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令濤

張令濤（1903—1988），浙江省寧波市人，1921年畢業於上海美專。

張令濤先生最初長期做美術編輯，為教科書插圖，為兒童良友社編繪畫報、畫冊，解放前就開始從事連環畫創作，曾先後創作了《班超》（與胡若佛合作）、《梁紅玉》、《梁山伯與祝英台》、《梁紅玉擊鼓討金》（與胡若佛合作）以及《賣油郎與花魁女》、《武松與潘金蓮》、《西廂記》、《孟姜女萬里尋夫》、《魯濱遜漂流記》、《鴻鸞禧》、《夏完淳》（與胡若佛合作）、《女媧補天》、《楊家將》、《紅樓二尤》等多部連環畫。

解放后，他與胡若佛先生成為自由職業者，長期進行連環畫合作，繪製了大量古典連環畫。他倆是多產、全能的連環畫家，特別是古裝人物，信手拈來，神情兼備。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妖魔鬼怪、市井百姓，無所不能。

雖然他倆的作品也存在人物造型雷同，但他們熟練流暢的傳統技法、精心刻畫的人物造型、華麗多彩的畫面、獨樹一幟的畫風，深受連環畫讀者的喜愛。

張令濤先生於1988年病逝，享年85歲；然而，他和胡若佛創作的一系列古典連環畫作品使人難以忘懷。

張令濤，自幼愛好文學與繪畫，勤奮自學。小學就讀在杭州，中學畢業於蘇州。上世紀二十年代初，考入劉海粟創辦的“上海美術專門學校”為首屆畢業生，和葉淺予、陳秋草、潘思同、方雪鴣、但杜宇等，均為第一屆的高才生。

畢業初期，張令濤亦曾參加過葉淺予主編的《上海漫畫》和方雪鴣、潘思同、陳秋草等創立的“白鵝畫會”(在虹口北四川路)一些社會文化活動。后因結婚成家有了負擔，不能不求一項固定職業。經伯父張葆靈向張元濟總經理推薦，入商務印書館編輯所擔任美術編輯。其時，“商務”編輯人才濟濟，各有專長，共達兩百多人。張令濤素描基礎紮實，擅長鋼筆畫，初進館時為“商務”四大雜誌：《東方雜誌》《小說月報》《婦女雜誌》《學生雜誌》作封面設計和文章插圖。先後和沈雁冰、鄭振鐸、胡愈之、鄺富灼等合作共事，十分融洽，受到他們的讚賞。

此時，商務印書館最主要的營業收益為教育部審核批准的《新學甲小學國語教科書》，行銷全國各地，每年發行量高達千萬冊；而當時中華書局、世界書局也紛紛把目標瞄準在發行教科書上，競爭十分激烈。因此商務編輯所急需不斷更新教科書的內容，主要是在課文的插圖上。此時，新任所長王雲五看中了後起之秀的張令濤，要求其負責重新繪製《新學制國語教科書》的全套插圖以期達到一個新的水平。張令濤為此竭盡全力作出最完美的貢獻。他歷時年余，參考了歐美日本的許多兒童讀物併到“商務”自辦的“大公子弟學校”親自觀察調查，然後動筆起草，以流暢的線條，動態的構圖，精心繪製出符合課文內容的一幅幅兒童喜愛的美麗插圖，完成了小學語文教科書的革新任務，博得了王雲五的獎勵。不久，王雲五升任為“商務”總經理，李伯嘉擔任編輯所長。王雲五推行企業科學管理法，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提出一系列新的文化經營理念；隨之《萬行文庫》和大部頭古籍叢書陸續出版。此一時可以稱為商務印門館創立以來最鼎盛的歷史時期。

1932年初，上海遭遇日本軍隊突然襲擊的“一．二八”戰禍。座落在閘北寶山路上的商務印書館首先遭到日本飛機集中轟炸，大火濃煙三夜不熄，引起全市紙灰飛揚。慘淡經營四十餘年的全國最大民營文化企業一旦化作灰燼；佔地百畝的廠房、印刷機械、倉庫、包括五座子樓的編輯所、東方圖書館、涵芬樓藏書等等統統成為一片瓦礫堆。張令濤的家住在附近寶通路，亦遭焚毀，一家連夜逃入租界旅館避難，情況十分狼狽。幸得家父聞訊，立即譴人將其一家接回寧波。

