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泰
金文泰
金文泰爵士，GCMG（外文名Sir Cecil Clementi，1875年9月1日－1947年4月5日），英國資深殖民地官員，1930年至1934年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兼英國駐馬來亞高級專員、1925年至1930年任第17任香港總督。
金文泰在1899年加入香港政府，早年曆任新界助理田土官、巡理府、助理輔政司、行政立法兩局秘書、以及署理輔政司兼兩局當然官守議員等職，出任港督前先後擔任過英屬蓋亞那政府秘書（后改名輔政司）和錫蘭輔政司。在港督任內，他成功緩和持續多時的省港大罷工，使香港從百業蕭條的局面逐漸恢復過來；此外，他重視社會基礎發展，除了主持興建九龍醫院、瑪麗醫院和修築城門水塘外，又熱心推崇中國文化，設立香港首家官立中文學校和支持香港大學增設中文系，該座官立中文學校後來更改名為金文泰中學，以紀念他對中文教育的重視。金文泰與香港華民各界關係要好，任內爭取委任周壽臣爵士為行政局歷來首位華人非官守議員，並准許新界鄉紳設立鄉議局管理地方事務，政績頗受稱譽。
金文泰在1875年9月1日出生於印度北方邦的坎普爾，父親名叫孟塔古·金文泰上校（Colonel Montagu Clementi，1839年—1919年），在當地任職軍法署署長，而母親則叫伊莎貝拉·科拉爾（Isabel Collard，1850年—1930年）；另外，金文泰也是史密士爵士（Sir Cecil Clementi Smith，1840年—1916年）之侄兒，史密士爵士是殖民地官員，曾自1887年至1893年擔任海峽殖民地總督。
儘管在印度出生，但金文泰卻被送回英國接受教育。金文泰早年就讀於倫敦的聖保祿公學，後來升讀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
在大學期間，金文泰修讀了古典文學與梵文，而且表現十分出眾。在1895年，他取得了赫特福德獎學金，翌年在第一次的古典文學考試中取得一級榮譽，並分別贏得了愛爾蘭獎學金與克雷文獎學金。在1897年，金文泰進而取得了博登梵文獎學金，而且差一點贏得蓋斯福德希臘散文獎；至1898年，他又在人文學科中取得了二級榮譽，並同時取得文學士資格。未幾，金文泰在1899年參與了校監拉丁文散文比賽，但未有取得第一名。在1901年，金文泰又取得了文學碩士資格。另外，他亦曾獲授半院士獎學金（demyship），該獎學金乃莫德林學院獨有，而所有獲獎者都該院的頂尖學生。
儘管在學術上極有成就，但金文泰卻沒有選擇在大學內繼續過學者生活。在1899年取得學士學位后，他隨即投考公務員試，而且在考試中名列第四。試后金文泰有機會選擇在英國本土、印度或各大英帝國殖民地的政府工作，而最終他選擇到香港。不過，當時社會一般認為，殖民地部東方司的差事比起其它工作，地位僅屬次級，所以金文泰一類成績卓越的學生選擇來港，是十分罕見的情況。
金文泰在1899年獲香港殖民地政府聘任為官學生后，旋即獲安排到廣州學習廣東話，但鑒於當時庚子事變爆發，他未幾在1900年7月被迫返港。雖然如此，他以極速學好廣東話，且在1900年12月通過最後一份廣東話考試，創下一眾官學生在最短時間內通過考試的記錄。他後來於1902年還擔任廣東話考官，而憑藉他的語言天份，更於1906年進一步通過了官話考試。
在1901年，金文泰獲委任為助理總登記官，以協助時任輔政司駱克爵士對在1899年接管的新界地區進行人口登記。但到1902年，他被借調到印度政府，以進行一項特別工作；而同年，他亦獲委任為太平紳士。在1903年，金文泰復被短暫調往廣西，以參與當地的飢荒救濟工作。未幾，金文泰在同年調返香港，到田土廳出任助理田土註冊處處長兼巡理府，主事土地登記；後來又在1907年改任助理輔政司兼立法局執行秘書，並曾於1909年前往上海出席國際鴉片會議。至1910年，金文泰出任時任護督梅含理爵士之私人秘書，不久更在1911年至1912年升任署理輔政司，並且同時兼任了行政、立法兩局議員之職。
