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佛庄

金佛庄的父親金本蘭，是一位農忙時務農、農閑時行醫的鄉村中醫，在東陽橫店四鄉頗有名氣，但家境卻很清寒。母親施玉英，生育四男二女，金佛庄是長子。金佛庄從小由叔公帶養在鎮上的南貨店裡，6歲時入老貢生金洪錦先生私塾啟蒙；金先生去世后，又跟隨老秀才呂松貴先生課讀。呂老先生見金佛庄聰敏好學，文章寫得很好，十分喜歡，親自給他取了“金燦”的學名和“輝卿”的號，意思是稱讚此子日後前程遠大，光輝燦爛。後來，撫養他的叔公去世，家境更加貧困，艱苦的環境促使金佛庄更加刻苦攻讀。

1913年，金佛庄到湖溪忠清書院（後為東陽縣湖溪一中）讀高小。

1915年，考進東陽縣立中學，和後來成為著名科學家的嚴濟慈是同班同學。兩人均學習成績優異，每次考試都要互相爭奪第一名。同年，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此事傳到金佛庄耳里，使他大受震動，痛心疾首，決心捨去研究科學而從軍報國。

1918年，金佛庄中學畢業，考進了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他以軍官候補生的身份學習了一段時間后，目睹北洋軍閥禍國殃民和舊軍隊內部黑暗腐敗，使他對選擇從軍報國的道路產生了懷疑。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更使他受到猛烈的衝擊，思謀另找出路。

1920年，皖軍閥開戰，軍校一度停辦，他轉而考進廈門大學，改為研究教育與文學，以求改造社會。在廈門大學讀書，雖然得以自由接觸和探索各種新的學說和思潮，但生活上卻困難得多，不像在軍校那樣一切都享受公費，學費和生活費都要靠家庭負擔。父母無力供給，只能靠親鄰好友共同幫襯，這樣勉強維持了一年。

1921年10月3日，離開廈門，乘海輪去天津，轉道北京，重返保定軍校求學。但金佛庄仍然滿腔熱忱、如饑似渴地學習、研究、吸取新思想、新學說，探求人生的價值、意義和救國救民的真理。

1922年，他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開始投身於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運動。他從改造社會、救國救民的宗旨出發，和校內40多名志同道合的同學，組織了“壬戌社”（他們將於壬戌年——1922年暑假畢業），準備通過這個組織，羅致各省革命軍人同志，以謀中國之革命。

1922年7月，他從保定軍校第八期步兵科畢業，先在上海閘北淞滬護軍使屬下當見習排長；旋即被分配到浙江陸軍部隊當見習軍官，在浙軍第二師陳儀部下任排長。

1922年秋，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委會負責人徐梅坤（后名徐行之）到杭州開展建黨工作，經過考察，批准金佛庄從青年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這樣，金佛庄就成為黨在浙江省建立的第一個地方組織——中共杭州小組最初的三個黨員之一。在黨內，他更加自覺地從事革命工作，宣傳革命運動，積極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杭州地委組織的“杭州青年協進會”的活動和《協進》半月刊的編輯出版工作，並為公開發行的《浙民日報》擔負一部分編輯任務，宣傳革命思想。在軍中不久，就被提升為連附（副），接著又擔任了營長。

1923年夏，金佛庄和杭州小組的另一位黨員於樹德，被指定為浙江的代表，去廣州出席了黨的“三大”。8月5日，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出席指導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的第六次會議，會議上根據毛澤東提議，決定密令金佛庄保存自己在軍隊中的實力，今後可為革命所用。

1924年2月21日，金佛庄曾代表杭州黨組織去上海，向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報告杭州情形。

1924年春，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實現后，黨組織派金佛庄參加廣州黃埔軍校的創建工作。6月17日，金佛庄被任命為軍校第一期第三（學生）隊上尉隊長。在這個崗位上，他充分發揮了自己在保定軍校所學得的豐富軍事知識，一意訓練革命的軍事人才，尤努力於政治工作及黨務活動，因此深受黃埔軍校首任黨代表、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先生的器重。在軍校的師生中，也頗有威信。7月6日，他被推選為黃埔軍校國民黨特別黨部5名執行委員之一。他還積極支持和參加了以共產黨員、青年團員為骨幹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對軍校的國民黨右派及其所操縱的“孫文主義學會”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1924年12月至1926年3月，金佛庄歷任黃埔軍校教導團第2團第3營營長、國民革命軍第1軍第1師第2團黨代表和團長等職。為了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他先後率部參加了平定廣州“商團”和滇、桂軍閥“劉、楊”的叛亂，以及討伐廣東軍閥陳炯明部的兩次東征。歷次戰役，他都身先士卒，衝鋒陷陣；制訂作戰計劃詳細周密，充分體現了他智勇兼備的一面。第一次東征中，在淡水、鯉湖、興寧諸戰役中，他所指揮的第2團第3營“勇敢善戰，勛績燦然”，為第2團獲得“黨軍榮譽旗”。國民革命軍第1軍成立時，他升任第1師第2團黨代表，后改任團長。廖仲愷先生被謀殺后，他率部參加了鎮壓反革命勢力的鬥爭。

