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化

通俗文化也可以被理解為俗文化，亦即大眾文化。通俗文化離不開大眾的基礎，而建立在通俗文化上的高雅文化也是在我們生活基礎上形成的。通俗文化是與我們生活最為密切和能夠及時反映我們生活的文化，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隨著時代的進步、電子設備的普及和傳播技術的迅速發展，通俗文化已成為我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成分，甚至大有佔據傳統文化的主流地位之勢。通俗文化給予大眾豐富多樣的文化資源，使大眾受到極大誘惑，得到了滿足。青少年正是通俗文化受眾中最龐大的群體，他們越來越依賴在直觀、生動、形式多樣的傳媒手段下接受文化的熏陶。在這種情勢下，如果學校課堂仍排斥通俗文化，固守傳統文化，就難免會使學生興味索然，疏遠課堂。其實通俗文化是指適合一般人的水平和需要、易於被社會大眾接受的文化。正如《漢語大詞典》“通俗，所說：淺顯易懂，適合一般人水平和需要。”當下通俗文化已滲入生活中的每個角落。我們應該讓通俗文化在生活中充分發揮其獨特作用與效果。

“通俗文化只是一種受歡迎，或者眾人喜好的文化，那麼毫無疑問，這種量的指標會獲得眾人的。”通俗文化還指很多受到大眾歡迎並為大眾所接受的文化，比如詩歌、音樂或電影、喜劇等，當然這些各類不同形式的文化表現都可以說是伴隨著藝術或夾雜著藝術表現形式而出現的。藝術的表現形式能反映我們身邊的社會現象和大眾的生活狀態。

通俗文化的產生離不開大眾的知識和生活，是建立在社會大眾的基礎之上的，現在很多所謂的高雅文化也是從通俗文化中產生的。如，《紅樓夢》就是典型的通俗小說，而現在卻是文學上的理論文化。現代社會快速發展，文化不斷繁榮，《紅樓夢》通過各種形式加工以電視劇、戲劇等藝術形式表現出來，成為大眾接受和欣賞的通俗文化。名著《飄》在美國人眼裡大概只是一部家庭婦女讀的通俗小說，然而傳入中國以後，就成了美國文學經典。所以很多的通俗文化就是我們身邊算是“俗”的文化，高雅文化就是在“俗”文化基礎上慢慢發展起來的，伴隨著社會時代的發展而演變。高雅文化也需要社會基礎，因為在欣賞文化時很多階級對文化的看法和態度是截然不同的，如“藍調音樂”今日已經是眾所周知的高級音樂範式，這說明通俗與高雅在時間因素中發生了奇妙的相互轉化。從空間因素來看，隨著不同地域尤其國家的變化，通俗與高雅藝術的界限更加模糊不清。

以法蘭克福學派和早期的文化研究學派為例，大眾的主體性完全是由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所建構的。《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中曾舉1991年帕瓦羅蒂在倫敦的海德公園里舉行免費音樂會為例，當時雖然下雨，但聽音樂會的實際人數為10萬人，作為高雅文化，帕瓦羅蒂的音樂會是很受大眾歡迎的，高雅文化同樣可作為通俗文化為大眾所接受。不過在通俗文化中也有低級粗俗的東西，如世俗、污濁、庸俗、惡俗、卑劣的文化被稱為二流文化。比如電影，在眾多的電影文化產生的背後，一些惡俗的文化也泛濫產生了，這導致欣賞者無法消化這些文化。

無論是通俗文化還是高雅文化，毋庸置疑都是伴隨著社會發展和工業進步而產生的，都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同時，在現代社會的各種潮流中，後現代主義文化是一種不再區分高雅或通俗差異的文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都是出自人民大眾之中，其中，通俗文化融入了很多的高雅文化藝術，通俗文化及時反映著不同時代的社會文化以及民族的文學、藝術等，它的起源就是“俗”。從空間因素來看，隨著不同地域尤其國家的變化，同樣建立在人類社會基礎之上的高雅文化，比如在一些電影電視劇中的故事情節或反映社會現實的思考，卻被統稱為通俗文化，但當這些電影加入了更多的藝術形式，那就可被稱為高雅藝術。在快速發展的社會中，各種各樣的文化都在同時發展，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定義沒有明顯界限，無論什麼文化都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高雅文化同樣可以通過各種“俗”方式讓更多的人理解、接受。

隨著工業社會的發展，現在通俗文化也在發生著變化，產生了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更多地反映各種社會現象和大眾生活態度。這種文化需要有人類社會的基礎，從而更好、更多地為大眾服務，讓大眾接受，當然這些都離不開人類的社會實踐。一方面，社會實踐為通俗文化奠定基礎；另一方面，通俗文化時時刻刻反映和服務於大眾社會，二者互相聯繫、互相發展。

