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進會

19世紀末20世紀初，韓國處於社會轉型階段，外部日本和俄國勢力入侵，加劇了社會的動蕩。在這種背景下，韓國國內的改革勢力出現截然不同的兩種主張，這種分化表現為在朝和在野勢力的對立。其中以高宗皇帝為首的在朝勢力對內實行“光武改革”，在強化君主專制的前提下進行經濟和軍事的近代化，走“舊本新參”的路線，對外則更親近俄國和歐美，推行以中立化為目標的外交政策。在野的改革勢力則是源自開化黨，他們要求對政治、經濟、文化諸多方面實行全方位的近代化改革，並普遍以日本為榜樣，因此在對外方面更顯得親日。1896年俄館播遷以後開化派喪失政權，大批開化派亡命日本（一進會發起者宋秉畯就是亡命者之一），留在國內的開化勢力則與新興知識分子階層相結合，在1896年到1898年掀起獨立協會運動，並舉行萬民共同會這樣的大規模群眾集會，對內要求內政改革，對外反對俄國干涉。獨立協會運動最後被高宗動員軍隊鎮壓下去，而在朝和在野的兩種改革勢力的對立則是後來“一進會”成立的內部原因。

日本在韓國的勢力趁機透過經濟侵略不斷增強，俄國與日本在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的利益衝突亦日漸加深，終於在1904年爆發了日俄戰爭。日俄戰爭期間，日本控制了大韓帝國政府，並通過《日韓議定書》將韓國拉入日本陣營。日本在韓國宣傳所謂“為抵禦白種人俄國、東洋三國應建立共同防衛體系”，使不少韓國人（尤其是開化派）相信日本，產生與日本合作的念頭，並希望藉助日本力量改良韓國政治。在以上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個由親日的政治改良團體應運而生了。

一進會的主導者是宋秉畯和李容九。宋秉畯在1896年俄館播遷后出走日本，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以日軍翻譯的身份回到韓國。他在日本期間，與原獨立協會會員尹始炳、俞鶴柱、廉仲模、尹定植等接觸，打算組織一個社會團體。1904年8月18日在漢城成立了“維新會”，8月20日在日本憲兵的保護下召開特別大會，以“一心進步”為宗旨，故改名為“一進會”，推戴尹始炳為臨時會長，俞鶴柱為副會長，並頒布了“趣旨書”，其綱領是“一、帝室安寧之鞏固事；二、政府改善政治之實事；三、保護人民生命財產事；四、軍政、財政厘整事”。同年9月22日，一進會會長以下二十餘名會員斷髮。

另一方面，以“斥倭斥洋”為宗旨的東學分化為孫秉熙和李容九兩派，日俄戰爭期間，孫秉熙率領東學教徒反抗日本軍，致函李容九，謀將日俄兩軍逐出韓國。李容九不能決，謀諸宋秉畯，宋秉畯以為不可。但宋秉畯又對東學黨起義期間的“斥倭”主張感到疑懼，李容九解釋說：“我教之目的，奚嘗有排日之理哉？……甲午之事（指東學黨起義），非東學之排日，實是日兵之排東學；又非日兵之排東學，即朝廷之欲滅東學者也。”於是李容九按照宋秉畯的意思，通告十三道教民組織“進步會”，決定四大綱領：援助日本軍隊；實行攻守同盟；會員一齊斷髮；命令十三道齊開演說會。於是在漢城的一進會和在地方的進步會相互呼應，以斷髮為外形標誌，“或迫脅政府以改革政治，或演說於會中以國事危急”，逐漸發展壯大。1904年12月2日，一進會和進步會正式合併，統稱“一進會”，12月22日一進會選出李容九為會長，尹始炳為副會長，宋秉畯為地方總會長，洪肯燮為評議員長，活躍於大韓帝國末期政治舞台的一進會至此宣告形成。

