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建交

中韓自20世紀50年代起至80年代初就一直相互敵視，沒有任何直接交往，但從1983年北京申辦亞運會後，兩國民間交往日趨加強。到了1991年11月，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率團前往漢城（現在的首爾）參加在那裡舉行的APEC（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受到韓國總統盧泰愚的接見。 1992年4月，亞太經社理事會第四十八屆年會在北京舉行，韓國外務部長官李相玉獲邀出席。中國方面看準了時機，由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錢其琛在釣魚台賓館會見了李相玉，並與他就改善雙邊關係進行接觸達成協議。這兩次官方交往預示著中韓建交的談判的到來。同年5月，中韓兩國正式談判建交。據中國駐韓國首任大使張庭延回憶，根據兩國外長達成的協議，雙方代表為副部級，副代表為大使級，其中，中方代表由外交部副部長徐敦信擔任，韓方代表是外務部次官盧昌熹。兩國的副代表都是老大使——中方由張瑞傑擔任，他自新中國創建初期起，就參與主管朝鮮半島事務，精通朝鮮語，熟悉半島情況。雖然在上世紀80年代先後出任中國駐衣索比亞、斯里蘭卡大使，離開了一段時間，但對這個地區的了解仍功底深厚；而韓方的副代表是權丙鉉，他曾歷任外務部亞洲局課長、局長，主管中國事務，後來出任韓國駐緬甸大使，但仍然沒有離開亞洲。兩位大使各帶六七名助手，參加談判工作。兩國商定，考慮各方面因素，談判秘密進行。5月的第一次談判和6月的第二次談判均在北京釣魚台賓館14樓，客人也住在那裡。14樓在釣魚台的一個角落裡，比較安靜，與外界沒有什麼接觸。在前往北京的路上，權丙鉉一行更是採取“分開走”的辦法避開國際社會的關注，有的經東京，有的走香港，也有的經上海——以此避開人們的視線。在談判空餘時間，韓國人也不外出，最多也只是到樓前活動一下。

錢其琛會見李相玉

徠1992年8月24日，中國與韓國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結束了兩國長期互不承認和相互隔絕的歷史。但鑒於當時複雜的東亞形勢——涉及中國台灣和朝鮮的利益，因此，中韓兩國嚴格保密建交談判事宜，韓國方面更是做得“滴水不漏”。談判代表紛紛提前“下崗”做準備，在韓國國內，高層的保密工作更是絲毫不敢放鬆。據說，與中國談判建交，只有總統、總統外交安保助理和外務部長官三人知道，並掌握全局。據權丙鉉在中韓建交十周年（2002年8月）之際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回憶，當時建交的過程是嚴格保密的，以保證談判的各個細節不被泄露出去而影響大局。為了掩人耳目，權丙鉉在1992年年初就借口父親生病，離開了工作崗位，而和他一起負責談判事務的外交通商部東北亞局局長申正性則託病辭去了職務。權丙鉉和申正性隨後躲到了一個由情報部門準備的秘密場所，開始準備談判資料。當年5月，他們準備前往中國進行首輪建交談判時，權丙鉉的妻子在給他準備行裝的時候問他要去什麼地方，那兒的天氣是冷還是熱，但權丙鉉只能緘口不語。妻子對此十分生氣，最後乾脆給他準備了冬夏兩套衣服。

韓國頻頻向台灣施放煙霧彈

中韓建交談判中牽涉多方面的問題，其核心是台灣問題，即一個中國的問題。韓國與台灣保持“外交關係”幾十年，開始不願放棄。但是在幾輪談判交鋒之後，經過韓國最高領導首肯，韓方終於接受了中方的立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尊重中方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之立場，韓國與台灣“斷交”。而中方則表示，尊重朝鮮民族早日實現朝鮮半島和平統一的願望，支持由朝鮮民族自己來實現朝鮮半島的和平統一。在涉及台灣問題時，最為複雜的是如何處理台灣的“大使館館產”問題。權丙鉉回憶，為了防止台灣當局在得知談判消息后在館產問題上做手腳，韓國政府直到在建交前一個星期才將有關消息通知台灣方面。之後，雖然台灣方面千方百計地想把館產出售給第三方，但沒能實現。實際上，在此之前，當時的韓國外長李相玉已經暗示過韓國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但台灣方面並未注意到。有關中韓建交的消息在台灣是1992年的8月19日見諸報端的，不過，韓國方面並沒有明確承認，而是繼續向台灣方面施放煙霧，從而保證了中韓兩國在8月24日順利簽署建交公報，否則建交有可能被推遲到兩個月之後。當時正值韓國和中國台灣要舉行“部長級”經濟會談，而韓方一再推遲卻又不好說明原因，這引起台灣方面的猜疑。隨著中韓建交時間的臨近，台灣在漢城通過種種蛛絲馬跡，判斷出中韓即將建交已不可阻擋。於是，台灣搶先於8月22日宣布與韓國“斷交”。兩天後，中韓雙方代表在北京簽署了建交文件。

