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宜孫

1897年10月10日 出生於上海市南匯縣。

1915-1918年 上海交通大學土木系學習至畢業。

1918-1921年 美國康乃爾大學研究院研究橋樑和鐵路，1919年得碩士學位，1921年得博士學位。

1921-1922年 美國Moran-Maurice-Proctor顧問工程處任技術員。

1922-1968年 唐山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唐山鐵道學院（今西南交通大學）土木系教授，曾兼任過系主任、院長、教務長等職。

1968年8月24日 病逝於上海

顧宜孫，字睛洲，1897年10月10日出生於上海市南匯縣一個世代書香的家庭。其九世祖顧成天，是清朝雍正年間的進士，曾是清朝第四代皇帝乾隆少年時的老師。成天公告老還鄉時，乾隆為其退隱后的別墅題“東浦草堂”四字以賜，至今猶存於上海市南匯縣惠南鎮。以後列代均有先人設塾啟蒙，至其父顧良壁，於宣統三年中舉並拔貢，后回鄉任南匯第一高等小學校長20餘年。這所學校培育了張聞天、王艮仲等名人，因此，使他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15年顧宜孫考入上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1918年以優異的成績獲工學學士學位。當年考取清華學堂公費留學，同年秋赴美國，在康乃爾大學研究院作研究生，研究對象以結構工程為主兼鐵路工程及力學。1919年獲碩士學位；192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與胡適同屆，當時尚無工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為“一鉸拱橋的研究”，這篇論文曾刊登在康乃爾大學校刊上。因他在校學習成績優異，曾獲“麥克勞”獎學金，並被推選為西格瑪克塞（Sigama Xi）榮譽學會會員，還擔任留美學生會紐約支會的社會工作。當時，在超靜定結構的分析方法和手段方面尚處於早期狀態，故其論文水平被評為優異而獲獎給金鑰匙的榮譽，時年僅24歲。1921年7月至1922年10月在紐約Moran-Maurice-Proctor顧問工程處任技術員，參加過哈得遜大橋、美國國家儲備銀行、華盛頓紀念碑等的設計，受到重視。但他感到為外國人工作沒有意思，毅然於1922年底回國，應唐山交通大學（今西南交通大學）之聘為教授，接替侯家源講授結構方面的課程。1938至1939年曾短期為中英庚款董事會借用到雲南大學任特約講座，1939年又回到當時內遷在貴州平越（今貴州省福泉市）的台灣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今西南交通大學）任教。那時台灣交通大學北平鐵道管理學院內遷的部分師生，也來到貴州，1942年校名改為台灣交通大學貴州分校。他自1941年起任土木工程系主任，1945年起任台灣交通大學貴州分校校長。抗日戰爭勝利後學校複員唐山，他仍任國立唐山工學院（今西南交通大學）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教務長兼土木系主任、橋隧系主任；1963年又出任主管科研和研究生的副院長。

1948年曾當選為中國土木工程學會理事長。1954年受鐵道部滕代遠部長之聘為武漢長江大橋技術顧問委員會委員。1956年被評為國家一級教授。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身份被選為唐山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唐山市人民委員會委員。同年加入九三學社，任九三學社唐山分社副主任委員。是政協河北省第一、二、三屆委員，還被選為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教書育人 孜孜不倦

