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元

明崇禎八年（1635年），顏元出生。因自中年後倡導習行學說，書屋名曰“習齋”，世人尊稱為習齋先生。顏元祖籍直隸博野縣北楊村，父名顏昶，因家境貧寒，幼時過繼到蠡縣劉村朱九祚家為養子，改姓朱。顏元出生在朱家，取名朱邦良。時值家中園內鑿林，取乳名園兒。後來顏元歸宗，取此字音為名。顏昶在朱家，常受到歧視和虐待，憤懣抑鬱至極，萌生了逃離這個家庭的念頭。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冬，皇太極率清兵入關，掠擄京畿地區，顏昶乘機隨軍逃往關外，自此音訊斷絕。這一年，顏元才四歲。八年以後，生母王氏又改嫁，留下他孤身一人在朱家。

顏元的養祖父朱九祚，號盛軒，多年在地方任武職。崇禎十二年（1639年），朱九祚任兵備道稟事官，攜顏元移居於蠡縣城內。當時，國事日非。他曾上言：“今日之兵，皆市井滑徒，頂名食糧。出則搶掠，戰則奔逃。且逃后並不知其為誰，此所以倉庫日空而戰無一卒也。”他提出一種辦法，認為可不費糧餉，而得可戰之兵數萬。其法是：“編各州縣富民子弟習弓馬者，十家共一兵，復其雜役，馬甲器刃令自備。居常訓練，每兵一副卒，正兵傷則提副卒補。伍兵土著不可逃。且一身勤王，十家安枕，其孰肯逃？兵利糧給，取之不窮。”

順治元年（1644年），清軍入關，朱九祚並無反抗的表示。順治四年（1647年），蠡縣生員蔣爾恂曾以“反清復明”為號召，聚眾殺死知縣，稱大明中興元年，朱九祚卻“率眾守里”，對抗蔣爾恂的義軍。蔣失敗后，清廷駐蠡縣兵備授予朱九祚巡捕官職務。不過，他有時也表現出一種正義感。順治初年，“劉里被圈，旗奴韓某恣橫，率意耕田，失產者日眾”。九祚“伺其窩盜，圍而擒之，鳴於縣府”。按律，韓某本應問斬，雖遇赦得脫，但不敢再行肆虐，“里閈窮民不受滿人侮，得各租祖田”。順治八、九年時，地方粗安，清廷裁革省南道，朱九祚便謝任。不久，又因事被人控告，一度逃遁，顏元亦被系訊。訟案完結，家產日落。由於在城內居住費用較大，便返鄉居住。晚年“恬退自牧，不入城市。教其子晃及養孫元耕讀，是事不與世局” 。

顏元八歲起受啟蒙教育，從學於吳洞雲。洞雲先生善騎射、劍戟，又感慨明季國事日非，曾著有攻戰守事宜之書，同時也長於醫術和術數。這使顏元從小時起，便受到與眾不同的教育。可惜在十二歲時，因遭吳妻怨怒，不能再從先生游。

顏元十四、五歲時，又看寇氏丹法，學運氣術，娶妻不近，欲學仙。後來知仙不可學，“乃諧琴瑟，遂耽內，又有比匪之傷，習染輕薄” 。十九歲時，又從賈端惠先生學。端惠禁受業弟子結社酣歌、私通饋遺，顏元遵其教，力改前非，習染頓洗。為了科舉功名，顏元從十歲起，還學習八股時文。養祖父朱九祚曾想為他賄買一秀才頭銜。顏元哭泣不食，說：“寧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結果，十九歲時，自己考中秀才。

顏元二十歲時，訟后家落，回鄉居住後由他擔負起全家生活費用。“耕田灌園，勞苦淬礪。初食薯秫如蒺藜，后甘之，體益豐，見者不以為貧也。”為謀生計，開始學醫。同時開設家塾，訓育子弟。二十一歲時，閱《資治通鑒》，廢寢忘食，於是以博古今、曉興廢邪正為己任，並決心廢棄舉業。後來他雖入文社、應歲試，只是取悅老親而已，不願以此誤終身。二十三歲時，又見七家兵書，便學兵法，究戰守事宜，嘗徹夜不眠，技擊之術亦常練習。這個時期，顏元還深喜陸九淵及王陽明學說，以為聖人之道在是，曾親手摘抄要語一冊，反覆體味。

