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木居士二首

《題木居士詩二首》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干如身。

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唐時耒陽（今屬湖南）地方有“木居士”廟，貞元末韓愈路過時留題二詩，此為其一。詩是有感於當時的社會現實而發，非一般應景的題詠。詩中“木居士”與“求福人”不妨視為官場中兩種人的名稱。作者運用詠物寓言形式，在影射的人與物之間取其相似點，獲得了豐富的喜劇效果。

漢代南方五嶺間有所謂“楓人”的雜鬼。以楓樹老而生癭，形狀類人，被巫師取作偶像，借施騙術。 “木居士”大約也是同一類木魅。它原本是山中一棵普通老朽的樹木，曾遭“火透”（雷殛），又被“波穿”（雨打水淹），經磨歷劫，傷痕纍纍，被扭曲得“根如頭面干如身”這樣一種扭曲的形狀。前兩句交代“木居士”以前的狼狽處境，揭其老底，后兩句則寫其意外的發跡，前後形成鮮明對照。幸乎不幸乎，世間的機遇往往帶有偶然性質。老樹根干狀似人形，本是久經大自然災變的結果，然而卻被迷信的人加以神化，供進神龕。昨天還是囚首喪面，不堪其苦，轉眼變成堂堂皇皇的“木居士”，於無佛處稱尊了。其名與實、尊榮的處境與虛朽的本質是何等不協調。在諷刺藝術中，喜劇效果的取得，多著力於揭露假、惡、丑的事物的表面現象與內在本質的極不協調，換句話說，就是“把無價值的撕毀給人看”（魯迅）。

“木居士”不靠他們的愚昧尚且自身難保，怎麼可能反過來賜福於人呢？其“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為政》）不是荒唐之至么？詩中對“木居士”的刻薄，句句都讓人感到是對“求福人”的挖苦，是戳在“木居士”身上，羞在“求福人”臉上。該詩妙處，就在於抓住了“聾俗無知，諂祭非鬼”（《溪詩話》）的陋俗與封建官場中某種典型現象之間的相似點，借端托喻，以詠物寓言方式，取得諷刺鞭撻的效果。

不過，需要說明：從此詩的寫作背景看，作者可能有影射貞元末年“暴起領事”的二王（王伾、王叔文）及其追隨者的用意。他反對二王和永貞革新，固然是保守的表現。但就此詩而言，是寫在革新運動之前且未涉及革新之事。而當時二王的追隨者中確有不少鑽營投機的分子（參閱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因而此詩諷刺形象的客觀意義，是不可簡單地以韓愈的政治態度來抹煞的。

這首詩中，詩人正是這樣作的。因此，“木居士”的形象給人以滑稽可笑的感覺，收到極好的諷刺效果。可詩的妙處尚在最後一句，它摹畫出這樣一幅圖景：神座之上立著一截僥倖殘存、冥頑不靈的朽木，神座下卻香煙繚繞，匍伏著祈求保佑的善男信女。這種莊嚴的、鄭重其事的場面與其荒唐的、滑稽可笑的內容，再一次構成不協調，構成喜劇衝突，使人忍俊不禁。這裡挖苦諷刺的對象又不僅是“木居士”了。“木居士”固然可笑，而“求福人”更可笑亦復可悲。詩人是用兩副筆墨來刻劃兩種形象的。在“木居士”是正面落墨，筆調嬉笑怒罵，尖酸刻薄。對“求福人”則著墨不多，但有點晴之效：他們急於求福，慾令智昏，錯抱“佛”腳。

韓愈（768—824年），字退之，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河南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漢族，祖籍昌黎（今遼寧義縣），世稱“韓昌黎”，又稱“韓吏部”“韓文公”。韓愈25歲中進士，曾任監察御史、刑部侍郎、潮州（今廣東潮安）刺史、國子博士、吏部侍郎等職。他與柳宗元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駢為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列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其作品都收錄在《昌黎先生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