顧宜孫具有淵博的學識，且在數十年的教學生涯中始終兢兢業業、一絲不苟，一貫重視教學質量和教學效果。他講課全部用英文，課程包括結構理論、高等結構理論、圬工設計、鋼筋混凝土結構設計、鋼結構設計、鋼橋設計等並指導畢業論文。抗戰期間很難聘到教授，他幾乎一人挑起結構專業的全部課程，教學工作量畸重，還要擔任行政工作。但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條，每天講過一講課後，即到辦公室處理行政事務，從不遲到早退。每逢學期開始，他就給學生髮一份親自列印的教學進度計劃，寫出每堂課的講授內容或課程設計進度安排，包括本學期期中考試的日期，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他備課認真，將學生所應掌握的內容凝鍊為包括各種符號在內的筆記。他講課也很有特點，總是先在黑板上寫出內容提要，待學生基本抄完再進行講授。他講解清楚，重點突出，學生容易掌握他的思路，教學效果極佳。他具有教師的高度責任感，在教學時特別注意發揮教師的主動精神。他主張基本內容一定要講清楚，不敷衍、不含糊，要求學生基本功紮實，為將來發展儲備後勁。他在對待學生的學習態度上從不遷就、不講情面。而且他還善於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善於培養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例如：他時常有意識地對一些繁瑣的公式，說明推導原理后就讓學生在課後自己推導，以此來鞏固課堂所學知識，同時也培養了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又如：他常讓考試題目體現某些基本原理的運用，只要學生認真聽課並真正理解各項基本原理，考題就會迎刃而解。在培養學生方面他主張要有超前思想，他每年都隨著世界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我國工程實際情況，更新教學內容，開闊學生眼界。他出考題非常講究，基本上能包括所授內容而且富有啟發性。留給學生的習題，自己也先做好答案，以便隨時檢查學生的作業。在上設計課時，幾十個學生的設計原始數據各不相同，在課堂上對學生進行指導和答疑，發現問題及時糾正，不使其影響下一步驟的進行。對上一周的作業，限期交卷，並在作業上註明收到日期，隨後就逐份檢查批改，在下一周上課前發給學生，對於有嚴重錯誤者，則讓學生重做。

他在指導畢業論文時，常是開列內容涵蓋結構理論、各種類型的橋樑或結構的研究、述評、分析或設計等各方面的數十道題目，由學生任選一題研究。論文類題是一人一道，設計類題有時可二人共作；也可由學生自找題目經他認可後進行研究。這不僅可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且可聯繫實際，提高論文質量。

顧宜孫十分重視青年教師的培養。他要求青年教師應打好紮實寬廣的基礎，不只是會一門課程，還應再專精一門，那才會有後勁。他給助教安排輔導任務時即是本此原則，常是一門基礎課加一門專業課。升任講師后便安排重點深入某一專業，但也不固定在一門課程上。他儘可能地幫助青年教師出國深造或到現場進修，以期培養有理論也能實幹的接班人。

由於他博學多識和工作負責，在他循循善誘的親切指導下，學生的業務能力大都很強，其中不少成為國內外的知名專家和學者。

苦心孤詣 建立和發展橋樑和結構學科

顧宜孫在組織和領導教學工作中十分重視學科的設置。他隨時關注國內外各大學土木工科必修、選修課程設置，課時多少等等，於1933年在《交大唐院季刊》第1卷第1期發表了他寫的文章“土木工科課程之研究”。文中列舉了國內外著名大學課程設置情況，作出比較分析，提出交大唐院課程設置的建議，據以制定和修訂教學計劃，選用新教材、新規範和新理論。使交大唐院的學生在校學習時能獲得世界學科前沿的知識。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我國大學的專業設置範圍甚廣，交大唐院土木學科起初只有一個土木系。學生在校涉獵土木系有關的各個專業，畢業生就業面寬是其優點。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即在校時不能根據自己的愛好和特長在某一個專業上進行更系統、深入的學習和鑽研。以後學校開設了鐵路、結構、水利、市政衛生和建築五個專門組，指導學生在四年級時針對自己擬發展的方向選修課程，選擇畢業論文題目或畢業設計項目。這樣培養出來的土木學科各類專門人才很受設計、施工單位歡迎。顧宜孫在任院長、土木系主任的同時，一直是結構組（門）（含橋樑和建築結構）的教授。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大批教師來到學校，專門人才眾多。當時顧宜孫任教務長兼任土木系主任。他認為學校已具備逐步將土木系向更加專門化發展的師資力量，遂建議學校將土木系分成土木和結構兩個系，從而更好地發揮專家的作用，提高教學水平。他改任結構系主任。

