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稅論

翻譯版濟著，華館印《富策》[濟．福(～)《政治濟指南》()譯]端，迄今止百歷史。顧段算曲折歷程，社百巨深刻遷密切，程思濟思潮流某折射反映。單建濟著翻譯版，竊顯呈各階段。改革，翻譯版濟著僅量較，且宗旨提供批判資料。局避免及短非，評價盡致，局封維持共識。改革，濟著翻譯版階段，短短二，翻譯版量巨，品，速，影響廣，均未，呈派勃勃繁榮景。社改革展需，歷史步，流疑；免選材夠精譯質量欠佳嫌。

華夏版社推套《濟聖譯叢》，謂逢。建設康社，隨社義市濟制改革深，隨濟隊伍建設壯，需準確深西方經濟學；而以往幾十年翻譯出版西方經濟學所積累的經驗教訓，也正在變成寶貴的財富，使我們將翻譯出版西方經濟學名著這項事業，得以在過去已有成就的基礎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我們會以實踐為標準，比以往更恰當地把握選材範圍和對象，儘可能全面準確地反映西方經濟學的優秀成果，將各歷史時期最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著作納入視野；我們對譯文質量會以人所共知的“信、達、雅”相要求，儘力向讀者推出上乘之譯作。我們還會認真聽取廣大讀者和學者的任何批評和建議，在分批推出過程中不斷加以改進和提高。

濟迄今展，涌量著，亞當·斯密《國富論》(初版於1776年)、馬歇爾《經濟學原理》(初版於1890年)和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年)，是公認的三部劃時代著作。 《國富論》為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奠定了基礎；《經濟學原理》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作，為經濟自由主義做了總結；《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則標誌著經濟自由主義的終結和現代國家干預主義的開端，故將它們同時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將陸續問世。

1899年重印版說明

前言

第1章 公共開支的內容

第2章 公共開支增加和加重的原因

第3章 導致國民不甘心承擔賦稅的原因如何才能減少

第4章 賦稅徵收的方法

第5章 利息

第6章 關稅和自由港

第7章 人頭稅

第8章 彩票

第9章 捐獻

第10章 刑罰

第11章 壟斷和官職

第12章 什一稅

第13章 其他幾種征款的方法

第14章 貨幣的升值與貶值

第15章 國內消費稅

17世紀初英國正處於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時期，隨著農業、手工業和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資本主義獲得很大的發展。但在政治上，封建制度還處於統治地位，並嚴重阻礙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專制君主為了鞏固統治和向外擴張，需要維持龐大的政府機構和軍隊，戰爭和宮廷的奢華生活也要耗費大量金錢。要應付這些開支需要大量徵稅。大量的賦稅妨礙了工商業的發展，並同市民階級發生尖銳的矛盾。1640年爆發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革命最終失敗，封建王朝復辟。但是，封建統治階級也不得不面對現實，在事實上承認了革命期間在土地關係上發生的變革，經濟上也被迫採用了某些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

到17世紀中葉，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英國已發展到較高的程度，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家開始探尋社會經濟生活的內在聯繫，試圖從理論上論證資本主義生產較封建主義生產的優越性，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由此產生。配第正是以一個資產階級化的新貴族的身份為王權出謀劃策，對改革英國的賦稅制度提出建議，力圖使賦稅的徵收和使用都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從而有利於新興的資產階級。

《賦稅論》首先要回答“賦稅從何而來”這個問題。配第認為，勞動是財富的源泉，勞動創造財富的能力受自然條件的限制。他提出了論斷：“土地是財富之母，而勞動則為財富之父和能動要素。”他認為社會財富的真正來源是土地和勞動，課稅的最終對象只能是土地的地租及其派生收入。進而，配第提出了勞動決定價值的觀點。他認為，商品價格分為兩種，一是政治價格，二是自然價格。政治價格實際上就是市場價格；自然價格就是價值。配第著重研究了自然價格的問題，並把它看做觀察其他經濟現象的基礎。配第認為，自然價格的高低是由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決定的，商品交換的依據就是它們所包含的勞動量。勞動量發生變化，商品的自然價格也隨之會發生變動。由此他得出結論：商品的自然價格（即價值）是由生產中耗費掉的勞動量決定的，兩種商品勞動量相等，就可以實現交換。

配第把勞動分為兩類：一類是生產金銀的勞動，另一類是生產其他普通商品的勞動。但並不是一切勞動都能直接生產交換價值，其他勞動生產出來的產品，只有在和金銀交換后，才能產生交換價值。配第把金銀看成是最好的財富，認為貨幣才是唯一的價值形式。

配第認為，地租就是產品價值除去生產資料的價值（即種子）和勞動力的價值（即工資）之後的餘額，即全部剩餘價值。而生產資料的價值是既定的，那麼，地租多少就取決於工資多少。

