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燈新話

《剪燈新話》共4卷20篇，另有附錄1篇。作者瞿佑曾親身經歷了元末的大動亂，因此，對社會動亂的展示和反思成為全書最主要的話題，諸如“山東大亂”“張氏奪印”（《三山福地記》），“姑蘇之圍”（《華亭逢故人記》），“方氏之據浙東”（《牡丹燈記》）等等。

《剪燈新話》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對文人命運的摹寫。作品中描摹了文士窮困潦倒的尷尬處境（《令狐生冥夢錄》《富貴發跡司志》）；對人世間“賄賂而通”“門第而進”“虛名而躐取”的人才體系不滿，而給予大聲的抗議和譏刺（《修文舍人傳》），並刻畫了士人在戰亂的歷史氛圍下“貧賤長思富貴，富貴復履危機”（《華亭逢故人記》）的仕隱兩難的人生困感，以及動輒得咎的避禍心理（《令狐生冥夢錄》）。

從瞿佑的生平可以看出，他一生既經歷過元朝的殘酷統治，又遭遇了改朝換代之際的社會動亂。到了明初，社會雖然趨於安定，但對於文人來說依然沒有好日子過。明太祖朱元璋為杜絕文人批評時政搞起了文禁，這對於那個時代的文人又是一重打擊。這些經歷都為瞿祐積澱了創作的生活和思想基礎。在明初的嚴刑峻法面前，文人為避免與統治者招來殺身之禍，於是追慕唐人，借寫閨情艷遇、鬼怪神仙的傳奇小說來曲折地表達對現實的不滿成為一種相對安全的方式。《剪燈新話》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誕生的。 

《剪燈新話》內容上，有一類是因襲或模仿前代題材。如《申陽洞記》寫桂州大姓錢氏，愛女被妖猴攫去，后隴西西李生殺猴救女，情節顯系從唐傳奇《補江總白猿傳》脫化而來。又《天台訪隱錄》敘洪武年間宋時逃難入山的居民等事，與《搜神後記》中的《桃花源》相類。 

據瞿佑“後序”說，《剪燈新話》作於洪武十一年（1378），在此前，曾編輯有《剪燈錄》前、后、續、別四集，每集自甲至癸分為十卷。此《剪燈新話》當即據前《剪燈錄》而言。 

令狐撰

卷二《令狐生冥夢錄》中的主人公，性格剛直的讀書人。他不信鬼神，仗義直言，因賦了一首指控冥府營私舞弊的詩而被閻王拘去。在閻王殿上威武不屈，攀折殿檻而不肯就刑，又當場寫了一長篇“供詞”，據理力爭，終於折服了閻王。返回陽世之前，破例被允許參觀地獄，目睹了那些誤國之臣，貪淫之輩，奸佞之徒死後受酷刑的情景，從而，在張皇“鬼神變化”和“幽冥果報”的同時，完成了揚善懲惡的主題。 

羅愛愛

卷三《愛卿傳》中的女主人公。嘉興名妓，色貌才藝獨步一時，嫁同郡貴家趙氏子為妻。婚後丈夫離家遠行謀取功名，她獨撐家業。在年邁的婆母病重期間，她嘗葯煮粥求神禮佛，極盡孝道；婆母死後，又獨自周到地經理了喪事。后逢戰亂，有劉萬戶要逼她作妾，她堅決不從，自縊而死。局勢安定之後，趙氏子歸來，愛愛鬼魂與之相聚，沉痛地追敘了別後的景況與積怨，而後赴無錫托生。她的不幸遭遇，在當時的動亂年代是有典型意義的。忠孝節烈，賢淑淳樸，這是一個民間勞動婦女的典型。 

夏淵

卷四《修文舍人傳》中的主人公，江蘇震澤的一介書生。博學多聞，著述極豐，卻懷才不遇抑鬱而死。死後到陰間受到重用，作了修文舍人。作品把冥間賞罰分明，唯賢是舉的用人政策作為一種理想境界，與昏暗的世途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後來，在生前友人的幫助下，他的著作文章得以梓行傳世，達到了立言的目的。 