顏元二十五、六歲時，思想又有較大變化。這時他得《性理大全》讀之，此書集宋代理學家思想之大成。他深深地為周、張、程、朱等人的學說所折服，從此屹然以道自任。“農圃憂勞中必日靜坐五六次，必讀講《近思錄》、《太極圖》、《西銘》等書。”他乘間靜坐，目的是主敬存誠，但周圍的人“有笑為狂者，有鄙為愚者，有斥為妄者，有皆為迂闊、目為古板、指為好異者” ，他都毫不介意。

康熙三年（1664年），顏元聽說蠡縣北泗村有位王法乾，此人惡僧道，斥佛老，焚時文，讀五經，居必衣冠，持身以敬，教家以禮，鄉人有目為“狂癲”者，顏元卻瞿然驚喜，大呼：“士皆如此癲，儒道幸矣！”遂與其納交。兩人每十日一會，每會，相互“規過辨學，聲色胥厲，如臨子弟。少頃，和敬依然”。同時各立日記，“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俱逐日逐時記之。心自不得一時放，身自不得一時閑。會日彼此交質，功可以勉，過可以懲” 。後來，顏元與王法乾在對待宋儒的態度上發生歧異。

顏元個人家世雖屢遭不幸，但始終以匡時濟世為己任。他目睹明季政治日壞，風俗日降，兵專而弱，士腐而靡，極為痛切。據李塨回憶：“先生自幼而壯，孤苦備嘗，隻身幾無棲泊。而心血屏營，則無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闌燈炧，抵掌天下事，輒浩歌泣下。”顏元二十四歲時，便著有《王道論》，後來更名《存治篇》，闡述了他的政治理想。他認為要開萬世之太平，必須恢復“唐虞三代”的政治，“井田、封建、學校，皆斟酌復之，則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謂王道” 。

康熙七年（1668年），養祖母劉氏病卒。因感祖母恩深，父親又出走，不能歸來殮葬，他哀痛至極。三日不食，朝夕祭奠，鼻血與淚俱下，葬后亦朝夕哭，生了大病。朱氏一老翁見到此情景，十分憐憫他，說：“嘻！爾哀毀，死徒死耳。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爾父？爾父，乃異姓乞養者。”顏元聽后大為驚異，到已改嫁的生母處詢問，果得實情，因而哀減。

顏元居養祖母喪，恪守朱子家禮，尺寸不敢違。連病帶餓，幾乎致死。雖覺得有許多違背性情處，但認為聖人之禮如此，不敢多疑。後來，他校以古禮，竟發現朱子家禮削刪、不當之處甚多。“初喪禮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無算。宋儒家禮刪去無算句，致當日居喪，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幾乎殺我。”“乃嘆先王制禮，盡人之性。宋人無德無位，不可作也。”由此發端，他對宋儒學說進行了全面的反省，“因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孔子之四教，正學也。靜坐讀書，乃程朱陸王為禪學、俗學所浸淫，非正務也”。次年，便著《存性》、《存學》兩篇，學術上自成一個體系。思想轉變后，更體會到“思不如學，學必以習”，故改“思古齋”為“習齋”。此後教授弟子，也是讓其立志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諸學，並習射、習騎、習歌舞及拳法武藝，力戒靜坐空談。

劉氏死後，朱晃繼續唆使朱翁逐趕顏元，他只得移居隨東村安身。康熙十二年（1673年）朱翁卒，顏元便回博野縣北楊村，歸宗姓顏，時年三十九歲。顏元歸宗后，日常仍從事農田耕作。有一次客人來訪，見他正在揚場，感到十分奇怪。顏元卻說：“君子之處世也，甘惡衣粗食，甘艱苦勞動，斯可以無失已矣！”這時，顏元及門弟子日眾，李塨便是於康熙十八年開始來問學的。對於新從游者，顏元必先向其申明自定教條其要點是：孝父母、敬尊長、主忠信、申別義、禁邪僻、慎威儀、重詩書、敬字紙、習書、作文、習六藝、序出入、尚和睦、貴責善、戒曠學等。特別是對六藝，尤為強調。每逢一、六日課數，三、八日習禮，四、九日歌詩、習樂，五、十日習射。他兢兢業業，以闡揚儒家學說中實用實行思想為己任。嘗云：“天廢吾道也，又何慮焉。天而不廢吾道也，人材未集，經術未具，是吾憂也。”因吟詩道：“肩擔寶劍倚崆峒，翹首昂昂問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將來何計謝蒼生。”

