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笈七籤

此書按張君房自序，原為一百二十卷，《中興書目》（《玉海》引）、衢本《郡齋讀書志》、袁本《郡齋讀書後志》《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皆著錄。《遂初堂書目》無卷數。《直齋書錄解題》作一百二十四卷。《正統道藏》、《四庫全書》、《四部叢刊》本皆作一百二十二卷。重刊《道藏輯要》本不分卷，亦無張君房自序，缺卷甚多。則此書有百二十卷本，百二十四卷本，百二十二卷本等多種。百二十二卷本為今通行本。載《正統道藏》太玄部。

道教稱藏書之容器曰“雲笈”，分道書為“三洞四輔”七部，故張君房在該書的序言中有“掇雲笈七部之英，略寶蘊諸子之奧”等語，因名《雲笈七籤》；並稱編纂此書的目的是“上以酬真宗皇帝委遇之恩，次以備皇帝陛下乙夜之覽，下以裨文館校讎之職，外此而少暢玄風耳”。

張君房雖稱此書乃“掇雲笈七部之英”而成，但這不如說是僅指他個人心中認為的七部之英。它的內容是掇《大宋天宮寶藏》七部中最能體現上清派系的經文，然而張君房認為這些上清派經文已經這就是《大宋天宮寶藏》七部之英了。《雲笈七籤》體例仿《無上秘要》純以道家思想為首，其如卷一道德部，採摘《老君指歸》、《韓非子》、《淮南鴻烈》、《混元聖紀序》、《唐開元皇帝道德經序》中之語，以總論老子的道德概念，即道教的立教之旨；卷二混元混洞開闢劫運部，引“道君曰”及《太始經》《太真科》《上清三天正法經》之語，以論宇宙生成變化，並特引《太上老君開天經》詳述老君開天闢地及累世下降作王者師；卷四道教經法傳授部，引《上清源統經目注序》、《靈寶經目序》、《上清經述》、《三皇經說》、《雲台治中內錄》等，以論上清、靈寶、三皇諸家的傳授系統。其他各卷無不以綱帶目，在一個總題目下引錄若干道書。有的題目內容較多，如雜修攝、說戒、諸家氣法、金丹、內丹，符圖，以及仙籍語論、紀傳等、則各列若干卷，以摘錄多種道書。

可見此書引錄的道書雖多，但綱目頗為清晰。至於引錄道書的具體數字，已難作出準確統計，因為所引之書，有的標出原名，有的只是某書中的篇名，有的甚至是張君房所擬之名。不過“大都摘錄原文，不加論說”，基本上保留了原書的面貌。這是它最具歷史價值之所在。

本書所收今佚道書有很高的資料價值，即尚存之書亦頗具參校之用。例如《翊聖保德真君傳》雖系摘錄，然序題宋真宗制，文內黑殺神封號僅“翊聖保德真君”六字，可正今本署“宋仁宗御制《翊聖應感儲慶保德傳序》”之誤。此書收宋真宗《天童護命經序》及《太上天童經靈驗錄》記唐昭宗景福元年（892）誦經靈驗事，足證《天童護命經》早出於唐代，北宋徽宗大觀三年（1109）四月茅山樑悟真所得確系加句本（據洪邁《夷堅志》，梁加句本二百九十二字，多出一百零七字）。《雲笈七籤》素為道教界和學術界所重視。《大宋天宮寶藏》早已亡佚，幸賴此書得以考見其概貌。因此書具有系統、全面和簡明等優點，故而人稱“小道藏”，是了解和研究道教必備的資料。

《雲笈七籙》以上清派為正統，故收載該派道書尤多，敘上清經傳授系統和上清修真方法甚詳，體現出編者上清派思想傾向的特徵。此外，收錄唐代以前著作也比五代宋初新出的其他道書為多。在現存《道藏》中的《雲笈七籤》中，除了繼續承認老子的教主地位之外，可以看出“趙玄朗”信仰的出現與逐漸形成有宋一代的祖宗信仰。例如將真宗所制《先天紀敘》和《軒轅本紀》列於紀之首，位居《元始天王紀》之上。傳則首錄宋真宗制序、以宣揚宋王朝君權神授為主要特徵的《翊聖保德真君傳》，此傳於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由王欽若編成，頒至全宋境內。翊聖，太宗時封為“翊聖將軍”，真宗時加封為“翊聖保德真君”，徽宗時義加封為“翊聖應感儲慶保德真君”。然後繼以上清眾真傳記。

