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摩崖石刻

根據區內資源的不同特徵，將全區劃分為西部生物多樣性、中部九曲溪生態、東部自然與文化景觀以及城村閩越王城遺址等4個保護區。核心面積63575公頃，核心次面積36400公頃，同時，劃定了外圍保護地帶--緩衝區，面積27888公頃。

大自然賜予了武夷山獨特和優越的自然環境，吸引了歷代高人雅士、文臣武將在山中或遊覽、或隱居、或著述、或授徒，前赴後繼，你來我往。自然山水陶冶了人們的性情，啟迪了人們的智慧，人類的活動傳播，發展了武夷山，為自然山水增輝添彩。先民的智慧，文士的駐足在九曲溪兩岸留下眾多的文化遺存：有高懸崖壁數千年不朽的架壑船棺18處；有朱熹、游酢、熊禾、蔡元定等鴻儒大雅的書院遺址35處；有堪稱為中國古書法藝術寶庫的歷代 摩崖石刻450多方，其中有古代官府和鄉民保護武夷山水和動植物的禁令13方；有僧道的宮觀寺廟及遺址60餘處。這些遺存星羅棋布，如璀璨的寶石，鑲嵌於武夷山的溪畔山澗、峰麓山巔、岩穴崖壁，將古人的智慧、先哲的思想、人民的勞動融於自然山水之間，為武夷山增添了濃郁的文化氣息，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給人以渾然天成的和諧美感。這在我國的諸多景觀中是極為罕見的。

楷書，宋淳熙二年（1175）鐫於六曲溪南的響聲岩。東向，豎書18行。幅面（高×寬，下同）57×410厘米，每字19×19厘米，距地高度（字幅上沿至岩前站立地面，下同）190厘米。

題刻全文：何叔京、朱仲晦、連嵩卿、蔡季通、徐文臣、呂伯恭、潘叔昌、范伯崇、張元善，淳熙乙未五月廿一日。

註：“徐文臣”舊志作“徐宋臣”。

朱熹，南宋理學家、教育家。字元晦，又字仲晦，晚年自號晦翁、雲谷老人、滄州病叟、遁翁。祖籍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生於福建尤溪縣。曾歷事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累官知南康軍、知漳州、知潭州、煥章閣待制兼侍讀，卒贈太師，封信國公。朱熹學識淵博，通儒、釋、道大義，與張?、呂祖謙並稱“東南三賢”，在宋儒中影響最著。主要著作有《四書章句集注》等。朱熹一生與武夷山結下不解之緣，在武夷山生活、授徒、著述長達40餘年。淳熙十年(1183，建武夷精舍(後世改稱紫陽書院、武夷書院於五曲隱屏峰下。雲集四方士子講學授徒，招徠眾多的知名學者，相繼在九曲溪的兩岸，構建書堂、學館、山房。一時武夷山盛名遠播，成為華夏的文化名山。他在講學授徒、著書立說之餘，還遍游武夷全山風景，寫下大量詩歌，《九曲棹歌》至今膾炙人口，還在山中留下許多的摩崖石刻。偕游武夷山的領銜者為邵武理學家何鎬（字叔京），曾任湖南善化縣令。逝世后朱熹為之撰墓誌銘；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朱熹的第一門徒，學者稱西山先生，去世后謚“文節”，子蔡沈、孫蔡抗、曾孫蔡公亮都曾在武夷山留下摩崖石刻；呂祖謙（字伯恭），浙江理學家，朱熹學友，歷官博士、國史院編修、著作郎，卒謚“成”。曾與朱熹講學於武夷最久；范念德（字伯崇），建陽人，從朱熹遊學；潘景愈（字叔昌），浙東學派理學家，陪同呂祖謙來訪朱熹；連崧（字嵩卿），邵武學者，朱熹弟子；詹體仁（字元善，一度隨舅姓張），崇安學者，朱熹弟子。

：紀游題刻。朱熹於南宋淳熙二年（1175）率學友、弟子等人，偕同浙東派學者呂祖謙師徒前往與崇安縣毗鄰的江西鉛山縣鵝湖寺，同江西派學者陸九齡、陸九淵兄弟進行學術論辯，這就是哲學史上有名的客觀唯心主義學派（以朱熹為代表）同主觀唯心主義學派（以陸氏兄弟為代表）的一場大辯論，史稱“鵝湖論辯”。行前，朱熹、呂祖謙偕同學友、門生等遊覽武夷山，並勒石紀游。 2、朱熹題刻 楷體，南宋淳熙五年（1178）鐫於六曲溪南之響聲岩。東向，豎書6行。幅面170×210厘米，大字38×30厘米，距地高度1200厘米。