商務印書館遭此浩劫，首先急於恢復的就是出版中小學各級教科書，挽救財政上的損失，這是當時簡便可行的唯一辦法。於是王雲五、李伯嘉兩人負責，選擇一批精幹隊伍趕去香港分館，籌劃出版一套《新學制復興教科書》以應全國學校開學時的急需。張令濤受命趕到上海，和王雲五等同乘義大利郵輪“康脫凡第”號去香港。

抵港后入住香港分館狹小的廠房內，在隆隆印刷機聲旁的小室里，張令濤揮汗日夜作畫不歇，艱苦困難的情況和上海時代的生活，相比不啻有霄壤之別。他一時陷入精神恍惚，屢屢昏迷，加之居港水土不服，語言隔閡，不免觸動思妻戀家之念，在突然的感情衝動驅使下，竟不辭而行，徑自搭輪迴上海，轉而回到家鄉。從此，張令濤脫離了商務印書館，有負王雲五先生之期望，此舉造成了他一生的遺憾。

在家鄉他得到了親人的體諒和愛護，身心的頹唐得以恢復。閑居之餘，唯以翻閱家藏古書，臨摹碑帖字畫作消遣。數月之後，凇滬停戰協定簽訂，和平恢復，張令濤回到上海，接受大東書局之聘，為該局策劃出版兒童讀物，以便逐步轉向教科書的發行；無奈大東書局格局較小，資金不足，對編輯人員出不起高薪，後來只能按稿論件計酬。張令濤從此成為一個自由職業者，以賣稿為生，從鋼筆畫轉向廣告畫，向工藝美術設計的方向發展：後來又走向兒童卡通畫、年畫和連環畫，倒也稿源日廣，收入頗豐；遠及南洋一帶也紛紛來約稿，如新加坡的南洋書局就曾委託他繪製該地華文課本的插圖。於是他又把家眷接到上海，先寓居 新閘路賡慶坊，后遷入南市蓬萊路龍門村新屋，生活總算重又小康而安樂了。

到了1937年，“八·一三”上海戰火又起，中國全面抗戰開始，在日軍步步緊逼下，上海租界淪為淪陷區內的孤島，文化事業受到遏制。以筆耕為生的張令濤再次落入困境，稿酬收入日漸減少，物價卻天天上漲：像張令濤這樣一代的知識分子，深受“五四”文化運動的影響，具有強烈的愛國心，縱令生活幽頓，然手中之筆絕不會為敵偽漢奸分子所利用。因此在租界小範圍內只能兜攬一些商業廣告畫或工藝設計等一類工作，苦度光陰。直到1945年秋終於盼來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他的兒童讀物畫、連環畫又漸漸為文化出版界所重視：同時新加坡南洋書局的約稿也恢復了，生活再告安定。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新中國成立。隨著全國文化事業的新發展，張令濤以連環畫作為專業，更進入到一個蓬勃發展的新境地。

但是好景不常，到了文革十年，原有文化出版機構悉遭破壞，張令濤在這個漫漫長期中，不但接不到畫稿，就連原有作品的版稅也被剝奪了，且隨時有被揪斗的可能，使他第三次陷入團境。為了養家糊口活下去，到了後期僅能依靠美協的中介，勉強從上海工藝美術品公司分配到一些供出口仿製的低級西方油畫稿，獲得一點微薄的報酬。

文革結束，改革開放開始，張令濤年事已高，精力不繼，只能擱筆家居，後來幸得華君武先生和上海美協的推薦，在1979年受聘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從此在黨對老年文化工作者多方照顧的陽光沐浴下，幸福地頤養天年，1988年11月20日去世，享年86歲。

張令濤曾有一幅彩墨畫《濱江捕魚圖》入選上海文史館編纂的《海上翰林畫集》，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這是他在鋼筆畫之外不多見的中國畫遺作。

