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陵

成吉思汗陵原為全體蒙古民眾供奉的“總神祗”—八白宮(室)，即八座白色的氈帳，是供奉祭祀的地方，而不是埋葬金身之地。由於蒙古民族是游牧民族，八白室的建立正是適應了游牧的特點，可以隨時遷移，以便隨地祭祀。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始建於鄂爾多斯的祭靈白室，起初一直處於隱避狀態。根據歷史文獻所載，成吉思汗歸天后，分別在漠北草原和木納山南（今鄂爾多斯）建立了成吉思汗白色宮帳，視為“全體蒙古的總神祗”，進行最高規格的供奉祭祀。“這一白色宮賬，就是以後形成的‘八白宮’的原型”，但“從窩闊台到忽必烈這一段時期，因征戰頻繁，成吉思汗祭奠也一直處於較為簡樸的傳統祭奠” 。1264年（元至元元年）忽必烈取得了政權爭奪鬥爭的勝利，並將蒙古都城從漠北的哈拉和林遷到了燕京（今北京），隨後改稱“大都”。1266年（至元三年）忽必烈在大都建立太廟，在聽取了伯顏等人的建議之後，將太廟“定為八室” ，這無疑從制度上、法律上對八白室做了根本的定型。“成吉思汗八白宮所供奉的神物，雖在不同歷史時期有過一些變化，但其核心一直沒有變，即成吉思汗與夫人的宮帳始終處於中心地位。因此，八白宮在人們心目中始終是一個整體，其基本內容沒有什麼變化” ，忽必烈在大都建立八室的同時，還“欽定太廟八室四季祭祀的制度” 。“四時大典”的制定，也為迄今為止的成吉思汗陵的祭祀定下了一個完整的系統的規範。蒙古很多文獻認為“鄂爾多斯（木納火失溫）乃是成吉思汗八白宮始建的地方”，《蒙古人民共和國歷史》（1996年版）也記載：“成吉思汗去世后在鄂爾多斯建立了八白宮” ，“從此，成吉思汗白宮也就被稱之為‘乃蠻查干鄂爾多斯’，即‘八白宮’” 。成吉思汗八白室隨著歷史的變遷，輾轉遷徙，幾經風雨。“在元朝時期，共四處建有成吉思汗奉祀之神。即，在河套地區的鄂爾多斯，漠北的哈拉和林，元朝都城元上都和元大都均建有成吉思汗奉祀之神，進行供奉。這一局面延續了一百年” 。

約1460年，守護、祭祀成吉思汗宮帳的部落鄂爾多斯部於明天順年間從漠北高原開始進入寶日陶亥地區（即黃河河套平原），1469年（明成化五年）滿都魯率蒙古鄂爾多斯部入套，八白室也隨之遷入套內。1496年（弘治九年）鄂爾多斯部大量入駐寶日陶亥地區，成吉思汗漠北的奉祀之神和四大鄂爾多也隨著鄂爾多斯人逐漸遷移至該地區，與始建於鄂爾多斯的成吉思汗奉祀之神合併，形成諸多白色宮帳，俗稱八白宮（室）。1510年左右，達延汗統一蒙古各部后，曾在八白室前舉行盛大的祭典。此後鄂爾多斯部便由達延汗的孫子袞必里克墨爾根濟農統領，駐牧於河套地區，並在這裡供奉八白室。河套地區從此才被稱為“鄂爾多斯”（意為有諸多宮殿的地方，來源於成吉思汗宮帳“鄂爾多”（斡爾朵）一詞，即指有成吉思汗八白宮等諸多鄂爾多的地方）。

1649年（清順治六年），成吉思汗後裔、鄂爾多斯濟農、伊克昭盟首任盟長額璘臣將八白宮及蘇勒德等聖物，從黃河南岸的伊克召遷移至郡王旗，安奉在巴音昌霍格河畔的草地上。從此，這個地方被稱之為“伊金霍洛”（意為聖主的院落）。

