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駿

樊駿先生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有著重大的建樹。在學科的總體建設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有著突出的貢獻。他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歷史與現狀、成就與問題、經驗與教訓，都做過相當系統深入的考察。結合著半個多世紀以來學科的沉浮起伏，他寫了不少“研究之研究”的相當紮實的文章，不僅對過去的狀況進行了總結，並且提出了許多前瞻性的意見。他的學術論著上承前輩，下啟後學，產生過相當廣泛的影響；數量雖不算最多，但幾乎每篇都很厚重而有分量。其涉及材料之豐富，行文思慮之周嚴，學術內容之深廣與透闢，凡是讀過的人，無不感到佩服。

新中國十年文學，作家出版社1963年 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3月 中華現代文選，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11月 《老舍名作欣賞》，中國和平出版社1996年10月 《中華文學通史》，華藝出版社1997年9月 中國現代文學論集（上、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老舍名作欣賞——人民藝術家，和平出版社，2007年7月

《火光在前》評介，《人民中國》（英、俄、日本版）1954年24期 批判路翎的短篇小說，文學研究集刊1955年2月 茅盾的《蝕》和《虹》，文學研究集刊1956年4月 文學的階級性黨性，文藝學習1956年1月 從烏鴉是不是象徵革命談起——評現代文學中“索隱”方法錯誤的實質，文藝學習1956年6月 新版《魯迅全集》第一、二、三卷的註釋，文學研究1957年1月 兩本關於茅盾文學道路的著作，文學評論，1960年 02期

兩本關於茅盾文學道路的著作，文學評論1960年2月 《社戲》的若干特色，文學知識1960年2月 批判李何林同志的“唯真實論”，文學評論1960年3月 關於編寫中國現代文學教材的幾點看法，文學評論1961年1月 《歸家》的思想傾向和藝術傾向，文學評論，1963年 04期 傾吐不盡的感情，《文學評論》1964年3月 中國現代進步文學中描寫資本家的作品的概況，《文學現狀簡報》（增刊）1965年10月 要按藝術規律辦事，《文學評論》1978年第6期 論《駱駝祥子》的現實意義，《文學評論》1979年第1期 何其芳簡介，《中國現代散文》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 《中國現代文學創作選集》出版前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 一部新編的現代文學史，《文學評論》1980年2月 革命文學的歷史經驗——紀念左聯成立五十周年，新港1980年3月“五四”以後的新文學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訪問日本時的講稿，未發表1980年4月 一九八○年現代文學研究概述（集體項目），《中國文學研究年鑒》1981年 從《鼓書藝人》看老舍創作的發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2年第3期 具有歷史意義的回答——《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新文學的發展，《百科知識》1982年第5期 近年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工作，《新晚報》1982年6月7日，12日 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回顧和展望，《文學報》1982年7月8日 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考察和思索，《中國社會科學》1983年第1期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3年第2期 既要分工 又要綜合，《文學評論》1983年第2期 贊文學理論隊伍的新人，《文學評論》1983年第4期 一九八一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述評（集體項目），《中國文學研究年鑒》1982年 一九八二年現代文學研究述評（集體項目），《中國文學研究年鑒》1983年 現代文學的歷史道路和現代作家的歷史評價，《文藝報》1983年第9期 新民主主義理論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文學評論》1984年第1期 一九八三年現代文學研究述評（集體項目），《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4年第3期 由衷的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4年 04期 關於開創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新局面的幾點想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5年第1期 老舍的創作道路和文學業績，為人民文學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聯合出版的《老舍》選集寫的，此文發表在《南通師學報》1985年第2期（略作壓縮）重評小說《四要同堂》引起的思索，《文藝報》1985年12月7日 老舍：一位來自社會底層的作家，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1986年 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當代性，《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6期 取得重大突破后的思考——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現狀和前景的幾種看法的述評，《文學研究參考》1986年11期 既有理論價值又有實踐意義的探討——關於討論近一百多年文學歷史分期的幾點理解，《文學研究參考》1986年12期 茅盾：現代中國的文學巨匠，《中國文學》（外文版）1986年冬季 論《駱駝祥子》的悲劇性，為高等自學教材《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析》（林志浩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寫的1986年 老舍的“尋找”，《文史哲》1987年第4期 富有個性的探索——讀《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人民日報》1988年2月9日 胡風——尚未結束的話題，《文學評論》1988年第5期 論羅淑——兼及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改變的若干軌跡，《齊魯學刊》1988年第1期 期待於民族文學研究的，民族文學研究1989年第4期“五四”與新文學的誕生，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 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1、2、3期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十年（1979-1989），《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0年第2期 王瓊先生：在會長與主編的崗位上，《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3期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十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0年 01期“五四”與新文學的誕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0年 01期 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高長虹研究文選》（北嶽文藝出版社）1991年4月 《對學科建設的貢獻》，《中國話劇研究》1991年第4期“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北嶽文藝出版社1991年4月 唐弢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文學評論》，1992年 04期 陳瘦竹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設的貢獻，《中國話劇研究》第4期1992年 死者與生者共有的遺憾——記唐弢幾項未了的工作，《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1期“表現人生的真善美”——試論荒煤晚年的散文，文藝理論研究，1993年 04期 關於近一百多年中國文學歷史的編寫工作——為祝賀《19—20世紀中國文學思潮史》出版而作，《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3年 05期 論馬宗融——兼及現代民族文學史的若干問題，民族文學研究，1993年 01期 關於近一百多年中國文學歷史的編寫工作，《河南大學學報》1993年第5期 留在記憶中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4年 04期 論文學史家王瑤──兼及他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設的貢獻？文學評論，1994年 05期 《論文學史家王演——兼及他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設的貢獻》，《文學評論》1994年第5期 我們的學科：已經不再年輕，正在走向成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5年 02期 且換一種眼光打量——《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圖志》對話錄，讀書，1996年 05期

