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行

張伯行自幼即聰敏好學，受父親、祖父的影響，品德也很高。十三歲時就通讀了四書五經。

康熙二十年（1681年），張伯行考中了舉人，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中殿試三甲八十名，賜進士出身。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補授內閣中書，從此步入仕途。後來，張伯行遇父喪歸鄉，建立請見書院，並講解宣傳儒學。

儀封城北原有堤，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因遭大而被衝垮，伯行招募民工用口袋裝土來堵塞。河道總督張鵬翮巡視黃河后，上疏推薦張伯行能夠治理河務。皇上命他以原來的官銜到河工任職，督修黃河南岸堤二百餘里，以及馬家港、東壩、高家堰各工程。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張伯行被授為山東濟寧道。適逢災荒之年，便從家鄉運來錢和糧食，並縫製棉衣，用來解救百姓的饑寒。康熙帝命令按各道救濟災民，張伯行便拿出倉谷二萬二千六百石有餘賑濟所屬漢上、陽谷二縣。山東市政使責備他獨斷專行，準備上疏彈劾，伯行說：“皇上有旨救災，不能說是獨斷專行。皇上如此重視民間疾苦，應該以倉谷為重呢？還是以人命為重？”布政使只好停止彈劾事。

康熙四十五年（1707年），張伯行被任命為江蘇按察使，這是巡撫的屬下。按照當時的官場舊例，新任的官員要給巡撫、總督等上司送禮，以示尊敬，也表示請求以後關照提拔，這大概需要白銀四千兩。但張伯行秉性耿直，從不巴結上司，對此腐敗風氣深惡痛絕，他說："我為官，誓不取民一錢，安能辦此！"拒絕送禮。不但如此，在任內他還儘力革除當地弊病，整頓吏治，因而得罪了總督和巡撫，常受到他們的排擠。

康熙四十六年（1708年）正月，康熙帝南巡到達江蘇，在蘇州諭令總督和巡撫舉薦賢能的官員。在舉薦的名單中康熙皇帝沒有看到已聞名朝野的張伯行，就對總督、巡撫申斥道："朕聽說張伯行居官清廉，是個難得的國家棟樑之才，你們卻不舉薦！"說完又轉向張伯行：“朕很了解你，他們不舉薦你，朕舉薦你。將來你要居官而善，做出些政績來，天下人就會知道朕是名君，善識英才；如果貪贓枉法，天下人便會笑朕不識善惡。”於是，提拔張伯行為福建巡撫，賜予“廉惠宣猷”的匾額。

張伯行上疏請求免去台灣、鳳山、諸羅三縣因災荒而欠交的賦稅。因為福建的米價很貴，張伯行請求動用國庫的錢五萬購買湖廣、江西、廣東的米平價出售。建鰲峰書院，置學舍，拿出自己的藏書，搜羅前代文人的文集刊印成《正誼堂叢書》，用來教學生。

福建百姓祭祀瘟神，張伯行命令毀掉這些瘟神的偶像，改祠堂為義學，祭祀朱熹。民間多尼姑，有人賣貧苦人家的女子，以致削髮為尼者成百上千，張伯行命令這些人家贖回自己的女子，為她們選擇配偶。有家境貧窮無法贖回的，由官府出錢贖出。

康熙四十八年（1710年），張伯行調任江蘇巡撫，救濟淮安、揚州、徐州三府的災荒。適逢布政使宜思恭因布政司庫存虧空被總督噶禮彈劾罷免，康熙帝派尚書張鵬翮查處。陳鵬年以蘇州知府的身份代理布政使職務，建議布政司庫所虧空的三十四萬，以分別扣除官員的俸銀及使用差役的費用來抵補。張伯行行文噶禮要求聯名上疏，沒有被答應。張伯行便自己上疏，康熙帝得知后命張鵬翮一併調查。張伯行另外又上疏說明了噶禮的不同意見。康熙帝對廷臣說：“看了張伯行的這個上疏，知道他與噶禮不和。作為臣子，應該以國事為重。我辦理機務將近五十年，未曾讓一個人施展他的私慾。這個上疏應當放置不予理睬。”不久，張伯行以身體多病為由提出辭官，康熙帝沒有允許。張鵬翮請求責成張伯行的前任巡撫於准及直思恭賠償十六萬，其餘用官員俸銀及使用差役的費用來抵補。康熙帝說：“江南虧空錢糧，並不是因為官吏侵吞。我南巡時，總督、巡撫隨意挪用公款而下級官吏不敢議論。如果責成新任官吏來補償，我實在於心不忍，”於是讓查明南巡時用款情況上報。張伯行又上疏，奏明各府州縣現無著落的錢糧十萬八千，康熙帝命令一律免於賠償。噶禮貪婪橫行，張伯行與他相反。

