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牌軍

指非法組織、邪教、敵對勢力。

雜牌軍是相對於嫡系軍而言的。因為靠黃埔軍校起家的中央軍的締造者和領袖蔣介石同時又成為國民革命軍的領袖，於是由他親生的中央軍便成為嫡系，而後來歸順於國民革命軍旗幟下的其他軍隊便都是雜牌了。馮玉祥第二集團軍時期，由他任十六混成旅旅長、第十一師師長時繁殖起來的軍隊就是嫡系，而後來歸順到第二集團軍旗下的軍隊就是雜牌。唐生智第四集團軍時期也一樣，由他任湘軍第四師師長、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時繁殖起來的軍隊就是嫡系，而其他隸屬於第四集團軍旗下的就是雜牌。依此類推，都是這麼回事。但在國民政府時期，說到雜牌軍，則一般是相對於中央軍而言的，以下的討論也主要針對這一情況。

從表面看，不論蔣介石的軍隊，還是馮玉祥的軍隊，還是閻錫山的軍隊，還是李宗仁的軍隊，等等等等，都稱作國民革命軍，都共擎一面旗幟，似乎就是一支軍隊，其實不然，國民革命軍從始至終都是一支由打著各種各樣旗幟組成的聯合軍，當然這裡所說的旗幟並不是有形有名的旗幟，而是有其實而無其名也無其形的旗幟。換句話說，或者可以比喻成是由多家大小不同股份組成的聯合公司。

既然是無形又無名的，那麼怎麼樣才能算是一支有著獨立的旗號的獨立的軍系呢？關鍵就是要看他是不是具備獨立的軍政系統。也就是看他的軍隊建設的方向、他的幹部的配備、他的編製體制的調整、他的武器裝備的生產與採購、他的兵員糧餉的募集等等是不是獨立的還是依靠於誰的，如果他是完全獨立的，他就是一支獨立的軍系，而如果他不具備這些特點，他就不能稱作一支獨立的軍系。這與某支部隊歷史的長短和實力的大小是毫無關係的。

說到這裡，便不能不說到中央軍中的土木系、胡宗南系、湯恩伯系。陳、胡、湯等派系是不是一支有著獨立旗號的軍系呢？不是的。稱他們為某一派系是可以的，但他們那樣的派系與新桂系、晉綏軍那樣的派系是截然不同的，二者是有著本質的區別的。或者說，如果稱陳、胡、湯等為“系”的話，則李、閻等實際上已經可以稱“軍”了。實際上，任何時期的任何一支軍隊內部，都必然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派系，大到一個軍隊集團，小到一個團一個營，都會因幹部感情上、出身上的關係而形成親與疏的利益集團，比如直軍中的保定系、天津系、洛陽系，比如奉軍中的士官系、陸大系，比如大革命後期新桂系中的小桂系與小鄂系，等等等等，這些派系是沒能形成獨立的軍政系統的，也是沒能打出獨立的旗幟的，因而也就不是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如李宗仁、閻錫山那樣的派系。

當然，任何派系，都有一個孕育、孵化和蛻變的過程，比如護法戰爭前北洋軍中的直系、皖系，就是如陳、胡、湯那樣的已經孕育了派系的種子卻沒能形成獨立旗號的軍系，而護法戰爭後期的直系皖系，便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不再是如陳、胡、湯那樣的正在孕育過程中的種子了，而是經過了孵化並蛻變成一支有著獨立軍政系統的軍系了。假設一下，如果大陸失敗以前，中央軍的領袖蔣介石死了，那麼陳、胡、湯等就有可能成為獨立的軍系，但歷史事實是蔣一直沒死，並牢牢地控制著軍隊，陳、胡、湯等就沒有這樣的條件成為獨立的軍系。這就象如果袁世凱不死，直系、皖系就可能永遠沒有可能成為獨立的軍系一樣。

今天許多研究民國史的說到這一段時，對此很忽視。與有些網友聊天時，也有這樣的觀點，即認為軍系不過是人為的稱呼，是不是獨立的軍系或者是不是哪一系都不值得研究，也沒必要較真。21世紀初出版的《國民黨158個軍》中在使用軍系這一問題時，就是典型的無所謂並胡亂命名的一例。比如說到方振武，一會說是西北軍，一會說是直魯軍；說到楊虎城，則一會說是陝軍，一會又說是西北軍，似乎這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可見此書作者的淺薄與無知。

