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震

1907年，出生於湖北老河口市袁沖鄉的一個書香之家。

1921年，考入了武昌女子師範學校，深受董必武、陳潭秋等幾個進步老師的影響。

1925年，在武昌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后，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武漢大學歷史系。因交不起學費只好返聘到武昌女子師範任教。她一邊為生計而奔波，一邊繼續求學。

1930年，考進了清華大學。由於她聰明伶俐，一進清華就顯露了才華，成為清華園中有名的才女，發表過《武則天》、《中國地名考》等文章。

1934年春，將以優異成績畢業時，由於學習太刻苦，生活又太艱苦而染上了肺病。因病情嚴重、耽擱學業時間太久，清華大學不得不取消了她的學籍。但她並沒有因此而消沉。在病床上一邊頑強地跟病魔搏鬥，一邊仍博覽群書，希冀有一天康復，用自己學到的知識去報效國家。

1939年10月，而立之年的吳晗和年已32歲的袁震在經過種種磨難和心與心的撞擊后，他們在春城昆明國立雲南大學簡樸的小屋舉行了婚禮，向世人昭示了愛情的偉大和力量。結婚後，袁震覺得吳晗的歷史研究具有推進人類進步的作用，於是她放棄了自己的研究，一心一意當了吳晗的助手。她一邊精心照顧吳晗的生活，一邊為吳晗的文章潤色謄寫。吳晗終於成了全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文學家，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他的身邊有這麼一位學識淵博、見解獨到、默默無聞的家庭學術顧問。

1969年春，被打入“勞改隊”，因病去世。同年10月10日，吳晗也在獄中被迫害致死。

1979年7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為吳晗平反昭雪。9月14日，二人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

1931年，吳晗考入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那年，經蔣恩鈿把吳晗介紹給正在患肺病的袁震，囑託吳晗照看袁震，吳晗在生活上照顧袁震，並與袁震交流學問。吳晗研究明史，袁震研究宋史，他們自然談得投機。吳晗敬慕袁震的學問、思想，袁震也愛吳晗的品德、文章與待人的真誠。但是她知道自己的身體不好，就把愛慕吳晗的情感埋藏在心底，只同他談學問。而吳晗對袁震也由敬慕產生了愛情，但是他怕影響袁震的治療，從未向她提出過婚姻的問題。

正當袁震開始對吳晗產生愛情的萌念時刻，她又患了脊椎結核。從此，袁震躺在石膏模床上，吃飯喝水都要人照料。而面對渾身是病一貧如洗的袁震，吳晗絲毫沒有猶豫、動搖，反而加倍地關懷她。

萬金難買生死情——記吳晗、袁震夫婦的愛情生活

吳晗同志的道德、文章，世人廣為傳頌，但他在個人生活方面的崇高品格卻很少為人所知。他一生揮毫不輟，發表了大量文章，卻很少提到個人生活。在提倡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今天，吳晗、袁震夫婦患難與共、至死不渝的崇高愛情，為年青一代樹立了優秀榜樣，也使老一輩親友緬懷欽敬不已。