清代負責民族事務的理藩院對八白室也有明文規定，清康熙年間《理藩院則例》規定：“伊克昭盟境內，有成吉思汗園寢，鄂爾多斯七旗向設有看守園寢、承法祭祀之達爾哈特五百戶。此項人戶，不得作為該王所屬，於該盟內擇賢能札薩克一員，專司經理。”透過清政府對守陵的達爾扈特人的重視程度，我們能感受到八白室對蒙古族人民和中央政府的重要性。從此以後，外界便稱呼八白室為“成吉思汗陵寢”。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在“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政策驅使下，相繼佔領綏遠（內蒙古西部）大部分地區后，於當年10月下旬在歸綏成立了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將歸綏改名為“厚和浩特市”，同時派出間諜意圖借成陵影響內蒙古局勢。

1939年初，伊克昭盟盟長沙克都爾扎布赴重慶期間向國民政府建議將成吉思汗靈柩遷至青海省西北部柯爾洛果貝子旗以避開戰亂，蔣介石同意並且委任沙王和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晉陝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等為起靈致祭官，沙王為主祭官，奉移經費從國庫撥發。在確定安陵地點時，考慮到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時曾經經過甘肅，因此決定將成吉思汗靈柩暫移至甘肅省榆中縣興隆山。1939年6月，將成吉思汗與孛兒帖哈屯靈柩，忽蘭哈屯靈柩和成吉思汗戰神哈日蘇勒德（黑纛）西遷至甘肅省榆中縣興隆山，途中共產黨方面也舉行了祭奠儀式。1949年8月初，西北軍政長官馬步芳下令將成吉思汗靈柩移往青海省塔爾寺，塔爾寺是成陵西遷的最後一站。

1953年6月，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應廣大蒙古人民的要求，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呈上懇請將成吉思汗陵遷回伊金霍洛旗的報告。時任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當即批准這份報告，並批示撥付80萬元專款以新建成吉思汗陵寢、由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組建請靈和建陵委員會。

1953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批准了內蒙古自治區關於將成吉思汗陵從青海塔爾寺遷回伊金霍洛的要求，並決定由中央人民政府撥專款，興建成吉思汗陵園。自治區主席烏蘭夫親自選址，並為陵園奠基。

1954年3月15日，由伊克昭盟盟長鄂其爾呼雅克圖等29人組成的內蒙古自治區迎請成吉思汗靈柩代表團，乘車趕赴西寧，準備迎回大汗靈柩。3月29日，請靈代表團全體成員會同青海西寧領導群眾，在塔爾寺舉行靈柩回遷請靈大典。大典結束后，4月3日，成吉思汗靈柩、忽蘭哈敦靈柩、蘇勒德等以及隨行的達爾扈特人和請靈代表團返回內蒙古。1954年4月7日請回伊金霍洛故地，4月23日，成陵回遷之後首次大祭在伊金霍洛舉行。1955年春，成吉思汗陵建築工程正式開工。陵園的建築由內蒙古自治區建築工程局負責並承建。由內蒙古自治區計劃委員會設計室工程師郭蘊誠設計。成吉思汗陵重建工程於1955年10月30日竣工，1956年陵園落成。1956年5月將成吉思汗及幾位夫人靈柩安放在陵宮內。同時，將分佈在鄂爾多斯各旗的成吉思汗八白宮、哈日蘇勒德及其它聖物集中在成吉思汗陵，並舉行儀式和陵宮新建築落成典禮。 1982年入選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4年開始進行全面修繕建設。

成吉思汗八白宮以及其它奉祀之神，大都以宮帳形式建立的。宮帳，蒙古語稱“朝木楚格鄂爾多”，是氈帳的尊稱。宮帳，分單帳和雙帳兩種。雙帳以相互連接的兩頂宮帳所組成，是成吉思汗幾位夫人所在的四大鄂爾多與八白宮合併時所產生的宮帳。到清代末，成吉思汗與孛兒帖格勒真哈屯宮帳、忽蘭哈屯宮帳和准格爾伊金宮帳為雙重帳，其餘宮帳是單帳。宮帳是供奉成吉思汗奉祀之神的設施。成吉思汗八白宮，由宮帳所組成。宮帳的造型、結構雖然與傳統的蒙古包相似，但不完全一樣。據說，宮帳造型模仿傳說中的桃兒形天宮，也象徵福祿吉祥的葫蘆形狀。在歷史記載中曾稱“有天宮形狀之帳曰宮帳”。