開館儀式前沒有旗杆

中韓建交后，中方決定在建交后的第三天（即8月27日）在漢城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開館儀式。據《世界新聞報》援引中國駐韓國首任大使張庭延的回憶錄記載：儀式地點選擇了中國國際商會駐漢城代表處代表的住所，那是在一條衚衕里的一幢小樓，樓前有一個庭院。開館儀式上，首先要舉行升旗儀式，但當時的庭院中沒有旗杆。於是，使館人員馬上向韓國有關部門求助，很快，一根旗杆就在庭院中豎立起來。一切準備就緒，中方立即向韓國外務部等有關部門和新聞媒體發出了邀請。張庭延回憶說：“我當時還沒有去漢城，據參加開館儀式的同事告訴我，那天的活動定在上午10點開始，但是記者很早就來到門前等候，隨後各方人士也陸續到達。可以看出，中國在漢城設立大使館，舉行升旗儀式，引起韓國各方的極大關注。不巧的是，那天上午下起雨來，但是各方來賓沒有一人退場。”

台灣砸館以示報復

對中韓建交反應最為強烈的仍是一向作為韓國特殊盟友的台灣當局。儘管已有許多跡象表明中韓建交已是大勢所趨，台灣方面也有一定的心理準備，但形勢變化這麼快，還是感到很突然。中韓建交使台灣失去了在亞洲的最後一個盟友，台灣當局採取了全面的報復：第一，自中韓建立外交關係之日起，台灣即與韓國“斷交”；第二，拒絕韓國政府特使團於9月初來台說明“斷交”理由；第三，自中韓建交之日起，取消對韓貿易一切優惠待遇；第四，在“台韓關係”新構架尚未成立之前，雙方民航協定停止實施。其實，在中韓建交談判過程中，韓國方面也對如何處理台灣當局“大使館”的館產問題感到棘手，它之所以直到在建交前一個星期才將有關消息通知台灣就是因為防止台灣當局在得知談判消息后在館產問題上做手腳。不料，“台灣外交官”在臨走前還是“發泄”了自己的不滿。 “台灣外交官”們在撤館時對建築進行了肆意破壞 按照中韓建交時雙方達成的協議，韓方於兩國建交后一個月內，即9月下旬將台灣駐漢城“大使館”館舍交還給中方。張庭延回憶：“我於10月初查看了位於漢城明洞鬧市區的6層館舍，令人驚訝的情況出現在我眼前。”原來，“台灣外交官”們在撤館時對建築進行了肆意破壞，導致整個建築斷水斷電，室內地毯被揭開，傢具殘缺不全，無法再用。庭院中的水池已經乾枯，一側小山上雜草叢生。我們接收館舍后，進去值班的人無處吃飯。面對這個爛攤子，使館經過研究決定，請離韓國最近的山東省派工程技術人員來修復，以便使館人員儘早遷入辦公。 1992年9月28日，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宴會，歡迎韓國總統盧泰愚及其一行。其實，這座位於明洞繁華地區的館舍也有一段歷史，而且在韓國小有名氣。它佔地面積約9800平米，原為清朝商人出資購得，建成“清商會館”，1883年改為“清國公館”，1885年袁世凱赴韓交涉通商事宜時又改為“總理衙門”。現在的這座六層館舍是上世紀60年代台灣修建，但因年久失修，不僅結構不符使用要求，電路、水路也存在不少隱患。經過3個多月的日夜施工，1993年1月，使館館舍修復完成。中國方面也為韓國建館提供優惠。據中韓建交談判的韓方首席代表權丙鉉透露，在建交過程中，中國政府以相當優惠的價格，給韓國劃定了一塊面積相當大的地皮蓋新使館。中國大使穿中山裝遞國書 中韓建交10天後，張庭延被任命為中國首任駐韓國大使，並於當年9月12日赴漢城履新。當時，去漢城只能繞道日本或香港。張庭延在《歷史性的一步———憶出使韓國前後》記載：“我一清早就從北京出發，中午到達香港，匆忙用過午餐后又登機趕路，到達漢城已是萬家燈火。1200公里的路程竟用了一天時間。”三天後，張庭延向韓國總統盧泰愚遞交了國書。關於遞交國書時，中韓雙方還就使館人員服裝問題進行了交涉。張庭延回憶：“在我離開北京前，韓方就告知，按照韓國的習慣，遞交國書時，大使和陪同人員一律著燕尾服。如果沒有燕尾服，韓方可以為我們去租。當時，我們的外交官還不時興穿燕尾服，而且考慮到遞交國書是一項十分莊重的活動，租用燕尾服也不合適。於是我們和對方商量，是否可以穿民族服裝——中山裝，得到對方的同意。因此我出發時，還專門找出多年不穿的深色中山裝，帶到漢城；陪同人員也做了同樣的準備。”中方大使遞交國書後，韓方禮賓官稱，張庭延遞交國書之快在韓國與各國交往中創下了一個新紀錄。

