曬書節

“歷代之書籍，莫厄於秦，莫富於隋唐”（《宋史藝文志》，中華書局，l977）。隋唐藏書雖在宋代以前稱富，但官方的曬書之舉卻少見於史料。國家圖書的掌管歷來由秘書省負責，唐代至武則天“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秘書省）為麟台”（《唐會要秘書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從現有史料可知，曬書被官方重視的時代始於宋代，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曝書會”。而曝書會“依麟台故事”而舉行（宋陳駿《南宋館閣錄》卷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那麼由此上推，唐代應該有曝書之事。

有關宋代曝書會的情況，宋人的筆記中已有記載，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1云：“秘書省歲曝書則有會，號曰曝書會，侍從皆集，以爵為位敘。元豐中，魯公為中書舍人，叔父文正公為給事中，時青瑣班在紫微上，文正公謂館閣曝書會，非朝廷燕設也，願以兄弟為次，遂坐魯公下。是后成故事，世以為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另據南宋洪邁《容齋四筆》、南宋陳驥《南宋館閣錄》和南宋逸名《南宋館閣續錄》等書記載，宋高宗紹興、宋孝宗淳熙以及宋寧宗慶元年間都有“曝書會”這樣的文化活動。綜合起來看，宋代曝書會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情況：其一，由掌管圖書的秘書省主持，由臨安府具體承辦。其二，曝書會的時間多在七月五、六、七三日。但真正的曬書時間有時拖得很長，如紹興十四年五月七日，用秘書郎張闡的建議：“本省年例人夏曝晒書籍，自五月一日為始，至七月一日止。”時間之長達兩月之久。其三，每年撥給專款，金額從三百貫到一千貫不等。其四，參與者有身份限制，但一般都不會完全相同。如紹興十三年（1143）要求侍從、台諫、正言以上及前館職、貼職皆赴；而淳熙五年（1178）N要求侍從、給舍、台諫、正言以上及館職、前館職、帖職、寄職，赴坐者四十八人；淳熙十一年則有侍從、台諫、兩省官、前館職官併合預坐。其五，與會者的名單要刻石留念。由“兩漸轉運司計置碑石，刊予會者名銜”，秘書省所設房舍之“拜閣待班之所”，“內設金漆椅、桌四，外設青布緣荻簾。後有便道通史院，內藏紹興十六年、十七年、二十九年、三十年曝書會，乾道九年丞相齊國公群玉題名石刻在焉”（《南宋館閣錄省舍》）都是明證。其六，會期安排酒食宴會並有賞賜。如“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賢院，曰秘閣。……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至崇寧、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俗吏，士大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具盛筵，邀見在三館者宴集，秋日暴（曝）書宴皆得預席”（宋洪邁《容齋四筆卷第一三館秘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18—619頁）。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的曝書會“早食五品，午會茶果，晚食七品。分送書籍《太平廣記》、《春秋左氏傳》各一部，《秘閣》、《石渠》碑二本，不至者亦送”。其七，需要曝晒的內容很多，涉及圖畫、古器、琴硯等物，大致情況如下：“是日，秘閣下設方桌，列御書圖畫。東壁第一行古器，第二、第三行圖畫，第四行名賢墨跡，西壁亦如之；東南壁設祖宗御書，西南壁亦如之。御屏後設古器琴硯。道山尚堂並后軒、著庭皆設圖畫。開經史子集庫、續搜訪庫，分吏人守視。”從相關史料南宋多於北宋的事實來看，似乎南宋比北宋更重視曬書。何以如此？其中原因主要是南宋都城杭州地處東南，潮氣很重，曬書在當地歷來是一種習慣性的活動，官方亦然。

宋代如此，元代也同樣有曬書之事。如元王士點撰《秘書監志》有相關的記載：“至元十五年（1278）五月十一日，秘書監照得：本監應有書畫圖籍等物，須要依時正官監視，子（仔）細點檢曝晒，不致蟲傷澠變損壞外，據回迴文書就便北台內，令鄂都瑪勒一同檢覷曝晒。”（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代時官方藏書的管理至呈鬆弛之勢。弘治、正德時，皇室的藏書已到了“閣臣詞臣，俱無人問及，漸以散佚”的境地，對此清代學者朱彝尊曾指出：“考唐宋元藏書咸極其慎重，獻書有賚，儲書有庫，勘書有員，曝書有會。至明以百萬卷秘書，顧責之典籍一官守視，其人皆貲生，不知愛重……百年之後無完書矣。迄萬曆乙巳……校理遺籍，惟地誌僅存，經典散失，寥寥無幾……有識者惟有撫卷浩嘆而已。”（《經義考》卷294，《萬曆重編內閣書目》按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其實明代不少有識之士注意到這一嚴重現象，提出了搜集圖書和整理藏書的建議，如弘治年間大學士邱溶一再呼籲恢復宋代仲夏曝書之例，以便保存好圖書。邱溶的上疏無疑是一個很好的建議，明孝宗也表示贊同，可惜最後並未付諸實施。這恐怕也是導致明代圖書散佚的因素之一。

清代入關以前建都盛京（今瀋陽），入關遷都北京后，盛京作為陪都仍然藏有許多典籍，晾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沿用：“盛京內務府尊藏典訓、宗器，二百餘年，寶守維謹，屢有增加。……敬典閣上層供奉九代聖容，凡九箱；《行樂圖》四箱，每歲春秋二分由陪京大臣恭晾。”（清鍾琦《皇朝瑣屑錄》卷4，《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第27冊，巴蜀書社，2000，363頁）文淵閣是明清時期官府重要的藏書之所，其中藏書的管理相對來說比較完善。清代特設文淵閣職，大致相當於前代的秘書省，其中有文淵閣直閣事，共有滿漢六人，是具體事務的負責人：“掌典守厘輯之事，以時與校理輪番入直。凡春秋曝書則董率而經理之。”（《歷代職官表》卷25，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代前期官府藏書制度健全、管理到位，為當時蓬勃興旺的圖書編纂事業帶來了極為良好的先決條件。

