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穆公問子思

魯穆公問於子思①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公不悅，揖而退之。成孫弋②見，公曰：“向者吾問忠臣於子思，子思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孫弋曰：“噫，善哉，言乎！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嘗有之矣。恆稱其君之惡，未之有也。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效祿爵者也。恆稱其君之惡者，遠祿爵者也。為義而遠祿爵，非子思，吾惡聞之矣③。”

①子思：系孔子之孫。《漢書·藝文志》記有《子思子》23篇，班固注謂子思“名伋，孔子孫，為魯繆公師”。《史紀·孔子世家》記“子思作《中庸》”。 ②成孫弋：待考。李零謂，“《禮記》的《檀弓上》、《檀弓下》、《雜記下》有“縣子瑣”，與魯穆公問答，不知是否為一人。”

③自“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以下簡文有缺文，缺文見詞條“簡文釋文”項。裘錫圭在按語中說，據文意可釋讀並補字如下：“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效祿爵者也。恆稱其君之惡者，遠祿爵者也。為義而遠祿爵，非子思，吾惡聞之矣。”

魯穆公問子思道：“什麼樣的才能叫做忠臣呢？”子思說：“總是指出君主做的壞事的人，就可以稱為忠臣了。”魯穆公（聞言）不高興，子思作揖后就退下了。成孫戈覲見，魯穆公說：“剛才我問子思忠臣的事，子思說：‘總是指出君主做的壞事的人，就可以稱為忠臣了。’寡人對此很困惑，不能有所得。”成孫戈說：“咦，這話說得好呀！為了君王的緣故而失去生命的人，這種人是有的。總是指出君主做的壞事的人卻從未有過。為了君王的緣故而失去生命的人，不過是盡忠於爵祿。總是指出君主做的壞事的人，是遠離爵祿的。為了義理而遠離爵祿，如果不是子思，我是不會聽說這種事的。”

楊儒賓在《子思學派試探》中認為先秦子書多問答的語錄，《魯穆公問子思》即是子思與魯穆公問答。“從道不從君”是儒門通義，《魯穆公問子思》放到儒家其他典籍，其義亦可相容。

《魯穆公問子思》全文風格近似《孟子》一書的敘述，與《墨子》、《荀子》等書的對話篇章風格亦頗近似。《魯穆公問子思》就像《孟子》一書以孟子之名發言一樣，其文縱非子思自著，至少也是其弟子所作。其次，先秦儒家雖多強調規諫之義，子思及孟子對國君的態度特別高亢，人所不及。曾子就曾規勸子思：“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胡母豹也曾規勸子思：“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孔叢子·公儀》）從流傳的軼事看來，子思“傲世主”的態度是很明顯的。不但如此，他還將自己這種行為普遍化，主張“異議的聲音”之價值。《孔叢子·抗志》多記載類似之事，如“衛君謂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子思的回答是“無非”，所謂無非，乃是衛國臣子“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非君之非”就是“稱君之惡”。

徐公持在《“義尚光大”與“類多依采”》一文中論述，先秦時期士人對君主關係中也有“忠”的意識，但即使是“忠君”，也與後世有著不同的內涵。《魯穆公問子思》中子思所說“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這在秦漢之後的君臣關係中是無法設想的，而魯國君主能夠忍受子思的這種言論。另一位士人成孫弋也贊成子思的說法，表明先秦的士人對於君主實在有很大的批評餘地，他們間的關係具有明顯的相對性。一般士大夫與諸侯國君主之間的關係既然是相對的，文士在人格精神上也能夠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他們的思想文化創造力因此得到較充分開發，中國文化史上的“百家爭鳴”局面遂得以展開。

湯一介在《儒者的“憂患意識”》中，以《魯穆公問子思》的故事為例，說明歷史上有些儒者是抱有一種“居安思危”的情懷，為天下憂。子思認為能經常批評君王的臣子才是“忠臣”，成孫弋為此解釋說：只有像子思這樣的士君子敢於對君王提出批評意見，這正因為他們是不追求利祿和爵位（金錢與權力）的。中國歷史上確有一些儒學者基於“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而能持守此種精神。

歐陽禎人在《從〈魯穆公問子思〉到〈孟子〉》里對《郭店楚簡《魯穆公問子思》與《孟子》的比較研究中，探討了思孟學派理想人格建立的哲學要義。從哲學上來講，《魯穆公問子思》一文主要是展示了自由知識分子的人格如何建立的問題。《魯穆公問子思》最突出的地方，是表現了鮮明的民主思想。這種中國式、古老的民主思想，並不僅僅體現在魯穆公與子思子人格平等的描述上，更為重要的是展示了子思子大無畏的批判精神。思孟學派的獨立人格與其民主思想之間具有必然的邏輯依持關係。哲學上的自由、獨立人格，只能以政治上的民主思想為最後歸宿；而民主思想又最終會以深厚的性善論為基礎。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過程中，思孟學派的人學和相應的民主思想是一筆內蘊極為豐富的寶貴遺產，值得認真研究、開發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