宮帳是從大蒙古國時期七百多年來世代相傳而來的，它保留著蒙古古代宮廷的造型。正因為這樣，俄羅斯的蒙古學者伏拉迪米爾佐夫說：“在鄂爾多斯安置成吉思汗遺物的宮帳，其外觀與現在蒙古人普通包有很大區別，宮帳頂端正如若布若克所敘述的有‘頸子’”，宮帳是古代蒙古可汗及貴族宮室的一種。宮帳的架子，是在哈拉嘎斯（頂端筐狀木頭架子）上插入烏尼（椽子）並豎起哈那（木頭花牆）做成的。頂端的哈拉嘎斯看起來真像有脖子似的，與一般的蒙古包不一樣。

宮帳平時用白毛氈蒙蓋。為參加春季查干蘇魯克大祭而三月十八日出遊到巴音昌霍格草灘營地的專門製做的成吉思汗宮帳除了用白毛氈蒙蓋以外，外面還要罩一層用棕黃色的布料製做的綴有青綠色流蘇的外套。在查干蘇魯克大祭期間人們看到的是成吉思汗黃色宮帳，因而，成吉思汗宮帳亦稱“阿拉坦鄂爾多”（金殿）。

宮帳沒有用毛氈覆蓋以前立起來的架木叫做“嘎希”，覆蓋后叫做“朝木楚格”（宮帳）。宮帳的哈那是直豎的木頭哈那，互相不往一塊兒穿綴。哈那的下邊有四方形的整體木頭底座兒，底座兒上對著哈那下端和門的榫頭鑿了與哈那和門框相等數的孔，將哈那的木頭和門框插入孔內。單帳合那的立木東、西、北三面連拐角在內分別都是九根，有門的一面是六根。哈那高五尺，哈那上端有塊叫“木日布其”（插肩）的木頭，哈那的上端和烏尼的下端都套在木日布其上。烏尼的上端稍微向外彎出一點兒，下端為了插入木日布其，向里稍彎曲。烏尼一般為六尺長，角上的烏尼為六尺半左右。烏尼的上端夾在一個倒扣的筐狀式的哈拉嘎斯里。遮蓋上毛氈以後，哈拉嘎斯的上端放置宮帳的金頂，並用繩索向四個方向繃緊。宮帳的陶瑙（天窗）不開在帳頂的正中間，而是開在金頂的前邊。宮帳的門是雙扇的。

成吉思汗與孛兒帖格勒真哈屯雙重宮帳，形狀與其它的宮帳同樣，只是后帳要比其它宮帳大，裡邊還用了柱子、梁，形成寬暢的鄂爾多。

陵園佔地面積約55000多平方米，主體建築由三座蒙古式的大殿和與之相連的廊房組成，建築雄偉，具有濃厚的蒙古民族風格。建築分正殿、寢宮、東殿、西殿、東廊、西廊6個部分。

成吉思汗陵的主體是由三個蒙古包式的宮殿一字排開構 成。三個殿之間有走廊連接，在三個蒙古包式宮殿的圓頂上。金黃色的琉璃瓦在燦 爛的陽光照射下，熠熠閃光。圓頂上部有用藍色琉璃瓦砌成的雲頭花，即是蒙古民族所崇尚的顏色和圖案。

中間正殿高達26米，平面呈八角形，重檐蒙古包式穹廬頂，上覆黃色琉璃瓦，房檐則為藍色琉璃瓦；東西兩殿為不等邊八角形單檐蒙古包式穹廬頂，亦覆以黃色琉璃瓦，高23米，整個陵園的造型，猶如展翅欲飛的雄鷹，極顯蒙古民族獨特的藝術風格。

正殿正中擺放成吉思汗的雕像，高5米，身著盔甲戰袍，腰佩寶劍，相貌英武，端坐在大殿中央。塑像背後的弧形背景是“四大汗國”疆圖，標示著700多年前成吉思汗統率大軍南進中原，西進中亞和歐洲的顯赫戰績。後殿為寢宮，安放四個黃緞罩著的靈包，包內分別供奉成吉思汗和他的三位夫人的靈樞，靈包的前面擺著一個大供台，台上放置著香爐和酥油燈。這裡還擺放成吉思汗生前用過的馬鞍等珍貴文物。