文學史研究格局和編寫模式的突破，河北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 03期 認識老舍（上），文學評論，1996年 05期 認識老舍（下），文學評論，1996年 06期 關於學術史編寫原則的思考——從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談起，文學評論，1998年 04期 楊義治學的特點與經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年 03期 《叢刊》：又一個十年（1989——1999）——兼及現代文學學科在此期間的若干變化（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 02期 《叢刊》：又一個十年（1989——1999）——兼及現代文學學科在此期間的若干變化（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 04期 能否換個角度來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年 02期 近現代通俗小說評論——能否換個角度來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001年02期 田老：一位可敬的學術前輩，新文學史料，2003年 01期 編撰《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學史料，2003年 02期

“夜空中晶亮的星辰” ——懷念樊駿先生

黎湘萍

我輕輕地播放了一首懷念逝者的歌曲《千風之歌》，讓這首歌的旋律陪伴我寫完這篇短文。對於悄然離開這個喧囂人世的樊駿先生，《千風之歌》最能表達我的懷念之情，我好像聽到他說：“請不要佇立在我墳前哭泣，我不在那裡，我沒有沉睡不醒，我是一首永不止息的歌……”

每日忙於不知所為的事務，我似乎久已失去某種心痛的感覺了。直到得知樊老師往生的消息，那是1月15日下午。同事發來的簡訊，讓我一時失神，無語。我知道他其實並沒有“去世”，他只是化作千縷微風，變成了冬日裡照耀在白雪上的陽光，晨曦中盤旋振翅的小鳥，如《千風之歌》所唱的，但還是抑制不住內心不絕如縷的寂寞。

祖籍浙江鎮海的樊駿先生1930年12月生於上海，年紀上，他是我的父輩。他的一生經驗，應該是那一代人所特有的“新舊”兩棲特色吧？他很少撰文記述他在上海讀小學、中學的情況，對人的一生的性格和生涯選擇具有重要影響的青少年經驗，因了他的“沉默”，也幾乎淹沒在他私人歷史的靜海中。惟一能猜測到的，就是他曾就讀的上海麥倫中學，是英國基督教倫敦會創辦的教會男校，而它的校長沈體蘭在三四十年代曾把這所中學辦成了民主革命的教育基地，在那裡庇護了地下黨人的活動，培養了許多紅色人才。樊駿先生的性格志趣，一定也在麥倫中學自由空氣的熏陶下漸漸形成。但這個戰亂和社會動蕩變革的年代，只讓他匆匆窺視了一陣子就草草結束了。他飛揚的青春很快見證了另外一個時代的誕生。1949年9月，他帶著在麥倫中學接受的最早的現代民主教育的洗禮，考入了北京大學。大學四年，在內心深處播下的五四新文化啟蒙運動的種子，從此跟著他一起紮根在了北京。這恐怕也是他1953年到文學研究所工作后，一直選擇做現代文學研究的原因吧？