《雲笈七籙》傳記類編輯其主要是為了突出上清派所信奉的譜系與元始天尊信仰的地位，並剔除了虛皇五老等信仰。為了在宋朝繼續提升老子教主地位以及黃帝、趙玄朗、虛皇五老、五老君等信仰強勢崛起的氛圍中保存大大下滑的元始天尊信仰做出努力。而《雲笈七籙》的保存也為至元毀藏焚毀以老子信仰為主的道教經典著作后佔領了毀藏后老子信仰大大缺失的巨大空白，為元始天尊信仰成為明清道教主流信仰打下了基礎。這與同為類書，以靈寶派為正統，收載靈寶派道書的《大道通玄要》截然不同。

本書在體例上，明顯繼承了《無上秘要》 以“道”為首，以“驗”為足，以“法”為主幹的格式特徵，但結構更為緊湊，分類愈趨合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此書“類例既明，指歸略備，綱條科格，無不兼該。道藏菁華，亦大略具於是矣”。此書雖然有缺點，但其價值尤其體現在卷三至卷九，這部分論道藏源流，條分縷析，敘說清楚，《靈寶略紀》、《上清源統經目注序》和陸修靜所撰《靈寶經目序》等珍貴資料亦因此得以保存。書中還增加了“語論”和“內丹”兩大內容，這對於研究唐宋時代道教的歷史，全面了解道教理論，均有重要的意義。

毫無疑問，現代的道教史研究常常受到古代道教文獻的制約，古代文獻提供了重新書寫歷史的中心和邊界，畢竟沒有文獻依據，研究者無法隨意編造道教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道教文獻又常常是懷有某種偏向和愛好的著作者所撰寫的，他們有意地凸顯和隱沒，對某些歷史的濃墨書寫和對某些歷史的故意冷淡，常常使得後來的道教史著作也只好隨著文獻留存的多寡和比重，來組織道教史的主要線索，於是層層積累下來的偏向彷彿物理學上的磁偏一樣，使道教史著作總是聚焦於一些歷史而模糊另一些歷史，不像沒有焦點的鳥瞰那樣能夠得到全景圖像。

應當說，上清一系在當時確實成為引人矚目的道教中心之一，唐代初期以來，以茅山上清一係為中心的道教徒，漸漸在上層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佔據了一定的位置，到8世紀中葉，儘管事實上也有各家道教人物活躍在長安和洛陽，但是，在上層士人中間最有影響的，還是從司馬承禎到李含光的茅山上清派一系。直到大曆年間顏真卿為李含光撰碑銘、貞元年間李渤《真系》為這一派追溯歷史時，也都是把這一系說成是道教的正脈，彷彿佛教的傳燈一樣，把道教的正宗上溯到陸修靜、陶弘景，而列數到隋唐的王遠知(580—667)、潘師正(?一682)、司馬承禎(647-735)、李含光(683—769)，儘管這種光榮的系譜，從現在看來，很有可能是事後的構擬和想像。

而《真系》又被閱讀道教文獻的人通常入手閱讀的《雲笈七籤》收錄，而號稱“小道藏”的《雲笈七籤》在關於道教歷史方面的那一部分中又僅以《真系》為主，所以，後世關於開元、天寶年問的道教史的回憶，就常常是以上清派的歷史為聚焦點的，似乎其他道教流派和人物的活動可以模糊成為背景。不過，如果我們重新回到那個時代去看道教，可以發現，盛唐時代的道教並不只是上清一系的天下，上清一系遠遠沒有到籠罩一切道門的地步。畢竟歷史文獻沒有全部湮滅，不同內容的歷史文獻、不同視角的歷史紀錄、不同層次的歷史書寫，多多少少可以給我們重新建構那個時代的道教面貌提供一些機會，像並非有意識的歷史記載的小說，和未經改寫的碑刻資料，就在不經意中留下了開元時代的道教風景，其中在開元、天寶年間最引人矚目，而且不屬於上清系的道士相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