第一、中韓建交和雙邊關係的深入發展有助於化解東北亞地區的冷戰格局，進一步地改變了中朝蘇（俄）對韓美日的冷戰架構，穩定了朝鮮半島局勢，制約了朝鮮半島南北雙方再次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抑制了東北亞地區新冷戰思潮的形成，為未來的地區安全與經濟合作準備了條件，影響深遠。第二、中韓全面合作夥伴關係的深入發展，極大地改善了韓國的周邊安全環境，使韓國在戰略空間上有了更大的選擇。中韓雙方在國際事務和地區事務中良好的合作，大大提升了韓國在東亞地區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第三、中韓建交為開闢首爾通往平壤的政治和平之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韓關係的發展，有助於第一次朝韓首腦會談和朝韓的和解與合作。所以中朝關係和中韓關係的發展，是朝韓和解、合作並走向統一的推動力。第四、中韓政治經濟關係的發展有助於推動東北亞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促進東北亞經濟進一步融合。目前，中韓自貿區官產學聯合研究正在進行，並已取得初步成果。推動建立中韓自由貿易區是一個雙贏的戰略。韓國在繼簽署韓美FTA以後，如果致力於推動建立中韓自由貿易區，使韓國能夠搶佔東亞地區經濟貿易合作的橋頭堡，提高韓國的競爭力和國際地位，而且還會大力推動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中韓兩國具有共同的地緣政治利益，中韓關係在東北亞國際關係的力學結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韓兩國關係的發展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還深刻地影響著本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繁榮。

兩國建交10年的歷程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建交前後，1986年漢城亞運會和1988年漢城奧運會，中國代表團都參加。這是互相探索和了解的最初階段，這一直持續到建交初期；第二階段是形成合作夥伴；進入2000年，兩國進入全面合作關係，這是第三階段。總的說，兩國關係是一帆風順，發展趨勢是蒸蒸日上。中國是東南亞地區穩定的合作力量，得以支持朝鮮半島和平穩定強有力的保證。政治上韓國需要像中國這樣穩定的和平力量，支持半島統一；經濟上，韓國需要中國這個大市場，中國也需要韓國科學技術經驗等。兩國共處同一文化圈，經濟上儘管韓國要遜於歐美日本發展，但比我們領先一步，很多經驗值得借鑒。兩國文明是相互補充的關係。韓國也有新文化運動，但與我們背景不同，那是發生在日本統治前後，決定了他們新文化運動的核心是振興教育，吸收外來文化，但對傳統文化採取絕對保護的態度。現在兩國發展狀況讓我想到中國唐朝時期和新羅的關係，歷史上兩國關係最好就在盛唐，在山東半島有“新羅幫”，現在還有人留在那裡。讓人有種歷史重現的感覺。