東殿安放著成吉思汗的第四子拖雷（元世祖忽必烈之父）及其夫人的靈柩。自窩闊台及其長子之後，蒙古族皇帝都是拖雷的子孫，所以其地位極為顯赫。

西殿供奉著象徵著九員大將的九面旗幟和“蘇魯錠”。蘇魯錠即為大旗上的鐵矛頭，成吉思汗南征北戰中，用它指揮過千軍萬馬，傳說成吉思汗死後，其靈魂便附在其上，因此在蒙古人民的心目中，蘇魯錠是十分神聖的。

在正殿的東西廊中有大型壁畫。主要描繪了成吉思汗出生、遇難、西征、東征、統一蒙古各部等重大事件。壁畫還表現了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統一中國，定都北京，於公元1271年正式改國號為元，並追封成吉思汗為元太祖的盛況。

從蒙古族民族心理來說，成吉思汗陵是聖地，是“全體蒙古的總神祗”。他已經根植於每一個蒙古人的內心深處，成為蒙古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首先，成吉思汗在那樣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奮發而起，以驚人的膽略、恢弘的氣度、百折不撓的精神頑強奮鬥，統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大蒙古國，締造了現代意義上的蒙古民族，同時也為蒙古族人民樹立了極大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其次，他還極大地提高了蒙古社會的生產力和文化水平，使得蒙古人民很快改變了貧困落後的生活現狀，脫離了文化蒙昧的落後態勢。再次，他和他的子孫領導的西征使得蒙古民族第一次以嶄新的面貌登上了國際舞台，使得蒙古民族蜚聲四海、震驚全球。這些都讓所有的蒙古族後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們嘆為觀止、敬仰尊崇。最後，成吉思汗身上所體現出的淳樸誠懇、忠誠信義、胸懷大度、勇敢團結、百折不撓、九死不屈等優秀品質，也對蒙古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綜合這幾方面的因素，成吉思汗在蒙古族人們心目中的神聖地位也就不難理解了，這也使得成吉思汗陵的地位變得極為神聖和尊貴，成為蒙古人民心中的聖地。

第一，由於成吉思汗的八白宮，鄂爾多斯地區長久保存蒙元文化，達七百年之久。蒙古民族是游牧文化的集大成者。自成吉思汗逝世以後，鄂爾多斯部的形成、發展都與成吉思汗本人及“黃金家族”有著最直接的聯繫，是蒙元文化最重要的載體之一。他們進入河套地區以後，也把十三世紀蒙古族最本色的傳統文化和元朝貴族宮廷文化帶了進來。而且由於他們所擔負使命的聖潔性、特殊性、重要性，即使在受到周邊其他文化影響的情況下，他們依然保持了忽必烈以來所欽定的許多規範制度而不加以任何的改變。他們嚴格地按照祖先傳承下來的生活方式，一成不變、日復一日地生活著，恪守著自己所擔負的職責和義務。

第二，成吉思汗陵的存在形成了最獨特的傳承的載體—達爾扈特人。“達爾扈特人從成吉思汗八白宮建立以來，世世代代守護、祭祀和管理八白宮等奉祀之神。在過去那樣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展轉南北，保護了成吉思汗奉祀之神，完整地保留了十三世紀古老的祭祀文化” 。

第三，由於成吉思汗陵，鄂爾多斯地區完整的保存蒙古文化，傳承了最高規格的蒙元文化—元朝皇帝欽定的宮廷文化。鄂爾多斯蒙古部由於身上肩負使命的神聖，她的構成也是以當年成吉思汗最信任的各部落精英後代為主，“加上所受使命是蒙古帝王、黃金家族的重託，從其傳承的文化層面而言，具有蒙古族最高貴的文化屬性，既有蒙古族宮廷文化、帝王文化，同時也有古代蒙古文化精典和秘籍的傳承。不僅是現代，就是古代也是通常百姓無法了解和知曉的諸多文化細節及內涵，都在這一群體中按慣例常年延續著，直至今日仍濃重地存在並表現出來，成為蒙古族文化的瑰寶” 。正由於此，幾部非常著名的蒙古史學典籍也出自鄂爾多斯，如明清之際的《蒙古源流》、《蒙古黃金史》、《黃金史綱》等，這都說明鄂爾多斯有著深入研究和傳承本民族傳統文化的深厚基礎。