康熙五十年（1712年），江南鄉試的副考官趙晉暗中交接考生，接受賄賂。發榜以後，讀書人議論喧嘩，抬著財神進入學宮。張伯行上疏奏明這件事，正考官左必蕃也把實際情況上報。康熙帝命尚書張鵬翮、侍郎赫壽查處，張伯行與噶禮會審。后得到舉人吳泌、程光奎暗中賄賂的情況，供詞中牽連噶禮，張伯行請求解除噶禮的職務，交有關部門嚴肅審理。噶禮心中不安，也找出張伯行的所謂七條罪狀上奏。康熙帝命二人都解職。張鵬翮等不久奏報：趙晉與吳泌、程光奎行賄受賄事均屬實，應按刑律治罪；噶禮暗中受賄事屬誣告，張伯行應撤職。

康熙帝責備張鵬翮等為噶禮掩飾，又命尚書穆和倫、張廷樞重新審查，結果仍舊與前次張鵬翮等人的意見相同。康熙帝說：“伯行任官清正，這是天下所了解的。噶禮才幹雖有餘，但喜好無事生非，並沒有清正的名聲，這個意見是非顛倒。”於是，命九卿、詹事、科道官再議。第二天，召九卿等說：“伯行居官清正廉潔，噶禮的操行我不能相信，如果沒有張伯行，那麼江南必然受到他的盤剝，大概要達到一半地區。這次二人互相參奏的案子，起初派官去審理，被噶禮阻撓，以致不能得到其中的真實情況；再派官去審理，與前面的意見沒有區別。你們應能體會我保全清官的心意，要使正直的人沒有什麼疑慮和恐懼，那麼天下將會出現安定的局面。”於是奪去噶禮的官位，命張伯行復職。

康熙五十二年（1714年），江蘇布政使一職缺員，張伯行上疏推薦福建布政使李發甲、台灣道陳瑸、前任國子監祭酒余正健，而康熙帝已將湖北按察使牟欽元提拔就任。不久，張伯行彈劾牟欽元將通海盜的罪犯張令濤隱藏官署中，請求逮捕治罪。張令濤的哥哥張元隆住在上海，造海艙，出入海洋，擁有大量資產，交接豪貴。

趕上刑部下檄文搜緝海盜鄭盡心餘黨，崇明水師捕住一條漁船，此船的主人是福建人，卻假冒華亭籍，經過查驗船照，知是元隆所代領。張伯行準備一追到底，當時令濤在噶禮府內任職，元隆託病逃避逮捕，案子未結卻死於家中。噶禮先前彈劾伯行，曾抓住這件事作為七條罪狀之一。正巧上海縣百姓顧協一起訴令濤佔據他的房屋，另外還有幾處水寨窩藏海賊，聲稱令濤現在居住在欽元官署中。康熙帝命總督赫壽調查審理，赫壽庇護張令濤，以通賊事查無實據而上報。

康熙帝又命張鵬翮及副都御史阿錫鼐調查此案，張鵬翮等奏報張元隆、張令濤都是良民，請求奪去張伯行的官職。康熙帝命複查，並讓張伯行自己陳述。張伯行上疏說：“元隆通賊，雖然上報已死，然而他財產豐厚，黨徒也多，人人可以冒名，處處可已領到執照。令濤是顧協一首先告發的，如果顧協一舉報不實，照例應以誣陷治罪。由於欽元庇護，致使此案久懸未決。我作為地方長官，應該在事情剛剛發和時即加以防止，怎能不追究呢？”

徠張伯行解任之後，張鵬翮等仍以他誣陷良民，挾私報復，要求斬首。刑法部門討論同意這一建議，而康熙帝卻免了張伯行的罪，調他到京城來。不久，張伯行到南書房任職，兼代理倉場侍郎，並充當順天鄉試的正考官。后授為戶部侍郎，兼管錢法、倉場，又充當會試副考官。

