個世紀的斷層，算起來也很悠久了。可惜的是，梁啟超當年與一干進步黨知識分子選擇優先解決“暴民”的結果，是袁世凱復辟了他的帝制，這個教訓，卻沒見到後世有哪個知識分子認真吸取過。

殊不知，“暴民”是不需要優先解決的，因為穩定的生活是絕大多數民眾共同的需求——“二次革命”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在沒有進步黨的污名化之前，國民黨內大多數的前革命者們已經拒絕了本黨領袖的暴力鬥爭策略，黨內如此，更不用說黨外了——在沒有廟堂的壓迫或者蠱惑的情形下，沒有人會無緣無故成為“暴民”。當梁啟超選擇與袁世凱結盟優先對付“暴民”的時候，共和的悲劇就已經釀成，無法挽回。

永遠將對廟堂的警惕放在第一位，是一個知識分子應盡的本分；每日里把目光注視在“暴民”身上的人，沒有看清民國初年的歷史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