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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尼

比丘尼

比丘尼(梵文Bhikkhuni)又作苾雛尼、比呼尼、尼、除女、董女、沙門尼,俗稱尼姑,滿二十歲出家,受了具足戒的女子,稱為比丘尼。

中國第一個比丘尼是凈檢。在東晉陞平元年(三五七年)受了具足戒,正式成了比丘尼。

記載


依《大愛道比丘尼經》所載,比丘尼的出家,始於佛陀的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大愛道),她誓守八敬法,而被允許出家受戒。在我國,依《比丘尼傳》卷一所述,西晉建興年間(313~317),尼僧凈檢從西域沙門智山剃髮、受十戒。昇平元年二月(357),請曇摩羯多立比丘尼戒壇,凈檢等三人共於壇上受具足戒,這是我國比丘尼的開始。在日本,司馬達等之女善信等人從高麗僧惠便出家,后至百濟受具足戒,是其濫觴。
關於比丘尼的戒律,在佛滅后、部派分裂以前,教誡極嚴。至部派分裂再分裂后,對比丘尼較為放寬。然而,因相傳女人障重,故戒條亦多,依《四分律》所載,比丘須守二五〇戒,比丘尼則須守三四八戒。

我國歷史


在我國佛教史上,比丘尼之貢獻雖不如比丘之多,然其中亦不乏戒行精嚴、學優行粹之修行者。依《比丘尼傳》書中所載,由晉代迄梁武帝之間,我國佛教界即已有不少傑出之比丘尼。如道容‘戒行精峻’(卷一),令宗‘學行精懇,開覽經法,深義入神’(卷一),慧果‘常行苦節,不衣綿纊,篤好毗尼,戒行清白’(卷二),慧耀甚且燒身以供養三寶(卷三),凡此皆足令人欽仰。
古代世俗女子雖有讀書識字者,然真能登台講說者則極少見。《比丘尼傳》書中所載之比丘尼,則頗有能登台講解經律、著書立說者。晉穆帝時,妙相‘每說法度人,常懼聽者不能專志,或涕泣以示之’(卷一)。齊武帝時,曇徹‘才堪機務,尤能講說。剖毫析滯,探賾幽隱。諸尼大小,皆請北面’(卷三)。智勝研讀律藏,‘自製數十卷義疏,辭約而旨遠,義隱而理妙’(卷三)。由此諸例,可以窺見比丘尼在我國早期佛教史上地位之一斑。
至於二十世紀的後半階段,比丘尼也是台灣佛教的中堅分子。不唯人數遠較比丘為多,且頗多能獨當一面,弘法利生者。如證嚴創辦慈濟功德會,興辦大型醫院及大學,其弘法事業規模之大,為前此之台灣所未有。恆清為美國威斯康辛(Wisconsin)大學博士,身任台大哲學系教授,且掌理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對台灣佛教高等教育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其他方面之傑出比丘尼,在台灣亦為數甚多。種種跡像皆顯示出,在現代台灣佛教僧團里,比丘尼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參考資料


《大智度論》書影
《大智度論》書影
《五分律》卷二十九;《善見律毗婆沙》卷十四;《四分律》卷四十八;《大智度論》卷十三;《雜阿含經》卷二十四;《中本起經》卷下〈瞿曇彌來作比丘尼品〉;《大愛道比丘尼經》卷下;《撰集百緣經》卷八;《大方便佛報恩經》卷五;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奎馬女修士撰·賴顯邦譯《佛陀時代的女眾》(《諦觀》雜誌第五十九期);平川彰《原始佛教の研究》。

中國首位


據南朝梁寶唱所撰《比丘尼傳》記,中國第一個依戒律削髮受戒的比丘尼是洛陽竹林寺的凈檢。凈檢俗姓仲,名令儀,彭城(今徐州)人。其父叫仲誕,曾任甘肅威武太守。凈檢少時勤奮好學,稍長尤擅琴、書法和繪畫,是位多才多藝的女子。西晉建興年間(313~317),凈檢從西域沙門智山和尚下發,受十戒,成為中國第一位僧尼。凈檢與同其志者24人在洛陽宮城西門建立了第一座眾尼寺廟——竹林寺。在晉咸康年間(335~342),外國沙門曇摩竭多設壇於船上,在泗水浮船傳戒,凈檢等4人在船中登壇,從大僧受具足戒。凈檢成為中國最早依戒律出家的女性,被看作中國第一位比丘尼。凈檢法師70歲時圓寂。
凈檢生活西晉時期(291一361年)。適逢亂世,一位柔弱的女性是怎樣挑起教化眾生的重擔呢。從出生到成長,經歷了愛情的甜蜜,卻又橫遭厄運,丈夫與父親相繼在亂世中離世。她與母親相依為命,如亂世飄萍。幸得有緣遇見高僧點化,因此拋卻了三千煩惱絲,一心要做一個度化眾生的比丘尼。猶如晴空響雷驚醒了世人。荷擔如來家業,從此不再只是男子的責任,女子也照樣可以。凈檢法師的一生詮釋了“應以何身得度者,則為何身為說法”《法華經》中所訓。