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后，他被強迫解除團長職務，調回黃埔軍校，改任步兵第1團軍事學主任教官，兼改組委員長及法規編審委員長，領導編審黃埔軍校的法規和制度。蔣介石很賞識他的傑出才華，企圖利用“浙江同鄉”的關係拉攏他，暗示要他脫離共產黨，予以重用，但他忠於黨的事業，毫不為之所動。7月建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時候，蔣任命金佛庄為總司令部參謀處副處長兼第三科科長。不久，又任命他為總司令部警衛團少將團長。秋，國民革命軍進攻南昌不利，得而復失。金佛庄奉命增援，他率領部隊加入前線，指揮衝鋒，身先士卒，以猛虎下山、銳不可當之勢，直撲敵軍，攻克南昌外圍蛟橋，壓迫敵之側背，會同各友鄰部隊，齊向南昌城進發。11月8日，再次攻克南昌后，金佛庄的警衛團奉命警戒、維持城內秩序。

南昌攻克后，孫傳芳部仍盤踞在蘇、浙、皖諸省，負隅頑抗。有一次，北伐軍總司令部首腦開會，金佛庄列席參加。他從爭取北伐戰爭早日勝利的大局著想，在會上主動提出，願意回到浙江、上海等地，通過以前在浙軍中服務時的舊交關係，秘密策動浙軍部隊迅速起義。總司令部參謀長白崇禧，以及金佛庄在保定軍校的一些老同學，都十分讚賞並熱烈支持他的這個建議。於是，蔣介石安排金佛庄和黃埔軍校畢業生顧名世兩人化裝去上海，和陳果夫聯繫，由陳果夫具體安排策反江浙各派系地方部隊的工作。

1926年12月9日晚，金佛庄化裝成上海的洋行買辦，離開南昌，從九江搭乘英商太古輪船的官艙，順流東下。不料上船後行蹤即被泄露。11日，船到南京下關碼頭，孫傳芳部已在碼頭戒嚴，並上船搜查，當即將金佛庄、顧名世二人逮捕。上海的國、共兩黨組織和同志們聞悉此事後，多方設法營救，通過各種社會關係，托當時的浙江省省長陳儀出面，向南京方面說情疏通。蔣介石也特意發電要孫善待金佛庄，並提出可以用孫傳芳軍被俘的高級將領相交換，被孫傳芳斷然拒絕。12日晚，金佛庄被秘密殺害於雨花台。為了金佛庄的遇害，蔣介石大動肝火，發電給陳儀痛斥孫殺害金佛庄的行為，並馬上槍斃了孫傳芳軍被俘的一個軍長一個師長泄憤。

1926年12月21日，廣州黃埔軍校校刊《黃埔日刊》第220號，在頭版以顯著地位刊登了《金佛庄顧名世兩同志突被孫逆傳芳槍斃》的報導。在同一版上，還發表了該報主編宋雲彬所寫的評論《殺金佛庄顧名世兩同志者何？》。第二天，該報又發表了金佛庄鄰居張寶琛所寫的《金佛庄同志事略》。這些報導和評論高度稱頌了金顧兩同志，號召大家繼承他們的革命精神，堅決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孫傳芳等反動軍閥。12月23日，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就金佛庄、顧名世以及稍後被殺的其他三位烈士遇害事，通過報紙代電，呼籲各報館轉刊，以障人權，以慰先烈，號召民眾一致奮起！

1927年1月1日，上海《申報》刊載了廣州革命政府就金佛庄遇難通知各軍舉哀的電訊。在此同時，在漢口《民國日報》上，也連日刊登武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處同仁發起的《金佛庄同志追悼會籌備處啟事》，頌揚金佛庄的功績。金佛庄犧牲后，蔣介石以總司令的名義挽贈了“為國捐軀”的描金紅漆巨匾。

