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先生在難中

潘先生是20世紀20年代江浙軍閥齊燮元、盧永祥混戰期間上海附近一個叫讓里的小鎮上的小學校長，是當地一個“體面的大家知道的人物”，“寫得一手好顏字”，家有“一妻兩兒”，雇了一個僕人王媽，生活略有餘裕。當軍閥混戰的風聲一傳到讓里，他就驚惶失措，深感“兵火焚掠”已迫在眉睫。當教育當局尚未做出停課的決定時，他便不惜花上一筆‘‘逃難錢” ，像老母雞護著一群小雞一樣帶著“一妻兩兒”和一個“黑漆皮包”，擠上火車，逃到上海的租界避難。但當他第二天清晨從報紙上看到教育局局長指令照常開學的消息時，又惴惴不安。為了保住飯碗，他不顧戰亂的危險，“狠心地” 撇下妻兒，隻身返回讓里。正當他積極籌備開學的時候，戰事吃緊，並危及讓里。於是，他又“發狂似地”驚慌起來，雇車離開學校，躲進教會的廂房。但戰火最終並未蔓延到讓里，並很快結束。之後，他又接受教育當局同仁們的“一致推舉”，在歡迎軍閥杜統帥凱旋的彩牌坊上題寫了“功高岳牧”、“ 威鎮東南”、“德隆恩溥” 等讚辭。

《潘先生在難中》歷來被稱為最能代表葉聖陶短篇小說創作成就的作品。最初發表於1925年1月《小說月報》第16卷第1號。后收入《線下》、《葉聖陶文集》。

《潘先生在難中》是葉聖陶先生髮表的作品，以當時軍閥間的江浙戰爭為寫作背景，成功地塑造了一個處於戰亂中的小知識分子——潘先生的形象。通過描寫他在軍閥混戰中逃難與謀求生存的故事，充分顯示了潘先生的思想性格。在戰爭威脅之中，竭盡全力地保全身家性命，是潘先生的一切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小說也著重表現了他這個特點，並且“把他們在虛驚來了時最先張皇失措，而在略感得安全的時候他們又是最先哈哈地笑的，是一些沒有勇氣和環境抗爭，揉揉肚子就把他的‘理想’折扣成為零的妥協者”這一類人描寫得淋漓盡致，十分透澈。

兩封回信

他尋常寫封信，右手握著筆，便快快地移動，——頭微微地側著，有時舌端舔著上唇——從頭至尾，決沒有一刻停留，下一會思索的工夫。現在這封信，他覺得關係的重大，什麼都比不上。自己是怎麼一種心情，要借這封信去傳達？是怎麼一種言語，應該顯露在這封信上？他自己簡直糊糊塗塗，弄不明白。他早上晚上睡在床上的時候，腦子裡的想念和大海里的波浪一般，繼續不斷，而且同時並作。他總希望有一個波平浪息的時候，這變動遷流的海，頓時化為智慧的泉源，能夠去解決他那糊塗不明白的疑問；可是永永做不到。他自己想，不寫這封信吧；但是又覺得有一種偉大而不可抵抗的力促迫著他，彷彿說，“你要使你的靈魂有歸宿，你要認識生命的真意義，非寫這一封信不可。”他屢次被這個使令催促著，自覺拗它不過。這一天硬著頭皮，決定寫這一封信，但是他那疑問終究還沒解決，寫是決定寫了，然而寫什麼呢？因此他尋常寫信很迅速的慣技，此刻竟有了例外。

暖烘烘的陽光從半開的窗帘里射進來，熏得他有些醉了。窗外牆上，開滿了紅薔薇，微風吹著，時有二三花片寂寂地落下。蜂兒從花心裡飛出來，發出一種催眠的聲音——這是唯一的聲音了，此外只有他自己能夠聽得脈搏的跳動。他這時候什麼都像在夢裡，環繞他的四周，他也辨不出是美麗，是閑適，或者是無聊，是沉寂。他只對於將要寫的這一封信的受信人艷羨，愛慕，想象，猜度……總而言之，種種心緒都集中在伊身上了。

1911年，葉聖陶中學畢業，因無力繼續升學，便於翌年在江浙一帶鄉鎮當小學教師，歷時十年之久。在此漫長的歲月中，他接觸了各種各樣的人物，經歷了形形式式的事件，親眼目睹了支離破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祖國在軍閥割據、戰亂不斷之中的黑暗狀態，親身了解與體驗到中國下層社會的農民們的苦難與艱辛，尤其熟悉“灰色的卑瑣人生”——當時的小市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動蕩生活中的可憐、可嘆而可悲的境遇，以及他們內心深層的庸俗、虛偽、自私的可鄙、可憎的一面。 