關於一進會的會員構成，日本方面的報告指出：“一進會成員中約六分之一為歷來居住在京城者，而其餘為來自各地的客居京城者。會員中一向居住京城者主要由舊獨立協會成員以及士人、鄉班、耶穌教徒所組成。來自地方的上京者，其分類大概有鄉班、士人和農夫，而以農夫最多，以上各類別中皆含有舊東學黨人，其來自地方者多為平時不堪忍受觀察使、郡守之橫徵暴斂而率先入會之人，其中頗多攜帶財產來京經營實業者。”由此可見，一進會的會員構成主要是以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這兩個在當時韓國社會地位較低的階級構成。一進會號稱會員達八十萬到一百萬名。但亦有論述認為會員不超過四千人。事實上，據1910年8月25日日本官方調查資料，一進會會員為140715名，而同期其他兩個影響力很大的韓國社會團體“大韓協會”和“西北學會”的會員數分別為7379人和2324人，遠遜於一進會。總之，一進會為當時韓國勢力最大、延續時間最久的政治結社和社會團體。

從一進會建會時頒布的“趣旨書”開看，其目的主要是政治改革和施政改善，其追求也是近代的文明至上主義，並未提及“親日”的主張。但在日俄戰爭這一特殊背景下，加上其作為開化勢力的親日“傳統”，一進會的親日性質也就逐漸表現出來。1904年10月22日，在一進會致駐韓日軍司令官長谷川好道、憲兵隊長高山逸明和駐韓日本公使林權助的公函里，標榜一進會的秕政改革、斷髮易服、援日抗俄，公然表現出“親日色彩”。此後一進會與日本通力合作，為日本吞併韓國鋪平道路。儘管一進會一直被認為是日韓合併的罪魁之一，而且其也提出“政合邦”的要求，但據研究一進會所要求的“政合邦”並非是使韓國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而是建立以韓國將來的獨立、開化為前提的更接近於獨立形式的政治上的“日韓聯邦”，即大韓帝國與日本帝國的“平等合併”，並且借用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方式扶植韓國的本地資本。一進會領導人宋秉畯、李容九正視日韓之間現實的國力差異所形成的雙邊關係，承認日本天皇居於優位、而韓國皇帝地位稍低，以求維持韓國皇室形式上的存在，同時使韓國政府延續下去，軍事外交由日本人擔任，而內政則由韓國人掌握，實質上是要求日韓國民之對等待遇。就是說，存續王室、確保與日本國民的對等權利、維持韓國政府是一進會當初“政合邦”的主要內容。

大韓帝國政府自獨立協會運動以後，一直視民間團體如洪水猛獸，因此一進會成立后，就遭到韓國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鎮壓。一進會雖有日本背景，但當時的日本正忙於日俄戰爭，因此一進會在當局的鎮壓政策下損失慘重。一進會也時常在漢城鍾路發起集會和演說會，抗議當局的鎮壓，要求改革政治。但是一進會平時也仗著日本橫行霸道，引起普通百姓的憤慨，1905年3月在全州發生一進會與民眾衝突的事件，緊隨其後在平安南道德川、孟津兩郡又發生平民襲擊一進會員的事件。元老大臣趙秉世指出：“今所謂一進會者，凌踏鄉閭，酷焰必至於燎原。守土之官莫敢禁戢，號令不行於戶庭。”可見成立之初的一進會在韓國利用日本背景作威作福，但也不 容於大部分官民，甚至政府的鎮壓，由於日本無暇顧及，因此其境況並不好。一進會也進行了一些啟蒙活動，截止到1905年10月5日，一進會在韓國創辦新式學校34所，在校學生2255名。

另一方面，一進會積極協助日本對俄國作戰，“輸誠日本軍前進的嚮導與偵探及運輸人員、鐵工、役夫等諸般事，為殫誠竭力，靡不用極”，他們徵募韓人運輸隊為日軍搬運軍需物品，對俄軍進行間諜活動，鋪設對日本具有很高戰略意義的京義線鐵路。在1904年10月和11月兩個月間，一進會和日軍僅在平安南道安州便強制徵募了26697人為日本服務，而在1904年10月到1905年9月這段期間，一進會徵募了平安北道72900人，平安南道64700人，黃海道11514人，從1905年6月10日到10月20日被一進會動員的韓國人便有114500人。在日俄戰爭期間，“一進會助戰往死者數千計”。由於一進會為日本的勝利立下汗馬功勞，因此它更加得到日本人的賞識和保護。一進會運營的相關財政，表面上是來自向會員徵收的會費，實際上正規的會費徵收是遠遠不夠的，大部分資金都是由駐韓日軍的特務機關和後來的韓國統監府提供的。而一進會也得到以內田良平為首的日本右翼組織黑龍會的大力支援，內田良平甚至還出任一進會的顧問。所以“一進會之一切活動，皆承其（黑龍會）之指使”，這種說法是恰當的。