1928年，南京國民黨政府還用白崇禧名義，給金佛庄的家屬匯寄去巨額撫恤費白洋兩千元。

1929年，金佛庄的遺孀嚴瑞珍在領到撫恤費后，專程去南京，幾經周折，終於找到了金佛庄的骸骨，並運送回家鄉。

1934年，將烈士骸骨埋葬在良渡村西牛尾山下。

1921年金佛莊重回保定軍校后撰寫，以“手段與目的”為主題，記載了自己比較、尋求人生真諦的探索過程。

有位“事學者”曾告訴他：“人之可貴者，在於思想”，“不有思想安有價值之人生。思想者實質也、體也。行為者形式也、用也。所謂人生，精言之，不外觀念之積體。人生從事於概念之生活，即可挹人生之真粹，而謀所以促進之。”金佛庄對於這種把思想、觀念當作人生根本、實質的唯心主義世界觀表示懷疑，持否定的態度說：“余謝領其訓。則因思及柏拉圖之觀念論，並及黑格爾之理智主義之哲學。夫宇宙系概念而組織、排置之乎？康德統物質精神於悟性之上，所謂悟性系何物乎？康德徠所謂先天之形式者究有何義？”他認為：“人生附物質而行，必然也。然物質者精神之束縛也。人生進行，一方解放物質之拘束，他方又建設物質以利我精神；卒之破壞不已，建設不已。”“人生不有所為則已，欲有所為，赤裸裸而奮鬥必不可免。”這說明金佛庄已初步接受了視物質為精神之基礎，同時又承認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

1924年在黃埔軍校時撰寫，發表在浙江的《責任》周刊和上海的《新建設》雜誌上的長篇論文，深刻揭露舊式軍隊內部腐敗黑暗的上下級關係和軍官們的不良心理，為徹底改造舊式軍隊、建設新型的革命軍隊製造輿論。

在這篇文章中，他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詳細地剖析了那些掌握著槍杆子的舊式軍隊中各級軍官們的心理，指出：“軍隊是時代綿延中的一件產品，是不能不依時代潮流而形成某種物質的。自傭兵制而徵兵制，自徵兵制而民兵制，都有時代的基礎——經濟的基礎——為其基礎。”“中國因受帝國資本主義和國內的軍閥二重壓迫，已達到一般社會生活的不安定。在這種環境的影響和支配下，舊式軍隊里的軍官的性質日習於殘忍，冷酷，好亂和詐偽。當時局變動的時候，他們的野性便一起爆發了”，成為“內亂的主要分子”。他分析了舊式軍隊本身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專制的統治關係，指出：“現在軍隊組織的第一毛病是各級軍官的隔離，使他們遂各不相顧，甚或互相妨害，上，下，同事，各懷惡意。”這種“階級的軍隊裡面無所謂是非和公理。一個昏愚的軍官統率聖哲的孔子和蘇格拉底，你孔子雖然有慧敏的天才和明決的判斷，有何處可容你發揮？明明錯誤，但你須（服）從錯誤走。”他還從舊軍隊的精神生活和“經濟”（物質）生活兩個方面，分析了它們對於軍官們“心理”（思想）上所產生的影響。並且認為，如果沒有明確的革命理想和宗旨，沒有強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雖然不能絕對地排除極少數的正直軍官“也有熱心愛國，不騖求名利的”，但絕大多數的軍官“大有非發財不可的心理”，尤其是“上級軍官徑直是放縱生活”，“為所欲為”。其結果便是：“中國無目的而黑心的軍官的搗亂，已經由少數變為普遍的騷動”，從而要求國人“興改革之念”，為推翻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而進行鬥爭。

1926年3月撰寫，回憶了之前的生活及求學、革命經歷。

1926年任黃埔軍校改組委員長及法規編審委員長時，領導編審黃埔軍校的法規、制度，“埔校法規從此立基礎”。

綜合評價：金佛庄是第一位犧牲在南京的中共烈士，也是最早犧牲的中共黨員身份的黃埔學生。中國共產黨為了紀念金佛庄同志，早在1945年4月由中共中央組織部編印的《死難烈士英名錄》中，就已把他登載入冊。但是，長期以來，包括金佛莊家鄉的浙江人民在內，卻很少有人知道他一生的光輝事迹。建國后，他的老母寫信給周恩來總理，要求查明金佛庄的犧牲情況。經民政部門的認真調查，於1963年追認為革命烈士。改革開放之後，隨著黨史資料徵集工作的普遍開展，又陸續發現了有關金佛庄的許多新史料。中共中央軍委聶榮臻副主席也作了回憶，並讓他的辦公室複信提供證明，進一步證實：金佛庄不但是在北伐戰爭中，為貫徹黨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綱領而英勇獻身的烈士，還是浙江建黨初期的一位革命前驅者和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在南京雨花台烈士名錄上，金佛庄排在第一位。 

2011年，金佛庄銅像在其母校浙江東陽中學落成，塑像由東陽中學校友、我國著名雕塑家朱惟精創作。

2011年，金佛庄銅像在其母校浙江東陽中學落成，塑像由東陽中學校友、我國著名雕塑家朱惟精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