八十年代中期我遇到樊駿先生的時候，他已在文學所工作了將近三十餘年。經歷過反右運動、文革風暴等各種大小政治運動的樊老師，表面上並沒有我想象的那麼浪漫。相反，他給人的印象倒似乎是不苟言笑的。當時剛到文學所讀碩士，我的老師何西來、杜書瀛先生經常提到三個人的名字，一是何其芳先生，他象徵著文學所嚴謹治學的傳統；一是欒勛先生，他所談的中國古典美學散發著草野的生氣，似乎進可濟時，退可養氣；三就是樊駿先生。老師反覆強調樊駿的認真，說他哪怕是在小會議上發言，也是寫好提綱，注有密密麻麻的材料，讓我們一定要好好學習這種精神。那時並沒有上過樊老師的課，但他已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意味著一種慎思明辨的學風。後來跟唐弢先生讀博士，在現代室見到慕名已久的樊駿先生。記得剛見面時，他就不讓我們稱他為“老師”，而要直呼其名。我們不習慣，他反過來稱我們為“老師”，看到年輕人很不好意思，他便像孩子似地笑了起來。其實，他在生活中原是不乏浪漫和幽默的，率性，純真，厭煩塵世的虛禮與虛名的羇縻，才是他的本性，然而這些，卻又常常隱藏在他貌似不苟言笑的嚴肅里了。

樊老師自述“為人拘謹，做事多煩瑣習氣，常常猶豫不決，想問題寫文章也總是沒完沒了地反覆和拖拉”（《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前言”），這一自省，大概也可從他每篇文章總是不厭其煩地修改得到印證——收入他的文集的文章，差不多都留下他反覆修改成稿的痕迹，有的修改時間長達十年，甚至十多年，如他用力甚深的《認識老舍》，從發言稿到書面稿，用了十年的時間；從書面稿到修改稿，又間隔了五年時間——在當下什麼都講究速度、爭搶課題和資源的時代，樊老師的這種方式顯然慢得離譜，“不合時宜”，他不像那些巧思如泉、下筆千言的槍手那樣看什麼事情都很容易，事事“舉重若輕”，相反，他似乎凡事都“舉輕若重”，這在有些人看來，也許未免有些“笨拙”或“迂闊”了，但他做“笨活”，並不是為了奢求浮名或文章傳世，只是不能苟且於思考、治學和寫作罷。

凡是了解樊駿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認真、純粹到了近乎“迂闊”的程度。他每年用於幫助別人看文章的時間，幾乎多於自己寫文章的時間。不論是所里的同事，還是研究生，只要有文章送到他手裡，他都會不厭其煩三番兩次地細讀，然後才寫出自己的意見，《文學評論》遇到一些“疑難稿件”，也送給他審閱，他的學術判斷往往是在大量閱讀和深思熟慮之後才審慎作出的。樊老師深知學術乃天下公器的道理，他往往會把自己的思考毫無保留地奉獻給向他請教的人，讓別人寫到文章中去，一旦別人的成果發表，他就不再就此寫文章了。

有的同事曾惋惜他早期因為參加《中國現代文學史》集體項目的寫作而耽誤了自己的個人研究，但正如蚌病成珠，他反而從參與現代文學史撰寫的經驗中，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國社會從現代到當代的轉型給現代文學這門學科的建立和演變造成的巨大影響，並別具慧眼挖掘出了現代文學在“歷史”、“思想”和“理論”研究上所蘊含的學術價值。他把撰寫年度學術綜述文章這種最枯燥乏味的工作，轉化為暗藏學術智慧的學術史的清理，他甘願做一名吃力不討好的“清道夫”，去清掃幾十年來堆積起來的精神上和學術上的“奧吉亞斯牛圈”。正是從八十年代初開始撰寫的這些類似學術史或學科發展史的文章中，他找到了真正屬於自己的語言。