所謂“通俗文學”的唯一特徵只有一個，能夠接受的對象是廣大的，但其內在的價值，卻未必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回過來再看“通俗”二字的解釋，“通”者“達”也，也就是創作的作品和接受的對象即讀者之間，應該是交流大於障礙，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產生“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最佳欣賞效果。“俗”者，大眾也。其實，能將說的寫的東西為大多數人接受、喜愛併產生思考，本身就不是簡單的事。在人類群體中，“大眾”才是真正的絕對概念，而“精英”永遠只能是相對概念。正因為“大眾”是永恆的絕對多數，我可以說，通俗文化將永遠存在。再來看“俗”這個字，從人從谷，兩山之間水流也，長流不息、無止無休，極為形象的說明了人本身就像浸潤在永不間斷的流水中一樣，生活在“俗”之中，所以說“俗”才是人類生存的本質。蘇大的王堯說：“俗，是所有人的一種生存方式。”既然這樣，當我們談論通俗文化、通俗文學時，又何必羞羞答答、難以啟齒呢？

有的人在心裡面自說自話的就會構築起這樣一條公式：“俗—世俗—污濁—庸俗—惡俗—卑劣”，可以說非常可笑。其實平心靜氣的回頭看一看所有民族的文化、文學、藝術，它的起源就是“俗”。比如說，我們今天一提起《詩經》、《楚辭》、漢魏樂府、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哪一樣不是從民間的豐厚土壤中孕育、產生從而興旺發達的。就拿古典小說的顛峰之作《紅樓夢》而言，在產生的當初，就是不折不扣的通俗小說，真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而在今天，哪一樣不是一說起來就是讓人肅然起敬的“高雅文學”？美國的“藍調音樂”（Blues ）今日已經是眾所周知的高級音樂範式，都說明著通俗與高雅在時間因素中的奇妙的相互轉化。從空間因素來看，隨著不同地域尤其是國家的變化，通俗與高雅藝術的界限更加模糊不清。比如，名滿天下的《飄》（Gone with the Wind），在美國人眼裡大概只是部家庭婦女讀讀的通俗小說，然而傳入中國以後，就儼然成了美國文學的代表之一，有多少專家在研究、講授著它？再比如，法國十八世紀啟蒙思想的大師伏爾泰，他極為欣賞並改編為歌劇的《中國孤兒》，它就取材於我們的元雜劇、紀君祥的《趙氏孤兒》，而這樣的作品，本就是在戲班子里演給老百姓看的，這不是通俗文學又是什麼？

因此，可以認為，俗文化、俗文學是孕育催生高雅文化、高雅藝術的母體。吳小如先生說：“俗文學是一切文學作品之母，……任何文學體式，都是由俗而漸變雅的，所謂雅文學，無非淵源於俗文學，這是古今中外的一條普遍規律。雅與俗既能進行轉化，也就有了相互制約的關係和彼此間的獨立性。”

因此，1994年北大的一群年輕博士重新評定“20世紀文學大師”排位時，將金庸列在魯迅、巴金、沈從文之後位列第四，引起的軒然大波，其實是無知無謂的。這反而意味著有頭腦的人對文學本質及其發展歷史的清醒認識，這才是真正的“解放”。

但不可否認，通俗的身後，也永遠拖著一條“庸俗”的尾巴。要避免讓自己陷在庸俗之中不可自拔，是否要鍛煉自己的眼界，提升自己的品位呢？我到現在還認為， F 4之流才是真正的庸俗，俗不可耐，這類貨色打著通俗的旗號，拚命要把你拖到庸俗之中還洋洋自得，這是很不能令人滿意的“偽文化現象”。

提及大眾文化，必然聯繫到通俗文化，許多人將二者等同起來。單從概念意義上講，它們之間區別不大，但從時間意義上講，二者之間又有區別：大眾文化注重對現代社會尤其是都市大眾傳媒條件下的社會生活審美各個方面的研究，通俗文化則是傳統的從鄉村到城市的民間文化的審美把握。通俗文化在內容上主要表現為民間文化，具有穩定的文化體系，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文化傳承，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如中國主要盛行於北京的京劇、陝西的皮影戲、雲南麗江的納西文化、藏族的鍋莊舞蹈等都屬於這個範疇。就其表現形式上講，通俗文化還有一定的通俗性、大眾性，通俗文化來源於民間，並依賴民間而廣泛流傳，因而其表現形式是簡單化和通俗化的。以通俗文學為例，通俗文學產生於純文學之前，中外文學史上，許多名著如《三國演義》中的故事早在民間流傳，西方)* 世紀初的文學，到七、八十年代成為文學著作中的經典。通俗文學的流傳於民間，表明了通俗文學所包含的文化特質和構成方式既簡單又通俗。趙樹理的小說正是由於其通俗易懂而得到廣大老百姓的喜愛和傳播，流行於)* 世紀+* 年代的言情、武俠小說無論在主題、情節結構、人物刻畫上，還是語言表現方式上，都是通俗的，大眾化的，並深受普通人的關注。

大眾文化與通俗文化之間實質上存在著很大的區別，通俗文化存在於傳統意義上，大眾文化則存在於現代的時間裡——時間意義上區分，同時在傳媒、意識形態、表現內容、藝術傾向上都有區別。