為了更新知識，充實教學內容，將處於世界前沿的前蘇聯有關科技知識及時介紹給學生，他開始關注前蘇聯工科教學計劃。為了直接閱讀俄文文獻，他不顧自己已近60歲的年齡，開始學習俄文。在短短几個月內，他從一個俄文盲達到藉助字典能看俄文資料的水平。他多方收集前蘇聯工科教學計劃，與當時歐美工科教學計劃進行綜合分析比較后，擇其善者而納之。1952年5月，為了快速培養當時急需的專業技術人才，他參照前蘇聯將學科結合新產品設置專業的特點，將結構系改為橋樑隧道系，下設橋樑和隧道兩個專門（以後改為專業），教師按課程建立教研組。顧宜孫任橋樑隧道系主任。這期間，在教學內容方面，他以身作則首先改用新教材、新規範和新理論教學，從而推動了橋隧系教學的全面改革。唐山交大橋樑隧道專業制訂的教學計劃，為全國有關學校所採納。1956年又在橋隧系內設立了工業與民用建築專業。

為了提高教學質量，顧宜孫十分注意試驗室的建設。他制訂了詳細的試驗室發展、建設和實施計劃。在他不懈的努力下，逐步建成了材料力學、土力學、建築材料、偏光彈性分析、工程結構試驗室，招收研究生和開展科學研究工作，一個完整的橋樑和結構學科建成了。

淡泊名利 為工科教育嘔心瀝血

顧宜孫1922年學成回國時，以他當時的學識和才能不難在大城市謀取職位，可他志在教育。他深知當時的中國需要大批工程技術人才，應儘快盡好地培養。他放棄了師長和親人們要他留在上海的建議，接受康乃爾同學侯家源（唐山交通大學1918屆，今西南交通大學）之邀，來到當時還較為偏僻的唐山交大任教。從1922年底起到1968年發現腎癌止，一共47年，他都以校為家，急校所急，與學校同呼吸共命運。

1937年“七·七”事變后，唐山淪陷，學校師生被迫南遷。他拋家舍親，隻身從上海乘船繞道越南進入昆明。當時的雲南省主席龍雲得知他的到來，便禮聘他在雲南大學任中英庚款特約講座。但當他得知交大唐院已在貴州平越複課后，即毅然放棄了雲南大學的一再挽留和較優越的條件，在一年合同期滿後於1939年春即趕赴平越。他和羅忠忱教授等齊心協力，苦心支撐著學校度過一個又一個難關。當時的辦學條件極差，薪金常常難以兌現，生活異常清苦，他所居住的房間僅能放一張床、一張書桌，書架也只好放在外面的過道上，沒有電燈、煤油燈，晚上用菜油燈照明。即使在這種異常艱苦的條件下，他也從沒放棄對自己理想的追求，也不放鬆對教學的嚴格要求，始終孜孜不倦於自己的教學工作。

1944年秋，日本侵略軍突襲貴州，進逼獨山，校長羅忠忱不得不於12月初宣告學校就地解散，師生各自設法到重慶集合。前此數天，顧宜孫臨危受命，毅然擔當起打前站去重慶尋覓並籌建新校址的艱巨任務。他到重慶以後，奔走於茅以升等幾位老校友及當時的教育部和交通部之間，經多方努力才在璧山丁家坳覓得交通部某培訓班留下的幾棟簡易房屋作校部和教室，租下附近幾棟民房院落作學生宿舍，另建幾棟臨時草房作教授宿舍。他日夜操勞，篳路藍縷，計工估料，終於在1945年1月中旬接納了所有逃難來渝的師生員工，並按計劃開課，使學校得以弦歌不輟。這充分顯示了他的組織能力和實幹精神。不久，接替了年逾花甲的羅忠忱教授擔任交通大學貴州分校校長。

抗日戰爭勝利后，他又多方奔走，克服重重困難，操持著學校複員唐山。他委派伍鏡湖教授先期回唐，將慘遭日本侵略軍破壞的校園稍事修繕，增添了一些必須的校具，於1946年11月恢復了上課，校名改為國立唐山工學院，他仍任院長。