1924年10月，江蘇軍閥齊燮元（屬直系）與浙江軍閥盧永祥（屬皖系）之間爆發了戰爭，史稱“齊盧之戰”。戰事發生不久，當時就職於上海商務印書館的作家葉聖陶和友人王伯祥等，就親赴江蘇瀏河地區採訪、察看戰爭殘象，訪問受害災民。葉聖陶敏感地抓住這一重大事件，很快地寫出了記錄這次戰地訪問經過的敘事長詩《瀏河戰場》（計三百二十行，為現代白話新詩史上最早的長詩之一），接著又寫了同樣取材於這次戰爭的小說《潘先生在難中》。

潘先生

潘先生是20世紀20年代上海附近一個小鎮上的小學校長，具有自私、庸俗、“臨虛驚而失色，暫苟安而又喜”、逆來順受、苟且偷生、遠禍全身、隨遇而安等性格特徵。其中，遠禍全身是其性格的核心。他一聽軍閥要打仗，就張惶失措，丟下學校不管，帶著妻子兒子從江蘇倉惶逃到上海。下火車時妻子和大兒子被衝散，便立刻有家破人亡之感。找到妻兒，租到旅館，雖是條件很差，但還是為一家人的生命能得到保全而興高采烈。第二天早上，他聽到教育局局長說要照常開學的消息，雖然很為難，但為了保全自己小學校長的職務，他還是不顧夫人的勸阻，把妻兒留在上海旅館里，急忙地回到了讓里。回去之後，先是察看家，見財產保全得很好，便放下了一半心。接著，為了獲得上司的“賞識”，他積極籌辦開學之事。他到學校起草給學生家長的通知，把教育說得極其重要，要家長照常送學生來上學。其實他並不關心家長是否送孩子來上學，只是通過“通知”博取局長的歡心以保全其校長職務罷了。為了“保家”、“活命”，他跑到紅十字會辦事處去申請入會，說若戰爭打過來他可以把學校房屋作為婦女收容所；向紅十字會要了兩面紅十字會旗子，說學校有兩個門，但結果一面插在學校門口，一面卻插在他自家門口了；要了四枚紅十字會徽章，自己一個，在上海的妻兒各一個。戰事停止后，他不顧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了災難的事實，書寫了歌頌軍閥的橫幅大字，從而，充當了軍閥的吹鼓手。這更暴露出他為保全自己而沒有是非、沒有原則的劣根性。

總的來看，潘先生是一個特別精明的角色，在發生任何變動的情況下，他都可以找到應變的手段和“ 保全自己的法子”；是一個自私而庸俗的小市民形象

葉聖陶早在1914年就開始用文言文寫小說。“五四”時期，他開始用白話創作小說。從1919年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的小說創作進入了高潮期，創作有短篇小說集《隔膜》、《火災》、《線下》、《城中》、《未厭集》等，1928年發表了被茅盾譽為“扛鼎之作”的長篇小說《倪煥之》。

葉聖陶的短篇小說大部分是寫教育問題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問題的，而其中寫得最好的，是他所熟悉的學校生活，代表作有《潘先生在難中》、《飯》、《校長》等。1925年“五卅”運動之後，葉聖陶的作品在廣泛表現社會現實方面有了新的突破，有的作品開始攝取與時代鬥爭直接有關的重大題材，如小說《夜》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屠殺革命者的血腥罪行，表現了中國民眾的覺醒。30年代，葉聖陶繼續創作了不少揭露黑暗現實的作品，如《一篇宣言》等。

葉聖陶是著名的現實主義作家。冷靜觀察，客觀地描寫，是他的小說特有的風格。他的短篇小說大多具有結構嚴謹、布局講究、結尾含蓄等特點。

《潘先生在難中》以1924年江浙戰亂為背景，描寫了小學校長潘先生在戰亂中舉家逃難過程中種種可笑而又可鄙的行徑。繪聲繪色地刻畫了潘先生庸俗、卑瑣的靈魂。在他的整個精神世界中，只有妻子、兒女與自己的身家性命。為了維護財產安全，他主動讓出學校做婦女收容所，並在自家的門前掛了紅十字的旗幟；為了保住飯碗，不得罪權貴，他違心地為軍閥書寫歌功頌德的牌匾。

像這樣一些不要人的尊嚴，沒有社會意識、卑怯的利己主義者，在舊中國並不少見。作者為讀者提供的正是這樣一個典型。潘先生這一藝術形象的社會意義，不僅在於嘲諷、批判了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屈服於醜惡現實的人生態度和性格弱點，也從側面揭露了軍閥混戰給社會帶來的悲哀和苦難。 

