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塔

莫迪博·凱塔（Modibo Keïta，1915年6月4日——1977年5月16日）

馬利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兼總理、武裝部隊總司令，蘇丹聯盟黨總書記。

1915年6月4日，凱塔出生於法屬蘇丹首都巴馬科郊區的科拉區一個穆斯林家庭，父親是行政職員，屬班巴拉族，母親是家庭婦女，屬馬爾卡族（馬爾卡族、班巴拉族和馬里、幾內亞境內的另一支重要部族馬林凱族，同屬曼丁哥族系）。早在13世紀以前，凱塔家族的先輩們就皈依了伊斯蘭教，由於受家族傳統的影響，他也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從小他就崇拜古代馬里帝國的締造者松迪亞塔（全名“曼薩·松迪亞塔·凱塔”，“曼薩”意為國王），因而他和自己的先輩一樣，都認為自己是馬里帝國凱塔王朝後裔。

莫迪博·凱塔童年時代在古蘭經學校學習，1925——1931年在巴馬科讀小學，1931年進入泰拉松-富熱爾公立中學（今阿斯基亞·穆罕默德公立中學，該學校為馬里培養了莫迪博·凱塔、卡達里·班巴、迪翁昆達·特拉奧雷、阿爾法·奧馬爾·科納雷等一批傑出的政治領袖）。1934年進入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的威廉·蓬蒂師範學校（蓬蒂在1908—1915年間任法屬西非總督，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這所高等學校，為法屬西非各殖民地培養了不少行政人員和小學教師）讀書，學習成績優異。1936年畢業后回到馬里，先後在巴馬科、錫卡索和廷巴克圖等地教書。

在從事初等教育工作的同時，莫迪博·凱塔還積極參加各種反對殖民主義的政治活動。1937年，他與上沃爾特的丹尼爾·韋津·庫里巴利組建了法屬西非教師工會聯合會。1943 年，凱塔與好朋友讓·瑪麗·科內創辦了《凱內杜古之眼》雜誌，批評殖民當局。1945年與馬馬杜·科納特共同組建蘇丹（馬里原名）集團，馬馬杜·科納特任黨主席，莫迪博·凱塔任總書記。1946年10月，蘇丹集團併入由費利克斯·烏弗埃-博瓦尼（象牙海岸首任總統）領導的非洲民主聯盟，凱塔任總書記（至1960年9月22日非洲民主聯盟解散），並籌建蘇丹聯盟黨作為非洲民主聯盟的蘇丹支部。同年底因發表批判殖民統治的文章而被法國殖民當局逮捕，在巴黎德拉桑特監獄關押了3周，1947年獲釋後任蘇丹聯盟黨總書記。1948年任當選為蘇丹領地（今馬里）立法議會議員（巴馬科-下基塔區選區）。

1950年因從事反法活動，法屬蘇丹殖民當局指控凱塔是共產黨人，把他派遣到馬里北部偏僻地區去組織游牧民學校，這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性的流放。後來由於烏弗埃-博瓦尼聲明非洲民主聯盟斷絕與法國共產黨的一切聯繫，法國殖民當局才減輕對該黨及其分支的鎮壓。1952年，處於流放中的莫迪博·凱塔再次當選為蘇丹領地議會議員並任副議長，同年被允許重返巴馬科。

1953——1956年先後當選為法屬西非大議會議員和法蘭西聯邦議會議員。1956年5月，馬馬杜·科納特去世后，凱塔成為蘇丹聯盟黨領袖。1956年11月26日任巴馬科市長。1956——1959年先後當選為法屬西非大議會議長、法國國民議會議員和副議長，成為法國國會第一位非洲人副議長。他還兩度進入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政府任內閣成員，1957年6月17日——11月6日任莫里斯·布爾熱-莫努里政府主管海外領地事務的國務秘書。1957年11月18日——1958年5月14日在費利克斯·加亞爾政府中任總理府國務秘書。在此期間，他同博瓦尼一起領導的非洲民主聯盟與法國弗朗索瓦·密特朗領導的民主和社會主義抵抗運動聯盟結成聯盟。