對於自己，顏元仍是持身極嚴，而且與從學者互相規過。有一年，顏元曾買石氏女為側室，女痴且癲，知是為媒人所欺。於是，令媒人將女領回並討回原金。不料，媒人又將該女再度轉賣給他人。李塨就此事向先生直諫及規勸，顏元聽后，悲泣道：“吾過矣！”於是出原金贖女歸其父。李塨極感先生改過之勇，從此立日譜以自考。顏元和李塨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約定：“對眾不便面規者，可互相秘覺也。云：警惰須拍坐，箴驕示以睛，重視禁暴戾，多言作嗽聲，吐痰規言失，肅容戒笑輕。”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顏元五十歲時，隻身往關外，尋找父親下落。原來，顏元的父親顏昶隨清軍出關后，到了瀋陽，有位鑲白旗董千總給了他些本錢，開了個糖店，先後娶過妻王氏及妾劉氏，劉氏生兩女，名銀孩、金孩。顏昶也曾想返里探親，因入關被阻未能實現，於康熙十一年病故，葬於瀋陽附近的韓英屯。顏元到關外沿途尋父，艱苦備嘗。當他在瀋陽張貼尋人報貼后，被銀孩所知。兄妹相見，面對痛哭。顏元祭奠父塋后，親自御車，奉先父牌位歸博野徠。

從關外歸來后，顏元自嘆：“蒼生休戚，聖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於是在康熙三十年，告別親友，南遊中州。行程二千餘里，拜訪河南諸儒。在各地，他結交士人，出示所著《存性》、《存學》、《喚迷途》等，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率直地抨擊理學家空談心性、以著述講讀為務、不問實學實習的傾向。寓居開封時，曾與名士張天章研討學術。天章嘆道：“禮樂亡矣，《存學》誠不容不作！”又研討水政，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禮儀水政書》？”顏元答道：“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儒之著書也，尤而效之乎？且紙墨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因此，來問學者日眾。在商水，訪李木天，與言經濟。李見顏元佩一短刀，便離座為他演諸家拳法。顏元笑曰：“如此可與君一試。”兩人遂折竹為刀，對舞不數合，顏元擊中木天手腕。木天大驚曰：“技至此乎！”又與深言經濟，木天傾倒下拜。次日，令其子從先生游。

顏元通過此次南遊，愈發感到程朱之學為害的嚴重。他說自己當年從關外歸來時，“醫術漸行，聲氣漸通，乃知聖人之道絕傳矣。然猶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勢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但是，“迨辛未游中州，就正於名下士，見人人禪宗，家家訓詁，確信宋室諸儒即孔孟，牢不可破，口敝舌罷。去一分程朱，方見一分孔孟。不然終此乾坤，聖道不明，蒼生無命矣” 。因此，他一方面著《四書正誤偶筆》等，辨析朱熹學說的謬誤，一方面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向友人及門生申明訓詁、理學、科學的危害，嘗大聲疾呼：“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遍迷賢知。”“非去帖括制藝與讀著主靜之道，禍終此乾坤矣。”

顏元六十二歲時，肥鄉郝公函（字文燦）三次禮聘，請他前往主持漳南書院。顏元到肥鄉后，準備很好地施展自己的抱負，親自擬定各種規章，構想書院規劃，並手書“習講堂”對聯云：“聊存孔緒勵習行，脫去鄉願禪宗訓詁帖括之套”、“恭體天心學經濟，斡旋人才政事道統氣數之機”。可惜數月之後，該地大雨成災，漳水泛濫，書院堂舍悉被淹沒，他只好告辭歸里。後來，因水患益甚，郝公函屢請未往。不久，郝公函來書問安，並附一契紙云：“顏習齋先生生為漳南書院師，沒為書院先師。文燦所贈庄一所，田五十畝。生為習齋產，沒為習齋遺產。”

從肥鄉返回后八年，即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九月初二日，顏元病故。逝世前猶謂門人曰：“天下事尚可為，汝等當積學待用。”死後葬於博野北楊村，門人私謚為“文孝先生”。

顏元畢生從事教育活動，主張以周公的六德、六行、六藝和孔子的四教來教育學生。在他開設的講堂上，安放著琴、竽、弓、矢、籌、管，每日帶領學生從事禮、樂、射、書、數的學習，探究兵、農、水、火等實用之學。顏元不僅教育學生“習動”，而且身體力行。他武藝出眾，57歲時與商水大俠李子青比武，“數合，中子青腕”，足見他老年時仍保持著矯健的身手。62歲時，應郝公函之聘，主持肥鄉漳南書院。他親自規劃書院規模，制定了“寧粗而實，勿妄而虛”的辦學宗旨，這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張。后書院為水淹，返歸故里。康熙四十三年（1704）卒。顏元一生培養了眾多的學生，其中有記錄可查者達100多人。高足李塨（1650 —1733年），字剛主，號恕谷，繼承和發展了顏元的學說，形成了當時一個較為著名的學派，後人稱為“顏李學派”。