那麼在當時，這些軍系的區分對於某一支部隊或某一個將領來說，是不是無足輕重呢？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在當時，這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是一個打什麼旗幟、跟誰走的問題，而這對於一支軍隊來說，歷來都是放在建軍首要位置的問題，是關係著一支部隊的生存與發展前途的問題。舉例來說，國民三軍在孫岳病重時，由徐永昌帶隊依附閻錫山，儘管徐也幫助閻打仗，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卻一直使用國民三軍的軍號。有一次作戰中，閻給正在前線的徐永昌下達了一份作戰命令，命令到達徐的指揮部后，閻感覺不對，因徐部仍然打著國民三軍的旗幟，對其使用命令，將會給徐造成使其取消國民三軍旗幟而吞為已有的誤會，遂連夜派一名參謀到徐的司令部進行解釋，說是某些參謀書寫錯誤造成，並請徐原諒。再舉一例，方振武與馮玉祥合組抗日同盟軍時期，方部張人傑原屬西北軍，有一次張與方鬧彆扭，便故意當著很多人的面大聲說我們是西北軍，使方十分的難堪，連一旁的馮玉祥也感覺張的說話太不給方留面子，趕忙從旁打圓場，斥責張說話太隨便，並大聲說你們是方總司令領導下的抗日救國軍，那意思就是說你們不是西北軍，不是我的兵是方的兵，才使方下了台階。從這兩例即足以看出，對於使用什麼軍號，對於當時的將領來說，是何等的敏感與謹慎。

在整個國民革命軍二十餘年的歷史中，受主觀客觀內憂外患的影響，一直到抗戰結束之前，雜牌軍所佔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以抗戰前的1933年頒布的部隊序列為例，屬於南京國民政府編製的有171個師和40個獨立旅。不在此列而仍與蔣紀中央軍保持對立的西南新軍閥等計有65個師又18個獨立旅。這眾多軍隊中，中央軍嫡系部隊僅27個師又5個旅，其它209個師和53個旅還都是雜牌軍。

“七七事變”后，由於日軍的入侵和全面抗戰的暴發，民族矛盾一下子上升為當時中國的主要矛盾，原來割據一方的軍閥紛紛涓棄前嫌，統一在國民政府的抗日大旗之下。此時的“雜牌軍”的數量也達到了空前。以1938年11月頒布的軍隊序列為例，整個國民革命軍共有104個軍、5個騎兵軍、228個步兵師、12個騎兵師。因為一個軍內，可能由數個派系的師組成，故我們以師為單位進行統計，則中央軍部隊共有43個師，其它197個師便是雜牌軍了。

抗戰開始后，除晉綏軍、馬家軍、新桂系、劉文輝川軍和滇軍等少數軍系仍保有或基本保有自己的根據地外，多數軍系已經沒有了自己的地盤。失去了地盤，經濟上就必須依賴於中央政權。糧餉、械彈、兵員等都要靠中央政府接濟，其獨立性大大受限。由於戰爭帶來的官兵的減員，又往往難以全數補充，特別是各級指揮官的補充，其本身難以為繼，大量的黃埔學生便源源不斷地滲入進來，部隊的地方特色漸漸消失，軍隊的各級指揮權漸漸被黃埔學生所取代，很多部隊就是這樣被改造成中央軍或半中央軍的。對於很弱的小股軍閥部隊，則使用打亂建制和更換帶兵官的方式硬性整編而將其吞併。到了抗戰勝利后，通過不斷的消耗和兼并，一些小的軍閥集團已經不復存在。到1949年時，整個國軍共有94個軍，中央軍嫡系部隊佔68個軍，雜牌軍26個軍。由此可見，儘管多數雜牌軍已經不存在，但剩餘的雜牌軍仍佔據著不小的比例，是與蔣紀中央軍共同覆滅於解放戰爭的，算是作到了與生俱生，共存共亡。