1958年11月28日——1959年4月4日，莫迪博·凱塔任蘇丹自治共和國政府總理，並支持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將軍提出的建立“法蘭西共同體”的主張。1959年4月4日法屬蘇丹和塞內加爾兩個自治共和國在法蘭西共同體內組成馬里聯邦，凱塔任聯邦總統兼總理，1960年1月17日——8月20日任馬里聯邦制憲會議主席。同時，凱塔聯合當時西非主張建立聯邦的政黨組成非洲聯邦黨，這一舉動惹惱了烏弗埃-博瓦尼，但得到艾哈邁德·塞古·杜爾的支持。1958年3月26日，蘇丹聯盟黨和塞內加爾人民黨、尼日薩瓦巴黨等合併組成非洲聯邦黨，凱塔任總書記，並宣布蘇丹聯盟黨為該黨支部，脫離非洲民主聯盟。1960年6月20日經同法國協商，馬里聯邦宣布在法蘭西共同體內部宣告獨立。獨立后，塞內加爾和蘇丹就是否應當退出法蘭西共同體以及在社會改革、經濟聯繫等問題上出現政治分歧。1960年8月20日，塞內加爾宣布退出馬里聯邦，保留在法蘭西共同體內，聯邦隨告破裂。

1960年9月22日，蘇丹宣布獨立，定國名為馬利共和國，並退出法蘭西共同體。凱塔任總統兼總理、國防和外交部長、武裝部隊總司令，握有全國最高權力。1965年取消總理職位后，兼任政府首腦。1967年兼任保衛革命全國委員會主席。1968年11月19日，以馬里卡蒂軍官學校副校長穆薩·特拉奧雷中尉為首的一批青年軍官發動了不流血的軍事政變，推翻凱塔政權，莫迪博·凱塔被捕入獄。1977年5月16日在獄中逝世，終年62歲，5月19日被安葬在巴馬科。

莫迪博·凱塔重視對華關係，對中國十分友好。本當獨立時即可承認新中國，但顧慮到當時台灣當局還竊據著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位置，所以待馬里被接納為聯合國會員國后，他即致電周恩來，聲明承認新中國，與台當局斷絕外交關係。周恩來隨即複電凱塔祝賀馬里獨立。在馬里獨立一個月後的1960年10月25日，馬利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

建交后兩國關係迅速發展。1964年1月16日至21日周恩來訪問馬里，他與凱塔首次見面就感覺十分親切。當時正值伊斯蘭教每年一度的齋戒節，馬里大部分居民信奉伊斯蘭教，並普遍在此時進行狂歡和歌舞表演。周恩來十分尊重非洲民族的文化藝術，他熱情地拉著凱塔一起跳起黑非洲這種節奏歡快、情緒熱烈、氣氛融洽的舞蹈。凱塔高興地對周恩來說：“你知道嗎，在非洲，歌舞是黑人生命的一部分。”周恩來接著說：“好哇，那我也有黑人的生命了。”充分體現了中國領導人對非洲人民從心底里流露出的親切與尊敬的感情。周恩來後來對代表團成員說，我在馬里生活得十分愉快。訪問期間，中國政府代表團與馬里政府代表團共舉行了6次會談，為周恩來非洲十國之行中中非領導人會談次數之最。在前三次會談中，凱塔表示馬里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決反帝反殖，奉行不結盟政策；周恩來則對馬里的進步表示欽佩。

在後三次會談中，周恩來介紹了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以及對外政策，他強調指出，就中國的經驗來說，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向社會主義過渡，需要一個過渡時期，並提出過渡時期的八項任務：一、消滅封建所有制和封建剝削關係；二、肅清殖民主義的一切殘餘；三、發展獨立的民族經濟；四、壯大工人階級隊伍；五、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爭取經濟獨立，政權要掌握在革命的民族主義者手裡；六、加強國防力量；第七項和第八項關於黨的組織問題。凱塔等馬里領導人對周恩來的講話聽得非常仔細，表示要加以研究。事後凱塔向部長們說：“像周恩來總理這樣坦率地同我們談社會主義問題，是我接觸過的政府首腦中唯一的一位。”

