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新本六祖壇經

說起禪宗，人們自然會將它與初唐時的慧能(又作“惠能”)聯繫起來。慧能為禪宗的實際奠定者。作為慧能說法與行事記錄的《六祖壇經》(以下略稱《壇經》)成了千百年來廣為流傳的最重要的禪宗經典，備受世人的矚目。由我國著名佛教學者楊曾文先生校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的《敦煌新本{六祖壇經)》，為進一步開展《壇經》的研究提供了最新的資料。這是一部歷經四年、多次修改補充，最後校定成稿的力作。縱觀全書，它有以下幾個顯著的特點：

一、版本最新

《壇經》的版本很多，約有二三十種。但在本世紀以前，流行較廣的是成於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宗寶本。1928年，日本《大正藏》第48卷首次刊出了由日本佛教學者矢吹慶輝校寫的敦煌佚書《壇經》，從而打破了宗寶本一本獨盛的局面。以後，日本學者又發現了成於北宋乾德五年(967)的惠昕本。這樣，敦煌本和惠昕本成了研究的熱點，出現了一些校勘、解說、研究的專著和文章。人們普遍認為，在所有現存的《壇經》各種本子中，敦煌本是最古的了，因而對它特別看重。然而，敦煌本《壇經》錯落衍誤，給研究者留下了諸多的疑難。人們期待著有新的《壇經》古本發現，能對敦煌本加以訂正。《敦煌新本{六祖壇經)》所刊“敦煌新本”便是這樣一個本子。

敦煌新本《壇經》是1935年4月由敦煌名士任子宜先生在敦煌千佛山的上寺發現的。1943年，歷史學家向達先生到敦煌訪問古代寫經時，曾在任子宜處看到了這個寫本，並復抄了一本。然而後來，復抄本以及任子宜收藏的原本都下落不明。一直到了1986年，才有學者在敦煌縣博物館發現了任子宜的收藏本，編號為“敦博077'’，緣此而將它稱之為敦博本《壇經》，以區別以早先刊行的敦煌本《壇經》。

據楊曾文先生考證，敦博本和敦煌本乃是唐代在敦煌地區流行的同一種《壇經》古本(姑且稱之為“敦煌原本”)的兩個異抄本。兩本的思想內容乃至書寫格式、裝幀形式大致上是相同的。但是，對比之下，敦博本又具有字體清晰工整，抄漏的字句較少，錯別字也相對少些特點。敦煌本有三處漏抄，致使前後文句不連貫，難以讀通。而在敦博本中則有完全句。至於敦煌本中因錯別字太多而造成義理歧解，通過對勘敦博本可以得到糾正的地方則更多。當然敦博本也有錯字錯句以及漏寫之處，需要藉助敦煌本得以糾正。《敦煌新本(六祖壇經)》正是參照敦煌本和成書時間比較接近於敦煌本的惠昕本校定的。可以說敦煌珍藏，海內一寶。

二、資料豐富

《敦煌新本(六祖壇經)》除刊載經校勘的敦煌新本《六祖壇經》的全文以外，還有“附編”。附編(一)收有唐、宋、元歷代以及日本有關慧能的《壇經》碑傳材料。其中，日本大乘寺本《壇經》、唐佚名《曹溪大師傳》、宋惠昕《{六祖壇經)序》、宋周希古《{六祖壇經)后敘》、唐杜朏《傳法寶記》(校刊本)都是國內鮮見的、作者從日本出版的圖書中轉錄的重要史料。

附 編

(二)為作者撰寫的題為《(壇經)敦博本的學術價值和關於{壇經)諸本演變、禪法思想的探討》的長篇論文。作者在文中系統地介紹了近60年來，日本和我國學者對《六祖壇經》進行研究的總體情況。其中有日本的矢吹慶輝、鈴木大拙、宇井伯壽、松本文三郎、大久保道舟、石井修道、柳田聖山，我國的胡適、印順、郭朋等一批學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們作出研究結論所依據的史料。

上述研究情況的介紹，無疑將有助於我國學術界對慧能和《壇經》的研究的深入展開。

三、研究精深

《敦煌新本{六祖壇經)》不僅對敦博本作了校勘整理，而且在其書附編刊載的《探討》一文中，對慧能的生平事略、《壇經》的形成與演變、《壇經》的作者、版本和思想等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論述。其研究的深度和力度遠非一些急就章所能相比。

