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生學

養生一詞，原出《管子》，乃保養生命以達長壽之意。在漫長的人類 發展歷史中，健康與長壽一直是人們嚮往和追求的美好願望，因而養生文化不斷豐富和發展，遍布世界。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的養生文化而言，中國的養生理論與實踐由於有著古代哲學和中醫基本理論為底蘊，所以顯得尤為博大精深。它彙集了中國歷代勞動人民防病健身的眾多方法，揉合了儒、道、佛及諸子百家的思想精華，堪稱一顆充滿勃勃生機和濃厚東方神秘色彩的智慧樹。探索中國養生文化這棵古老而神秘的東方智慧之樹，不但有利於弘揚傳統文化，而且符合當今世界科學發展趨勢養生學-中國古代名人養生模式及相關論點介紹

葛洪（283～363）為東晉道教學者、著名煉丹家、醫藥學家。字稚川，自號抱朴子。丹陽句容（今屬江蘇）人。三國方士葛玄之侄孫，世稱小仙翁。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國吳時，歷任御史中丞、吏部尚書等要職，封壽縣侯。其父悌，繼續仕吳。吳亡以後，初以故官仕晉，最後遷邵陵太守，卒於官。葛洪為悌之第三子，頗受其父之嬌寵。年十三，其父去世，從此家道中落，乃“饑寒困瘁，躬執耕穡，承星履草，密勿疇襲。……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尠能讀也。… …”①十六歲開始讀《孝經》《論語》《詩》《易》等儒家經典，尤喜“神仙導養之法”。自稱：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以異聞，則以為喜。雖見毀笑，不以為戚。后從鄭隱學煉丹秘術，頗受器重。謂“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②西晉太安元年（302），其師鄭隱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仙藥之朴，攜入室弟子，東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陽。太安二年，張昌、石冰於揚州起義，大都督秘任洪為將兵都尉，由於鎮壓起義軍有功，遷伏波將軍。事平之後，洪即“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但因“正遇上國大亂（指“八王之亂”——引者注），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③在此去留兩難之際，恰逢其故友稀含為廣州刺史，表請他為參軍，並擔任先遣。葛洪以為可藉此避亂於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為其仇人郭勵所殺，於是滯留廣州多年。深感“榮位勢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為矣”.④乃絕棄世務，銳意於松喬之道，服食養性，修習玄靜。遂師事鮑靚，繼修道術，深得鮑靚器重。建興四年（316），還歸桑梓。東晉開國，念其舊功，賜爵關內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6～334）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咨議參軍。干寶又薦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皆固辭不就。及聞交趾產丹砂，求為句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廣州，為刺史鄧岳所留，乃止於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遊閑養，著作不輟。卒於東晉興寧元年（363），享年81歲。或雲卒於晉康帝建元元年（343），享年61歲。葛洪繼承並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論，在《抱朴子內篇》中，他不僅全面總結了晉以前的神仙理論，並系統地總結了晉以前的神仙方術，包括守一、行氣、導引和房中術等；同時又將神仙方術與儒家的綱常名教相結合，強調“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⑤並把這種綱常名教與道教的戒律融為一體，要求信徒嚴格遵守。他說：“覽諸道戒，無不雲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賙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己，不佞諂陰賊，如此乃為有德，受福於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⑥主張神仙養生為內，儒術應世為外。他在《抱朴子外篇》中，專論人間得失，世事臧否。主張治亂世應用重刑，提倡嚴刑峻法。匡時佐世，對儒、墨、名、法諸家兼收並蓄，尊君為天。不滿於魏、晉清談，主張文章、德行並重，立言當有助於教化。葛洪在堅信煉製和服食金丹可得長生成仙的思想指導下，長期從事煉丹實驗，在其煉丹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認識了物質的某些特徵及其化學反映。他在《抱朴子內篇》中的《金丹》和《黃白》篇中，系統地總結了晉以前的煉丹成就，具體地介紹了一些煉丹方法，記載了大量的古代丹經和丹法，勾畫了中國古代煉丹的歷史梗概，也為我們提供了原始實驗化學的珍貴資料，對隋唐煉丹術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成為煉丹史上一位承前啟後的著名煉丹家。葛洪精曉醫學和藥物學，主張道士兼修醫術。“古之初為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認為修道者如不兼習醫術，一旦“病痛及己”，便“無以攻療”，不僅不能長生成仙，甚至連自己的性命也難保住。在其所撰《肘後備急方》中，保存了不少中國早期醫學典籍，記載了許多民間治病的常用方劑，系古代隨身常備急救之手冊，並在東南亞各地廣為流傳，為研究魏晉南北朝醫學的重要史料。該書關於天花病的記載，是醫學史上現存最早的科學文獻，對結核性傳染病的認識，也比國外早一千多年。據載葛洪還撰有《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救卒》三卷，皆單行徑易，約而易驗，籬陌之間，顧眄皆葯，眾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⑦葛洪在《抱朴子內篇·仙藥》中對許多藥用植物的形態特徵、生長習性、主要產地、入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詳細的記載和說明，對中國後世醫藥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葛洪一生著作宏富，自謂有《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神仙傳》十卷，《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技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匱藥方》百卷，《肘後備急方》四卷。惟多亡佚，《正統道藏》和《萬曆續道藏》共收其著作十三種，以後人誤題或偽托者居多。

