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觀

人們對生與死的根本看法和態度。不同的人生觀，對生與死有不同的價值評價，從而形成不同的生死觀。在中國歷史上，不少思想家對生死問題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看法。

孔子謂“殺身成仁”；孟子曰“捨生取義”；司馬遷認為“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莊子認為生是偶然，而死是必然，不必過於悲哀。中國共產黨人在爭取民族解放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形成了革命英雄主義的生死觀。毛澤東在張思德同志的追悼會上明確指出：“‘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生死問題是一個與人的一生相始終的現實問題，也是一個吸引古往今來無數哲人智者苦苦思索的迷人的哲學問題。人生在世，一方面要追求生存與發展，另一方面又時刻面臨著死亡的威脅，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矛盾和困惑。正是這一現實感極強的矛盾和困感，迫使人們不斷地追思和探求各種解決的辦法，以擺脫生死難題的困擾。

儒家意識到人的生死乃不得不然的現象，他們明智地主張對待生死應該超脫一些。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子路“死事如何”之問時說：“未知生，焉知死？”強調勿需追問死後之事，關心生而不必想到死，求知生而不必求知死。

儒家“亞聖”孟子也說：“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不必過於關注和計較壽命之長短，只須致力於一己之修身立命。孟子還提出“正命”與“非正命”的觀點，“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主張為自己的道德理念和信念而死，而不應因逆道非道而死。這和孔子所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大體是一個意思。這種“知生”、“盡道”、“聞道”的觀念表現出儒家生死觀的鮮明的人本主義特色。

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從總體上說，儒家未曾偏離生而喜、死而悲的情感套路，據《論語》記載：顏淵死，孔子深嘆：“天喪予！天喪予！”感到痛苦萬分。就個體生命而言，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死而不能復生，故儒家非常注重和講究對死者的哀思和喪祭。我們要對人的生死觀持有正確態度，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們要好好珍惜它。

重新認識死亡，擁有正確之生死觀，即可知長壽未必可喜，死亡亦不足憂，所應關注者為‘死往何去’。前已言及神識不死，僅在不同時空轉換，死亡即轉換之過渡階段。所謂‘學生之道易，學死之道難。’學問為治世之本，求學以增廣見聞智識，學習生存之道，人人皆可勝任。學習如何面對死亡，則非易事。試問：‘應如何死？’人皆云：‘一息不來便死。’此言固然不差，然欲死得自在、死得安詳，卻非吾人所能主宰。何以得知？一般世間凡夫臨命終時，多難免掙扎、痛苦，對金錢、子孫戀棧不舍，終至死不瞑目。如下狀況亦不乏其人：在醫院急救，四肢發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半身不遂，手腳不聽使喚；老來多病，子孫不肖，身心交煎，生不如死。總而言之，於生命執著愈深，面對死亡時之痛苦愈甚。

死亡之情狀約而有四：壽盡而死、福盡而死、意外而死及自如而死。除修行圓滿者可生死自如外，餘三者皆無法自我掌控。解脫之聖者面對死亡時，其心態迥異於凡夫。如印光大師，於往生前一個月即已預告大眾，早作準備。又如禪宗六祖慧能大師，在往生前即預言數年後之事。此二位聖者既能預知時至，自可心不貪戀、意不顛倒。當其往生時，皆能安詳示寂，此等來去自在的功夫，系平日認真修行之結果。以其心胸寬大、平等，故盡虛空遍法界皆為其故鄉。足見修持之有無，其往生情形，實有天壤之別。又如釋迦牟尼佛火化后，得八萬四千顆舍利子；章嘉大師火化后，得一萬多顆舍利子，頭蓋骨上顯現‘嗡嘛呢叭咪吽’六字，另一高僧則燒出一尊觀世音菩薩像，此殊勝現象，實難以常理解釋。

究竟當如何方能‘死得其所’，讓亡者深蒙上乘利益？首在去除恐懼死亡之心理。應先做好心理建設，內心如是觀想：死亡一事，從古迄今，上自君王權貴，下至販夫走卒，乃至科學家、博學多能者，無一可倖免。任憑閣下學富五車、才高八斗，抑或家財萬貫、富可敵國亦難逃一死，更何況平凡如我輩？若先具備此種認識，接受‘人皆有死’之觀念，並了知死亡之真相，方可祛除恐懼之心態。（慧律法師著述）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長期歷史沉澱，人們對死亡的看法也是受這些思想的影響，對死亡始終採取否定、蒙蔽的負面態度，甚至不可在言語中對死亡有所提及，它是不幸和恐懼的象徵；而西方文化主要受基督教的影響，基督徒由耶穌之死來升發對“天堂”，永生的信念，它們認為死亡就是皈依天父。他們這種對死亡的看法遠比傳統的中國人的看法積極得多。中國人對死亡的諱莫如深，使人們無法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死亡，“善待”死亡，面對死亡較多表現出的是恐懼，而非面對現實地接受。