筆觸客觀冷靜

《潘先生在難中》將作家對人物是非褒貶的主觀評價和感受融入客觀冷靜的描寫之中。如寫潘先生跑到紅十字會辦事處去申請入會，說若戰爭打過來他可以把學校房屋作為婦女收容所；向紅十字會要了兩面紅十字會旗子，說學校有兩個門；要了四枚紅十字會徽章，說徽章太小巧怕遺失。但結果是“兩面紅十字旗立刻在新秋的輕風中招展著；可是學校的側門上並沒有旗，原來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門上去了。”徽章呢，一個自己佩帶，“其餘幾枚呢， 潘先生重重包裹著，藏在貼身小衫的一個口袋裡。他想：‘一個是她的，一個是阿大的，一個是阿二的’。雖然他們遠處在那渺茫難接的，上海，但是彷彿給他們加保了一重穩當可靠的險”。在這裡，小說只是客觀寫實地描寫潘先生的行動和心理，但就在這些描寫中，寄予了作家對潘先生的自私、庸俗、卑瑣、可笑的否定、嘲諷和批判。 

多方面地刻畫人物

1.《潘先生在難中》善於通過對人物平常小事的描寫來刻畫人物。小說描寫了潘先生在軍閥戰爭中如何設法避難：逃難到上海租界，下火車，找旅館，向紅十字會尋求保護，到教堂避難等，全是平常小事。但就在這些對平常小事的描寫中，生動地刻畫了其遇事驚慌、自私、苟安等小市民式知識分子心態。

2.《潘先生在難中》善於通過對人物心理的描寫來刻畫人物。如小說第二部分，寫潘先生冒著風險返鄉后，探知局長有照常開學的意圖，並還有裁員的意圖時，小說這樣寫道： “潘先生聽了，彷彿覺得一凜；但又讚賞自己的有主意，決定回來到底是不錯的。”這既寫出了潘先生聽到局長要裁人后而產生的驚訝，又寫出了他為自己冒險回鄉並恰逢其時而產生的慶幸和沾沾自喜，從而，把其患得患失的卑怯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

3.《潘先生在難中》善於通過對人物神態、動作和細節的描寫來刻畫人物。如潘先生兩次嘁黃包車：第一次是其一家人在經歷了逃難失散之後，他聲色“威嚴”，嗓門極“入調”，“伸出兩個指頭揚著說：‘ 只消兩輛！兩輛！'”第二次是他在聽說戰火逼近時，他“心頭突地亂跳”，見到車就嘁：“車！車！” 同是叫車，前者踞傲、做作，後者驚惶失措。小說通過對潘先生在不同情形下不同神態的描寫，準確地表現出了其內心世界。又如潘先生起草給學生家長的通告，寫得得意非凡，認為“局長看見了，至少也得說一聲：‘先得我心’ ”。這一細節描寫深刻揭示了其內心世界，暴露了他寫通告完全是為了迎合教育局局長以討其歡心，從而，保全自已小學校長的地位、飯碗。 

語言樸素、精鍊、準確、嚴謹

《潘先生在難中》，語言樸素、純凈、洗鍊、準確、嚴謹而富於表現力和感染力，筆調幽默。如潘先生一家逃到上海租界，在旅店住下，暫時平安，潘先生快樂起來，說了一席話：

潘先生舒快地對潘師母道，“這一刻該得樂一樂， 喝一杯了。你想，從兵禍兇險的地方，來到這絕無其事的境界，第一件可樂。剛才你們忽然離開了我，找了半天找不見，真把我急得要死了；倒是阿二乖覺（他說著，把阿二拖在身邊，一手輕輕地拍著），他一眼便看見了你，於是我迎上來，這是第二件可樂。樂哉樂哉，陶陶酌一杯。”他作舉杯就口的樣子，迷迷地笑著。

這些樸素、純凈、洗鍊、準確、嚴謹而富於表現力和感染力的語言把潘先生的心理活動活靈活現地揭示了出來，也把他只顧一己之私，苟且偷生，隨遇而安的可鄙形象顯現了出來，使人如見其人，如聞其聲。 