他沒有著作等身的皇皇巨著，但他的學術貢獻盡顯於慢功細活之中。他把1979年以後重新出發的現代文學學科建設，從無意識的眾聲喧嘩的狀態，轉化為有意識的學術方向；他通過對王瑤、唐弢先生等現代文學研究專家的個案研究，開創了具有反省批判性質的現代文學“學案研究”；他藉助於作家研究（例如《認識老舍》），重新回到歷史現場，以其豐富的藝術感受力和歷史研究的洞察力，重新詮釋了五四啟蒙精神、舊文化批判和新文化建設這三大核心問題對與當代的意義。他的簡明樸實的文字之下，涌動著從麥倫中學以來就有的那一代人的激情。

在《認識老舍》一文末尾中，他引用了英國作家狄更斯在《雙城記》中關於“時代”的議論來表現社會生活的複雜與矛盾，引用馬克思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中關於自由和個性的論述展現精神生活的廣闊天地與自由。他寫道：

“如果我們能像狄更斯這樣理解社會現實的豐富複雜，又能像馬克思這樣尊重精神勞動的多樣性獨創性，學會接受、欣賞、珍惜‘在太陽的照耀下’‘每一滴露水’所‘閃耀著（的）無窮無盡的色彩’”，就會超越我們曾在某些歷史階段出現過的重重偏頗，而對作家有“較為公正的認識和較為科學的評價”（參見樊駿《中國現代文學論集》下冊）。這是他從文學史的研究中獲得的深刻啟示。

黃宗羲《明儒學案》之“蕺山學案”，寫劉宗周不憚權勢，違世抗俗，屢以仁義之說諫萬曆，而被萬曆目為“迂闊”。有學長言及此事，以為劉宗周之“迂闊”正為難得。樊駿先生的清正、孤直和純粹，有時也似乎顯得“迂闊”。然而當今之世，“一涉功利，皆為苟且”，能做到不為苟且的“迂闊”，又何其難能？這是我每一想到樊老師，便會感到溫暖和敬畏的原因吧！

願老師如“千縷微風”，如“夜空中晶亮的星辰”，讓黑夜不再寂寞！

2011年1月19日於北京

（備註：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樊駿：一個真實的神話

魏 建

逝者檔案

姓名：樊駿終年：81歲籍貫：浙江鎮海生前身份：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2011年1月15日，樊駿先生去世了。

這位新中國培養的學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中國現代文學50多年。退休后被中國社會科學院授予“榮譽學部委員”，享有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最高學術榮譽。然而，按照當今流行的“專家”標準，樊駿先生連中等“人才”也算不上。他沒有獎項、沒有申請科研項目，沒有學術專著（只有論文集等），發表的論文也不多。可是，讀過樊駿論文的人，幾乎都是交口稱讚。

1986年春，在全國老舍研討會上，樊駿先生宣讀他手寫的論文《認識老舍》，台下鴉雀無聲。我和許多與會者都惋惜記不下來，問他何時能看到文字稿。他好像很不安地說：“寫得不好，還得改。”等了一年，兩年……整整等了十年！這篇論文才正式發表。我們都在讚美這十年磨一劍的傑作。可樊駿還是不滿意，直到2001年又做了一次大的修改。這就是樊駿的眾多“神話”之一：一篇論文修改了15年！

樊駿“神話”之二：不當導師。中國剛設立學位制度的時候，樊駿先生就可以做博士生導師了，可他不申請，連碩士生導師也堅決不當，直到退休。熟悉樊駿的人都知道，他這不是謙虛，也不是想擺脫做導師之累。他想做事，並不想要名。他義務地輔導別人的許多碩士生和博士生，年復一年。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後學晚輩，都得到了他的悉心指教。二十多年來，我們這些私淑弟子想請他吃頓飯，他一次也沒有答應。

樊駿還有一個更神的“神話”。

2000年，一條信息在我的同行中不脛而走：有一位不讓透露姓名的人出資100萬元設立“王瑤學術獎”。我們都想知道這神秘人物是誰？很多人猜的是已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王瑤教授的女兒。