因此我們對有著不同宗教信仰的老人進行起死亡觀的比較，看看宗教信仰對老年人的死亡觀有著怎樣的影響。在此，我們查閱了各種有關這方面的資料，並就涉及的有關概念和問題，綜述如下：

對某個事物下定義，在邏輯學上，通常是指用該事物的性質加上種概念。而死亡卻沒有任何人能夠直接感受到。當人活著時，他不能體驗死；當人死了之後，其又無法體驗，更無法言說。既然死的狀態人們無法感知，無法用精確的語言來描述，故而人人們對死的認識也就難以上升為建立在客觀觀察的基礎上，且能在實驗室里重複展現的科學認知的水平。這樣，“死亡”的真正性質對人們而言將永遠是個迷。“死”的確切性質無法把握，是人們對“死”不能給出科學的定義。

正因為死不可定義，難以上升為精確的科學，所以它成為了宗教和哲學共同探討的永恆課題。實際上，宗教用情感與信仰解析死亡，用“死”的必至性證明人生的痛苦，從而促使人建構一種超越性的理念與嚮往，努力擺脫世俗的限囿，去獲得某種永恆不朽與神性。

無論死亡是否被擬人化了（偉大的死神），還是被用陰性名詞（死亡）或陽性名詞（去世、逝世）來表達，死亡都是一種真實、具體、不同形式的數據資料，它流行在眾多的領域中。死亡，其實不就是那種無論從標準還是從定義上任何科學手段都無法劃定的大寫的“無”，或幾乎是“無”嗎？如果說一定要給死亡下個定義，那麼在眾多的領域中，就有著許多關於死亡的描述。

人類最早認識死是從生理學的角度。遠古時代，人們以為一位一個人不會動作了，就是死了；後來人們發現沒氣（呼吸）了才是死；人類進化了，意識到心臟停止跳動才是死；而現代醫學則以腦死亡作為人死的標誌。受基督教影響的醫學定義強調靈魂、肉體的二重性和人、獸差別，因此，在博恩大夫看來，人的死亡在於靈魂和肉體的分離，動物的死亡則意味著基本生物機能的終止。而《蘇聯百科全書》則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精神的：“死亡與器官的生命活動的停止同時發生，因此，也與作為獨立的生命體系的個人毀滅同時發生；從更普遍意義上來講，死亡是有生命的物質的最終停止，同時還伴有蛋白質的分解。只有在對有機體的生命本質進行唯物主義的解釋的基礎上，死亡才能夠被理解。”中國古代儒學創始人孔子在如何對待死亡時，告誡弟子：“未知生，焉知死”。古希臘大哲伊壁鳩魯也有一段名揚四海的關於死亡問題的論述：“當我們存在時，死亡不存在；死亡存在時，我們就不存在了。”德國大哲海德格爾也曾說，人之“生”與“死”並非人生的兩個端點，而是交織在一起密不可分的。死亡是人類永恆的宿命，因此，人的生存意義就在於把自己的生命向死亡拋擲出去再反彈回來而得到規定的。所以，人絕不可以只埋首於“活”，在世俗的生活中混沌不明地“活”，而要時常安靜地“思”，尤其要正視“死”，時刻想到“死”。這就是人“生”中重視死亡問題考索的意義和價值。

一中國人的死亡觀

⒈原始死亡觀

在人類發展的早期階段，由於社會生產力和人類思維能力極其低下，人類尚不能對死亡作哲學的思考，甚至不能用人的眼光和自然的眼光看待死亡，這就使人類的原始死亡觀普遍採取非自然的宗教神話形式，也就是說死亡問題始終是同原始宗教神話緊緊地糾纏在一起。而作為同原始宗教神話緊密地糾纏在一起的原始死亡觀的最根本特徵——是對死亡的反抗和否定。

⑴原始死亡觀的一項基本內容是否定死亡的普遍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

⑵原始死亡觀的另一重要內容是對死亡終極性的否定；

⑶原始死亡觀的又一重要內容是對超個體靈魂不死的信仰。

⒉現今中國人心中的“死亡”概念的含義和意向

⑴把死亡當做一種自然的歸宿。認為死和生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有生就有死，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則；

⑵死是一種令人恐懼的事件；

⑶死亡是一種理想的追求。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把死亡當做追求理想的手段，還有一種就是有意無意地美化死亡；

⑷死是一種威懾的力量。生命的寶貴在於它的惟一性和不可逆性，人生就一次，死亡就意味著生命的終結，與現世存在的徹底斷裂；

⑸死亡是一種痛苦的解脫。死亡只是人生的一個階段和環節，甚至是不很重要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