從中國歷史看，成吉思汗不但是蒙古民族的偉大締造者，也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前仆後繼，統一蒙古高原，進而統一全中國，結束了中國自唐末以來四百多年長期分裂戰亂的局面，建立了疆域空前遼闊的元朝，基本奠定了今天中華民族的版圖。正因如此，成吉思汗陵作為紀念成吉思汗的標誌，不但象徵著蒙古民族的統一，而且標誌著中國的長久統一。

從世界歷史看，成吉思汗是兩千年來影響世界最大的人物之一。在千年更替之際，美國《時代》雜誌評選“對本千年十個影響最大的人物”，成吉思汗榮膺榜首。他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彼得大帝、愷撒大帝、拿破崙等人。他和他的子孫所建立的大帝國，改寫了世界版圖，深刻影響了歐洲歷史的進程。他使得人類之間實現了“最廣大而開放的一次握手”。所以，至今世界各國的人民對成吉思汗和蒙古文化仍然充滿了興趣，鄂爾多斯的成吉思汗陵理所當然地具有世界文化價值。

“陵”的概念，蒙古族與漢族理解不同。“陵”在古漢語里的意思是“大土山”，由於古代帝王的陵墓在外觀上是類似“大土山”的凸起物，進而引申為“帝王陵墓”。而蒙古族所謂的“陵”，如《黑韃事略》所言：“（蒙古人）其墓無冢，以馬踐蹂，使平如平地。若忒沒真（鐵木真）之墓，則插矢以為垣，闊逾三十里，邏騎以為衛”。據《蒙古秘史》記載，蒙古皇族下葬后，先用幾百匹戰馬將墓上的地表踏平，再在上面種草植樹，而後派人長期守陵，一直到地表不露任何痕迹方可離開，知情者則會遭到殺戮。這也說明了蒙古族喪葬習俗的特點之一，他們並不追求外在意義上的高大雄偉，更渴望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平如平地”恐怕也是一種更高境界的追求，這與薩滿教的肉體與靈魂分離觀點是緊密相聯的。伊克昭盟最後一位札薩克郡王奇忠義認為：“從蒙古人的習俗和過去信奉的薩滿教講，祭奠先人主要是祭靈魂，不是祭屍骨。按照蒙古民族的習慣，人將死時，他的最後一口氣—靈魂將離開人體而依附到附近的駝毛上。根據史料記載，吸收成吉思汗先祖最後一口氣—也就是靈魂的駝毛，幾百年來就收藏於鄂爾多斯成吉思汗陵。”

傳說，成吉思汗下葬時，為保密起見，曾經以上萬匹戰馬在下葬處踏實土地，並以一棵獨立的樹作為墓碑。為了便於日後能夠找到墓地，在成吉思汗的下葬處，當著一峰母駱駝的面，殺死其親生的一峰小駱駝，將鮮血灑於墓地之上。等到第二年春天綠草發芽后，墓地已經與其他地方無任何異樣。在這種情況下，後人在祭祀成吉思汗時，便牽著那峰母駱駝前往。母駱駝來到墓地后便會因想起被殺的小駱駝而哀鳴不已。祭祀者便在母駱駝哀鳴處進行隆重的祭奠。可是，等到那峰母駱駝死後，就再也沒人能夠找到成吉思汗的墓葬了。所以除了蒙古高原上的疑似墓地以外，再沒有任何已經獲得證實的陵墓。