歷史故事


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朱棣
比丘尼,是出家修行的女教徒,講求六根清凈,四大皆空,與朝廷素無瓜葛,但明朝的比丘尼卻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侵擾和追捕。永樂十八年(1420),明成祖朱棣突然下令,將全國所有的比丘尼以及女道士,統統逮捕送到京師逐一審問,驗明真實身份。這場史無前例的大索天下比丘尼案,既打破了佛門千年來與世無爭的靜雅,也讓後人感到莫可名狀的疑惑。那麼,朱棣為什麼要捕捉天下比丘尼呢?
而事情的起因,卻是一場發生在山東境內,由唐賽兒(女)領導的農民起義運動。據《明史》及清代有關野史雜鈔記載:唐賽兒於永樂十八年二月,在家鄉蒲台(今山東濱州)聚集數千白蓮教徒,以紅白旗為號,揭竿而起,對抗朝廷。這場發生在山東境內的農民起義,因為規模小、持續時間短,且沒有震動明朝政權,所以連歷史教科書上沒有記述,但當時的皇帝朱棣卻“甚為震驚”,不但派出了“京營”五千精銳人馬,還把正在山東沿海“抗倭”的軍隊,也用在了鎮壓這場農民起義上面,很有股子“攘外必先安內”的架勢。
朱棣為何如此興師動眾?據筆者分析有以下原因。其一,起義發生在“遷都北京”前夕,直接影響到皇帝的“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朱棣決不允許在這種時候出任何亂子;其二,起義軍以“白蓮教”為依託,教徒對唐賽兒死心塌地,惟命是從,朱棣決不允許“邪教”蠱惑民眾;其三,起義軍隊伍不斷壯大,屢敗官軍,且唐賽兒對於朝廷的招安不理不睬,使朝廷和朱棣顏面掃地。種種原因,使朱棣對唐賽兒分外仇恨,對起義軍進行瘋狂鎮壓。因為寡不敵眾,腹背受敵,起義軍只堅持了三個月就失敗了,但唐賽兒卻下落不明。
為了消除心中忿恨,為了防止死灰復燃,為了能夠殺一儆百,朱棣下令嚴察唐賽兒的行蹤,但搜捕工作沒有任何進展。民間搜不到,朱棣決定調整工作重心,把搜捕唐賽兒的重點放到了佛門。朱棣之所以這麼做,筆者認為有以下原因:一者,搜捕人員為了推卸搜查不利的責任,有可能以唐賽兒入佛門來搪塞朱棣。二者,佛門弟子遠離世俗,官府一般不介入,唐賽兒兵敗后極有可能混入佛門避難;三者,唐賽兒起義時,曾自稱“佛母”,朱棣以此認為唐賽兒與佛門有著某種關聯。史料中也有相關記載,朱棣因“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為尼或處混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站,逮之京詰之”。
於是,朱棣下令將北京、山東的比丘尼、女道士統統逮捕,押送朝廷審訊。永樂十八年(1420)七月,朱棣又命段明為山東左參政,繼續搜索唐賽兒。段明為了完成這一任務,不僅把山東、北京的比丘尼逐一搜查,全部捕捉,甚至還逮拿了全國範圍內的數萬名出家婦女。關於此事,《明史》也有簡單記載:永樂十八年二月,山東蒲台唐賽兒反,唐賽兒不獲,溟逮天下出家比丘尼萬人。一直到朱棣病逝,他一心想捉拿到唐賽兒的願望也沒能實現。明朝強大而又嚴密的特務、巡察機構,在捉拿唐賽兒的問題上,因為不得民心,即使想出通過捕捉天下尼姑的荒唐、極端的辦法,最終也無濟於事,得到的結果是“賽兒卒不獲,不知所終”。唐賽兒究竟哪兒去了?多少年來,不少歷代史學家,為了尋覓這位巾幗英雄的最後歸宿,窮經皓首,至今仍無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