結尾畫龍點睛

《潘先生在難中》結尾寫潘先生為了保全自己、討好上司而喪失了原則、是非，居然寫出“功高岳牧”“德隆恩溥” 等諛詞，可謂全篇點睛之筆，揭示了潘先生的小市民劣根性及其複雜性格。這不僅在結構上與開頭的逃難對照，引人深思，而且在人物塑造上，使潘先生的內心世界得到更完滿的表現。同時，潘先生還在腦海中湧現了人民受難的鏡頭，這表明他還沒有泯滅人性。小說最後以“看他對上一句什麼”作結，意欲啟發人們思考，從而，完善潘先生這一形象。

《潘先生在難中》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潘先生的形象。

潘先生是小鎮上的一個教員，他的靈魂是灰色的。他沒有銳氣、沒有理想、安於現狀、滿足於既得利益，是個苟且偷生、逆來順受的市民式的知識分子。在軍閥混戰的年月，逃難是人們常遇到的事。作品截取了潘先生在逃難中的三個片斷來寫人物。

第一個片斷，寫的是戰爭要來時，潘先生帶領兒女逃離小鎮，奔往上海的情形。在軍閥混戰中，潘先生絲毫不顧及國家的危難和人民的疾苦，滿腦子只是個人的得失和自家的安危。當他所住的讓里地區受到戰爭威脅時，他張皇失措，丟下學校不管，帶著一家人倉惶逃到了上海。在上海，他把帝國主義在中國設立的“租界”看成是保護他們一家的“聖地”和“樂園”。在租界地的旅館里，他不顧“刺鼻的油腥味”和“陣陣的尿臭”，竟自我陶醉地喝起了酒，吟起了詩。作品通過展示潘先生逃難前的慌亂，逃難中的狼狽，以及逃到租界后的慶幸等行為，生動地將潘先生遇事驚慌、自私、苟安等小市民式知識分子心態真實地表現了出來。

第二個片斷，寫潘先生獨自回到小鎮的情形。到了上海的第二天早上，潘先生一想到自己不辭而別，若是上司追究起來，就會丟掉學校里的職位。考慮到這些，他又不顧夫人的勸阻，急急忙忙地回到了讓里。為了“搶頭功”，獲得上司的“賞識”，他積極籌辦開學之事。可正當他發出開學通知書之時，戰火再起，鐵路不通了，學生們也大多隨家長避難去了，潘先生的一場忙碌成了“鏡中花”。為了“保家”、“活命”，他跑到紅十字會辦事處去申請入會，還給全家領了紅十字會徽章。這一部分，作者通過寫潘先生為了保住飯碗、討得上司賞識，不顧安危回到讓里以及戰火逼近時，他又急著入紅十字會等情節，表現出了潘先生看上司眼色行事、懦弱、虛偽的性格特徵。

第三個片斷，先寫潘先生聽到正安失守的消息后，倉惶逃入洋人的“紅房子”里避難，后寫戰事停止后，潘先生為歡迎杜統帥而寫頌辭。在這部分中，作品通過寫潘先生倉惶躲難以及他明明看到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了災難，自己明明在心中是不滿的，卻毫無骨氣，為了一己的生存，竟不惜充當軍閥的吹鼓手等情節，進一步表現了潘先生膽小怕事、苟且偷安、麻木、缺少正義感的奴性心理。

潘先生的形象在當時是很富有時代特徵的。作品通過塑造這樣一個人物，批判了當時一些知識分子的處世態度和性格弱點。同時也通過潘先生在難中的經歷，從一個側面表現出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的災難。

對人物內心活動和精神狀態作細緻具體的描摹，使人物靈魂真實地暴露出來，是這篇小說最主要的藝術特徵。

這篇小說沒有離奇的故事情節，寫人物也很少表現人物與人物之間的正面衝突，而是抓住最能表現人物靈魂的一些細微的內心活動，來展示人物性格。比如作品第二部分，寫潘先生冒著風險返鄉后，忙去探聽“局長究竟有沒有照常開學的意思”；當消息得到證實，並且同時還得知局長要裁員時，作品這樣寫人物的內心：“‘潘先生聽了，彷彿覺得一凜；但又讚賞自己有主意，從上海回來到底是不錯的。”這段描寫，先寫出了人物聽到局長要裁人的驚異，繼而又寫出了人物為自己冒險回鄉，選擇對了投機機會而產生的慶幸和沾沾自喜。這些心理描寫，把小人物患得患失的卑怯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接著，作品寫了潘先生為了討好上司忙著積極籌備開學之事，可沒想到戰事緊了，“鐵路真箇不通了”，這一來他的積極表現不僅是徒勞一場，而且連老婆孩子也不知道要拋到外面多長時間。這時作品又寫人物心理：“他心頭突然一沉，似乎覺得最親熱的妻兒忽地乘風飄去，飄得很遠，幾乎至於渺茫。”這些筆墨把人物因徒勞一場而沮喪，以及憂慮一家人安危的心情都細緻地表現了出來。後來，局勢更緊張了，在保職、陞官與保命的抉擇中，潘先生終於選擇了後者；乞求紅十字會的庇護。作品寫他到紅十字會討旗子和徽章一段也十分精彩。在接到紅十字會的“旗子和徽章”時，他“像捧著救命的神符，”心頭升起“一種神秘的快慰”。接著，這位一心只想自己和自己一家人的小人物，又以“學校還有個側門，也得張一面旗”，“徽章這東西太小巧，恐怕偶爾遺失了”為理由，又向辦事處的職員多討了一面旗子和幾個徽章。然而，這一切討到后，人們發現“學校的側門上並沒有旗，原來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門上去了”，多討的紅十字徽章，一個是為妻子的，另外兩個是為兒子的。這些描寫將人物替自己盤算的精細、周密，以及佔了便宜便得意的市儈心態都清晰地揭示了出來。