達爾扈特人，是蒙古族中專門為成吉思汗守陵的部落。達爾扈特是蒙古語，翻譯過來的意思是“擔負神聖使命的人”。至今為止，達爾扈特人已經忠誠地為成吉思汗守靈近八百年，人口現有人口大約兩千人。 “達爾扈特”的稱呼源於忽必烈時期， “約在1282年（至元十九年），元朝忽必烈時期欽定成吉思汗四時大典，產生規範的祭文、祭詞，守護、祭祀人有了詳細的分工。這部分專職祭祀者，那時開始稱之為達爾扈特。並在朝廷中，為了規範成吉思汗等太廟的祭祀，委任了具體管理、主持祭祀的太師、宰相、洪晉、查爾彼為首的‘八大亞門特’，並封了博斡兒出之子為‘太師’，孫子為‘丞相’稱號，使他們世代為成吉思汗祭祀服務” 。蒙古帝國和元朝還對達爾扈特人授予不服兵役、不納稅賦之特權。在清朝時這種特權得到了進一步的明確和保障，清政府理蕃院對此有明文規定。而且，在原來的基礎上又授予一些新的權利，如達爾扈特人可以到蒙古地方徵收祭祀所用的財物，驛站為他們免費提供乘騎等。這些特權也保證了他們作為祭祀文化載體的可能性、唯一性、職業性。這在世界文化傳承史上也是獨樹一幟的。

祭成吉思汗陵是蒙古民族最隆重、最莊嚴的祭祀活動，簡稱祭成陵。蒙古族祭奠成吉思汗的習俗，最早始於窩闊台時代，到忽必烈時代正式頒發聖旨，規定祭奠成吉思汗先祖的各種祭禮，使之日臻完善。現今鄂爾多斯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祭典，就是沿襲古代傳說的祭禮。成吉思汗祭祀一般分平日祭、月祭和季祭，都有固定的日期。專項祭奠一年舉行六十多次。祭品齊全，皆供整羊、聖酒和各種奶食品，並舉行隆重的祭奠儀式。每年陰曆3月21日為春祭，祭祀規模最大、最隆重。各盟旗都派代表前往伊金霍洛成陵奉祭。這裡最熱鬧、最隆重的日子，是每年農曆三月十七；這一天是成吉思汗建立不朽戰功的日子，要舉行隆重的祭奠“蘇魯錠”大會。

成吉思汗八白宮，作為成吉思汗的象徵，從大蒙古國到元朝時期，由蒙古王朝直接管理；北元時期，開始也是由汗廷直接管理。後來，重新組成六個萬戶以後，由鄂爾多斯萬戶濟農直接管理；到清朝，清政府理藩院，通過伊克昭盟盟長和濟農管理成吉思汗陵寢及守靈人達爾扈特；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蒙藏委員會，也是通過伊克昭盟盟長管理成吉思汗陵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地方政府直接進行管理，並設置了成吉思汗陵園管理機構，配備了國家工作人員。

1982年1月16日，中共伊克昭盟委員會決定，成立“伊克昭盟成吉思汗陵文物保護管理所”，包括每年三月二十一日的祭奠活動由伊金霍洛旗政府組織；平時群眾性的祭奠活動由成吉思汗陵文物保護管理所接待和組織。

1989年2月12日，伊克昭盟盟長辦公會議決定成立“成吉思汗研究所”，所址設在成吉思汗陵園。1991年5月1日，中共伊克昭盟委員會決定，成立“成吉思汗陵文物旅遊事業管理局”，副處級建制，為伊克昭盟行政公署的事業局。 1998年4月，改名為“伊克昭盟成吉思汗陵園管理局”。2001年11月，隨著伊克昭盟撤盟建鄂爾多斯市，成陵管理局更名為“鄂爾多斯市成吉思汗陵園管理局”

成吉思汗陵於1964年公布為內蒙古自治區第一批文物重點保護單位。1982年2月，國務院核定公布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77年，為迎接內蒙古自治區成立三十周年，對十年“文革”破壞嚴重的成吉思汗陵進行修繕。對部分文物進行複製，並由內蒙古博物館張恆在陵宮正殿雕塑了成吉思汗石膏座像，背面牆上製作了大蒙古國地域圖。是成吉思汗陵在自治區成立三十周年大慶時初步有了恢復，成吉思汗祭奠也開始恢復。這一年的修復，由國家文物局撥款10萬元，由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負責實施。