袁震，十來歲就在故鄉湖北老河口市參加了五四運動，是擔任當地國貨維持會會長父親的好幫手。她和一大批青年學生，熱情宣傳愛國道理，大力抵制日貨。1921年她考入武昌女子師範學校，即在董必武、陳潭秋、劉子通等革命先驅的影響下，接受了先進思想。我們姊妹帶頭剪掉長發引起的“頭髮的風波”，使校長氣急敗壞，大罵我們“驚世駭俗，有傷風化”。我們姊妹同另外五位女生被開除學籍。1922年，袁震為湖北女子參政協會起草了《成立宣言》。1925年，袁震以優異成績考入國立武漢大學中文系，因交不起學費，只得到女子師範充當職員，學校當局又說她是個“危險人物”而解聘。1930年，她又考入國立清華大學，讀到四年級時得了肺病，被迫停學。正在她身患重病又不名一文的時候，吳晗來到了她的身邊。當時她已27歲，吳晗25歲。吳晗對這個纏綿病榻的姑娘一往情深，非常欽佩，坦率地向她表示了愛慕之意。袁震不願意拖累這個才華出眾的年輕人，沒有接受吳晗的愛情，但吳晗仍然不斷來找袁震。真的禍不單行，袁震肺病之外，又加上了骨結核病，被一副石膏殼固定在病床上，飲食起居都不能自理。感情稍不堅定的人，對這樣一位朝不保夕的姑娘，早已避之猶恐不及；但是，吳晗對袁震的愛情更深了。這時候，也正是吳晗青雲得志的當口，他同時得到了學術界兩位名人——胡適和蔣廷黻的青睞。在吳晗畢業的時候，爭相要把他羅致門下，胡適再三要吳晗到北京大學任教，蔣廷黻就破格提升吳晗為清華大學教員。像他那樣一位學有專長的青年學者，要找一位富家美女易如反掌。但吳晗精誠專一，絕不旁騖，他到袁震的病榻前的次數更多了，立談的時間更久了。由於袁震被固定在高高的病床上，吳晗只有立著才能同她談話，但他毫無倦意，一談就是一兩個小時。袁震要喝水，吳晗就把一根玻璃管遞給她，替她捧著水杯，喝了水又談，用愉快的談話，減輕她肉體的痛苦。他們談些什麼呢？絕大部分是對理想的探求，時勢的分析，學問的研究。袁震由於較早地接受了初步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加上她博聞強記，思路開闊，因而在各方面都能發表清新的意見，尤其在吳晗專攻的歷史學領域，袁震依據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往往能提出獨到的見解，這一切使吳晗非常佩服。記得有一次討論一個學術問題，吳晗引證了他當時很尊重的“適之先生”的觀點，但這個觀點卻被袁震駁倒了，吳晗心悅誠服，認為難得。袁震笑著說：“你怎麼老是在胡適面前矮三尺呢？”吳晗哈哈大笑，說：“那麼，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了一丈！”多年以後，吳晗對我和陳郁同志說：袁震對我傾向黨、傾向革命、皈依馬列主義起了很大作用。然而，當年的袁震卻是一個失學失業、貧病交迫的姑娘。

吳晗在北平找了一位癱瘓在床的姑娘做未婚妻，急壞了家鄉的老娘。普天之下，哪個母親不關心兒子未來的幸福？母親立即馳書北平，堅決反對這樁婚事，吳晗婉言奉稟，極力稱讚袁震的人品學識。母親心急如焚，千里迢迢從浙江義烏鄉下趕到北平，她要親眼看看使兒子如此眷戀情深的姑娘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吳晗深知，這種不愉快的見面只會加深雙方的痛苦，他只得違心地聲稱，袁震的健康大有起色，剛剛動身到外地療養去了。母親見兒子對這個姑娘如此敬愛，如今她又可以“動身”到外地療養，健康狀況當不像傳聞的那樣嚴重，只好帶著滿腹疑慮回鄉下去了。

吳晗剛剛畢業，雖然被破格提升，每月有80塊銀元的工資，但他要分出一半給袁震治病，又要寄錢奉養老母，還要擔負兩個在大學讀書的弟妹的費用，其艱難拮据，可以想見。幸虧他才思敏捷，筆鋒犀利，有一部分稿費收入，藉以維持生計。

袁震也是別具慧眼，識英雄於莘莘學子之中。她同吳晗認識之前，中學時代就堅決廢棄了同一個家財萬貫的獨養公子的婚約，接著又謝絕了清華大學教務長、一位年輕的留美博士的追求，而把自己的純潔的愛情，獻給了尚未成名的吳晗。後來，吳晗學問日增，聲譽益高，他對袁震的愛情也愈篤。

兩地書信不絕，安慰鼓勵，情詞真切，互相增加了在逆境中奮鬥的勇氣。吳晗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進一步靠近了黨的組織，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進行抗日統戰工作，同時發表了一系列具有高水平的學術著作。袁震也在吳晗執著的愛情的鼓勵下，對生活充滿了信心，終於可以從病床上下地行走了。吳晗關山萬里把袁震接到昆明。吳晗的母親這時也到了昆明，當她見到面色蒼白、步履艱難的未婚兒媳時，大吃一驚：這樣的姑娘豈是兒子的配偶？她老人家心地善良，她在袁震面前強忍悲痛，好言相勸。但她對兒子如此固執地對待自己的終身大事，非常傷心。她痛哭流涕地對吳晗說：“這個姑娘端莊大方、彬彬有禮，是個好姑娘，但她已病成這個樣子，又不能生育，你怎麼能同她結婚？只要你答應不同她結婚，我可以把家鄉的房屋、田產全部變賣了替她治病，替你盡心！”吳晗滿含熱淚地對母親說：“您完全錯了！我們相愛，是因為我們今生今世互相不可缺少，我不能沒有她，她也不能沒有我，這種同生共死的感情，是一萬兩黃金也買不到的！”忠貞之士，金石之言，真是萬金難買生死情！