梁啟超：“博野顏元，生於窮鄉，育於異姓，飽更憂患，堅苦卓絕。其學有類羅馬之“斯多噶派”。其對於舊思想之解放，最為徹底。”“有清一代學術，初期為程朱陸王之爭，次期為漢宋之爭，末期為新舊之爭。其間有人焉舉朱陸漢宋諸派所憑藉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對於二千年來思想界，為極猛烈、極誠摯的大革命運動。其所樹的旗號曰“復古”，而其精神純為“現代的”。

錢穆：“以言夫近三百年學術思想之大師，習齋要為巨擘矣。豈僅於三百年！上之為宋、元、明，其言心性義理，習齋既一壁推倒；下之為有清一代，其言訓詁考據，習齋亦一壁推倒。“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筆”，王昆繩語，見居業堂集卷八與壻梁仙來書遙遙斯世，“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可以為習齋詠矣。”

“習齋，北方之學者也，早年為學，亦嘗出入程、朱、陸、王，篤信力行者有年，一日幡然悔悟，乃並宋明相傳六百年理學，一壁推翻，其氣魄之深沉，識解之毅決，蓋有非南方學者如梨洲、船山、亭林諸人所及者。”

顏元極力批判自漢以來二千年的重文輕實的教育傳統，包括玄學、佛學、道學以及宋明理學。他提倡實學，亦有其歷史依據。他認為堯、舜、周、孔就是實學教育的代表者，如孔子之實學注重考習實際活動，其弟子或習禮，或鼓瑟、或學舞、或問仁孝、或談商兵政事，於己於世皆有益，而宋儒理學教育卻相反，主靜主敬，手持書本閉目呆坐有如泥塑，在講堂上側重於講解和靜坐、讀書或頓悟，其害有三：一是“壞人才”。即理學教育所培養的人才柔弱如婦人女子，無經天緯地之才，他指出，如果學生的學習與實際生活相脫離，即使讀書萬卷，也是毫無用處的。這種教育不僅害己，而且害國。二是“滅聖學”。他認為理學家只從章句訓詁、註解講讀上用功，從而陷入了一種文墨世界，國家取士、教師授課、父兄提示、朋友切磋，皆以文字為準，這就丟棄了堯舜周孔的實學精神。尤其是倡行八股取士后，為害更大。三是“厄世運”。漢儒宋儒之學敗壞了學術與社會風氣。學術完全成了一種文字遊戲，統治者更是利用科舉八股把士人囿於文字之中，造成了極大的危害，社會道德、經濟、人才的腐敗與衰竭，皆與此有關。所以他主張以實學代理學。

批判傳統教育，尤其是批判宋明理學教育，這是實學教育思潮的一個顯著特徵，顏元是這一思潮中的重要代表。

1、揭露傳統教育嚴重脫離實際的弊端

顏元指出，傳統教育一個最突出的弊病就是脫離實際，把讀書求學誤以為是訓詁，或是清談，或是佛老，而程朱理學更是兼而有之，故其脫離實際更為嚴重。傳統教育培養出的人既不能擔荷聖道，又不能濟世救民。所以他認為，這種教育“中於心則害心，中於身則害身，中於家國則害家國”。他指出：“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也。”這表示了他對傳統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學教育嚴重脫離實際的深惡痛絕。

2、批判傳統教育的義、利對立觀

傳統教育的另一個弊病，就是在倫理道德教育方面，把“義”和“利”、“理”和“欲”對立起來。顏元針對這種偏見，繼承和發展了南宋事功學派的思想，明確提出了“正其誼（義）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的命題。他認為“利”和“義”兩者並非絕然對立，而是能夠統一起來的，其中，“利”是“義”的基礎，“正誼”，“明道”的目的，就是為了“謀利”和“計功”。同時，“利”也不能離開“義”，而且“利”必須符合“義”。顏元的這種思想，衝破了傳統的禁錮，使中國古代對於義、利關問題的認識近乎科學。

