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耕自然經濟

1、四五千年前 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黃河中游地域）——農耕文明

屈家嶺文化（長江中下游）、河姆渡文化（錢塘江流域）——農耕文明

《論語·憲政》：“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史記·周本紀》：“務耕種。行地宜，……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徒而保歸焉。周道 之肖，自此始”。

2、三代時期

《詩經·豳風·七月》：“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帝王世紀·擊壤之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3、春秋戰國時期

齊管仲、魏李悝、秦商鞅 政治經濟制度改革——促進農耕經濟

4、中心轉移

黃河中下游——長江流域——長江中下游、江南地區

黃河流域是古代文明的發源地，長期以來是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但是隨著各種條件 的變化，經濟重心逐漸南移。

（一）唐中期之前，中國的經濟重心在黃河流域，魏晉以來，隨著大批中原人口的南遷，江南得到開發。

第一，黃河流域細膩而疏鬆的黃土層較適宜於遠古木石銅器農具的耕作，所以農業生產首先在黃河中下游達到較高的水平，使黃河中下游地區成了中國上古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第二，隨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鐵制農具和牛耕的普及，中國的農耕區，逐漸有了向土壤肥沃的長江流域擴展的能力。

第三，秦漢大一統局面的形成，為中國農耕區向南部轉移提供了有利社會條件。

第四，魏晉南北朝，北方邊患叢生，戰亂頻繁，使黃河流域的生態環境迅速惡化，中原地區的人們為了逃避戰火，紛紛南下，尋找新的安身之地，他們的遷徒，給南方帶去了先進的耕作技術和文化觀念，再加上南方優良的自然氣候條件和生態環境，長江流域很快就顯示出發展農耕經濟的潛力。

（二）唐安史之亂之後，北方為藩鎮所控制，賦稅不入中央，江淮地區逐漸成為重要的經濟區。

隋唐有諺語為證：“蘇湖熟，天下足”，“湖廣熟，天下足”，都證明了唐宋以後經濟重心南移的歷史事實。“東南財賦”與“西北兵甲”共同構成了唐以後歷代社會政治穩定的基本格局。

（三）宋代以來，南方已取代北方成為經濟中心。

從柳永《望海潮》詞可見宋代江南繁榮之一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

（一）世界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的衝突。

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的對壘與融合從公元前3000千年開始，一直到公元15、16世紀止，人類長達四千多年的歷史都是在這兩大世界的對立之中過來的，也就是說，在15世紀這個世界重要的分水嶺到來之前，人類的文明主要就是在游牧世界和農耕世界的衝突過程中不斷發展和壯大起來的。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的長期對壘與融合，不僅構成了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源泉和動力，同時也構成了世界文明發展的源泉和動力。

（二）中國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對壘與融合的特點。

1．游牧民族對農耕民族的侵擾和農耕民族的防守

世界文明的演變在我們中國這塊土地上有著自己的特點。由於地理環境的差異，中國北部和西北部以游牧經濟為主，而其他地區則以農耕經濟為主。東北和西北的游牧民族體魄健壯，勇猛善戰，依靠放牧為生，加之地理環境的惡劣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他們經常南下掠奪。東漢、魏晉時期，北方和西北少數民族不斷內遷。內遷的少數民族有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歷史上稱他們為“五胡”。此時，少數民族遷移到中原定居的達幾百萬人。但是無論他們如何強悍，他們在入主中原之後都毫無例外地接受了漢族的先進文化，成為農耕民族的一個成員，共同參與了華夏文明的發展和壯大。這一點和西方文明的發展是不一樣的。

2．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的融合

我們僅僅看到北方少數民族南下征服中原顯然也是片面的。我們也應當看到，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之間的戰爭與爭鋒，客觀上促進了經濟文化的互補和民族的融合，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的爭鋒從根本上講是不同於外族的侵略。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對壘，往往以遷徙，聚合，和親為結局。比如戰國時期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和漢唐時期開闢通西域的“絲綢之路”，可以說是中原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精妙結晶。再比如松贊干布與文成公主的通婚，促進了西藏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再比如十七世紀以來滿族建立了疆域空前遼闊的大清帝國。滿族統治中國近300年，八旗駐防全國各地，滿族人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遍播海內。滿族男人留髮梳辮，穿馬蹄袖袍，系腰帶。隨著滿族統治的鞏固與拓展，其文化習俗也影響到全國，男人的服飾，並留長辮子。滿族婦女頭頂盤髻，穿寬大直筒旗袍。於是各族婦女都穿旗袍。今天，旗袍已經成為典型的東方婦女服飾，具有世界影響。

此外，中國的飲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乃至政治制度，生產方式無一例外都是民族融合的產物，如果細作考證，你就會發現文化互補和民族融合的痕迹（教材118頁）。因此我們得出結論：農耕經濟和游牧經濟歷經數千年的相互融合，互為補充，匯成氣象恢弘的中華文化。

農耕自然經濟下的多元化經濟成分

中國農耕文明以農耕經濟為主體，但並非只有農耕經濟一種成分。而是農耕經濟和多元化經濟成份並存。但中國的商業、手工業在西漢前期的發展，以及漢武帝的鹽鐵官營等官方壟斷重要商品的制度，使得商業被完全束縛在封建政府的肌體之上，因而形成了與西方截然不同的商業運作模式。中國古代的經濟狀況有如下特點：（一）自然經濟佔主體，小農經濟力量突出。

（二）西漢以前商品經濟發達，但漢武帝實行主要的商品國家壟斷之後，商品經濟失去了它的個性，難以起到解體自然經濟的作用。

（三）國家對土地等主要經濟成分控制能力很大。

（四）伴隨著政治的治亂，經濟顯示出突出的周期性破壞與復甦的循環。

（五）自然經濟始終佔據統治地位。

（一）和平而非殖民的貿易形式。海洋事業的開拓，是促進歐洲文明特別是近代文明高度發展的有力槓桿，但是以農耕經濟為主體的中華文明是一種主張和平自守的內向型文化，缺乏開拓海洋事業的進取精神，因此，雖然中華民族早就有了出色的航海能力，但並沒有形成一種拓展海外市場並進行殖民的機制，而是滿足於這種內斂性的貿易架構。但它主要是作為農耕經濟的補充而存在著。

（二）朝貢貿易體制下的一種自足自大的心態。

穩定的農業經濟和較少變化的經濟結構，使中國古代的帝王們陶醉於萬物皆備的理念之中，因此，在他們看來，中國與海外的經濟交往，應當建立在“賓服貢獻”的基礎上。互市在政治上的意義遠遠大於經濟上的意義。

（三）海外貿易服從於政治而不是政治為貿易開道。

中國古代也有為數不多的海洋貿易，但在海外經濟往來中，主要是一種“賜”、“貢”的貿易形式，屬內斂型的海洋貿易，比如明朝鄭和七下西洋，船隊滿載的瓷器、絲綢、茶葉等中國特產，到外國后，都是把這些特產“賜”給當地的國王，同時接受該國的所謂“貢品”，比如象牙、香料、珊瑚、珠寶等特產，並不計較經濟得失，屬於一種“貨換貨，二頭樂”的友好交往，其政治上互相往來的意義遠比經濟上的意義重大。

明代中葉以後至清代，東海沿海私人海上貿易有了一定發展，但私人的海洋商業受到了政府的限制和歧視，因此其規模較小，沒有形成氣候。這種狀況是中國農耕經濟內向型文化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