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待價

韋待價（？—約689），唐雍州萬年（今陝西西安市）人。韋沖之孫，韋挺之子，特進、太常卿江夏王李道宗的女婿。高宗時，任肅州剌史、右武衛將軍。武后臨朝，為燕然道行軍大總管，抵禦突厥。永昌元年（689），任安息道行軍大總管，進封扶陽郡公，督三十六總管攻吐蕃，敗於弓月城（今新疆霍城西北）西的寅識迦河，被流放鄉州（今廣西容縣西北）而死。

永徽後期至永昌元年（689）頻繁活動於當時政壇，尤其是他於垂拱元年（685）六月至永昌元年（689）七月四的時間內一度擔任宰相，其中后三年為宰相班子的二號人物文昌右相（尚書左僕射），是當時舉足輕重的人物。高宗死後，武則天令吏部尚書韋待價攝司空、為山陵使營建乾陵，可以說乾陵的營建韋待價功不可沒。本文擬對當時頻繁活動於政壇的韋待價的生平及功過作以簡單地評價，以就都於方家。

韋待價出身於世家大族。其祖韋沖，隋雍州萬年（今陝西西安市）人，曾任隋民部（戶部）尚書，負責全國的財政、土地、稅收及戶籍的管理等事務，是隋政府的要員之一。其父韋挺（590—647），太宗時歷任尚書左丞，歷任吏部侍郎、黃門侍郎，拜御史大夫，封扶陽縣男，頗得唐太宗的賞識和重用。待價少時以門蔭入仕，初為千牛備身，執弓箭以宿衛，主仗守戎服器物，不帝王的貼身侍衛。

永徽四年（653），其岳父江夏王李道宗坐房遺愛謀反案被流象州，韋待價受到了牽連，被左遷為盧龍府果毅（盧龍府為折衝府之一，負責當地的治安，若有邊事，則奉命出征，果毅都尉是折衝府的副將），同中郎將薛仁貴一起受詔經略東蕃，對高麗、契丹、室韋等東北少數民族進行安撫防衛。不久，將軍辛文陵率兵招撫高麗，至吐護真水，為虜所襲，失利，韋待價與薛仁貴迅速率兵前去救援，加上辛文陵的苦戰，才取得了這次戰爭的勝利。就在這次戰爭中，韋待價受到了重創，左腳被流矢射中，他隱而不言，以足疾免官而歸。後來經多次升遷而轉任蘭州刺史。沛王李賢為涼州（位於今甘肅永昌縣東、天祝縣西一帶）大都督討伐吐蕃（今藏族的祖先）時，以韋待價為司馬（即別將），不久又遷為肅州（今甘肅省武威市）刺史。因經常有守御之功，特拜為右武衛將軍，兼檢校右羽林軍事。

儀鳳三年（678），吐蕃又侵犯唐西北邊疆，韋待價再一次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事，領本州兵馬以抵禦吐蕃。不久，再次被征還京師，復舊職，封扶陽侯（從三品）。不久，又轉任吏部尚書，主管內外官吏選授、勛封、考課之政令，轄吏部、司封、司勛、考功四司。時官吏的選授，三品以上職事官，德高望重者，則由皇帝臨軒冊授；中書門下執政事官（宰相）訪擇聞奏，然後下制授之；五品以上，由吏部尚書進用，不參加吏部主持的考試，而直接送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則由吏部選（組織選試）擬錄奏，后書旨授之。先授之制，“凡擇人以四才（謂身、言、書、判），校功以三實（謂德行、才用、勞效），德均以勞，勞必考其實以進之”。即擇人依據其體貌、語言、文采、及評判能力，分試文和試判，試文考察經文才藝，這其實就是筆試和面試，筆試主要考文章、判案能力，分試文和試判，試文考察經文才藝，試判則“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筆試通過以後要進行面試，面試要看其體貌是否豐美、口齒是否伶俐；校功以三實為準，首先考查德行，如果德行相差不遠，再考查才用，才用若不相上下，最後再看勞效，勞效必須依據實際情況來確定，這同現代考察官員的標準相同，即從官員的道德、才能、功績三方面考察官員的政績。吏部三銓注擬完畢后，稱當銓團甲，再過左右僕射，和其官階一起送門下省，再經過門下給事中、侍郎、侍中的讀、省、審以後，進甲以聞，聽旨授而施行焉。作為吏部尚書的韋待價，被委以重任，執掌了如此重要的部門，足見武則天對他是多麼的信任。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唐高宗駕崩，武則天以吏部尚書韋待價攝司空，為山陵使，全面負責高宗山陵——乾陵的營建工作。同時，以戶部郎中、朝散大夫韋泰真為將作大匠，協助管理工程事宜。司空，本為管理土木建築的古官，後為三公之一，位高而無所掌；山陵使，為諸使之一，負責某一項具體事務時臨時委派，權力極大；將作監，為唐代管理土木建築的政府部門，“凡內外作（營繕宮室為內作，余為外作），皆委焉”。