1981年，內蒙古自治區和伊克昭盟撥款30萬元，由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負責，更換了成吉思汗陵宮琉璃瓦頂。同時繪製了陵宮第一批壁畫。壁畫，從西過廳開始繪畫，由內蒙古博物館李德功等設計、繪畫。

1982年至1984年，國家民委、自治區、伊克昭盟共撥款65萬元，由伊克昭盟文化處和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負責，對成吉思汗陵進行了修繕和擴建。這次主要修建上陵宮的九十九級台階式步道，陵宮大院紅牆及仿元門庭，硬化陵宮院落，建立成吉思汗陵牌樓等，修建陵園辦公設施。

為了迎接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四十周年，1986至1987年對成吉思汗陵園進行一次較大規模的修繕和擴建。在這一年多時間裡，自治區和伊克昭盟撥款359萬元，對成吉思汗陵園進行修繕擴建。主要用於成吉思汗陵宮內外裝修，其包括陵宮立粉彩畫、第二批壁畫、更換大理石地板等；修建成吉思汗陵行宮，修建仿古建築群，修建陵宮外圍牆，修建成吉思汗陵碑亭和成吉思汗碑亭，雕塑安放於陵宮正殿的成吉思汗漢白玉座像，種植步道兩側的松樹，新上自來水工程，複製一批銀器和祭器等，共完成四十多個工程項目。

1990年，國家文物局和伊克昭盟撥款50萬元，對成吉思汗陵進行維修建設，主要用於維修陵宮屋頂、圍牆，修建賓館，重修陵園外圍牆。1992年，成吉思汗陵園管理局自籌170萬元，對成吉思汗陵進行維修建設。主要用於陵宮頂部換瓦，仿古建築群換頂、換琉璃瓦，修建兩座蒙古包大餐廳，守陵人新住所，陵園大門，建立蒙古包群和修入口轉盤路。

為了迎接內蒙古自治區成立五十周年，1996年國家文物局、自治區、伊克昭盟撥款365萬元，成立自籌20萬元，對成吉思汗陵園進行維修擴建。主要用於新建蘇勒德祭壇、商更斡爾閣（珍藏白宮）、賓館高級客房及會議室，建立成吉思汗出征銅像，維修陵宮和行宮，更新陵宮內的三頂靈包，複製一批文物，建立陵史展覽，拓寬進成陵道路，綠化美化環境（保羅10000平方米草坪和種植150畝樹木），打深井等35個工程項目。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前夕，自治區撥款150萬元，成陵管理局自籌25萬元，對成吉思汗陵園進行維修擴建。主要用於陵宮大院門廳的改造，修建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展覽館，在行宮修建混凝土蒙古包，硬化行宮停車場。陵園周圍種松樹1200柱，綠化美化庭院1800平方米，建花卉溫室210平方米。

1、公路交通。成陵距北京800公里、西安700公里，包茂高速公路全線貫通，並為成陵專設互通出口，距景區僅1.2公里，210國道也穿過霍洛鎮距景區1公里。成陵距東勝區僅有60公里，距康巴什新區、伊金霍洛旗23公里，距霍洛鎮2公里；距內蒙古重點城市包頭市160公里、呼和浩特市260公里，每日由呼和浩特市和包頭市抵達鄂爾多斯市的班車間隔15分鐘發車一趟；東勝、阿鎮（即伊金霍洛旗）均有發往成陵的客運專線，發往烏審旗、榆林、西安等縣市的長途客運班車也都經過成陵。

2、鐵路交通。包西鐵路經過，鄂爾多斯—北京的1116次列車16：40發車，呼市—包頭—神木的客運列車每天都定時發車，伊旗火車站即將建成通車，距成陵不足20公里，將為更多的遊客提供更加便利的交通。

3、航空運輸。鄂爾多斯機場經高速公路距成陵僅20公里，佔地面積5300畝，飛行區等級為4C級，跑道長2400米，寬45米，可滿足B737-800機型起降。目前已開通的每日航班航線有鄂爾多斯—北京、鄂爾多斯—西安—深圳航線、鄂爾多斯—上海航線。

開放時間: 08：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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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史記載中成吉思汗為病死。但由於年代久遠，加之政敵的抹黑等等，成吉思汗的真實死因已不可考，這裡列出一些說法以供參考。