袁震的身體雖有好轉，但行走仍要人攙扶，日常生活還不能自理。吳晗當時已是著名教授了，但由於物價飛漲，貨幣貶值，生活十分清苦。然而，他還是滿懷喜悅地照料著袁震，做飯、洗衣、挑柴、擔米，都是吳晗親自動手。他當時既要教書，又要寫作，還要從事黨交辦的工作，奔波勞累，緊張異常，唯一的休息就是在晚飯後扶著袁震在鄉間小道上散步。晚上，他把袁震扶上病床之後，又揮筆著述了。在吳晗的精心照料下，袁震慢慢地可以自己走路了，慢慢地可以照料自己的日常生活了，慢慢地在臉上有了些紅潤的顏色了。1939年，他們在昆明結婚了，一雙患難情侶，終成眷屬。

袁震康復之後，仍然充當吳晗的好幫手。可以說，在吳晗發表的每一篇文章中，都有著袁震的心血。我至今不能忘懷他倆一字一句推敲每篇文章嚴肅而又親密的情景。國內外許多人都知道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文學家吳晗的大名，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他的身邊有這麼一位學識淵博、見識獨到的“家庭學術顧問”。

全國解放后，吳晗參加了北京市的領導工作，工作更忙了，名聲也更大了，但他對袁震的感情更深了。有一次北京市軍管會幾位領導人一起飲酒，“酒逢知己千杯少”，吳晗大醉而歸，第二天還不能同袁震一起商定一篇文稿。袁震在批評了吳晗飲酒誤事之後，心想其他領導同志也應當注意類似問題，於是，她提筆給軍管會主任聶榮臻同志寫了一封信，提出了從吳晗飲酒誤事想到其他領導同志切莫飲酒誤事的建議。聶總看了信很高興，稱讚吳晗有位好夫人！這是袁震同吳晗結婚後唯一的一次“干預外事”。

陳郁同志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出身的革命家，吳晗同志是鼎鼎大名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之間友誼很深。陳郁同志在北京工作期間，吳晗經常邀我們一起去玩，他們談笑風生，詼諧融洽，情同手足。我打趣他們說，你們兩位是不是算得上工農分子與知識分子相結合的典型？！吳晗風趣地說，他這個工農分子留過學、當過技師，知識化了。可惜我這個知識分子還沒有徹底工農化！

1969年，吳晗夫婦先後不幸去世了，兩個人去世的時間前後只隔六個月！他們結合於顛沛流離之中，死亡於沉冤未白之時，真是同生共死的患難夫婦，言之令人泣下！

吳晗的母親聽誰兒子有了女朋友，很高興，但是又聽說兒子女朋友有肺病，就整天哭啼，但後來竟然親自來到北平，想要拆開吳晗與袁震的關係。吳晗聽說母親要來，就將袁震藏了起來。吳晗母親到北平后，吳晗告訴母親說：“袁震的病早已好了，她不在北平，因事到外地去了。”母親聽兒子這麼說，認為袁震既然能出差了，身體一定好了，就高興地回浙江去了。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吳晗應熊慶來的邀請，到昆明雲南大學中文系任教授。

1939年春，在姐妹的護送下，輾轉來到昆明，住在吳晗家裡。那時候，吳晗的母親及弟弟妹妹早已來到昆明和吳晗住在一起了。袁震沒來昆明時候，母親心急火燎的惦記著兒子的婚姻大事，天天催促吳晗和袁震結婚。袁震來了以後，母親看到袁震生活不能自理，就產生的異樣的想法，勸吳晗不要再同袁震結婚。吳晗沒有聽從母親的勸告。妹妹吳浦月認為母親是為哥哥的幸福著想，就用母親的話去勸說吳晗。吳晗聽完后說：“兩個人要好，不僅僅是在順利的情況下要好，更重要的是要在患難的情況下要好。”浦月為吳晗的話深深地感動，反過來幫助哥哥做母親的工作了。在吳晗一家的精心護理下，病情有所好轉。

1939年10月，一天吳晗告訴母親說陪袁震進城看病，就同袁震在昆明城內的一個旅館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昆明的報紙上刊登了他們的結婚啟示，就這樣，這一對有情人終成眷屬。

后徠來他們生活得一直很好。十年浩劫一開始，江青一夥發動所有的宣傳工具對吳晗進行攻擊圍剿。袁震憂心如焚，她憤憤地說：“這樣對吳晗太不公平了，簡直比對待右派還狠。”就因為這麼一句話，袁震不但遭受殘酷批鬥，而且因此被打成右派實行專政。這一對患難夫妻在“四人幫”的摧殘折磨下，雙雙含冤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