主題思想

儘管《剪燈新話》曾因言情志怪、有悖道學而遭封禁，但其中實則蘊含根深蒂固的諸如善惡、忠義、人倫等儒家士人思想。神鬼報應之事，往往為遊戲曲筆，其深層目的實是要宣揚正統道德。《金鳳釵記》中的興娘借其妹慶娘之身迴轉塵世，以求與興哥再續前緣，其間言行舉止大膽奔放，如投釵引誘、逼迫就範、懷璧私奔，這些潑辣逾矩的表現無論如何都是封建禮制所嚴厲禁止的，而瞿佑毫不忌諱地對其進行描述，並使其合情合理，生動有趣，這隱隱顯示出一種對封建禮制的破壞與反抗。然而，在小說最後，興娘又深愧父母恩情，自責絕親棄孝，要返還父母家中請罪，這又顯露出對人倫孝道的遵從恪守。在打破禮制束縛后，卻仍舊回歸禮制道德。雖然從結構層面上看，這一回歸是情節發展及揭示原委的需要，卻也足以顯示出瞿佑心中秉守的儒家教義。再者，這一回歸也意味著終點，既是興娘命途的終點，又是興娘與興哥世緣情愛的終點，其後又成為興哥生命的終點。前後相較，興哥與興娘違逆禮教獲得的是相互廝守的幸福，而重返禮教得到的卻是盡皆消隕的悲劇，不難體會其中既幽微又深刻的諷刺。

瞿佑在小說中常常構建出一種奇詭的秩序：現實世界中的平衡秩序被打破，小說人物則在夢境或冥間中尋求新的平衡，而往往這些幻境又是對現實的影射，人物在最後又不得不返回人間現實。譬如《滕穆醉游聚景園記》，滕穆知衛芳華為鬼魂，卻無所畏懼，並勇於跨越人鬼之間的界線，與之交合，娶其為妻，還帶衛芳華回鄉居住，卻對親友隱瞞其真實身份，只說是“娶於杭郡之良家”。為何滕穆不直接告訴親友衛芳華實為一鬼魂？瞿佑在此只一筆帶過，彷彿“不言自明”，而其實深藏意味。世人對於鬼魂有著根深蒂固的偏見，認為鬼魂邪惡、恐怖、怨毒，人鬼遇合是天下之大不韙。世人不允許鬼魂來打亂和破壞人間的正常秩序，也不允許人對“人”背叛，而與“鬼”相親。瞿佑在小說中將鬼魂刻畫成賢孝佳婦，滅其恐怖之色，而突顯其溫柔聰慧、勤勉奉獻之質，以求作為那種越軌舉動的轉移與修飾。在僵化的儒家社會環境中，這種熱烈浪漫的愛情卻要在欺瞞之中苟且偷生。瞿佑看似漫不經心的掩蓋，實則暗含對那些循規蹈矩、刻板世俗者的諷刺。但同時，在這種漫不經心與刻意頌揚之間，也流露出瞿佑一種折衷的無奈，一方面出離於規則，顯現出離經叛道的潛質，一方面卻仍然無法脫離禮教規訓，尋求與社會的和解。

瞿佑在設置小說情節時，總是將有緣人一步步引向兩相聚合，后又一步步引向決絕分離；一步步將神鬼引向真實人間，模糊真實與虛幻的界線，一步步又刺破虛掩的真相，使神鬼回歸幻境，由此呈現人鬼之間鮮明而深刻的隔閡。人，無論如何不顧世俗成見，由現實世界而沉溺於鬼神虛幻，最終都難以圓滿。瞿佑借人鬼之間的悲歡離合，用這種生命的消亡、情愛的消逝、結局的悲苦，打破虛妄的幻象，揭示了人間世與虛幻境之間終究無法跨越與調和的處境。 