名夷吾。春秋時代齊國國相，輔助齊桓公40年，使齊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然而他與"商"也有著相當的淵源關係。管仲出身破落貴家族，少年時家貧，與好友鮑叔牙合夥經商，到分紅利時，他往往多取一倍，有人不滿，鮑叔牙便為他辯解：管仲並非貪心，而是因家貧，我自願讓他的。而後兩人從政，各為其主，一次戰鬥中，管仲一箭差點射死鮑叔牙的主人齊桓公，齊桓公掌權后要殺管仲，鮑叔牙又為之辯護：管仲天下奇才，你若用他，他將為你射天下。於是得以重用。後人常說"管鮑之交",便是此典故。因為管仲當過商人，對商品生產，貨幣，貿易有較豐富的知識，所以他掌權后，充分肯定商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提出"四民分業",將士農工商並列，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人們按職業劃為社會集團。自后中國歷代王朝皆基本接受了這種典型的職業劃分---士農工商。管仲實行國家管制商業的政策，實行四民按比例規定人數。在對外貿易上，採取鼓勵發展政策，由於齊國臨大海，盛產漁鹽，管仲則實行"通齊國之漁鹽於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為諸侯利",即齊國的漁鹽可由商人自由出口而不納稅，以利貿易與經濟發展。可以說，齊之強盛，與管仲重視商業是有很大關係的.。管仲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歷史上“禮崩樂壞”、社會急劇變化的時代。幾經人事變換的管仲終由鮑叔牙推薦，被齊桓公任命為卿，尊稱“仲父”。在管仲相齊的四十年間，他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在軍事、政治、稅收、鹽鐵等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齊國國力大盛。他幫助齊桓公以“尊王攘夷”為口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齊國成為春秋時期第一個稱霸的大國。而管仲的思想才學就體現在《管子》一書中。

《管子》共有八十六篇，其中十篇亡佚，實存七十六篇，後人認為它絕非一人一時所作，兼有戰國、秦、漢的文字，集有一批“管仲學派”的思想和理論。其內容博大精深，主要以法家和道家思想為主，兼有儒家、兵家、縱橫家、農家、陰陽家的思想，更涉及天文、倫理、地理、教育等問題，在先秦諸子中，“襄為巨軼遠非他書所及”。可以說，《管子》是先秦時獨成一家之言的最大的一部雜家著作。諸葛亮隱居在南陽隆中的時候，經常自比管樂。“管”是管仲，齊國名相；“樂”是樂毅，燕國名將。他們都輔佐國君建立了卓越的功勛。管仲（？—公元前六四五年），名夷吾，字仲，謚敬，亦稱敬仲安徽穎上人，是春秋初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哲學家。他輔佐齊國齊桓公（小白），對內政外交政策進行全面的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富國強兵的方針策略。他合理徵收賦稅，減輕農民負擔，以達到“民富”“民安”；改進國家管理體制，發展民間武裝力量，並統一軍政的領導；運用國家力量發展鹽鐵事業，增加財政收入；採取“尊王攘夷”的外交策略，採取外交的主動權。他秉政三年，齊國大治，成為“五霸之首”。管仲所以有所作為，除了自身的才幹外，同鮑叔牙能夠知人並無私地舉賢薦能有關。管仲與鮑叔牙年輕時就是諍友。兩人共同經商，分配盈利時，管仲私自多拿了一倍於鮑叔牙的財物。別人不平，鮑說，這不是他貪財，是因為他家裡貧窮。兩人一起領兵打仗，鮑身先士卒，親冒矢石，管卻衝鋒在後，退卻在前。別人議論，鮑說，這不是他怕死，是因為他家裡有老母。鮑叔牙這種寬以待人的精神，深深地感動了管仲，他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後來，鮑克服重重困難，把管仲引薦給齊桓公，築壇拜相，自己卻甘願位居其下。司馬遷感慨地說：天下人不推重管仲之賢，而推重鮑叔能知人。管仲所以有所作為，又同齊桓公的豁達大度，知人善任，用人不疑，緊密聯繫的。管仲原來輔佐小白的哥哥子糾。糾、白爭位時，管仲曾射了小白一箭，小白詐死始得脫。後來子糾死後，小白為齊國之主，他尊賢禮士，不計舊怨，接受鮑叔牙的推薦，毅然授相與管仲。當齊桓公親自到郊外迎接管仲，二人同車入城時，“百姓觀者如堵，無不駭然”。後來有人進讒言，中傷管仲，齊桓公不信，加以駁斥。並對管仲更加信任，尊為“仲父”，明確“國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憑仲父裁決”。這樣，使得管仲能夠施展他的聰明才華，作出一番事業。