周恩來還同凱塔總統深入交談了關於我國援外的八項原則，指出我國援外目的在於尊重主權國家，發展獨立經濟，不干涉內政，不是造成依賴經濟。凱塔完全贊同中方觀點。中國對外援助八項原則最後正式寫進了中馬兩國聯合公報。這八項原則以及中國同非洲和阿拉伯國家關係的五項原則，成為爾後“南南合作”和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先聲，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所贊同和發揚。

莫迪博·凱塔總統曾於1964年9月29日—10月4日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五周年國慶活動；同年11月1日—7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莫迪博·凱塔執政期間，對內消除殖民統治的影響，維護馬里的民族獨立。凱塔強調“只有取得經濟獨立，才有真正的獨立”。因此，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和削弱外國壟斷資本對馬里經濟命脈的控制。凱塔認為，獨立后的馬里人民“決定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所採取的政治行動的最高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真正富有人性的社會，使人人機會平等，人人從國民收入中得到公允的一份：我指的是社會主義社會”。

在政治上，莫迪博·凱塔總統指示執政黨—蘇丹聯盟，鞏固國家政權，以貫徹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政策。黨的意識形態是典型的非洲新興獨立國家的左傾思想的融合——馬克思主義、強調民族傳統文化和伊斯蘭教。在組織上，蘇丹聯盟是一個群眾性政黨，整合吸收了各行業工會和反對派政治組織，建立黨領導下的工會、婦女、青年和退伍軍人俱樂部等群眾團體，從而建立起一黨制的政治體制。

凱塔認為馬里沒有資產階級，因此向社會主義過渡無須實行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只需要進行經濟結構和生活方式的“變革”。從而進行“社會主義變革”，如建立國營企業，發展國營經濟，對銀行、外貿、內河航運、公路交通等部門實行國家壟斷；在鄉村推行農業合作化運動，建立集體農場，由國家統一收購農產品，限制農貿市場。1961年起實行第一個《社會-經濟發展五年計劃》。

對外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支持亞非拉人民的反帝、反殖鬥爭，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維護非洲團結，促進非洲國家間的合作。積極參與創建非洲統一組織（今非洲聯盟）和不結盟運動。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臨時政府和剛果（利）（今剛果（金））盧蒙巴政府，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一切權利，譴責美帝國主義在印度支那進行的侵略戰爭等。因此，凱塔在國內和在國際事務中贏得了聲譽。

馬里獨立后的外交重點是優先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因此在1962年，馬里宣告其官方意識形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1968年支持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1年，凱塔總統作為不結盟國家代表訪問美國，與肯尼迪建立良好的個人關係。

莫迪博·凱塔是“非洲社會主義”的主要創立者和實踐者，馬里是最早實行社會主義的黑非洲國家之一。大部分非洲新興國家在獨立伊始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其中，以凱塔、恩克魯瑪、塞古·杜爾為代表的左派都傾向於蘇聯、東歐、中國等東方國家的社會主義模式。他們都試圖通過仿效東方社會主義，急於擺脫舊殖民主義體制的束縛和對前宗主國的依賴，企圖在短時間內改變落後的面貌，實現民族獨立自主和國家繁榮富裕。但在這一過程，他們忽視了非洲大陸尚處於原始落後的社會生產方式和根深蒂固的傳統社會經濟模式這一實際情況，社會主義試驗沒有考慮到本國具體的國情，而是簡單照搬蘇聯模式。

凱塔提出“只有取得經濟獨立，才有真正的政治獨立”。在這一思想主導下，馬里在1962年脫離了法郎區，在國內改用馬里法郎為通用貨幣。由於馬里法郎沒有多少出口產品作後盾，結果不能用於國際支付，致使馬里的經濟形勢不斷惡化，國家預算逐年削減，公職人員的工資多年凍結，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鄉民生活更為艱難。