《東周列國志》之《勾踐》、《宋襄公》、《楚漢相爭》、《韓信拜師》、《自稱齊王》

《西漢演義》之《暗渡陳倉》、《追韓信》

《三國演義》之《三國歸晉》

《楊家將》之《楊業歸宋》、《楊七郎打擂》、《雙龍會》、《李陵碑》、《智審潘仁美》

《紅樓夢》之《寶玉初會黛玉》、《王熙鳳》、《黛玉葬花》、《劉姥姥進大觀園》、《鴛鴦抗婚》、《劉姥姥救巧姐》

《西遊記》之《怒打假國丈》。

《聊齋》之《辛十四娘》、《小謝》、《嬌娜》

《女媧補天》

《朱痕記》

《雙生趕船》

《文天祥》

《班超》

《夏完淳》

《梁紅玉擊鼓討金》

《女媧補天》

《崑崙奴》

《呂布與貂蟬》

《盤絲洞》

《蔡文姬》

《血染長平》（與張子凡）

《老桑樹下的故事》（與張子凡）《拉郎配》（與黃子希）

《楊金花奪帥印》（與黃子希）

五六十年代的上海人美社連創室人才濟濟、流派紛呈，集中了在滬所有的連環畫大家，號稱“一百零八將”，張令濤、胡若佛就是其中的二位，他倆以熟練流暢的傳統技法，精心刻畫的人物造型，華麗多彩的畫面，獨樹一幟的畫風，深深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連環畫愛好者們，並一直被讀者津津樂道。

張令濤、胡若佛是多產全能的連環畫家，特別是古裝人物畫信手拈來，神情兼備。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妖魔神靈，市井平民，他們無所不能。綜觀這一時期的古典系列套書，幾乎都有他倆的作品：《西遊記》中的《怒打假國丈》、《西漢演義》中的《暗渡陳倉》、《追韓信》、《三國演義》中的《三國歸晉》、《紅樓夢》中的《寶玉初會黛玉》、《王熙鳳》、《黛玉葬花》、《劉姥姥救巧姐》、《劉姥姥進大觀園》，“老東周”中的《宋襄公》、《楚漢相爭》、《韓信拜師》、《自稱齊王》。

在津美版幾十冊的《聊齋》系列中，張令濤、胡若佛合作的《辛十四娘》、《小謝》、《嬌娜》是公認畫得最好的作品之一。他倆的代表作還有朝花版的《紅樓二尤》、《女媧補天》、冀美版《朱痕記》、津美版《雙生趕船》、人美版的《楊家將》等，特別是他們畫的《楊家將》，雖然只有五冊，但比起現在十幾冊，二十幾冊的其他版本要精彩的多，主要就是他們抓住了《楊家將演義》中最精彩的情節加以描繪。該套書現已成為連環畫愛好者們收藏的上品。

至於他倆各自單獨或與別人合作的作品也毫不遜色。胡若佛繪冀美版的《盤絲洞》、《蔡文姬》，張令濤與張子凡的“老東周”《血染長平》、《老桑樹下的故事》，張令濤與黃子希合作的滬美版《拉郎配》、遼美版《楊金花奪帥印》等等。

胡若佛還畫過大量古典題材的連環畫封面，值得一提的是張令濤與張子凡合作的新美術版現代題材套書《新兒女英雄傳》是連藏界精品中的精品，大有上下求索還難覓其蹤影之感。

當然，張令濤、胡若佛的作品也有一些給人“似曾相識”的地方，但他們的風格珠聯璧合，自有獨到之處，雅俗共賞、豐富精緻吸引了眾多的連環畫愛好者，他倆在連壇稱得上是出類拔萃的大家。

建國初期，連環畫《紅樓夢》問世后，讀者無不為之喝彩。特別是張令濤、胡若佛繪的《寶黛初會》、《王熙鳳》、《鴛鴦抗婚》、《劉姥姥進入大觀園》、《劉妊妊救巧姐》、《黛玉葬花》等那自成一體的獨特藝術風格更為人所稱道，而他們筆下那些神采靈動、嫵媚多姿、淡雅秀美、神形兼備、自得天趣的紅樓女兒形象尤其膾炙人口，有口皆碑。