中韓建交后，兩國關係發展的總的特點就是全面、迅速、持續、深入地發展。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很難找到先例的。 1． 全局上，兩國關係不斷深入發展。兩國關係從剛建交時的互相承認的一般外交關係，經歷了“合作夥伴關係”、“全面合作夥伴關係”等不斷發展深入的階段，現在正為進一步深化和發展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把中韓兩國的關係推進到新的發展階段而共同努力。 2． 政治上，兩國建交以來高層往來不斷，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不斷加深。十五年來韓國的歷任總統盧泰愚、金大中、金泳三、盧武鉉前後都訪問過中國，而且盧武鉉在任內兩次訪問中國，其中第二次訪問中國的時間僅為一天，可見關係之頻繁和密切，而中國的國家主席江澤民和胡錦濤先後都訪問了韓國。其間兩國的總理、外交部長、議長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都進行過互訪，特別是溫家寶總理今年四月對韓國的訪問為提升兩國關係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3． 經濟上，兩國貿易往來和投資發展迅速。兩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從建交時的50億美元飛躍地發展到2006年的1343億美元，增長近26倍，據說每10名韓國人中就有一人從事與中國的商業活動。2006年的中韓貿易額已超過了韓日貿易額和韓美貿易額，並接近兩者之和。韓國對中國的投資發展也很迅速，截至2006年底韓國對華投資總額為350億美元，在華的韓資企業達四萬家，而中國對韓國的投資總額到2005年底為11.5億美元。目前中國是韓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第一大出口市場、第一大投資對象國和第一大貿易順差國，而韓國是中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國、第四大出口對象國、第三大進口來源國和第二大外資來源國。中韓兩國的經濟往來日益密切，經濟依存度越來越高。 4． 科學技術上，兩國的交流與合作在加強。兩國簽訂了科學技術合作協定，建立了經貿科技部長聯席會議機制，在IT等高科技領域正在合作開發新產品。 5． 文化上，“韓流”強勁，“漢風”漸勁。以韓國電影、電視劇、歌舞為代表的“韓流”在中國勁吹，學習韓國語的人不斷增加，接受韓國飲食文化的人越來越多。世界第一所孔子學院和中國文化中心在首爾成立，學習漢語的人迅速增多，世界上參加漢語考試的11萬多人中韓國就有7萬多人，中國的電影、電視、藝人和飲食文化被越來越多的韓國人接受。 6． 教育上，交流日益增多，互派留學生為最多。韓國在中國的留學生為54000多人，中國在韓國的留學生為24000多人，各自在對方國家外國留學生中人數均居第一位。現在互派的留學生不局限在語言專業方面的，也不局限在大學層次上，而是各個學科專業上、大中小學都有各自的留學生。 7． 學術上，交流在增多深化，合作在加強。兩國學者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兩國學者參加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日益增多，學術領域不僅包括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也包括自然科學的很多領域，不僅進行學術交流，而且還共同研究課題，完成科研任務。 8． 社會上，人員交流頻繁，人數迅速增加。2006年兩國人員交流合計530萬人，其中韓國人為440萬人，僅去年到海南省旅遊、度假、結婚、打高爾夫的有13萬人。在中國常住的韓國人為50多萬人，這一人數在不斷地增加。 9． 國際上，兩國協調和合作愈益密切。在對日本右翼勢力否定侵略歷史、復活軍國主義問題上兩國觀點一致、步子協調，在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上互相協商和支持，在聯合國舞台上中國支持潘基文任秘書長，潘基文任沙祖康為副秘書長，在索馬利亞達爾富爾地區問題上潘基文肯定中國的積極作用。 10．軍事安保上，兩國傳統的經貿交流與合作提升到了軍事、安保戰略合作層次。兩國合作的範圍已超出兩國的版圖，擴大為地區的軍事安全。兩國在朝核問題上的緊密合作就是考慮東北亞地區的穩定與和平的。兩國最近決定今年7月1日開始建立軍事熱線。 11．法律上，提供的保障增多。15年來中韓兩國在各個領域簽署了多項條約和協議，為兩國關係的健康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眾所周知，在國家關係上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永恆的是利益問題。