顏元深刻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對於學校教育的危害，對八股取士制度進行了猛烈抨擊。他認學校是培養人才的正當途徑，而那種傳統的科舉制度，以時文（八股文）取士，是用八股文代替實學，不僅不能選拔真才，反而會引學者入歧途，貽誤人才。所以他指出：“天下盡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無學術，無學術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治功，無治功則無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於焚坑”。（3）反對八股取士制度的激烈態度，躍然紙上。

誠然，顏元是打著古人的旗號批判傳統教育的，即所謂“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然而，在當時“非朱子之傳義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禮不敢行”的社會條件下，他無懼“身命之虞”，而敢於猛烈批判傳統教育，尤其把抨擊的矛頭集中指向程朱理學，這是一種大無畏的勇敢精神。這在當時的思想界起了巨大震動。梁啟超說顏元是當時思想界的大炸彈，這是頗有見地的。（然若聯繫任公本人之主張與當世之情形可知任公之推崇習齋亦是欲藉此廣變革之學，破理學之流弊。並非欲以習齋之說全廢程朱王陸諸賢之說。）

顏元十分重視人才對於治理國家的重要作用，指出：“人才者，政事之本也”，“無人纔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治平，無民命。”把人才視為是治國安民的根本。因而，他在“九字安天下”的方針中，把“舉人才”列為首位。他說：“如天不廢予，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顏元不僅重視人才，而且進一步指出人才主要依靠學校教育培養，在他看來，“朝廷，政之本也；學校，人才之本也，無人纔則無政事矣”，“人才為政事之本，而學校尤為人才之本也”。所以，從人才的角度來分析，顏元的上述見解確有道理，它正確地揭示了學校、人才、治國三者之間的關係，突出了學校教育的重要地位，它對於當前我們正確認識教育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的戰略地位，不無意義。

顏元對學校教育的培養目標也有具體主張。他認為，“令天下之學校皆實才德之士，則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經濟臣”，若“令天下之學校皆無才無德之士，則他日列之朝廷者皆庸碌臣”。（8）可見，他主張學校應培養“實才實德之士”，即是品得高尚，有真才實學的經世致用人才。顏元的這種主張目的雖然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即他說的“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經濟臣”，能夠“佐王治，以輔扶天地”，這是顏元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他重視人才對於治國的重要作用，強調人才主要依靠學校教育培養，這些都是正確的。同時，他提出的“實才實德之士”的培養目標，顯然已衝破了理學教育的桎梏，具有鮮明的經世致用的特性，反映了要求發展社會生產的新興市民階層對於人才的新要求，在當時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顏元關於教育內容的主張，是以反傳統、反教條、反程朱理學脫離實際的書本文字教育的戰鬥姿態出現的。因而，為培養“實才實德之士”，在教育內容上，顏元提出了“真學”、“實學”的主張。它的特點是崇“實”而卑“虛”，與傳統教育，特別是與程朱理學教育，針鋒相對，“彼以其虛，我以其實”，以“實”代“虛”，以有用代無用。顏元認為堯舜周孔時代的學術便是“真學”、“實學”，所以大力提倡當時的“六府”、“三事”、“三物”。這裡所說的“六府”、“三事”，即《尚書·大禹漠》所云的“水，火，金，木、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即《周禮·地官》所云的“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在顏元看來，“三物”與“三事”是異名同實。“三物”之中。又以“六藝”為根本，“六德”、“六行”分別是“六藝”的作用和體現。所以，顏元提倡“六府”、“三事”、“三物”。其核心是在於強調“六藝”教育。

顏元託言經典強調“六藝之學”，並非真是要回復到堯舜周孔時代，而是托古改制，“以復古求解放”，在古聖昔賢“六藝”教育的旗幟下，宣揚自己的主張。晚年，他曾規劃漳南書院，陳設六齋，並規定了各齋的具體教育內容，這是對他“真學”，“實學”內容的最明確、也是最有力的說明。漳南書院的六齋及各齋教育內容為：

文事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

武備齋：課黃帝、太公及孫、吳五子兵法，並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

經史齋：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

藝能齋：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

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

帖括齋：課八股舉業。

漳南書院之所以暫還設立“理學齋”和“帖括齋”，只是為了“應時制”，“俟積習正”，則關閉這兩齋。因此，顏元“真學”，“實學”的教育內容，不僅同理學教育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且無論是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大大超越了“六藝”教育。它除了經史禮樂等知識以外，還把諸多門類的自然科技知識，各種軍事知識和技能正式列進教學內容，並且實行分科設教，這在當時確實是別開生面的，已經蘊含著近代課程設置的萌芽，將中國古代關於教育內容的理論推進到了一嶄新的發展階段，這是顏元對於中國古代教育理論的重要貢獻，值得人們重視。