張令濤、胡若佛的仕女形象之所以能達到如此神韻境界，是因為他們對人物思想性格的真切理解和自然情態的演繹；還因為他們塑造形象的新美、雋永；再加上他們那嫻熟筆觸的協調，因而能給人一種難以言喻的美。

《紅樓夢》的繪製，可以說是張令濤胡若佛繪畫史上的轉折點，它奠定了張令濤胡若佛的藝術風格。從此他們那枝優揚的畫筆常常穿梭於我國的古典時空中，經典佳作源源問世，使人目不暇接。由於此時期他倆傳世的作品較多，使我們今天尚能一飽眼福。

在《紅樓夢》中，他們在明確作品主題的基礎上，以精、雅、華麗、別緻等意趣刻意去鋪排整個賈府的陳設，把賈府裝扮得堂皇富麗、美輪美奐。書中諸如大觀園中的亭台樓閣、奇花異草、魚蟲鳥獸，室內諸如金銀器皿、玉石古玩、盆景字畫乃至傢具上的花鳥圖案，都安排貼切，細緻入微。這樣的鋪排粉飾，更有力地襯托出《紅樓夢》中封建貴族家庭由盛而衰，“白茫茫大地一片的”主旨。

楊家將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驚天地、泣鬼神的愛國家族，這個以楊令公與佘太君為代表的家族是正義的象徵。連環畫《楊家將》從楊令公佘太君曉大理、重大局帶領楊家眾兒郎歸順大宋開始，從而展示出一幕幕楊家與東遼以及潘家的文武較量的情節。張令濤胡若佛畫《楊家將》以傳統的筆墨功底，吸收了戲劇上表現將帥的功架、風度、氣質等手法的生活化、感染力。其中，楊七郎的形象更為鮮明和突出。由於楊七郎是楊家的小兒郎，在秉性為人上有耿直、果敢的一面，也有一般小兒郎那種任性、獨斷的一面。張令濤胡若佛在刻畫楊七郎英偉形象的同時，對他任性的一面也作細緻的鋪排，以濃眉、大眼、厚嘴唇顯示出七郎鐵血男兒的憨厚個性；以兩鬢邊發向上逆長和一肩長發襯托出七郎那種不畏強暴，泰然自若傲笑敗類，憤怒反詰雷霆萬鈞的氣勢更是刻畫得淋漓盡致，令人嘆服。

在烘托沙場的氛圍上，《楊家將》更是一絕。在戰場上，人奮馬喧。張令濤、胡若佛就充分在馬喧上做文章，他們利用當時的這種特殊的坐騎的各種動態，諸如騰、躍、飛、跑、奔、縱、跳等動作來烘託人物在特定場境的各種情緒，使戰爭的氛圍比較濃烈，有色彩、有力度、有深蘊，取得較好的藝術效果，看到這些情態，我們彷彿如聞廝殺之聲，充滿藝術的感染力。

從《楊家將》的營造環境情趣來看，更是達到了情化藝術的高層次。在《楊七郎打擂》中。為了體現卞梁的繁華歷史，張令濤、胡若佛在潔凈的寬敞的長街上裝點上奇屈蒼老的古樹、寶塔和做不同買賣生意的店鋪、小商販，貼切地描寫了地方特色。當楊業在北漢受刁黨的排斥而為歸不歸宋左右為難時，他背後的屏風上，出現一輪明月和一枝寒梅；當楊業在前無援兵后，背臨大敵而準備自盡明志當頭，李陵碑旁一株飽經風霜的古松，都比較含蓄地揭示了主人公的品格。

如果說張令濤、胡若佛擅於以物托情倒不如說他們更擅於借景抒情。首先，表現在他們對遠境的執意追隨者求，使作品更具深度和穿透力。在描寫背境的篇幅中，他們在處理好近境與中境關係同時，著意雕琢詩一般的遠境，當我們在欣賞那些逶迤連綿的遠峰的時候，作品中幽遠深闊的空間感凸現在我們眼前。其次，以水流的變化烘託故事情節的起伏，使作品更具節奏感。