藝術特色

詩詞

在《剪燈新話》中，那些不適合摻雜詩詞的故事，瞿佑並沒有生搬硬套，《金鳳釵記》這類比較通俗的故事，就沒有刻意加入詩詞的必要。可見作者對於這種形式的把握還是有一定分寸的。“詩筆”最深的一層含義是用詩的意境來寫作小說。詩意是用凝練的語言，委婉含蓄的方式來抒發作者的情緒，使人體驗到的不只是清晰可見的形象，還有朦朧的而邈遠的“情感流”，留給人們更多的想象空間，彌補小說過於直觀的缺點。《剪燈新話》中的小說，摻雜詩詞的有很多，但是具有詩意的卻不多，只有《鑒湖夜泛記》《渭塘奇遇記》《滕穆醉游聚景園記》等篇描寫的環境，詩意較濃。《鑒湖夜泛記》寫處士成令言，“不求聞達，素愛會稽山水……常乘一葉小舟，不施篙櫓，風帆浪楫，任其所之……初秋之夕，泊舟千秋觀下，金風乍起，白露未零，星斗交輝，水天一色，時聞菱歌蓮唱，應答於洲渚之間。令言卧舟中，仰視天漢，如白練萬丈，橫亘於南北，纖雲掃跡，一塵不起。乃扣擊船舷，歌宋之問《明河》之篇，飄飄然有遺世獨立，羽化登仙之意。” 

話本風格

《剪燈新話》還善於吸收話本小說的營養，比較通俗易懂，帶有市民趣味，追求情節的曲折離奇，往往自覺地進行道德說教。話本小說是一種民間說話藝術，是在勾欄瓦肆中講給市民群眾聽的，所以語言明白易懂，符合市民趣味。即便是講歷史人物中的英雄人物，甚至帝王將相，其出身往往也被寫得十分低微，甚至還被寫成了市井無賴之徒，最後因某一次偶然機會飛黃騰達。這種安排能滿足市民企盼榮華富貴的心理。愛情故事也寫得質樸自然，切合平民百姓的實際愛情生活。話本小說十分具有市民趣味，適時加進一些笑料，來吸引市民聽眾，一些看似淺俗的話語和笑話，正是它們的“看點”。與唐傳奇相同，宋元話本也追求情節的曲折離奇，作者將情節極盡變化。波瀾起伏的故事情節緊緊抓住聽眾的心理，使他們不至於產生聽覺上的疲勞感。 

“說話”這種敘事藝術，還講究在娛樂中對聽眾進行說教，說書人無法擺脫傳統倫理道德、儒教思想、佛教思想的影響，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這些思想的宣傳員。為了防止聽眾的厭煩情緒，這類說教內容不會太多，往往也不會跳出故事大發議論。這種道德說教，期望對民眾達到一定的教化目的，具有積極意義，到了封建正統文人的手中，這種教化便更加自覺。瞿佑的《剪燈新話》也有道德說教的成分，但它並不是統治階級的的傳聲筒，而是出於對混亂的社會生活的感悟，希望在小說世界中重建一種理想化的公平。 

《剪燈新話》是文言小說發展史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剪燈新話》出現在元末明初，是古體小說向近體小說轉變的重要時期，雖然它在文體上繼承了唐宋以來的傳奇體，但並不是一味的模仿，而是適當地進行了改造和創新，體現出一種新風貌，足以新人耳目，使傳奇小說體在沉寂一個多世紀以後，又得以復興，傳奇小說體又產生一批佳作，最終在清代出現《聊齋志異》。 