於香港供職期間，金文泰的才華與辦事能力甚得到上司的賞識。港督卜力爵士曾形容他是殖民地部“東方司最有才幹的人，作為一位思想家和學者，他日必有所成”。至於另一位港督盧吉爵士亦曾認為金文泰才華洋溢，富有同情心，而且曾在香港大學成立時提名他出任創校校長，可是到最後因故而沒有成事。此外，金文泰在香港時曾經大力支持成立香港大學；當大學於1912年正式成立時，他曾親身為大學撰寫拉丁文校歌，捐贈大批重要中國典籍，並著力為大學的中、英文化關係研究進行籌款。大學校方為表答謝，曾在1916年建議向金文泰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可是由於當時金文泰身在外地，結果要遲至1925年，即金文泰返港出任港督以後，港大才得以向他頒贈榮譽學位。
在1913年，金文泰被改派到英屬蓋亞那出任輔政司，任內曾三次署任總督之職。后至1922年，金文泰復改調至錫蘭出任輔政司，任內亦曾一次署任總督。在1925年，香港及廣州出現了大規模的省港大罷工，由於時任港督司徒拔爵士對事件採取強硬態度，對工人拒不讓步，結果遭到英國政府撤換。司徒拔爵士被撤換后，英國方面有見金文泰熟知中國文化，而且對中國的態度一向友善，於是他獲倫敦委為第17任香港總督，以設法緩和省、港局勢。金文泰於1925年11月1日抵達香港，正式履任港督之職，而他也是歷史上第二位本地官學生（相當於今日的政務主任）出身的港督。另值得注意的是，金文泰是首位從皇后碼頭登岸之港督，自他以後，從該處登岸履新，成為了歷任港督的傳統。
金文泰出任港督的消息，曾使當時的署理港督施勛爵士有所不滿，施勛爵士認為金文泰固然有才華，但他自己也出任了香港輔政司之職達15年之久，極有理由出任港督。故此，他曾對金文泰，而不是他出任港督一事，表示“感到十分驚訝”。至於在金文泰上任后，施勛爵士亦沒有繼續留在政府。
在金文泰上任之時，省港大罷工的高潮其實已經過去，而隨著孫中山在1925年3月逝世以後，蔣介石則逐步成為了國民黨的實際掌權者。蔣介石掌一方面反對“聯俄容共”，對共產黨有份參與的大罷工不再支持外，一方面他又籌謀統一中國，計劃展開北伐，並積極尋求外國支持，這遂使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出現轉機。
金文泰一直認為，“要維繫香港的安寧，就有必要和國民政府保持良好關係”，因此他甫上任就設法修補兩地關係。在得到羅旭龢和周壽臣爵士等本地華人社會領袖的支持下，金文泰努力使政府取得輿論的認同。其中，他更讓政府向羅旭龢發放津貼，在香港發行反共報紙，好讓香港政府與國民黨的右翼份子站在同一陣線。
另一方面，金文泰又積極地與國民政府展開對話。在他上任后不久，金文泰就派出輔政司前往廣州談判解決罷工。未幾，他進而邀請國民黨要員宋子文訪問香港。在這連串的訪問中，儘管金文泰與港府從沒有作出讓步，但卻對國民政府採取開放的態度，使兩者的關係得到逐步的修補。在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發生后，蔣介石解除了罷工工人的武裝力量，至同年10月10日，國民政府更正式解除對香港的封鎖，並且解散罷工委員會，結束了持續多時的省港大罷工。其後在1928年3月，金文泰復代表英國政府，到廣州進行官式訪問，期間正式承認了國民政府政權，使兩地外交關係完全修復過來。
大罷工結束以後，金文泰對勞工與工廠法例作了相當的改善，而且還限制了童工的聘用。此外，他又對市區的貧民區進行重新規劃，以改善貧民的生活水平。儘管省港大罷工曾使香港經濟大受打擊，但畢竟影響是短暫的。隨著轉口貿易的恢復，香港1927年出口船隻之總噸位數，已直逼1924年罷工發生前的水平，而且還不斷上升，至於政府之年收入也屢創新高，每年收益大約維持在2,000萬港元以上。