在日俄戰爭結束后，一進會的待遇才有所好轉，並開始從事進一步的親日政治活動。特別是1905年11月《第二次日韓協約》（乙巳條約）締結前夕，一進會更是大力奔走活動，積極推動大韓帝國成為日本保護國。1905年11月5日，李容九、宋秉畯等以一進會百萬會員的名義向全國國民發表宣言書，呼籲韓國民眾接受日本帝國保護，宣稱“……況如派外公使，其名位虛飾，寧委任於友邦政府，依其力而保維國權……我一心同氣，以信義交友邦，以誠意對同盟，依其指導保護，以維持國家之獨立安寧幸福於永遠無窮”。根據韓國學者趙恆來研究，這份所謂“宣言書”其實是由一進會的日本顧問佐瀨熊鐵起草的。

這份“宣言書”出爐后，韓國輿論嘩然，皇城基督教青年會、國民教育會、大韓俱樂部、憲政研究會等團體紛紛發文駁斥，韓國政府也不得不貼出告示，稱“近日一進會所謂宣言書者，措詞橫豎，立論狂悖，有非人民所敢言者矣，由是而輿論駭膛，浮訛胥動，興言及此，深庸痛忱，固當徹底查究。第念會民素性忠愛，斯豈本心，必由於執迷誤解，致有此舉。茲庸告示，大小人民咸須知悉，破除疑團。”試圖以此抵消一進會宣言書的惡劣影響，然而不僅日本警務顧問丸山重俊反對這份告示，宋秉畯等人更是直接到參政大臣韓圭卨家中質問告示之事，“惡言威壓，無所不至”。一進會的“宣言書”被日本作為韓國人自願要求保護而大加宣傳和利用，為其侵韓的“合法性”貼金。隨後在1905年11月17日，《乙巳條約》終於締結，日本剝奪了大韓帝國的外交權，並設置韓國統監府以控制韓國。至此韓國淪為日本保護國，然而身為韓國人的一進會卻“瀝酒相慶，尤陽陽焉”。在《乙巳條約》締結過程中，一進會再次為日本立下大功，正如黑龍會要人葛生能久所言：“李容九與宋秉畯內外相應，以一進會之名義堂堂發表宣言書，壓倒時論，使該協約的成立容易許多，其功勞亦不可沒也。”

《乙巳條約》締結后，一進會有了日本人的撐腰，其氣焰一時十分囂張，在1906年3月伊藤博文就任韓國統監時，一進會在漢城南大門搭起牌樓，大書“歡迎”二字。但一進會在韓國民眾面前已經是過街老鼠，各地時常發生毆打一進會會員的暴力案件，不但如此，一進會本身也再度面臨窘境。從1906年開始，朝鮮愛國文化啟蒙運動興 起，各種愛國社會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言論活躍，其後又發生“國債報償運動”這樣的民族主義排日運動，使主張親日的一進會空前孤立，士氣低落。一進會的重要人物宋秉畯甚至還在1906年8月因“隱匿罪犯”的名義鋃鐺入獄，其後又圍繞宋秉畯問題，在一進會內部出現了李容九（親宋）和尹始炳（反宋）兩派的對立和分裂。1906年11月李容九設新約紀念宴，紀念乙巳條約簽訂周年，但他邀請的社會名流沒有一人赴宴，所以此時的一進會一度出現“踽踽無所歸，如失群之魍魎”的萎縮狀況。