兩年後，樊駿先生的《認識老舍》以最高得票入選首屆“王瑤學術獎”候選論文名單。樊駿力辭不受，評委們卻堅持要評。

在爭執的當口，某知情人說漏了嘴樊駿就是那出資人！在場的人震驚了！有人說：樊駿即使以他的名字捐款也足以讓我們感動啊！何況用老師的名字，還不讓說！說話人聲音中帶著哽咽。哪知樊駿後來又捐款100萬元給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設立“勤英文學研究獎”，同樣不讓別人知道捐款人是誰。

樊駿先生的安貧樂道也是大家傳頌的話題。他出門不要計程車，直到80歲還是乘公交車。我只見過他的三件衣服：藍色滌綸中山裝，白色襯衣，晚年那件灰色夾克衫。樊駿先生捐出的200萬元是包括他繼承遺產所得的幾乎全部家產。他自己省吃儉用，卻傾其所有獎勵他人的研究。

無論順境和逆境，樊駿先生都能做到既“獨善其身”，又“兼濟天下”。後者是指他的研究成果常常是關乎國家的學問。他從1953年起就參與統籌全國文學研究的宏觀戰略。1978年以後，他一直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做高屋建瓴式的全局性思考，親自規劃、組織和領導這一事業二十多年。可惜，這位胸有“天下”的學界領袖，卻沒有一個家，一生沒有結婚。除了做學問，他沒有多少喜好。我們見他多是在學術會議上。會後的旅遊者中從沒有看到樊駿的身影。我們常常不理解，他急著回家幹什麼？那個家永遠只有一個人和數不清的書。

大家總在傳頌樊駿先生的“神話”，好像他就是一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的感動中國人物。他所感動我們的，首先是他人格的高尚和這高尚背後的自我犧牲。在做人上，他對自己要求極嚴，嚴到近乎苛求的程度。比如，不知多少人關心他為什麼不結婚？他幾乎都不回答。據樊駿的弟弟說：他不結婚是怕自己的嚴苛讓別人受不了。多少年以後我才明白，樊駿先生對自己是怎樣的嚴苛：不能當一個好丈夫，就不當；不能當一個好父親，就不當；不能當一個好導師，就不當……

樊駿先生去世那天，我正在北京。剛開完會我聽說樊駿先生病危，急忙趕到北京醫院他的病床前。他雙目緊閉，聽不到我的聲音。我從他那裡唯一感受到的信息就是體溫極高。他身邊的親友給我講了日常生活中的樊駿，

尤其聽他們說到，前天搶救的時候樊駿先生痛苦得全身顫抖，這時的樊駿先生在我的眼前變得更加真實而平凡，變成和我們一樣的血肉之軀，只是在人格上超越了眾生，創造了一個不可企及的神話。

樊駿先生不可企及，卻並非遙不可及。他不就是總說真話嗎？不就是總以事業和他人為重嗎？不就是不佔公家的便宜嗎？不就是不當導師嗎？不就是認真地寫好每一篇文章嗎？……然而，就是這些看似簡單的事情，又有幾人能做得到呢？

這就是樊駿先生：常人應該做、都能做、卻都沒做的事情，他儘可能地都去做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把人應該做的事情視為信念而堅守如一。一件事情，常人覺得應該做，一旦要付出犧牲，便不去做了。樊駿先生則是只要覺得應該做的事情，無論多大的犧牲，他都真的去做；這樣的信念，常人信於一時，而樊駿先生卻能信於一世。為此，他捨棄了那麼多人間的享樂，可他的人格是完滿的，他用追求大愛、大義、至真、至善的一生，彰顯了人性的光芒和人之為人的尊嚴！

在樊駿先生遺體告別的那天，我寫了一副輓聯，獻給他的在天之靈：

無妻室無家產無專著無一名入室弟子獨善其身默默治學不戀常人之所有

有大愛有恆心有卓識有萬千私淑門生胸懷天下苦苦殉道只守眾生之所無

（本文來源：大眾網-齊魯晚報）

（備註：作者現任山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博士研究生導師，山東省首批齊魯文化英才，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副院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郭沫若研究會副會長、山東省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