除了大罷工的亂局外，前任總督司徒拔爵士還留下妹仔問題，尚待金文泰去解決。在金文泰任內，曾得到短暫平息的妹仔問題再次受到英國關注。當時，英國工黨的下議院議員愛倫·威爾金森（Ellen Wilkinson）向保守黨殖民地大臣里奧·艾默里提出，要求重新審視港府對妹仔的政策，金文泰遂因此被著令對妹仔問題提出建議。
與他的前任一樣，金文泰認為妹仔是中國自古已有之的一項傳統，而他亦不同意妹仔往往會淪為妓女的說法。因此，金文泰曾向英國建議將妹仔改稱“養女”了事。惟建議送出后不久，英國工黨卻在1929年勝出大選，上台掌政，而新任殖民地大臣帕斯菲爾德勛爵（Lord Passfield）更是費邊社的成員，結果金文泰的建議不獲帕斯菲爾德勛爵接納，而他更促請金文泰儘早直接廢除妹仔制度。在這種情況下，金文泰唯有立例對妹仔的工作性質作出規範，另外又不情願地向全港4,000名妹仔進行登記。不過，儘管如此，廢除妹仔的進程仍然停濟不前，終金文泰一任也沒有完成。
金文泰任內十分積極於社會基建的發展。其中在醫療衛生方面，如前所述，他除了主持了重建貧民區之工作，改善衛生情況外，他任內更興建了九龍醫院，以及計劃在薄扶林興建規模浩大的瑪麗醫院，去應付和滿足需求日增的醫療服務。此外，金文泰又於1929年成立醫務衛生署，著手消除區內的風土傳染病，最終鼠疫得以在他任內絕跡於香港，而瘧疾一類常見的熱帶傳染病也得到有效的控制。
至於在食水方面，儘管金文泰任內著手擴建城門水塘，但香港在1929年的時候仍然遇上了大旱。在當年4月開始，由於久旱無雨的關係，金文泰實施了七級制水，並且每日供水兩小時。天旱的情況更一直持續至同年9月才告舒緩，期間，港府曾成立食水供應委員會，設法節制用水，並從內地調來食水以濟水荒。惟當時食水仍然嚴重不足，結果更觸發上20萬名居民前往內地逃避旱災。事後，金文泰提出以海底水管輸水的建議，並於1930年建成全港第一條海底水管，以解決食水供應緊張的問題。
在交通方面，金文泰一直也很重視航空交通的發展潛能，因此他在1928年決定讓政府接辦位於九龍的機場，並以該處土地的原持有人何啟爵士爵士和區德的名字，將之命名作啟德機場。同時，金文泰仍熱心支持駐紮於啟德機場的皇家空軍，並促使立法局通過向空軍所屬之飛行會每年發放定額津貼。另外，金文泰又讓原海港局局長兼領民航處處長之職銜，使港府對航空交通的管理更具規模化。
金文泰任內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事迹，則相信是他對中文教育之貢獻。金文泰雅好中文，熱愛中國文化，於是在他的提倡下，香港大學於1927年設立了中文系，並以前清遺老賴際熙與區大典等翰林教授經典。然而，由於當時新文化運動乃中國大陸的主流思想，結果港大設立中文系一事遭到了魯迅一類反對封建禮教的文人學者大力抨擊。此外，金文泰任內又在1926年3月1日成立香港首間中文官立學校——官立漢文中學，並以漢文視學官兼任該校校長，至1928年，金文泰又頒布了《中小學中文課程標準》，規定香港的中文學校與國民政府採用相同的“六三三”學制，以便讓中文學校學生能夠銜接到內地的學校課程。
由於金文泰早年曾長期在新界工作，所以與新界居民的關係比歷任總督也要好。在他上任一個月後，金文泰就立即訪問新界，並獲得當地居民熱烈歡迎。其後在1926年，金文泰又同意廢除用於新界地區不合理的補地價政策，結果在同年9月1日，新界鄉紳更罕有地為港督祝壽。他們除了在大埔舉行盛大壽宴外，鄉議局又特意呈上《金文泰制軍五一賀壽序文》，以為紀念。
另一方面，金文泰任內亦努力希望新界能夠永久割讓予英國。早在1926年1月，即省港大罷工仍在進行的時候，他就曾向殖民地部表示要儘可能保住新界。其後在1927年，金文泰曾進而表示希望趁國民政府北伐時，將新界的租地“永久化”，惟當時的英國駐華大使藍浦生爵士卻擔心此舉會激化中國的反殖民主義情緒而加以拒絕。及至1930年，英國將威海衛租借地交還中國時，金文泰亦即向倫敦建議，英方應藉機會延長新界租約至1997年6月30日以後，但建議始終不被接納。對於新界租約在任內無法延長，金文泰曾感到十分失望。