為了打開局面，一進會開始大力攻擊朴齊純內閣。統監伊藤博文力勸朴齊純與一進會提攜，但朴齊純決定辭職，一進會也透過演講會、評議會、建議書等形式，叫嚷內閣全部辭職。於是在1907年5月朴齊純內閣倒台，取代以建立的李完用內閣。一進會果然獲得成效，出獄后的宋秉畯躋身新內閣，擔任農商工部大臣的職位，而大量的一進會員也被起用為地方的郡守、觀察使。真正讓一進會勢力全面振興的，是不久后發生的逼迫高宗皇帝李熙退位的事件。原來當時高宗不願做日本的傀儡，派密使前往荷蘭海牙，企圖參加第二屆萬國和平會議，結果不但沒能取得成功，反而敗露給日本人。高宗早就是日本的眼中釘，伊藤博文正好借“海牙密使事件”的機會將他廢掉，而被伊藤博文推向前台的，正是韓國政府及民間團體一進會。李完用與宋秉畯也是早就就表現出廢帝的意思，因此這二人在這次逼宮的過程中最為賣力。一進會顧問內田良平也極力鼓動宋秉畯和李容九，於是在1907年7月6日的御前會議上，宋秉畯叫囂：海牙密使事件，伊藤統監既已相詰責，而長谷川大將又向大漢門開炮，皆因皇上暗中排日的結果，解決之途有二，要麼親駕赴日，謝罪於日皇，且托以教育皇太子，要麼皇上出大漢門，幸大觀亭（駐韓日軍司令部），迎長谷川大將，面縛納降，向其謝罪，折磨高宗達兩個小時之久。並在隨後10多天內以日本武力為後盾反覆逼宮，甚至宋秉畯還拔劍威脅。他手下一進會的嘍啰們也沒有休息。一進會員在宋秉畯、李容九及內田良平等人的動員下，以15人一組，連續數日在慶運宮前提著燈籠，舉行敦促高宗退位的遊行示威。漢城市民對一進會的賣國行徑忍無可忍，終於發生流血衝突。史載：“一進會數百，自數日前持械圍宮城，與倭無別。至是都民大呼：‘一進會皆倭也！盍相誅之？’釰棒如雨，死者數十，走而折肢體者相屬於道。”到1907年7月19日這天，高宗宣布皇太子代理政事，日本對外宣布高宗已經退位。於是在這天漢城各界又掀起了更大規模的反對示威運動。一進會再度成為被群眾攻擊的對象，其機關報紙《國民新報》報社遭到襲擊，印刷機器被搗毀，社員被毆打。示威運動很快被駐韓日軍鎮壓下去，高宗皇帝也在日本人及一進會等親日勢力的壓力下於7月20日被迫宣布退位。其後皇太子李坧登基，是為朝鮮王朝的末代君主——朝鮮純宗。

一進會在這次逼退高宗的過程中又為日本做出重大貢獻，因此其與日本的關係也就更加密切。1907年10月，日本皇太子嘉仁訪韓時，一進會在內田良平的指示下搭建奉迎牌樓、獻納土產、提燈列道歡迎等活動，為表彰一進會立下的“汗馬功勞”，日本政府不僅賜給一進會26萬元補助金，同時還授予會長李容九勛三等寶瑞章。1908年6月，宋秉畯升任內部大臣，成為內閣的二把手。但一進會一再做出的親日賣國行為則愈發將自身推向韓國民眾 的對立面，自高宗退位以後，隨著《第三次日韓協約》（丁未七條約）的締結、大韓帝國軍隊的解散等一連串事件的發生，韓國國內義兵運動的洪流終於蔓延，一進會員則成為義兵重要的攻擊對象。因為一進會以斷髮為特徵，因此很容易辨認，當時的義兵“遇一進會，輒斷頭投地，曰：‘亡國者此賊也！’”，因此義兵每到一地，一進會員和日本人一樣都是其屠殺的對象，從1907年7月到1908年6月，共有926名一進會員被義兵殺死，140餘名受傷，被燒360餘戶，財產損失達5萬多元。於是一進會主動向伊藤博文和李完用請纓，要求組織“自衛團”，加入到討伐義兵的行列中。這種“自衛團”以一進會會員、郡吏和地方“志願者”為骨幹，主要任務是調查戶口、收回私藏的武器、巡邏警戒、偵察義兵情況后報告給官憲等。一進會又成為日本鎮壓義兵運動的幫凶。