時間意義上的不同

二者產生於兩種完全不同的時空，產生於兩種不同的歷史形態，通俗文化產生於前工業社會，是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的民間文化，其傳媒方式是口授，到工業社會是印刷、紙質，到后工業社會則是數字化的傳媒方式，口授的文化傳播性受到很大的限制，即地域特徵明顯，工業社會的紙質和印刷也有非常明顯的限制性和地域性，如中國的書法，作為一門藝術，所選用紙宣紙一般以安徽產為最佳。同時以人們必須識字為前提，少數人可以利用紙質，多數人還是口授，如中國傳統戲劇的口口相傳，再如著名京韻大鼓表演藝術家駱玉笙一字不識，但電影《四世同堂》里的一曲“重整河山待後生”卻讓人如痴如醉。同時在道德上、年齡上也有限制，如《金瓶梅》，長期以來以被判為禁書，這與中國人的道德規範有一定的關係。進入后工業社會、數字化的時代，文化才真正實現了全球化，英特網可以接受任何網站的信息，大眾文化依賴於科學技術，不僅僅是文字，還有數字、圖像等，傳媒既是文化的技術載體，也是文化本身，傳媒形成了交流，是語言的溝通方式。現代傳媒方式如廣播、電視、電腦、網路等，有力地擴大了人們的交流。這不只是交流方式，也不是傳統傳播方式可以比擬的，同時也是文化內容發生變化的標誌。

意識形態的異質

通俗文化的意識形態非常複雜，一方面我們不能否認民間文化的內容，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小說”，苟氏的《靈鬼志》、干寶的《搜神記》、張華的《博物志》等等，寫的都是神仙道士、巫神鬼怪的民間傳說。但在這種形式和趣味上，民間的意識形態是處於次要的、邊緣的地位。另一方面，通俗文化在道德、倫理、價值觀、人生觀等方面，不同程度地與正統文化相一致，如中國戲曲中宣揚一種男子“居家盡孝、奉國盡忠”以及女子“三從四德”等封建道德觀念。通俗文化表現了市民階層的意識形態———對他者的認同，在很大程度上對統治階層的知識分子的認同，詮釋了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帶有濃厚的“媚俗”特點。在取材上，通俗文化的內容生活化、人物平民化，但都沒有脫離時代的主旋律，體現了一種時代精神，如中國的相聲、小品"如黃宏、宋丹丹主演的《超生游擊隊》# 等曲藝的題材，表現了民間文化對正統文化的理解與發揚。從這一點上可以說通俗文化不具有真正的民間性、獨立性。大眾文化具有相對獨立的大眾意識，把自身的生活作為描寫對象，不僅表現在對文化的趣味上，同時表現在價值觀念上，以獨立的、鮮明的個性存在於文化形態當中，在文化趣味上有趨眾性、民間性，在價值觀念上有獨立的生存觀。

審美傾向的差別

大眾文化對生存當下性的極力認同，如我欣賞、我讚美、我滿意，帶有非常明顯的對現實生存的利益的滿足與追求，不關注未來，這與前二者文化形態價值取向不同。自有文化以來，文學藝術在人類文化創造過程中形成一種特點：鄙視當下性、追求未來性，這是各民族文化共有的特點，它與宗教內含極其相似，認為美的意義，人生、社會的意義不在當下，而在未來。這是人類社會追求美好未來而不可避免地形成的文化，它成了人們表現生活的基本模式：不滿意此岸，追求彼岸。而把追求放在當下便成了庸俗、低級。大眾文化恰恰以傳統文化、精英文化相反的方向建構了自己的意義：追逐當下，滿意當下。人類社會經過了漫長的文化發展，終於在現代、後現代社會發現，當下社會就是人們幾千年來追求的未來社會，因而大眾文化追求當下性，沉湎於現實，對自身生活的貼近，而不依賴於對他者的幻想，造夢性較少。

正是由於在大眾文化的研究上，人們往往忽略了大眾文化的意識形態研究，因而對大眾文化一直抱持批評態度，而同時將傳統的通俗文學以及當代的言情、武俠小說等，統統歸入到大眾文化範疇。

在藝術功能上，大眾文化與通俗文化都具有消遣、遊戲功能。而通俗文化，尤其是通俗文學則為了滿足不可能實現的夢想和願望，以求心理補償。大眾文化的娛樂建立在狂歡性上，帶有很強的批判性、反抗性，從而解構其他形式的文化如統治階層文化、精英文化。“狂歡化”一詞來源於巴赫金對拉伯雷《巨人傳》的研究。法國小說《巨人傳》帶有強烈的詼諧、反諷意味，巴氏認為，狂歡由民俗轉為節日，將平時無法嘲弄的對象變為可嘲弄者，使發泄本能的需要成為可能，大眾在娛樂和消遣中消除等級、尊卑，這種平等化的要求在各民族的狂歡因素中都存在這種傾向。巴赫金首次將文學藝術原始的消遣、娛樂功能提出來，為人們研究大眾文化提供了新的視點，大眾文化以其獨特的存在方式消解了“寓教於樂”的藝術目的，而對現實與當下的生存本能極賦讚美之意，通俗歌曲的大肆流行正是這種消遣、娛樂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