作為一支軍隊的領袖，尤其是作為在中國這塊土壤上生存的軍隊的領袖，沒有誰沒有哪一天不在想著純潔自己的隊伍，於是，國民革命軍的歷史便從始至終地存在著吞併與反吞併的鬥爭，外患沒有的時候存在著，外患到來的時候仍然沒有放鬆過，這又是民國軍事史的一大特色了。許多雜牌軍都罵蔣介石借剿共和抗日消耗甚至吞併雜牌軍，這一點不假，蔣是一直這麼做的。可話又說回來，在中國，在當時，就是甭管誰做了國民革命軍的領袖，也都會這麼做的。蔣介石這樣做沒有什麼不對。當然，作為雜牌軍，反對吞併對抗吞併也沒錯，這就象秦滅六國有功沒錯，而六國抗秦也不能認為就是阻擋歷史前進一樣。

說到雜牌軍之多，除了數量眾多，更主要的還是派系龐雜。一般我們常說的有東北軍、西北軍、晉軍、新桂系、馬家軍、滇軍、川軍、粵軍、湘軍、黔軍等大股，實際上還遠遠不止。就拿四川軍閥來說，雖都以川軍稱之，但其內部則分成十幾股之多，之間互不統屬，各有淵源，實際上並非一支。其它如滇軍、黔軍，湘軍等多數南方軍閥也是如此，都是同一省區內不同軍系的集合而已。

還因為這個削弱與吞併雜牌軍的活動有的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突然進行的，也有的是在長期的內戰與抗戰中逐漸進行的，對於前者來說，它什麼時候屬於雜牌軍，什麼時候算成中央軍，有一個很明顯的轉折點，比如五十九師，它的轉折點即是在被陳部突然改編之時，改編前，它是川軍，改編后，則是地道的中央軍了，再比如八十五師，它的轉折點也很清哳，即謝彬任師長時它是黔軍，而同是貴州老鄉的陳鐵任師長后，它就不再是黔軍而成為中央軍了。而對於後者來說，就不好說它是從哪一天開始算雜牌，又是從哪一天開始算中央軍的，比如第五十六師、七十六師，它們由雜牌軍演變為中央軍是經過了一個長時期的漸進的過程的，是劃了一個很大的弧才轉到新的方向上的，故而我們沒法很清楚地說出它的轉折點，也就不好說在某一時期它到底應該算是雜牌軍呢還是應該算作中央軍呢。於是這就又有一個不倫不類但又恰如其分的稱法——半中央軍。

雖然說在民國民政府時期總的來說是派系逐漸合併減少的，但也有新的派系在誕生，比如原屬於晉綏軍集團而後自成一統的傅作義部隊、商震部隊等，對於這一類新生的軍系，有的有轉折點，比如商震部隊，他的轉折點很清晰。也有的同樣是劃了一個大圓弧而完成的，傅作義就是如此。定義象傅部隊這樣的軍系，它什麼時候屬於閻錫山的晉綏軍，什麼時候開始算傅作義獨立軍，同樣沒法找到它的轉折點。

早在1928年北伐剛剛完成時，蔣介石政權便擬定了在戰爭中逐漸消耗和改造雜牌軍的方針，後來也一直是按照這一既定方針去執行的，不論是新軍閥混戰，還是十年內戰，還是抗日戰爭中，都始終如此。但多數小股雜牌軍卻都是在八年的對日作戰中被逐漸消耗和改造而消亡的，如淞滬戰役中覆滅的六十七軍、五十二師等。這固然可悲，但卻成就了部分雜牌軍的輝煌，使他們在這場神聖的戰爭中完成了偉大的轉變和升華，他們的番號雖然被撤銷被替換了，但他們覆滅於為民族求生存的正義之戰，卻使他們本來不甚光彩的歷史在行將走到終點時，發出了值得人們為之敬仰的光芒。但另一方面，由於受到正牌軍的故意消耗排擠吞併的威脅，也使得一些不諳大義的雜牌軍投日附逆，如孫良城、葉蓬等。不僅削弱了抗戰陣營，助長了敵焰，也使他們自身受到了玷污。這故然主要應歸咎於他們自身，但中央軍的排擠相逼也不無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