題刻全文：淳熙戊戌八月乙末，劉彥集岳卿、純叟，廖子晦，朱仲晦來。

註：民國《福建通志》、《崇安縣新志》俱載有“晦翁”二字款識，實地看似無。

作者簡介：朱熹，詳見岩刻（1）。同游者劉岳卿名劉甫，崇安人，抗金將領劉衡之子，遵父囑終身不仕，隱於武夷山水簾洞，朱熹與蔡元定等常到水簾洞共探理學奧義，逝世后，人們在水簾洞建三賢祠，祀劉子?、劉甫、朱熹三賢。廖子晦名德明、順昌人，朱熹弟子；劉純叟名堯夫，撫州金溪人，朱熹弟子。

內容淺釋：紀游題刻。記錄了朱熹與理學摯友、門徒頻繁交往，切磋磨礪的情況。

武夷山作為世界自然與文化雙遺產地，有著深厚的歷史積澱和豐富的文化意蘊，而這一切都能通過鐫刻於碧水丹山之間的摩崖石刻得以生動、形象、直觀的體現。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研究武夷山摩崖石刻豐富的文化內涵，正確的解讀方法非常重要。而正確的解讀方法又是建立在對摩崖石刻基本特徵的整體把握之上。這就要求我們首先要在廣泛閱讀的基礎上，對武夷文化的基本內涵和基本特點有一個全面而系統的了解。其次還要深入山中，對摩崖石刻作一番切實的考察和切身的感悟。在整體上把握武夷山摩崖石刻基本特徵的基礎上，確立一套科學的解讀方法。

“帝王文化”既非研究帝王駕馭群臣的權術，亦非研究帝王開疆拓土的韜略，更非研究帝王治國安邦的治術，而是研究歷代帝王對武夷文化的推崇和利用，極大地推動了武夷文化的發展。如“朱子理學”被確定為官方意識形態后，對中國封建社會後半期學術思想和歷史文化的深刻影響，儒學因此而贏得了更大的發展，武夷山也因此而成為“道南理窟”。再如武夷山道教神仙武夷君，自從被漢代帝王列入朝廷郊祀后，歷代沿襲不絕。明代以後，每年中秋，地方官吏進山祭祀，亦延為傳統。這些都極大地推動了武夷山道教的發展，武夷山也因此而被譽為“洞天仙府”。再如武夷山佛教的代表人物扣冰古佛，在歷史上曾被閩王王延鈞禮為王師。清初的鐵華上人也曾貴為帝師，入京為康熙大帝說法。扣冰古佛、馬祖道一禪師、道謙禪師等在宋釋普濟撰著的記載佛法傳授譜系的《五燈會元》里都有其長篇傳記，其他高僧大德也多蒙帝王敕封賜匾。這些都極大地推動了武夷山佛教的發展，武夷山也因此贏得了“佛國僧鄉”和佛教“華胄八名山”之一的重要地位。

“歷史文化”亦非按照時間順序，對武夷山的歷史文化進行系統研究，而是從摩崖石刻解讀的歷史背景出發，對石刻作者和涉及的重要歷史人物的生平經歷、人格個性、人生遭際、政治功績、學術思想等進行史海鉤沉式的研究，這無疑有助於對摩崖石刻內涵的理解。

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的重要監測項目，武夷山景區管委會專門設立了“世界遺產監測中心”，常年對包括摩崖石刻在內的文化遺產跟蹤監測和保護。但是，由於各方面的技術問題，仍是見效甚微。

2010年，武夷山景區管委會對武夷山摩崖石刻監測、保護工作作了專門立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中國官員專門對此進行了論證考察，並將此列為保護專項和提供保護經費的支持。

根據立項，景區管委會與上海同濟大學歷史建築保護技術實驗室合作，由德國留學博士戴士炳教授主持實施，利用現代高新技術對武夷山摩崖石刻開展了系統的保護工程。該項保護主要是建立武夷山摩崖石刻保護信息系統，開發石刻保護信息系統的軟體，建立專項數字信息庫；對全山摩崖石刻三維激光掃描，進行專業高分辯率微距攝影，為今後管理保護中提供較準確的風化變化的依據；採集GPS衛星定位數據，為所有摩崖石刻的位置準確定位，便於科學保護；輸入所有石刻的其他歷史資料，便於做好武夷文化的研究。

同時，對於摩崖石刻字面塗料進行科學研究，通過研究和實驗確定一種對石質風化小，附著力強，色彩鮮亮的可靠塗料，以保證摩崖石刻成為較美的文化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