在政治改革上，金文泰亦對兩局進行過一定的革新。在1926年，他委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周壽臣爵士兼任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之職，以填補遮打爵士逝世后遺下的席位。周壽臣爵士是歷史上首位華人行政局議員，但實際上，周壽臣爵士入局的建議最初被金文泰提出的時候，英方是表示反對的。時任外務大臣奧斯汀·張伯倫爵士與殖民地大臣里奧·艾默里皆認為，如讓周壽臣爵士入局，日後大有泄密之虞，惟金文泰則反駁指歐籍議員也有泄密的機會，而行政局會議也甚少討論機密事務。最終，英廷接受了金文泰的建議，惟在周壽臣爵士入局的時候，英廷又同時規定，行政局議員自此不可接觸機密文件。
至於在立法局方面，金文泰任內亦逐步加強其代表性。在1927年，金文泰委任布力架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使葡籍人士首度在立法局有代表議席。至1929年，金文泰又委任華人曹善允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讓九龍也首次有代表入局。綜合而言，在1929年的時候，立法局的官守議員人數增加了2名，而非官守議員人數則由6名增至8名，其中3名是華人議員（分別是周壽臣爵士、羅旭龢與曹善允）。儘管人數有所增加，惟總督仍然握有絕對的決定權。
在1929年，時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克里福爵士突然因病提早退休，金文泰遂臨時於同年11月20日獲委任接替克里福爵士。金文泰後於1930年2月1日不情願地離開香港，結束其短而頗受好評的任期。
在任三洲府總督任內，金文泰進行了不少有遠見的改革。有鑒於馬來亞政府的權力過份集中，加上海峽殖民地總督又身兼馬來亞高級專員之職，這使得金文泰感到工作十分繁重。因此，金文泰儘可能地下放不少屬於中央的權力到地方，以增加地方施政的靈活性。另一方面，金文泰又積極地讓本土人士擔任殖民地政府的行政工作，同時又對馬來西亞文化與馬來語加以推廣，並將之編入當地的教育課程之內。可是，金文泰的革新卻得不到當地的本土人，以及華人的支持，結果促使他要對改革作出妥協。由於阻力太大的關係，上述的改革始終無法在其任內順利完成。
至於在基建方面，金文泰任內曾提出要在新加坡興建一座“世界最大、最好、和最重要的機場”，以取代不敷應用的實里達機場。金文泰的建議其後促使了加冷機場的興建，經過一連串的工程后，加冷機場在1937年，即金文泰卸任后才正式啟用。這座在當時被譽為“大英帝國最好的機場”，在巴耶利峇機場於1955年落成以前，一直是區內最重要的機場。此外，金文泰又在1933年於新加坡主持了克里福碼頭（Clifford Pier）的開幕儀式，可是由於新碼頭棄用舊名“庄士敦碼頭”，結果開幕儀式遭到部份的商人杯葛。
在新加坡供職期間，金文泰患上了糖尿病，結果促使他於1934年10月18日在英國休假期間，宣布提早退休。退休后的金文泰定居於英國，時間主要花在寫作和學術研究上。另自1940年至1941年，他曾出任綢布商人同業公會主席（Master of Mercers' Company）。晚年的金文泰居於白金漢郡海威科姆（High Wycombe）附近的霍爾默閣（Holmer Court），1947年4月5日因心臟衰竭在那裡逝世，終年71歲，遺體在火化后被安葬於白金漢郡的潘街教堂（Penn Street Church）。
金文泰的遺產在1947年9月9日估值，結果共值3983英鎊19仙令2便士。
金文泰的妻子名叫佩內洛普·露絲·科博德·艾爾斯，MBE（Penelope Rose Cobbold Eyres，1889年—1970年），是海軍上將C·J·艾爾斯，DSO，OBE（Admiral C. J. Eyres）的女兒。金夫人最初因父親被派駐香港的關係，而居於香港，期間結識了金文泰，兩人後來在1912年4月16日於香港結婚。