配第最早提出了級差地租的概念。他不僅提出同等面積的土地因土地丰度不同而產生的級差地租，而且還提出由距離市場遠近不同而產生的級差地租。

在配第看來，獲取財富的手段主要有兩種，一是土地，二是貨幣。所以，他的地租理論研究如何運用土地獲得財富，其利息理論研究如何運用貨幣獲得財富。配第認為，利息其實是地租派生的，是租金的一種特殊形式，即貨幣租金。既然出租土地可以獲得地租，那麼借貸貨幣就應該獲得利息。如果不存在安全問題，利息至少要等於用借到的貨幣所能買到的土地所能產生的地租。如果不安全，除了獲得正常情況下的利息之外，還要加上一種保險費。

利息率不能用法律強制手段來調整，利息率的高低應當由貨幣的供求來決定。當貨幣供過於求時利息則低，反之利息則高。同時，利息率的高低又是由地租的高低所決定的，地租增加，利息率自然跟著增加。

關於地租的理論談了那麼多，配第最終目的是把地租看成賦稅的來源。

配第把國家公共經費列為六個項目：（1）軍事費，即國防、維持國內及海外和平所需費用；（2）行政官員的俸祿，包括審理各種糾紛的司法經費以及懲處和防止犯罪的經費；（3）宗教事務的經費；（4）各類學校及大學所需經費；（5）對孤兒的撫養費以及對各種失去或沒有工作的人的贍養費；（6）修築公路、疏浚河流、建築橋樑港口和興辦其他公共福利事業所需的經費。他認為，這六項中只有兩項公共經費應該增加：一是增加救濟貧民的經費，包括建立老人和殘疾人的收容所、各種醫院和孤兒收容所。二是增加公共事業的經費，保證貧民得到固定的職業。其他四項公共經費，則應該減少。

徵稅的名目很多。配第認為，人頭稅是一種課於人身的稅制，越窮的人，稅負越重，危害性最大；什一稅是聖德者對生產的果實徵收的薪俸，由於無能的聖職人員越來越多，什一稅的負擔也越來越重，應逐步減輕；彩票也是一種徵稅方法，但它具有投機性，容易使人們受騙，又容易使個別人在一夜之間暴富起來；罰款是一種可以代替刑罰的可行方式，死刑、斷肢、監禁等都是不合理的方法，如果能對這些受刑罰者徵收稅，既可以使他們不得不努力工作，也可以使公共財富增加；獨佔亦即壟斷，一方面可以保護有發明的人獨擁自己的發明權，另一方面也使市場產生混亂，因為獨佔者可以自行制定商品的價格，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管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徵收國內消費稅是最好的課稅方法，特別是面向全民的國內消費稅，國內消費稅可以增加向有產階級徵收的直接比例稅，而且它在英國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

配第認為，貨幣流通量過多和過少都是不健康的。流通領域的貨幣太多，會導致單位商品的價格下降，在商品的生產成本不變的情況下，生產廠商會降低生產量，這樣會導致失業人口的增加，產生市場蕭條。流通領域的貨幣量減少，同樣也會帶來危害。他指出，最好用白銀來充當貨幣，而不是用黃金。

所謂提高貨幣價值，就是指國家為提高貨幣名義價值，將一定重量的白銀分割成更多枚數的重量少的白銀，但這些白銀在名目上與分割前的一樣，這種提高了名義價值后的白銀就可以換取更多的商品。配第認為，如果貨幣的名義價值提高一倍后，工人的工資不增加，勞動者則損失了一半的收入，形成向政府無形繳納的稅，這對勞動者來講是不公平的。如果降低貨幣一半的價值，則對勞動者有利，但雙倍的報酬會使他們不勞而獲，對社會來說，就意味著損失了一筆財富。配第指出，提高或降低貨幣價值，是一種對人民很壞而且不公平的課稅方法。它也是國家趨於衰弱的象徵。

《賦稅論》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開創性貢獻有以下幾點：

威廉·配第從生產過程來考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把經濟學研究對象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探討社會生產關係的內部聯繫，在經濟分析上取得了開創性的歷史成就。這和從流通過程來考察經濟發展的重商主義是截然相反的，說明配第基本上擺脫了重商主義思想。

把勞動時間看作衡量價值的尺度和基礎，為勞動價值論奠定了最初基礎。馬克思認為，配第對商品的價值量作了十分清楚和正確的分析。

威廉·配第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論證了法定工資的自然基礎，建立了自己的工資理論。

建立了地租理論，並最先提出級差地租的概念。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和統計學的創始人，被馬克思譽為“英國政治經濟學之父”。1623年出生於英國漢普郡，1637年在一艘航船上當服務員，後進入耶穌學院學習。1644年後，他先後在阿姆斯特丹大學、巴黎大學和牛津大學學醫。1651年獲牛津大學醫學博士，並任該校教授。1652年任英國駐愛爾蘭總督克倫威爾的隨軍醫生和私人秘書。1658年成為愛爾蘭國會議員，斯圖加特王朝復辟期間被封為貴族。他的主要著作有：《賦稅論》（1662年）、《獻給英明人士》（1664）、《政治算術》（1672）、《愛爾蘭政治剖析》（167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