從理論上講，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可能，中韓兩國關係的發展也是如此。中韓兩國關係的走向決定於具體的條件。我們的任務就是，根據各種具體條件，科學地預測兩國關係一定時期內的走向，運用、發展和創造有利於兩國關係發展的條件，迴避、克服和消除不利於兩國關係發展的因素，推動兩國關係健康持續地發展，維護兩國、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造福於兩國國民、地區居民乃至世界各國居民。 “今後相當一個時期中韓關係還會健康發展”這一判斷是對國內外今後一個時期主客觀條件的認識得出的結論，並非是主觀臆造。 1. 中韓兩國國家元首和外交部門確定今年為中韓交流年。這是因為中韓建交15來兩國關係發展非常順利，已發展成為全面合作夥伴關係。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如何使這種全面合作夥伴關係進一步深化和發展。兩國的領導人和相關國家部門積極推動是兩國關係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和保證。 2. 中韓兩國地方政府和領導人正積極推進地方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今年6月19日，黑龍江省召開了省長辦公會議，原則上通過了《黑龍江省人民政府關於推進對韓經貿科技合作戰略升級的意見》，說這是省委省政府在新的歷史時期做出的重要戰略部署，認為中韓兩國經濟發展中的依賴性和互補性越來越強，雙方合作的前景十分廣闊。黑龍江省對韓國經貿科技合作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和比較堅實的基礎，韓國已成為黑龍江省第六大貿易夥伴和第四大外資來源國。黑龍江省對韓國的經貿關係上過去從未提出過戰略升級問題，2006年6月，哈爾濱市舉辦了韓國周活動，同年10月，在首爾舉辦了黑龍江活動周。我們哈工大中韓關係研究所為了配合哈爾濱市的韓國周活動和黑龍江活動周，在活動周前對哈爾濱市的韓資企業和省內的主要韓資企業進行了兩次集中的調查研究，形成了兩個調查報告。一是給哈爾濱市委書記杜宇新和市長石忠信的《關於進一步改善哈爾濱市投資環境的調查報告》和給省委書記錢運錄和省長張左己的《關於韓資在黑龍江省的態勢、問題與對策的調查報告》。在這個調查報告中我們明確地提出了黑龍江省要把對韓的開放提高到戰略地位的意見。對調查報告市委書記和省委書記都有明確的肯定的意見。特別是省委書記錢運錄把《關於韓資在黑龍江的態勢、問題和對策的調查報告》批示給省長張左己和副省長王利民，副省長又批示給省招商局局長鄒竹麗，說這個調查報告是非常好的報告，讓他們認真研究落實，省招商局派兩位工作人員與筆者商量如何落實的問題。2007年1月25日，張左己省長在黑龍江省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提出對韓國的經貿科技合作戰略升問題，2007年4月23日，錢運錄書記在黑龍江第十次黨代會報告中明確提出“加快對日、對韓對外開放戰略升級步伐”。遼寧省已舉辦了四次韓國周活動。 3. 兩國政局的穩定和體制的延續性保證兩國關係的健康發展。兩國都實行政黨政治，但政黨政治制度不同。中國是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韓國是多黨競選執政制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很穩固，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班子受到黨內外普遍的好評和擁護。韓國的多黨製造成了輪流執政的局面。但目前執政的開放國民黨對中國很友好，為中韓關係的發展做了大量的工作，而在野的最大政黨大國民黨，明年的選舉中有可能執政，但該黨仍然對中國實行友好政策。當初正是大國家黨執政時期和中國建交的。韓國大國家黨的前黨首朴槿惠2006年訪華時表示，中國的領導人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卓越的領導能力，未來大國家黨在目前兩國友好的合作基礎上，一起迎來東北亞和平繁榮的局面，使兩國成為世代友好合作的鄰居。 4. 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要求兩國關係健康發展。兩國山水相連，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幾千年的交流與合作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兩國人民有共同利益。兩國人民都需要穩定的朝鮮半島、東北亞和世界的形勢，在兩國交流與合作中發展國內的經濟社會事業，為本國人民謀利益。為此兩國不僅在各自國家的建設中與對方合作，而且在國際事務中也需要與對方合作。