1948年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前夕，國民黨在其統治區內對進步勢力加緊迫害，多次密電要求顧宜孫鎮壓學生運動。校方將黑名單透露給進步學生，使他們能及時隱蔽。那時的顧宜孫對學生的進步思想內心是認同的，對學生運動是同情的，但由於當時的形勢，使他不能公開站出來表明自己的觀點、保護自己的學生，他感到工作難以進行，身心疲憊不堪，曾向教育部提出辭職不下十次，均遭拒絕。1948年11月，唐山工學院大部分師生及家屬南遷上海，遷滬后，仍有人主張繼續南遷，甚至有人提出遷往台灣。在這關鍵時刻，顧宜孫和許多師生站出來頂住了這種傾向，堅持在上海等待解放。顧宜孫當時感到心力交瘁，於是接受校友茅以升等的建議聘請唐振緒校友為水利工程教授並代行院長職務。這樣便穩定了南遷師生的情緒，保護學校免遭更大的損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他積極發揮其作用，以其聲望協助當時的學校領導多方面延攬人才，邀請各學科有關名師和自己在國外的學生回國執教，並以自身為例說服學生，打消他們思想上的顧慮。於是，許多學者均在此時應邀回國或來校任教，為學校以後的大發展創造了條件。

真正的人生 愛國的學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他看到光明的前景，他對祖國、學校和自己都充滿了信心，決心為祖國建設，為學校的發展更加努力地工作。在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高教部副部長曾昭倫曾把他介紹給周恩來總理說：“顧教授是唐山交大的知名教授，在教學改革中很有成績”，后又和毛澤東主席握手。通過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觸，更加深了他愛黨愛國的信念：愛國就必須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就必須擁護社會主義。在1957年整風中，他始終這樣講，也始終這樣做。

“文化大革命”初期，鐵道部在1966年6月18日作出唐山鐵道學院（今西南交通大學）集中到峨眉“鬧革命”的決定。此時顧宜孫已69歲高齡而且抱病，還是毅然從唐山來到峨眉。在那史無前例的浩劫中，他被扣上“走資派”、“祖師爺”和“反動學術權威”三頂帽子。這三頂帽子正好從反面反映了他數十年獻身教育事業的成績。“文化大革命”中，他和很多教授一樣，遭到極不公平的待遇。面對逆境他泰然處之。1967年唐山醫院發現他的一個腎臟有了癌變，不幸於1968年8月24日在上海離開人世，終年71歲。1978年9月得以平反，並在上海龍華殯儀館為他舉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儀式。

顧宜孫自奉儉樸。自抗日戰爭時起，其夫人、孩子長期居留上海，他一人在學校工作，在食堂吃飯。衣著也不講究，1959年在北京參加國慶十周年紀念會時，人民大會堂門衛對他的證件反覆端詳才予放行。後來他為了出席重要會議時不受阻才為自己做了一套新衣。他私生活甚是嚴肅，無任何嗜好，課餘以打網球和橋牌或跳交誼舞自娛，並藉以鍛煉身體。

為了弘揚教育世家三百年來的家風和對教育事業的貢獻，當地政府在顧宜孫的祖籍建立“東浦草堂紀念館”。館陳主要內容包括顧氏家譜和九代教育工作者的姓名順序，其中有顧宜孫的圖片和遺物，如他在美國求學時的照片，1954年鐵道部滕代遠部長聘請他為武漢長江大橋技術顧問的聘書和大橋的彩照，以及1963年4月周恩來總理簽署的任命他為唐山鐵道學院（今西南交通大學）副院長的委任狀。1994年4月上海電視台到東浦草堂紀念館錄了相，並在該台播映；1994年6月，《人民日報（海外版）》也刊登了一篇“東浦草堂和它的主人”的文章。從此，“東浦草堂教育世家”之名便傳播遐邇。

先生的道德、學問、文章，堪為後世教育工作者的表率。唐山同學會以無限尊敬和景仰之情給他的頌詞是：

巍巍高山，泱泱大水。

我師之風，山高水長。

1 顧宜孫，楊耀乾。木材結構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