在《楊業歸宋》第44圖至47圖中，當宋太宗接到哨馬來報說遼國派兵援助北漢時，泉水雖波折卻變慢流。當遼將在山澗間補宋軍伏兵截擊的時候，泉水急流。當遼將敵烈補郭進揮刀斬殺之時，急流又變為激流。

在《智審潘仁美》第23圖中，涓涓細流的泉水又彷彿在為楊六郎的際遇而哭泣低訴。再者，以同樣的晚景去揭示不同故事內涵，使作品異彩紛呈。

在整套《楊家將》中，晚景有描繪共出現三次，同樣都是殘陽、霞光、歸鳥，可是由於畫家的刻意安排，顯示出非一般的藝術效果。第一次出現是在宋軍大敗遼兵之後，呼延贊、高懷德本想乘勝追擊，然遼兵卻得到遼國上將耶律斜軫的接應，時天色將晚，便收兵不再追趕。這裡，畫家把晚景的殘陽等安排在畫面的中上部分，再另加上幾道晚霞，宋軍得勝后喜慶的氣氛如霞光一樣呈現出來；第二次出現是在黑水河邊的戰場上，這裡的晚景被安排在畫面的右上角，璀璨的晚霞隱含著父子被遼軍圍困在兩狼山中，這時，楊業父子幾經衝殺，已是精疲力竭。人倦馬乏了，這裡殘陽將西下，一方面既突楊業父子的英勇形象，另一方面楊業在這大勢已去的形勢下將像夕陽隕落，意味深長。

這樣的山光、水色、夕陽交替變化，意境美好，情境交融，寄深邃達到了“景語皆情語”的美學意蘊。

提起張令濤、胡若佛這一組名字，相信在連藏界中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他們塑造的一系列連環畫為世人所稱道。

翻開張令濤、胡若佛的連環畫藝術春秋史，藝術之光熠熠生輝。他們先後所刻畫的文天祥、夏完淳、梁紅玉、劉邦、韓信、楊業、楊七郎等英雄形象和紅樓女兒、辛十四娘、小謝、女媧、嬌娜等女性形象光彩照人，他們的藝術風采享譽大江南北，風靡海內外。

張令濤生於1903年，胡若佛生於1908年，均屬浙江人，兩自幼者酷愛畫畫，抗戰勝利后，由於大眾對文化的需求，共同的愛好使他們走上了共同創作連環畫的道路。當時，由於日本的侵略，張令濤、胡若佛各自的家庭與全國人民一樣，都陷入空前的災難中。日本投降后，勝利的喜悅使張令濤與胡若佛利用手中的畫筆，與春江書局合作，畫出了《文天祥》、《文天祥矢志不屈》、《夏完淳》、《梁紅玉擊鼓討金》等幾冊表現民族英雄抗擊外邦侵略的連環畫。

在這幾冊連環畫作品中，由於張令濤、胡若佛都傾注入濃厚的感情色彩，更加上他倆精湛的藝術融合，世人無不為之矚目，張令濤、胡若佛的連環畫藝術風格也因此而在當時的連壇上脫穎而出，成為耀眼的明星。

之後，他們各自都進入連環畫這塊藝術寶地進行勤奮耕耘，創作內容包羅萬象：古代的、現代的；中國的、外國的；歷史故事的、傳說傳奇的無不涉及。這種題材廣泛的創作方式，為他們後來再度合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欣賞張令濤、胡若佛的作品，實在是美的享受。當我們在讚美他們的線條運用絕妙的時候，神采飛揚的人物造型又使人讚不絕口；當我們在褒揚他們意境幽遠的山光水色的時候，精雅逸致的室內裝置又使人不住擊節；當我們在諶嘆他們那卓絕的花卉古樹的時候，靈巧玲瓏的翎毛走獸又使人不禁拍案叫絕。雖然他們的人物有些臉譜化，但他們那多姿多彩的畫面卻異彩紛呈；雖然他們的作品因大多是描寫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題材而未能入選歷屆連環畫評獎，但他們那出類拔萃的藝術造詣在歷史長河中永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