金文泰夫婦的關係十分要好，金夫人亦一直對金文泰的工作給予全力支持。金文泰夫婦共育有一子兩女，其子克雷斯韋爾·金文泰（Cresswell Clementi，1918年—1981年）曾在皇家空軍任空軍少將。至於克雷斯韋爾的兒子大衛·金文泰爵士（Sir David Clementi，1949年2月25日—）則是英國保誠保險的主席。
如前文所述，金文泰熱愛中國文化，是皇家亞洲學會的會員。他除了熟習廣東話和官話外，又通曉中國詩詞，而且曾翻譯有《廣東話情歌》（Cantonese Love Songs）等書。此外，金文泰又擅善書法，現時香港青山禪院內就有一牌坊，牌坊上“香海名山”四字即為金文泰兩訪青山禪院后題寫。另外，金文泰又鍾愛歷史，曾寫有《中國人在英屬蓋亞那》與及《英屬蓋亞那憲制歷史》等書，這些書籍現今依然甚具學術價值。金文泰是少有的學者總督，其學術詣藝備受景仰，當中，知名詩人泰戈爾在訪問香港的時候，甚至曾評價金文泰是“我在東方遇過最有修養的歐洲人”。
除文藝以外，金文泰與妻子也十分熱愛四處遊歷。他們曾經游遍中國各省，又曾深入印度等地，並寫有多本旅遊著作。為表彰其貢獻，皇家地理學會曾在1912年時向他頒贈卡思伯特·皮克獎（Cuthbert Peek Award），以為紀念。至於在香港，金文泰夫婦亦曾遊歷各處郊野，現今新界不少山徑都是最先由他們開闢而來的。
金文泰爵士著作：
Cantonese Love Songs
Pervigilium Veneris，1911年
Summary of Geographical Observations taken during a journey from Kashgar to Kowloon (1907-8)，Hongkong：Noronha，1911年
Bibliographical and Other Studies on the Pervigilium Veneris，Oxford: B. H. Blackwell or London: Humphrey Milford，1913年
The Chinese in British Guiana，Georgetown：Argosy，1915年
Elements in Analysis of Thought，B. Blackwell，1933年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British Guiana，London：Macmillan，1937年
Notes on a journey recently undertaken through the interior of China，1902年
金夫人著作：
Through British Guiana To The Summit Of Roraima，T. Fischer Unwin，1920年
M.A. （1901年授予）
J.P. （1902年授予）
C.M.G. （1916年授予）
K.C.M.G. （1926年授予）
K.St.J. （1926年授予）
G.C.M.G. （1931年授予）
F.R.G.S.
M.R.A.S.
榮譽法律博士（香港大學，1925年授予）
榮譽院士（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1938年授予）
金文泰中學：位於香港島北角，原為金文泰於1926年創立的官立漢文中學。學校在1951年改今名，金夫人得知此事後，曾在1958年1月4日自英國寄贈“金文泰爵士紀念杯”一座，以為紀念。
金督馳馬徑：位於香港島東區郊區，據聞金文泰任在香港時，常常在此騎馬。
金夫人馳馬徑：位於香港仔水塘，以金文泰夫人命名。
金文泰：位於新加坡的一個市鎮。
七條路（Cecil Street）：位於馬來西亞檳城首府喬治市的一條街道。
儘管在金文泰任香港殖民地和海峽殖民地兩地總督期間，曾推行不少帶來爭議性的改革，但其工作效率、處事手法，以及在學術上的詣藝，仍然為他取得極高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