(一)關於慧能的生平事略。如慧能從五祖弘忍受法傳衣后，南逃避害，其歸年代各書記載不一，說法甚多。作者經過比較分析，認為從慧能受法及以後出家、傳法、去世等經歷的時間來看，隱遁“三年比較妥當”。如興聖寺本以及後來諸本《壇經》都有：慧能於唐高宗上元三年(676)來到廣州法勝寺，聽印宗法講《涅架經》，風吹幡動，一僧說是“幡動”，一僧說是“風動”，慧能聽了以後發表自己的見解，認為既不是“幡動”，也不是“風動”，而是“人(一作‘仁者’)心自動”的記載，這便是有名的風幡之爭。但敦博本、敦煌本及大乘寺本沒有這方面的記載。作者對此作了分析后，認為“輕易否定其真實性是不足取的”。

(二)關於《壇經》的形成與演變。作者首先對《壇經》的結構作了分析，認為《壇經》實際上是由三大部分組成的：(1)慧能對僧俗徒眾的公開說法、傳禪、授戒等；(2)慧能生平簡歷部分；(3)慧能與弟子之間關於佛法的問答(教示機緣)，慧能臨終付囑以及有關《壇經》編傳的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壇經》的中心內容，是全書的主體，第二、三部分是它的附屬部分。

《壇經》各本皆有增補，比例雖不完全一樣，但第一部分比較穩定，增加最多的是第二、三部分。從形成的年代來考察，第一部分形成最早，第二部分大體與第一部分同時，第三部分形成較晚，而且變動性最大。

(三)關於《壇經》的作者。對於這個問題，中日佛教學者有種種不同的看法。作者的觀點是：“祖本《壇經》是慧能弟子法海平日記錄整理而成，時間在慧能死(713)后不久”。“法海最早記錄的是慧能在大梵寺的說法：授無相戒和說摩訶般若。在集成《壇經》時，又在開頭插入慧能的自傳，因為慧能的求法與得法的經歷可作為修行的範例，故也可以作為說法內容的一部分。”書中援引眾多的證據，對胡適關於《壇經》為神會作的說法給予了詳盡辨駁。

(四)關於《壇經》的版本。《敦煌新本{六祖壇經)2列有《壇經》演變示意圖，對各種版本之間的關係作了清晰地表示。從圖表和解說文字中可以了解到，《壇經》的祖本是由法海集記而成的。由《壇經》祖本派生出來的本子是敦煌原本和慧昕原本。惠昕原本的別抄，形成日本大乘寺本、天寧寺本、真福寺本、興聖寺本。惠昕原本的改編，形成契嵩本，契嵩本又派生出曹溪原本、德異本、宗寶本，如此等等。

(五)關於《壇經》的思想。作者是從四個方面加以概括和論述的：(1)強調眾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性，皆可自修自悟——所謂“無相戒”；(2)主張頓教法門，說“一悟即至佛地”；(3)寄坐禪於自然無為和日常生活之中——所謂“無念為宗”；(4)關於不二法門與慧能禪法。

作者認為，“慧能對禪法的看法，不僅與傳統禪法不同，與早期禪宗禪法、北宗禪法也有很大不同。這些不同之處，可以說是他的革新”。正是由於慧能倡導的禪法具有世俗化、簡易化的特點，從而極大地推動了南宗在全國的發展，使得慧能的南宗能綿延千百年而法脈不絕。在中國佛教史上，民間最為流行的佛教宗派是簡易化的禪宗和凈土宗。

總之，《敦煌新本{六祖壇經)》的出版，是我國佛教學者在《壇經》研究領域中取得的重大進展的反映，它廓清了以往由於沒有敦博本可作對勘，在校讀和使用敦煌本《壇經》時，對某些難解之處所作的種種誤猜，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新的資料和新的成果。

(原載《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

楊曾文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 楊曾文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1939年12月7日生於山東省即墨縣，漢族。

1964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任佛教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宗教學會理事、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理事。從事佛教歷史、特別是禪宗及日本佛教研究。

代表著《中國佛教史》、《日本佛教史》、《敦煌新本六祖壇經》、《神會和尚禪話錄》、《唐五代禪宗史》；譯著《日本佛教史綱》、《印度佛教史概說》；主編《日本近現代佛教史》、《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中日佛教學術會議論文集》、《當代佛教》、《佛教文化面面觀》、《中國佛教基礎知識》、 《佛教知識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