馬里是個農牧業國家，因長期的殖民統治和掠奪，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全國90%以上人口從事農牧業，農業和畜牧業是馬里的經濟支柱。雖然蘊藏豐富的自然資源（主要有鐵礦、鋁土礦、磷酸鹽以及錳、銅、黃金、鋰、釷、鹽、礬土、硅藻土等礦藏，還有原始大森林和豐富的水力資源），但受限於工業水平（獨立前沒有工業）和技術條件，除傳統的金沙和岩鹽外，其它均未開採。操之過急的發展計劃和激進的社會變革導致嚴重的經濟和財政困難，特別是惡性通貨膨脹和糧食供應不足引起群眾怨聲載道，廣大城鄉群眾對凱塔政權的經濟措施日益不滿。

1967年，凱塔政權採取了使馬里法郎貶值、恢復與法國的經貿聯繫、返回法郎區和接受巴黎的大量經濟援助等項舉措。此外，莫迪博·凱塔還被迫允許法國人重新獲得在馬里的經濟特權。這一政策在執政黨蘇丹聯盟內部遭到反對，從而導致黨內出現了分裂的苗頭，凱塔總統不得不對持不同政見者採取嚴厲的壓制手段。更為嚴重的是國有企業虧損，依賴莫迪博·凱塔擴大公共生產部門的投入，但公營部門的擴大未能扭轉和強化經濟，導致國家用於國際支付的資金嚴重短缺。

在經濟不景氣、政局不穩之時，凱塔總統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排除異己，先後撤換了一部分黨、政官員，並組建了他的私人衛隊——“馬里民兵”，清洗了一批國家武裝部隊軍官，嚴重削弱了國家武裝力量。1967年發動“積極革命”，成立保衛革命全國委員會，監禁反對派，實行政治高壓。1968年，“馬里民兵”制定了“逮捕軍官”計劃，準備在整個軍隊進行“大清洗”。它像一根導火索，導致凱塔政權危如累卵。

以穆薩·特拉奧雷為首的一批青年軍官預感到慘遭逮捕的危險，他們不甘心束手就擒、坐以待斃，決定先發制人。1968年11月18日晚，特拉奧雷等人趁凱塔總統視察外地未歸之際密謀政變。19日凌晨，軍官團閃電發動軍事政變並控制了整個首都，19日上午，毫無防備的凱塔在返回巴馬科途中被逮捕，在被軟禁了一個月後，被送到馬里北部基達爾和加奧之間（撒哈拉沙漠地區）一個孤零零的軍事哨所，1977年5月19日在獄中謝世。

關於莫迪博·凱塔的死因一直存在爭議，馬里廣播電台宣稱“莫迪博·凱塔因患急性肺水腫去世”。但反對派則認為是監獄方面在凱塔的飲食中下毒導致其死亡。在凱塔的葬禮上，反對派與安全部隊發生嚴重衝突，總統穆薩·特拉奧雷被迫進行干預，通過馬里通訊社就莫迪博·凱塔死亡發布了一個“官方”版本的說法，但這套說辭難以服眾。

1991年3月穆薩·特拉奧雷政權被推翻，1992年4月阿爾法·奧馬爾·科納雷當選總統，莫迪博·凱塔獲得平反。1999年6月6日，“莫迪博·凱塔”紀念中心在巴馬科落成。

莫迪博·凱塔被認為是泛非主義和黑人傳統文化最活躍的思想家之一，他將畢生貢獻於非洲的團結和統一事業。他的第一次嘗試是與列奧波爾德·塞達·桑戈爾共同建立馬里聯邦。1960年8月聯邦解體后，他與桑戈爾分道揚鑣。同年12月轉而與迦納總統克瓦米·恩克魯瑪、幾內亞總統艾哈邁德·塞古·杜爾締結西非國家聯盟。1963年在起草《非洲統一組織憲章》和促成非洲統一組織成立的政治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63年，他邀請摩洛哥國王和阿爾及利亞總統訪問巴馬科，以調停人身份調處兩國的“沙漠戰爭”，希望和平解決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的邊境領土爭端。隨後，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加入調停斡旋，四國會議達成《巴馬科協定》，最終促成衝突結束，凱塔也因此獲得列寧國際和平獎。1963——1966年，凱塔與塞內加爾、上沃爾特、象牙海岸實現關係正常化，與鐵托、尼赫魯、納賽爾、恩克魯瑪、蘇加諾共同倡導建立不結盟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