管仲他的養生思想主要有：（l）認為“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即以“平正”養生，包括樂觀端正，節五欲去二凶，去好過等；⑵主張虛靜、恬愉以養心神。認為只有“去欲則宣，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⑶認為“靜勝躁”，“靜則得之，躁則失之。”⑷提倡“老則長慮”，若“老不長慮，困乃竭”。即老人如不經常動腦思考問題的話，就會很快變得呆頓，促使衰老。生命本身是一種有節奏的物質運動形式，而我們每個人都必須遵從的生活節奏就是這種節奏的反映。早在兩千多年以前，中國已經把起居有常作為保健益壽的重要途徑。如春秋時期的管仲就曾說地“起居時，飲食節，則身利而壽命益”。古人所說起憂鬱不僅指作息時間，而是泛指包括衣著、居處、勞作，休息在內的一切日常活動。在我們的生活中體現養生效益，重要的一點，就要看能否遵循自然的規律和人體本身的節奏來安排生活，這就要求建立合理的生活制度、適宜的生活以及注意一般的日常生活宜忌等幾個方面。制定合理的生活制度，既要適應四季氣候的特點以及每日早晚變化的規律，又須根據年齡、體質、地區、工作、習慣、條件等不同情況而因人制宜，如老年代精氣減退，所以《壽親養老新書》中指出老人的‘行住坐卧，宴處起居，皆須巧立制度，不須寬長，長則多有蹴絆，寬則衣服不著身，緣老人骨肉疏冷，風寒易中，若窄貼身，暖氣著體，自然氣血流利，四肢和暢，雖遇盛夏，亦不可袒露。”此外，還有一些特殊的生活制度如勞動、休息、沐浴、洗漱等，也都是具有科學價值的養生經驗。孫思邈說：“人慾勞於形，百病不能成。”他本人就是堅持勞動、身體力行的榜樣，他為自己制定了有規律有生活制度，經常從事採藥、種葯等體力勞動，往往穿山越嶺、攀登陡崖，足跡遍布家鄉名山大川、荒野僻壤。《千金方》列233種藥材採集季節和方法，就是他辛勤勞動的反映。安排適宜的生活環境，一是環境的適應，如注意調節室內溫度濕度，及時增減衣服、被褥等。二是環境的創造，如養花植樹可以調節空氣、怡人情志；輕鬆活潑的音樂可以使人心情愉快、氣血調和。創造清潔、優美的居處是健康長壽的必要條件。此外尚須注意選擇有冷氣的環境。如古人說，“靜益壽，噪促壽”。高山地區多長壽老人，除了與新鮮空氣有關外，與環境的安寧靜謚也不無關係。各種噪音對於人體的健康和壽命有嚴重損害。因此，堅持戶外活動，參加野外旅遊等，均是呼吸新鮮空氣、促進身體健康的重要方法，正如《褚氏遺書》中所言：“流水之聲可以養目，觀書繹理可以養心，彈琴學字可以養指，逍遙杖履要以養足，靜坐調息可以養筋骸。”一般的起居宜忌包括勞作的宜忌、房事的宜忌、睡眠的宜忌等多方面。宋代蒲虔貫《保生要錄》中批出：“養生者形要少勞，無至大疲。故水流則清，滯則濁。養生之人，欲血脈常行，如水之流，坐不欲至倦，至不欲至勞，頻行不已，然宜稍緩，即是小勞之術也。”中醫學中的“勞傷”即是指不適當的活動和過度的勞累所造成的損傷。《素問。宣明五氣篇》說：“五勞所傷，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房室過勞是導致疾病和衰老的重要原因。節制房事是中醫養生的一貫主張。如《長生秘典》說：“內勞神明，外勞形質，俱足知折，惟房勞較甚，為其形與神交用，精與氣均傷也”。所以《老子》主張“持而盈之”，《曲禮》強調“欲不可縱”。《千金翼方》的房事禁忌是“凡新沐遠行及疲，飽食醉酒，大喜大悲男女熱病未差（同瘥，病癒女子月血新產者，皆不可合陰陽。”《春秋繁露》提出的入房次數是“新壯者十日而一游於房，中年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之月，當新壯之日。”《身世金丹》中介紹的節慾方法是：“欲心正熾時，一念著病興便冰寒。”

養生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它源遠流長，亘綿數千年。中國醫學（中醫）對養生保健的研究由來已久，從兩千多年前的《黃帝內經》開始，歷代有眾多的醫家、佛家、道家對養生之道作過詳細而深刻的發掘和論述，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統的中醫養生理論。概括起來，有下述八個要訣：

一、說情志.

二、戒私慾.

三、遠房室.

四、適四時.

五、節飲食.

六、常運動.

七、順性情.

八、服藥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