1、西夏王妃咬死說。《蒙古源流》記載，成吉思汗攻打西夏，西夏乞降，並根據成吉思汗的要求獻上一些美女，其中就包括西夏王妃。西夏王妃對成吉思汗深惡痛絕，在成吉思汗猥褻她時，一口將成吉思汗的下體咬掉。成吉思汗血流不止，當日殞命。

2、被雷劈死說。蒙古人迷信“上天以雷電警告不孝者”，成吉思汗因惹母親生氣導致母親去世，有不孝之嫌，所以特別害怕雷電，1227年夏，成吉思汗誤入雷區，被雷電擊中致死。

3、被馬踩死說。蒙古人撰編的《蒙古秘史》記載，“成吉思既住過冬，欲征唐兀。從新整點軍馬，至狗兒年秋，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從行。冬間，於阿兒不合地面圍獵，成吉思騎一匹紅沙馬，為野馬所驚，成吉思汗墜馬。”墜馬之後，被後面的馬踩中而死。

4、中箭說。1227年初成吉思汗在西夏作戰時膝部中了毒箭，最終致命。義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在自己的遺著中認為：成吉思汗死於箭傷。《聖武親征錄》說，成吉思汗受箭傷有三次：1202年闊奕壇之戰、1212年攻西京之戰、1226年攻西夏時膝部中箭。估計最後一次箭傷對其身體影響較大。《世界侵略者傳略》、《史集》、《元史譯文》、《綱目譯文》等國外、國內書籍都說“汗病八日死”。

5、中毒說。民間另有傳說，“中毒說”這種說法，來源於《馬可·波羅遊記》。馬可·波羅是十三世紀義大利商人，於1275年到達中國。其時正是元世祖忽必烈當政時間，在元朝有過17年的交往。其在遊記中記敘的成吉思汗的死因：在進攻西夏時圍攻太津（吉州，古要塞）時，膝部不幸中了西夏兵士射來的毒箭。結果可想而知，毒箭攻心，傷勢益重，一病不起。但民間另有傳說，成吉思汗是“中毒”而死。成吉思汗對窩闊台越來越不滿意，想改立拖雷為儲汗，窩闊台為維護自己的汗位，與成吉思汗喝酒時，下藥將成吉思汗毒死。

關於葬地的記載，各家史書不盡相同，《蒙古秘史》和《聖武親征錄》都秘而不談。據多桑《蒙古史》說，成吉思汗當年到過斡難河、克魯倫河、土拉河的發源地之不兒罕山（今肯特山），曾在一棵大樹下，留連忘返，並說：“死後當葬於此處”，這是一種說法。此外，“根據《秘史》所載，當運送成吉思汗的靈柩的大車走到木納忽格合黎地方時，大車輪陷進地里，五匹駿馬也挽不動，大家束手無策。這時，蘇尼特氏吉魯格台把禿兒帶頭唱起了歌頌大汗的輓歌，大車這才又肅肅前進” 。另據《蒙古源流》記載，大汗歸天后，運靈柩至“穆納之淖泥處所，車輪挺然不動，……因不能請出金身，遂造長陵，共仰庇護，於彼處立白室八間”。“穆納”即為蒙語“馬鞭”的意思。據說，當年成吉思汗率領軍隊西征西夏時，路經鄂爾多斯草原的包爾陶勒蓋，目睹這裡水草豐美、花鹿出沒的美景，十分陶醉，留戀之際失手將馬鞭掉在地上。大汗有感而發，吟詩一首：“花角金鹿棲息之所，戴勝鳥兒育雛之鄉，衰落王朝振興之地，白髮老翁享樂之邦”。並對左右說：“我死後可葬此地。”大家想起了成吉思汗生前的話，於是，就地將成吉思汗安葬在了鄂爾多斯草原上，並留下500戶“達爾扈特”人守護。且有不少專家學者認為，大汗歸天之時正是夏季，氣候炎熱，金身不可能運出很遠，秘葬在鄂爾多斯境內的可能性很大。這也為第二種說法提供了一定的佐證。這兩種觀點各有其證，但其中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承認並突出強調了成吉思汗本人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