《剪燈新話》的影響遍及四海。在瞿佑生前，人們四處奔走，多次刊印《剪燈新話》。因為書中所言“皆新奇希罕之事，人多喜傳而樂道之，由是其說盛行於世”。明成祖朱棣永樂十八年（1420），廣西布政使李昌祺就仿照《剪燈新話》的體例，撰寫了一部《剪燈余話》，為瞿佑張目。以後，社會上又陸續出現了仿作：《覓燈因話》《剪燈奇錄》《挑燈集異》《剪燈紀訓》《剪燈續錄》等書。誠然，由於《剪燈新話》的內容“中於人心士習，禍且不可言”，也遭到了明英宗的查禁。但在民間，它卻非常流行，甚至被編人啟蒙讀本而家喻戶曉。研究者已經指出，《六十家小說》中的《風月相思》與《剪燈新話》相類，凌漾初創作的“兩拍”，《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從《剪燈新話》汲取《金鳳釵記》《翠翠傳》《三山福地誌》的素材，而改編成膾炙人口的擬話本小說《大姊魂游完宿願，小姨病起續前緣》《李將軍錯認舅，劉氏女詭從夫》《庵內看惡鬼善神，井口談前因後果》。後世的不少雜劇、傳奇更是從《剪燈新話》中獲得了改編的素材。如雜劇《人鬼夫妻》、傳奇《優墜釵記》（又名《一種情》）、《金鳳釵》等，都是根據《剪燈新話》中的小說《金鳳釵記》創作的。戲文《蘭蕙聯芳樓》乃據《剪燈新話》之小說《聯芳樓記》創作，兩者從題目到內容都很相似。而小說《渭塘奇遇記》則被改編成雜劇《渭塘夢》和《王文秀渭塘奇遇記》、傳奇《異夢記》等，《翠翠傳》則成為雜劇《金翠寒衣傳》和傳奇《領頭書》，《綠衣人傳》也被改編成傳奇《紅梅記》等等。

在國外，《剪燈新話》也影響巨大。尤其在韓國、日本、越南等國，都有它的大量讀者和研究者。以韓國為例，早在15世紀中葉，《剪燈新話》就已傳入並且很快風行社會。不久，即有金時習的仿作《金鰲新話》面世，成為韓國小說的濫觴。在日本，《剪燈新話》的流傳更為廣泛。尤其是德川幕府時期，《剪燈新話》的版本“鐫刻尤多，儼如中學校之課本”。更為甚者，他們把書中的故事改編成電影，使其深入市井間里。至於越南，則在16世紀初就已傳入《剪燈新話》，阮嶼深受其影響，撰寫了仿作《傳奇漫錄》。有關《剪燈新話》的研究，也在海外熱烈地進行著，尤其是日、韓等地的學者，撰寫了大量的論文和專著。 

現代文學家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明初，有錢塘瞿佑字宗吉，有詩名，又作小說曰《剪燈新話》，文題意境，並撫唐人，而文筆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粉飾閨情，拈掇艷語，故特為時流所喜，仿效者紛起，至於禁止，其風始衰。 

杭州大學中文系教授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三燈’的傳奇體裁是溝通唐宋傳奇與《聊齋志異》的橋樑，在小說發展史上是值得注意的。” 

現代作家周楞伽：“這三種傳奇小說（《剪燈新話》《剪燈余話》《覓燈因話》），是上承唐宋傳奇，下開《聊齋志異》的橋樑，在文學史上有它們一定的地位。” 

《剪燈新話》是明代文人創作小說遭到朝廷禁毀的第一部。據顧炎武《日知錄之餘》卷四“禁小說”記載：“《實錄》：正統七年（1442）二月辛未，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言：近有俗儒假託怪異之事，飾以無根之言，如《剪燈新話》之類。不惟市井輕浮之徒爭相誦習，至於經生儒士，多舍正學不講，日夜記憶，以資談論；若不嚴禁，恐邪說異端，日新月盛，惑亂人心。乞敕禮部行文內外衙門，及調提為校僉事御史，並按察司官，巡歷去處，凡遇此等書籍，即令焚毀，有印賣及藏習者，問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為邪妄所惑。從之。” 

瞿佑（1347——1433年），字宗吉，號存齋，一說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一說山陽（今江蘇淮安）人，少有詩名，曾被當時詩壇領袖楊維楨，稱賞為瞿家的“千里駒”。明太祖洪武年間出仕，歷任仁和、臨安、宜陽等縣訓導，后升任國王府右長史。明成祖永樂六年（1408），因詩獲罪下獄。永樂十三年（1415）被遣送謫戍保安（今河北懷柔一帶）。仁宗洪熙元年（1425），經英國公張輔奏請赦還，在英國公家主理家塾，三年後放歸。宣德八年（1433）卒，享年八十七歲。瞿佑一生著述很多，只有《剪燈新話》《歸田詩話》《詠物詩》等幾種保留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