為了更真實準確地表現人物，作者還非常善於抓住最能表現人物心理的一些神態來進行描寫。如寫潘先生兩次喊黃包車的情形，就非常準確地寫出了人物在不同情況下的內心。第一次喊黃包車，是潘先生一家人經歷了逃難失散之後，他的聲色是“威嚴”的，嗓門極“入調”，而且還附以傲慢的手勢，他“伸出兩個指頭揚著說：只消兩輛！兩輛！這神態把人物“從毀滅和危難的當中撿回性命”的快慰及自鳴得意寫了出來。第二次喊黃包車是在聽說戰火逼近了，這時他驚惶失措，“心頭突地亂跳”，見到車后連連喊：“車！車!”這前後兩次同是叫車，但顯然，前者踞傲、做作，後者驚恐、失態。作品通過對人物在不同情形下不同神態的描寫，準確地表現出了人物的內心世界，使人物形象更加豐滿。

《潘先生在難中》是葉聖陶的一篇短篇小說，也是他頗具風格的“教育小說”代表作之一。葉聖陶寫過一系列以教育為題材的小說，這些小說被稱為他的教育小說。潘先生是一個教員，軍伐混戰使他在逃竄中疲於奔命，潘先生是作者批判的一個對象，他是一個帶著濃厚小市民氣息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軟弱，動搖，自私，表裡不一，不想著為國家盡一份力，而是想著怎樣保全自己。

但小說更為批判的是在潘先生背後的，局長代表著的北洋軍閥，這是葉聖陶教育小說的特色，即：通過教育界中的小事和人物來反映整個教育界乃至社會。小說並沒有用主觀的語言來批判，而是通過人物的言行舉止，以冷靜觀察和客觀描寫的方式，把批判寓於描寫中，讓讀者自己去感悟，這也是葉聖陶的一個寫作風格。

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茅盾《王魯彥論》：在葉紹鈞的作品，我最喜歡的也就是描寫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幾篇；現在還深深地刻在記憶上的，是那可愛的《潘先生在難中》。這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沒有社會意識，卑謙的利已主義，precaution（戒備），瑣屑，臨虛驚而失色，暫苟安而又喜等心理，描寫得很透徹。這一階級的人物，在現代文壇上是最少被寫到的，可是幸而也還有代表。 

原中國人民大學語文系教授林志浩《奴性十足的利已主義者——〈潘先生在難中〉評析》：潘先生的形象反映了利已主義者的骯髒的靈魂，說明這類利已主義者同時也是奴性十足的人物，必然會成為時代的落伍者，甚至會自覺不自覺地維護階級壓迫的制度。這便是潘先生這一人物形象的內涵和意義之所在。 

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富貴《錯位的批判：一篇缺少同情與關愛的冷漠之作——重讀葉聖陶的小說〈潘先生在難中〉》：從抽象的道德原則上看，潘先生的一切舉動是可笑可鄙的，但是一切又是無奈的，是人的生存的需要也是人的生存的權利。作為潘先生他有權利生活得更安定、更完整...…他與妻兒的離散是人生的最大悲劇，求得家庭的完整是人最低的生活願望，而這些努力和巴結是不應該受到譴責的，潘先生的行為和心理深刻地表現了軍閥混戰給底層人民帶來的動蕩和苦難，而作者嘲諷的對象卻錯位地轉移到了受害者身上。潘先生是受害者，在和平的環境里，他肯定是一位盡職盡責的好教師...…不能把人對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渴望和努力視為一種墮落，更不能把戰爭中的責任歸罪於懦弱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