從唐高宗弘道元年十二月丁巳駕崩，到文明元年八月庚辰入葬乾陵，歷史273天。在此期間，還要進行修陵的前期的準備工作，因而，乾陵施工階段時間是相當緊張的。工程具體施工階段包括地下“玄宮”和地上陵園的營建兩大部分，雖然兩部分可以同時進行，但由於地下部分施工對象為一座自然石山，工程難度很大，再加上工作面狹小，可容工匠人數有限，增加了整個工程的難度。這就要求管理人員必須限定工期，使眾勞作者“鏟山背石，驅以就功”，以保證按時竣工。經充分論證，乾陵按照“依山為陵”的葬制，依梁山的自然山勢。以其主峰為陵冢，在半山腰鑿洞而修“地下玄宮”；以陵寢為中心仿唐長安城格局營建陵園，建有內外城垣兩重，內城置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門，“南北一千一百步，東西九百步（唐代一步為五尺，每尺約合今29.5厘米）”，約合今215萬平方米；“外城南北兩千五十步，東西一千二百步”，外城“周八十里”；以主峰之南的二“乳峰”為陵園的第二道門闕，之間開闊平緩的狹長地帶為其神道。乾陵地宮隧道塹壕開鑿于山南部半山腰的青石之脊上，隧道呈斜坡形，水平向北至墓門63米，墓門處深17米，上寬2.8～3.9米，隧道及地宮鑿好后，又“以石為門，鐵固其中”，用石條對地宮口加以密封，石條間以鐵細腰栓板及鐵棍相互牽拉，並以錫鐵澆灌縫隙，同整個石山渾然一體，非常堅固；陵園建築營建時，同時雕刻配置陵園石刻。當時配置的石刻應該有內城四門石獅、石馬等，朱雀門外神道兩側蕃臣石像、高宗述聖紀碑、石翁仲、仗馬及御手、石鴕鳥、石翼馬、華表等。石刻均就地取材，於附近自然石山上鑿取石料，稍加雕琢后運達樹立位置附近，再經仔細雕琢后就地樹立。石刻以圓雕為主，高兩米多到七米，重幾噸到幾十噸，最重者為述聖紀碑，重達89.6噸。

在韋待價的指揮下，經過幾個月的緊張放工，到文明元年（684）八月，高宗入葬后，陵園主要工程基本結束。光宅元年（684）九月，（營建乾陵）功畢，韋待價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改為天官尚書，垂拱元年（685）六月，同鳳閣鸞台三品。這意味著他可以參加政事堂會議，從而可以參決朝廷機務，正式成為了宰相班子的一員。

垂拱元年（865）六月，天官尚書韋待價同鳳閣鸞台三品，入相。因其本官為天官（吏部）尚書，除參加政事堂會議參政議政外，還掌天下官吏選授、考課之政令。垂拱二年（686），韋待價守文昌右相（尚書右僕射），文昌台（即尚書省，下轄六部二十四司），主要負責各種政令的執行，是朝廷的最高行政機關。期間，他除參加政事堂會議，參決朝廷的重要事務外，還和左相一起總判台（省）事，主管文昌台（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的日常工作，即主管朝廷最高行政機關的日常工作。

入相之後，韋待價甚得武則天的器重，經常被委以重任。如在垂拱三年（687）十一月，武則天欲遣韋待價領兵擊吐蕃，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請如舊制遣御史監軍，武則天不從，“（而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可見，她對韋待價是相當信任的。然而，由於他以門蔭入仕，自武職而起，未參加科舉考試，也未入學館（包括弘文館、崇文館、國子學、太學），文化功底較薄，處理政務的能力有限，在相位雖然盡心儘力，但仍然不能做好主管的行政工作，經常被同僚所嗤笑。即史書所記“（韋待價）素無藻鑒之才”，“銓綜無敘，甚為當時所嗤”。而他也對自己非常了解，深知自己居相位將無所作為。因此，他自從當上宰相以後，“頗不自安，頻上表辭職”，而“則天每降制不許之”，於是“又表請削官秩，回贈父”；他也深深知道，自己雖短於政事，而長於武事，善於帶兵打仗，因此多次“上疏請自效戎旅之用”，以期對朝廷有所貢獻。