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擢其為禮部尚書，並賜他“禮樂名臣”的匾額。

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帝命令他到闕里崇聖祠進行祭祀活動。

雍正五年（1725年），張伯行去世，終年七十五歲。張伯行留下遺疏，請求推崇儒學，獎勵直臣。雍正帝悲痛悼念他，贈太子太保，謚清恪。光緒初年，准許附祭於孔子廟。

清初的社會意識形態和學術氛圍，對張伯行有很大的塑造作用，他學宗“程朱”，以弘揚程朱理學為己任。他不遺餘力地傳播程朱理學，批判陸王心學，反對佛道思想。他不但信奉程朱理學，而且還把這種理學思想應用到日常的為學、為政和為人中去。

在為學方面，張伯行每到一處就廣建書院，積極傳播程朱理學，排斥其他學術，並搜集刊刻先賢文集；在為政方面，他關心河務，全心為民，並注重地方穩定，忠於職守，受到清聖祖的多次褒獎；在為人方面，他一介不取，為官清廉，不畏強權，剛直犯上。張伯行不僅是一位理學大家，更是一位尊崇躬行的理學實踐者。他的理學思想主要包括“性理”學說、反對姚江、重視主敬、排斥佛道和尊崇躬行等五個方面。

張伯行著作宏富，有《正誼堂集》十二卷、《道南源委》《道統錄》《伊洛淵源續錄》《居濟一得》《小學集解》《續近思錄》《學規類編》《性理正宗》《廣近思錄》《濂洛關閩書》《困學錄集粹》《濂洛風雅》（均見四庫總目）等，並傳於世。

張伯行剛成進士時，回家鄉南郊建造了一座精製的房屋，擺上了數千卷書以供縱情觀覽，看到《小學》《近思錄》，以及程、朱的《語類》，說：“進入聖人的門庭在這裡呀！”他曾全力找到宋代理學四大學派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各位大儒的書，一邊誦讀一邊抄錄，前後共七年。最初任官時曾說：“聖人們的學問，概括為一個‘敬’字，所以學習沒有比掌握敬更重要的。”因此他自號為“敬庵”。又說：“君子懂得義，小人只知利。老子貪生，信佛的人怕死，烈士追求名聲。這都是屬於利。”

在官時所招致的，都是學問醇正、志向操行清廉的人，而且開始不讓他們知道自己是做官的。平時對於意見不合的人，也仍與他們共事，開誠布公，同心協力，沒有一點怨恨。他說：“已得到皇上的保全，怎敢以私而廢公呢？”

康熙朝倡導清官政治，社會風氣推崇清官，官員也以居官清廉為榮，這是張伯行成為大清官的歷史背景。“我為官，誓不敢取民一錢”，這是張伯行的名言。由於當時官員薪俸極低，因此，要做到“一介不取”，很多人只能是降低自身的生活標準。與這種節儉型清官不同的是，張伯行生長在大地主家庭，衣食無憂，在他當官期間，一切花銷包括米麥蔬菜、衣服穿戴，甚至是磨面的牛、石碾都是從河南老家運來。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張伯行從福建調任江蘇巡撫時，整個路費僅花一兩銀子，這實為典型的‘矯廉’之舉。為什麼會如此？因為當時社會已形成了‘凡清必好’的風尚，因此人人標榜清廉，甚至互相鼓吹。“矯廉”還只是榮譽問題，更為嚴重的是，在政務處理上，清官往往無能。在張伯行所轄江蘇省內，盜賊出沒，案件堆積如山，連康熙帝也說“張伯行操守雖清，為人糊塗，無辦事之才。”通過對歷史事實的考查，噶禮彈劾張伯行，列他“七大罪”，並非全是誣詞。到了雍正朝，雍正皇帝乾脆直斥張伯行為“木偶”。雍正皇帝對以前的清官政治深為不滿，對官員的“操守”和“才能”問題進行了新的定位。

《清史稿·列傳五十二》

《清史稿》：清世以名臣從祀孔子廟，斌、隴其、伯行三人而已，皆以外吏起家，蒙聖祖恩遇。隴其官止御史，而廉能清正，民愛之如父母，與斌、伯行如一，其不為時所容而為聖祖所愛護也亦如一。君明而臣良，漢、唐以後，蓋亦罕矣。斌不薄王守仁，隴其篤守程、朱，斥守仁甚峻，而伯行繼之。要其躬行實踐，施於政事，皆能無負其所學，雖趨鄉稍有廣隘，亦無所軒輊焉。

康熙帝：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所知。②素性偏執，且短於才，封疆之寄不能勝任。③伯行操守為天下第一。

郎廷極：才性短偏，多疑苛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