任何事物的發展不是平坦的和筆直的，中韓關係的發展也不例外。我們必須清醒地和及時地看到兩國關係發展中已經和可能出現的不利於兩國關係發展的問題和因素，把這些問題及時地妥善地處理或解決，推動兩國關係健康發展。那末。中韓兩國關係發展中已經和可能出現的問題都有哪些？筆者認為如下幾個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1. 狹隘的民族主義，片面強調一己利益，不顧及對方合理的利益。任何國家在處理國家關係中顧及自己利益是天經地義的，但是只考慮自己的利益，不考慮對方的利益，國家關係是搞不好的。這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更是如此。處理不好兩國關係的一切問題的根源都緣自這一問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問題概莫能外。 2. 政治上不尊重不信任，不平等對待。國家不論大小、發展不論先後都是平等的。或者因為大國看不起小國，或者因為自己先發展了看不起后發展國家，或者盲目地自高自大，不尊重對方，不平等對待，為國家關係的發展人為地造成不利因素。 3. 經濟關係上處理不好摩擦競爭與交流合作的關係，任憑摩擦和競爭不斷升級。隨著中國經濟技術的迅速發展，中韓經濟發展水平的垂直結構逐步被平行結構代替，兩國間的競爭日益加劇，摩擦在增多。中韓間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趨勢也不利於兩國經貿關係的正常發展。 4. 對日益密切的中韓經濟關係擔心產業的空洞化而失去經濟的自主性。目前韓國與中國進出口貿易額在其全部進出口貿易額中分別佔15%和22%，大量的韓國企業投資於中國。於是擔心韓國經濟對中國經濟過度依賴並使韓國企業空洞化。這種擔心容易引起人為地限制兩國經貿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5. 在華韓資企業對經營中遇到的困難不能正確認識，產生恐懼心理，逃資或撤資。這將對其他韓資企業，包括已在中國投資的或想在中國投資的韓資企業產生負面影響。 6. 在歷史問題的學術討論中，把學術問題政治化。把歷史問題現實化，對歷史上對領土問題的不同認識變成對現實領土的要求。領土問題涉及國家主權，須慎之又慎。 7. 處理不好和美國的關係，也有可能影響兩國關係。由於歷史的原因韓國和美國有特殊的關係，至今還有軍事同盟關係，還有兩萬多美軍駐紮在韓國。中國和美國關係正在矛盾摩擦中逐步得到改善。隨著力量對比和國際格局的變化，包括大國關係在內的國際關係正在發生變化。在這變化著的國際關係中處理不好同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的關係，就有可能影響中韓關係。 8. 處理不好和朝鮮的關係，也有可能影響兩國的關係。中國、韓國、朝鮮這三國的關係近現代以來非常複雜和多樣。如何解決朝核問題、如何解決朝鮮半島的統一問題，如何處理脫北人員問題、如何使朝鮮擺脫孤立狀態融入國際社會等問題上，兩國都需要正確地認識和協調的行動，否則也會產生中韓兩國間的分歧和矛盾。 9. 在對方國家的統一問題上態度不對頭，會影響兩國關係。韓國對中國統一問題上如果明地或暗地不支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公開或不公開地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則會對兩國關係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中國對朝鮮半島統一問題上採取不支持態度，或支持一個吃掉一個的途徑來統一的政策都會影響兩國關係的正常發展。隨著兩國內外條件的變化，隨著國際力量對比和國際格局的變化影響中韓兩國關係的各種因素還會不斷地變化，需要我們密切地注視這些變化，及時採取有力的措施，引導兩國關係健康發展。