四 再次領兵出征的悲劇

有待價行政工作能力不足，而長於武事，故多次上疏要求“自效戎旅”。當時，突厥經常進犯唐北部邊境。垂拱元年（685）十一月，武則天以天官尚書韋待價為燕然道行軍大總管，領兵以討突厥。第二年春天，韋待價領兵還朝，成功阻止了突厥對邊疆的侵犯。垂拱三年（687）十一月，吐蕃（今藏民族祖先）又犯唐邊境，武則天又遣韋待價以本職將兵擊吐蕃，取得了多次勝利，不久又征還朝廷。

在此之前，吐蕃幾次攻陷西域龜茲（今新疆庫車）、於闐（今新疆和田）、焉耆（今新疆焉耆）、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安西四鎮，並不斷侵擾唐西北邊境，“絲綢之路”也曾一度中斷。為了鞏固唐西北邊境，打通“絲綢之路”，永昌元年（689）五月丙辰，武則天又命文昌右相韋待價為安息道行軍大總管，以安西大都護閻溫古為副大總管，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並且進封韋待價為扶陽郡公（正二品）。七月，韋徐價軍止寅識迦水（今新疆伊寧西南），與吐蕃戰，勝負略相當，而副總管閻溫古逗留不進，又恰逢炎熱的七月天降大雪，加上當時糧運不繼，內地土兵不習慣新疆氣候，大多數又凍又餓，死者甚眾；乃旋師弓月，屯軍於高昌（新疆吐魯番）。武則天聞之大怒，七月丙子，距離大軍出發僅僅八十天，武則天命斬副大總管閻溫古，韋待價坐除名，配流綉州（治所常林，在今廣西桂平縣南），不久，韋待價病死於綉州。

韋待價以門蔭入仕，起於武職，曾任邊州（蘭州、肅州等）刺史、右武衛將軍，封爵扶陽男，後轉任吏部尚書；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駕崩后充山陵使修建乾陵，因此功於垂拱元年（685）同鳳閣鸞台三品，入相，垂拱二年（686）至永昌元年（689）為文昌右相，是宰相班子的二號人物，對朝廷的重工事物的決策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為大總管擊吐蕃時，晉爵扶陽郡公，達到了其事業的巔峰。他一生對朝廷，對武則天可以說是盡心儘力，頗有所貢獻。然而，他領兵打仗時因戰事失利被除名，后流放而死，使他的一生帶上了一定的悲劇色彩。

韋待價這一歷史人物，他一生有許多功績，也有許多缺點和失誤，做行政工作時能力不足是其缺點，帶兵打仗時準備不足和決策失誤造成戰爭失敗是其失誤。當然這次戰爭的失利，也不能歸咎於他一個人。副總管閻溫古逗留不進，內地的士兵不習慣新疆地區的氣候，本應炎熱的七月天卻降起了大雪，缺少基本的禦寒工具，再加上糧草不繼，是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他最初的幾次戰功使其短時期的快速升遷，足以說明其戰功之大；特別是為山陵使修建乾陵時，他盡職盡責，嚴格要求，在短短的270多天內完成了陵墓的地下玄宮和陵園主要建築的建設。684年九月乾陵主要工程結束后，他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次年，既同鳳閣鸞台三品，入相，可見他營建乾陵之功受到了武則天的肯定。而最值得我們學習的是，當初為盧龍府果毅在對高麗的戰爭中，他身先士卒，以致左足被流失射中，他隱而不言，未邀功請賞，甘作無名英雄；還有，他為相時頗有自知之明，十分清楚並敢於承認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處理政務能力有限，沒有一味不懂裝懂，因而他多次上疏請辭職，未被允許時，又要求“自效軍旅”，從事自己特長的武事，以期對朝廷做出更大的貢獻。

另外，人們以為韋待價掌管吏部時“銓綜無敘”，以為了主要因其無才。其實，這固然與韋待價的能力有關，但與當時動蕩的局勢關係更大，韋待價掌管吏部至少是儀鳳三年（678）以後的事，而儀鳳之後中央政權頻繁變動，我們可以從當時頻繁更換年號窺其一斑。武則天利用李義府、許敬宗等人的支持，清除異己，積極培植私黨，酷吏橫行，人事變動頻繁，且多不經過吏部。因而，當時主管吏部的韋待價無所作為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