強調“習行”教學法，這是顏元在學術思想轉變后關於教學方法的一個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主張。他35歲時，“覺思不如學，而學必以習”，便將家塾之名由“思古齋”改為“習齋”。顏元認為，要獲得真正有用的知識必須通過自己親身的“習行”，“躬行而實踐之”，求諸客觀的實際事物。因而他所說的“習行”教學法，就是強調在教學過程中要聯繫實際，要堅持練習和躬行實踐，惟有如此，學得的知識才是真正有用的，否則，不和自己的躬行實踐相結合的知識是無用的。

顏元重視“習行”教學法，一方面同他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有密切關係，他主張“見理於事，因行得知”認為“理”存在於客觀事物之中，只有接觸事物，躬行實踐，才能獲得真正有用的知識。另一方面，他重視“習行”教學法的直接原因是為了反對理學家靜坐讀書、空談心性的教學方法。在他看來，“從靜坐講書中討來識見議論”，一是由於脫離實際，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二是終日兀坐書房中，影響健康。為了改變理學家這種把道全看在書上，把學全看在讀和講上的教學方法，顏元大力提倡“習行”教學法。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顏元強調“習行”，並非排斥通過讀和講學習書本知識。他認為書本記載的“原是窮理之文，處事之道，豈可全不讀書”。因而通過讀書獲得知識，“乃致知中一事”。但“將學全看在讀上”，“專為之則浮學”，而且書讀得愈多，愈缺乏實際辦事能力。同樣，講說也不能廢除，但不可脫離實際空講。因而他主張讀書、講說必須與“習行”相結合，而且要在“習行”上下更多的功夫，化更大的精力。

顏元所說的“習行”，雖然講的是個人行動，忽視了“知”對“行”的指導作用，看輕了理論思維的重要性，因而沒有社會實踐的意義。但他強調接觸實際，重視練習，從親身躬行實踐中獲得知識，這可說是中國古代教學法發展上一次手足解放的運動，它一反脫離實際的、注入式的、背誦教條的教學方法。可以說是教學法理論和實踐上的一次重大革新。這在當時以讀書為窮理功夫，講說著述為窮理事業，脫離實際的“文墨世界”中，無疑是吹進了一股清新之風，令人耳目一新，具有進步意義。

重視農業知識的傳授，注重勞動在培育人才中的作用，這是顏元教育思想的又一個重要特點。

顏元長期生活在農村，親自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後來雖從事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但從未脫離勞動。像他這樣一生不脫離農業生產勞動的著名教育家，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是不多見的。

正因為他自己一生長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因此，對勞動有一深刻清楚的認識，不僅認為人人應該勞動，而且還重視對學生進行勞動教育。這種勞動教育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重視傳統農業知識。顏元始終把向學生傳授農業知識置於其教育活動的重要地位。他曾說：“以禮、樂、兵、農，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為正學”。在親自製訂的“習齋教條”中，規定“凡為吾徒者，當立志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

注重勞動對於育才的作用。顏元認為，勞動不僅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有利於國家社會的強盛，而且對人也有教育作用。首先勞動具有德育的意義。它不僅能使人“正心”、“修身”，去除邪念，還有使人勤勞，克服怠惰、疲沓。其次，勞動還具有體育的意義。勞動可以增強體魄，是重要的養生之道。

需要指出的是，顏元雖重視對學生進行勞動教育，但他的思想仍沒有越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藩籬，這是顏元教育思想的消極面，是他無法克服的歷史和階級的局限。

為學從切實處下手，自不落空。

志不真則心不熱，心不熱則功不賢。

寡慾以清心，寡染以清身，寡言以清口。

人才為政事之本，而學校尤為人才之本也。

教以濟養，養以行教，教者養也，養者教也。

憂愁非書不釋，忿怒非書不解，精神非書不振。

君子處事也，甘惡衣粗食，甘艱苦勞動，斯可以無失矣。

一風俗而成治功，莫善於取人以德，其本莫重於謹癢序之教。

教子十過，不如獎子一長；教過不改也徒傷情，獎長易功也且全恩。

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

為愛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即茫然，故誤人才敗天下者，宋學也。

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會乃不走路，只效聖賢言，便當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蕩蕩周行道上，鮮見其人也。

立言但論是非，不論異同。是，則一二人之見不可易也。非，則雖千萬人同，不隨聲也；豈惟千萬人，雖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輩亦當以先覺覺后覺，竟不必附和雷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