一進會不僅是日本侵吞韓國的爪牙，也是日本向中國擴張的幫凶，在所謂“間島問題”上也扮演重要角色。一進會很早就向間島地區滲透，1905年10月，一進會就派會員李光洙“巡視”間島。此後大批一進會員移民間島，他們在臨江六道溝設立總部，並在“間島”其他地方設立許多分支機構，進行各種偵察和破壞活動，與日本的“間島派出所”狼狽為奸，企圖攫取當地的主權。比如一進會的頭目之一金禹龍就在間島派出所任職。對此《吉林舊聞錄》一書有詳細記錄：

“韓人於延、琿、和、汪四屬，舉族來遷人數已逾四十萬。勻計戶口，韓人將過半數，期間多桀黠者，多‘一進會’中人，領荒租地，詭托混冒。吾深懼“一進會”為犬，而日人嗾之；‘一進會’為傀儡，而日人牽其繩索而動也；則延邊即朝鮮之復轍也。履霜堅冰，亦曰殆哉！”

清朝政府對於一進會持不歡迎態度。吉林當局制訂的《保守主權14條》中明確規定：“越墾韓民既守從中國法律，便是我國之墾民。又有入韓國一進會者頗多，似此種人，不論其是否我歸化韓民，即行逮捕之，亦以民事刑法分別處治之。”此後直到1910年日韓合併以前，一進會一直是中韓邊界上令清政府頭疼的問題。

一進會一向主張日韓“政合邦”（與日本所要求的日韓合併不同，見前文），並要求儘快實行。而伊藤博文治韓政策則屬於漸進式的，不符合一進會的要求。1907年海牙密使事件發生以後，一進會顧問內田良平向伊藤博文力陳立即合併之必要，伊藤博文以“經費不足”為由拒之。因此，一進會對伊藤博文的政策一直不滿。內田良平及李容九、宋秉畯等認為伊藤博文自從1908年以後，絲毫沒有要推進合併的意思，從而開始積極籌劃反伊藤運動。同時一進會也與內閣總理大臣李完用產生齟齬，任內部大臣的宋秉畯於1909年2月辭官前往日本，並於同年3月15日當選為一進會總裁，此後他往返於日韓間，進行反伊藤和推動合併的活動。1909年6月伊藤去職以後，一進會就開始醞釀將合邦付諸實施。然而繼任的統監曾禰荒助跟伊藤一樣，也是一個穩健派，因此黑龍會指使李容九等彈劾曾禰荒助。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在中國哈爾濱被韓國愛國青年安重根刺死，日本舉國嘩然，要求立即合併的聲音甚囂塵上。而一進會也以此事為契機，在韓國發起了“合邦請願運動”，掀起軒然大波。

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以後，一進會就提出韓國要向日本派“謝罪團”，而其副會長洪肯燮更是親自前往日本出席伊藤的葬儀，在日本期間，他與一進會總裁宋秉畯等就日韓合邦的問題進行磋商，回國后再與李容九密議此事，決定立即展開“合邦請願運動”。他們讓日本黑龍會的武田范之和一進會成員崔永年起草分別給韓國皇帝、內閣和統監的上疏文和請願書，1909年12月2日，三份賣國文件終於完稿。當晚，一進會通宵召開臨時總會，最終通過了“日韓合邦”的決議，主要內容有“永久保證韓國皇室安全”、“廢止韓國政府，由日本政府直接行使政令”、“廢止統監府”、“只保留一進會，解散一切學會團體”等。1909年12月4日，一進會代表向純宗皇帝和總理大臣李完用提交《日韓合邦上疏》和《上總理大臣書》，一進會會長李容九則親自向曾禰荒助統監遞交《上統監書》。同日，李容九又以一進會百萬會員的名義在一進會機關報《國民新報》又發表《韓日合邦聲明書》，大力鼓吹日韓合邦。但是一進會掀起的“合邦請願運動”並沒有得到太多人響應，反而遭到了各方的反對。12月5日，漢城各界各團體4000餘人召開國民大演說會，聲討一進會的賣國行徑，反對呼聲不僅擴散到全國各地，還波及海外韓人社會。同日《大韓每日申報》以《奴會宣言》為題發表社論，稱一進會為“奴會”，揭露其“合邦請願運動”的陰謀。李完用原本並不反對一進會，他甚至還令自己的兒子和門人加入一進會，以此向日本人獻媚，沒想到一進會卻比自己更先倡導“合邦之說”，“完用憤甚，遂暗阻之”。他故意不將一進會的上疏文奏於皇帝，而將其退還，此後一進會還想上奏，李完用仍將其退還。此外李完用還分化瓦解一進會，通過塞錢和封官許願等手段使一進會副會長洪肯燮於12月7日退會。統監曾禰荒助也認為一進會的“合邦請願運動”引起了民心騷動，他一方面壓下反對合邦的呼聲，另一方面也對一進會的活動進行嚴格控制，並對日韓合邦的輿論持消極態度。日本政府也對“合邦”保持克制。李容九及內田良平等一進會要員在韓國已成為過街老鼠，必須有嚴密保護才能出門，據報道，“近日一進會本部由日本憲兵、巡查各二人進行保護，從昨日起又加派了韓國巡查六名。”就連一進會內部的很多會員都看不下去了，“凡會民等，亦憤容九所為，痛其污染，聲討容九，因自割籍退會者，一日至七十人，外道會民亦相續退會”。鑒於一進會的“合邦請願運動”給韓國社會造成的惡劣影響，1909年12月20日，曾禰統監命令內田良平回日本。