要推動中韓兩國關係健康發展，深化兩國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把兩國關係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必須著眼於長遠，著眼於全局，對目前兩國關係中好的一面、好的政策、好的做法堅持和發展下去，對有可能影響兩國關係健康發展的因素加以限制和消除，為東北亞的穩定和發展、為兩國國民的福祉服務。筆者認為，為此努力做到以下幾點是必要的。 1. 互相尊重，增加信任，平等相待。尊重、信任、平等是處理好國家關係的基本前提和思想政治保障。國家無論大小、發展先後，政治上都是一律平等的。這是以人為本的基本觀點和原則在國家間關係中的體現。對處理兩國關係中尊重、信任、平等的原則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加以愛護，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2. 互惠互利，合作共贏。人世間人們熙熙攘攘，來來往往，皆為一個利字。在革命與戰爭的年代不是我打倒你，就是你打倒我，不是我侵略你，就是你佔領我，沒有多少共同利益可言。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處理好國家之間的關係、處理好國際問題必須顧及相關方的合理利益，使各方的合理利益得到實現，否則不可能有正常的國家關係、國際關係。即使暫時有了，也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健康發展。 3. 要按國際規則和兩國簽訂的協議處理相關問題。在全球一體化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已制定和公認的法律制度顯得特別重要，這是國際事務得到有序解決的保證，維護世界秩序的重要工具。處理中韓兩國關係要遵守國際上的有關規定，如聯合國憲章、核不擴散條約、WTO有關規定等，也要遵守兩國間達成的協議。遵守已有的規則和協議是維持兩國關係正常化不可缺少的條件。 4. 制定新的制度，完善體制機制。情況不斷變化，要發展兩國關係不能只停留在執行原有的制度上，必須制定和執行新的制度，完善體制和機制。例如，中韓間制定自由貿易協定（FTA）是十分必要的。隨著兩國經濟的發展和經貿關係的加強，貿易摩擦在增加，競爭在加劇，貿易逆差在擴大，這不利於兩國經貿關係的進一步發展。目前中韓兩國FTA民間研究結束，官產學的研究剛剛開始。韓國已與智利、美國等國相繼建立自由貿易關係，但與中國的FTA協議行動遲緩。我們還應該看到中韓簽訂FTA對建立東北亞自由貿易區，穩定東北亞局勢，維護東北亞地區的和平，推動東北亞地區的發展有著特殊的意義。 5. 加強對雙方相關政策的研究，借鑒和適應政策。人類社會的縱向結構是由社會本質、制度、體制、政策和人構成。是人制定和執行政策，建立制度和體制，實現社會本質，為人服務。在這裡政策體現了和反映了社會本質、質地、體制和人的要求，因此任何社會發展的過程就是執政黨或政府制定和執行政策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在社會發展中處於關鍵地位。黑龍江省改革開放以來先後有一千多家韓國企業進來，但站住腳的不多，大多數失敗而歸。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不了解對方的政策。現在超過半數的在華韓資企業虧損，有的半夜逃離中國，連所欠的職工工資和銀行的貸款都不還。解決這一問題的基本途徑就是，使韓國企業了解中國新的發展時期外資政策的調整，由原來向地區傾斜轉向了向產業傾斜的狀況，要提高自己的技術含量和競爭力，或者是要向西部地區和老工業基地轉移。一個成功的企業家應該是對相關的政策了如指掌才行。 6. 建立對話協商體制機制，及時解決產生的新問題。情況不斷地變化，制度永遠是不完全的，制度也不是萬能的。為了解決兩國關係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特別是及時處理出現的重要問題和嚴重問題，建立兩國間的相應的對話和協商體制機制十分必要。有了這種對話和協商體制機制，就可以防止單方面採取措施，激化矛盾。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安保問題，有了這種機制就可以把問題解決在初始階段，防止問題擴大化，保證兩國關係健康發展。 7. 著眼大局，求同存異。兩國歷史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國際關係不同，存在差距、矛盾、分歧是不可避免的。關鍵在於從兩國國民的根本利益出發，著眼於東北亞的穩定和發展，著眼於國民的和平、幸福生活的不斷提高，在這個大局上求同，實現共識，協調行動。在制度、體制、意識形態、生活習慣等各個方面尊重對方，保存各自的特點。著眼大局，求同存異，也是當今處理國際關係的一條重要原則。 8. 逐步把中韓關係提高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中韓兩國全面合作夥伴關係中好多問題已涉及到戰略問題。如朝鮮核問題不僅關係到朝鮮半島穩定和安全問題，也關係到東北亞地區穩定和安全問題，還關係到世界和平問題。又如建立中韓間的FTA不僅關係到兩國經貿關係，也關係到建立東北亞自由貿易區問題。還如目前中韓經貿關係的發展對兩國經濟發展已具有戰略地位和作用。還有剛剛開始的中韓軍事安保方面的合作也具有戰略意義。因此筆者主張，兩國政府和相關部門要積極做工作，努力在不遠的將來把兩國關係提升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這應該是兩國共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