一進會自然不甘心就此打住，李容九於12月10日成立了“一進會合邦聲明贊成同志會”，隨後又成立了“漢城普信社”、“贊成建議所”、“國民義務贊成會”、“紳士協議所”等有名無實的親日團體，紛紛發表聲明呼籲合邦。1909年12月23日，李容九又向日本首相桂太郎上《陳情書》，對李完用及曾禰荒助大加撻伐，懇請日本吞併韓國。1910年1月2日李容九又入統監府，懇乞實施日韓合邦。又多方偵探官僚大臣和社會名流的舉動，暗中推進合邦事業。1910年春，反對合邦的聲音逐漸平息下去，一進會總裁宋秉畯也認為“合邦事似為完成”。1910年2月中旬，一進會總裁宋秉畯曾秘密歸國，李容九前往釜山與之見面，宋秉畯命其暫停“合邦請願運動”，其後重返日本。1910年2月2日，桂太郎特地發表一項表彰一進會有“功”的照會，4月9日一進會又為這份照會舉行祝賀儀式，高呼“韓日皇帝萬歲！”“一進會萬歲！”。一進會如此賣力地推動日韓合邦，為不久之後《日韓合併條約》的締結、朝鮮半島最終淪為日本殖民地做好了重要的輿論鋪墊工作。

1910年8月22日，日本駐韓國統監寺內正毅同大韓帝國內閣總理大臣李完用簽訂《日韓合併條約》，大韓帝國滅亡，朝鮮半島淪為日本殖民地，一進會一直為之奮鬥的目標終於實現了。但並沒有如他們所願“保留一進會”，而是於9月12日被統監府勒令其與其他社會團體一併解散。一進會被特別賜予解散費15萬元，而其頭目宋秉畯則被封為日本帝國子爵，李容九亦獲得10萬元恩賜金。1910年9月25日，一進會正式宣告解散。中國著名政論家王芸生對此評論道：“一進會之會員號稱百萬，以此計之，每人僅得一角五分錢，而貽賣國賊之萬世罵名，可謂廉價矣！”

一進會是大韓帝國後期登場的大大小小無數社會團體中延續最久的團體，也是當時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團體。它的初衷是效仿日本的文明開化路線，呼籲改革，掌握國內政治的主導權，是失勢的開化勢力與一部分東學勢力相結合的產物。他們主張的聯邦式的“政合邦”也與日本主張的殖民地化的“日韓併合”有相當大的差別，所以一進會雖然與日本合作，但可謂是同床異夢。在實踐過程中，一進會的主張完全被日本方面所利用，成為日本一步步蠶食吞併韓國的工具，招來韓國亡國之禍。因此它普遍被韓國後世評價為親日賣國團體而遭到唾罵，而其主要人物幾乎都被列入親日反民族行為者的名單中。日本方面則認為一進會也是一個啟蒙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