文淵閣的藏書管理到清代中期及以後則大不如前，儘管曬書制度猶存，但曬書之日往往就是圖書被盜之時，“清初武英殿版書籍，精妙邁前代。版片皆存貯殿旁空屋中，積年既欠，不常印刷，遂為人盜賣無數。……文淵閣每年伏日例日晒書一次，十餘日而畢。直閣學士並不親自監視，委之供事下役等，故每曬一次，必盜一次。亦有學士自盜者，惟所盜皆零本，若大部數十本者，不能盜也。究其弊，皆以國為私之病。不公諸民而私諸官，不知官流轉無定者也，民則土著占籍累世不遷者也。觀東西洋各國博物院藏書樓等，皆地方紳士管理之，不經官吏之手，故保存永久焉”（坐觀老人《武英殿版之遭劫》，《清代野記》卷中，巴蜀書社，1988，102頁）。原本通過曬書來進行維護的善本書籍，卻被某些“以國為私”的官吏、學士趁機盜取，從而會導致圖書的散佚。由此看來．曬書存在利和弊，其根源不在於曬書制度，而是在於曬書之人。

關於曬書，《西遊記》第一百回里有這樣一段有趣的故事：唐僧師徒被通天河的老黿幌落入水，上岸又避過風、霧、雷、電的劫擾后，發現經包已濕，於是“太陽高照，卻移經於高崖上，開包曬晾”，然而“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經沾住了幾卷，遂將經尾沾破了。所以至今本行經不全，曬經石上猶有字跡”。向陽的高崖成了“曬經石”，民間類似這樣的傳說和地方還有不少。只是，在大石上曬書，若石面粗糙不平，也往往會損傷圖書。所以，曬書不能將圖書胡亂堆放，應講究一定的方法。

唐代陸龜蒙曬書有“曬書床”，他在《襲美以公齋小宴見招因代書寄之》詩中寫道：“早雲才破漏春陽，野客晨興喜又忙。自與酌量煎藥水，別教安置曬書床。”（《全唐詩》卷624，中華書局，1960）這個“曬書床”到底形制如何，已不得而知，但結合圖書的特殊性來看，應該是頗為講究的，它大致就是一種木製支架或木台，曬書時將圖書等置放於上。

宋司馬光也頗諳曬書之法。司馬光於熙寧四年（1071）居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辟以為園。其中為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日讀書堂（司馬光《傳家集》卷71、卷3，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費袞在《司馬溫公讀書法》一文寫道：“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閱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常謂其子公休曰：‘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案幾於當日所側群書於上，以曝其腦。”’由此司馬溫公的書保存得很好，“年月雖深，終不損動”（《梁溪漫志》卷3，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而清代江蘇藏書家孫慶增在《上善堂藏書記要曝書》中的曬書之法尤為詳實：“曝書須在伏天，照櫃數目挨櫃曬，一櫃一日。曬書用板四塊，二尺闊，一丈五六尺長，高凳擱起，放日中，將書腦放上，兩面翻曬。不用收起，連板颱風口涼透，方可上樓。遇雨，台板連書入屋內，閣起最便。攤書板上，須要早涼。恐汗手拿書，沾有痕迹。收放人櫃亦然。人櫃亦須早，照櫃門書單點進，不致錯混。倘有該裝訂之書，即記出書名，以便檢點收拾。曝書秋初亦可。漢唐時有曝書會，後有繼其事者。余每慕之，而更望同志者效法前人也。”（見《中國歷史藏書論著讀本》，526頁）曬書之法如此謹細，惜書之情如此真誠，著實令人欽佩。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藏書條件不斷改善，藏書技術不斷提高，曬書（曝書）這一古老傳統在現代社會漸趨消失。不過古人的曬書之舉足以給我們深刻的啟示，現今看到一些人無意或有意地損毀圖書之舉，不禁讓人想起宋代大哲學家邵雍所言：“蟲蠢書害少，人蠧書害多。蟲蠹曝已去，人蠹當如何?”（《曝書吟》，《擊壤集》卷11，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在邵雍看來，蟲蠹對於圖書的損害比人為造成的毀損要小。但願我們能從歷史上的曬書之舉中激發出更多的愛書之情，不再成為損毀圖書的“人蠹”。

1、康熙年間，著名學者朱彝尊滿腹經，他在六月初六這天袒肚露胸曬太陽，謂之曬書。被微服出巡的康熙看見，后經交談和面試，封為翰林院檢討，負責撰修明史。此後,讀書人都要在這一天曬詩書，曬字畫，就叫作“曬書節”。這是曬書節的一種說法。

2、在電視劇《李衛當官》中，人四月四日晒書的事兒，就是把四月四日當作曬書節。

3、清人潘平雋在《六月六日晒書詩》中寫道：“三伏乘朝爽，閑庭散舊編。如游千載上，與結半生緣。讀喜年非耋，題驚歲又遷。呼兒勤檢點，家世只青氈。”我們看到了讀書世家（“青氈”），長輩領著子女曬書的情景，歷歷如在眼前。

4、據史料記載在漢時農曆七月七，如果陽光明媚，人們便會拿出自己的藏書進行翻曬，防止蟲蛀，七月七這一天也約定俗成地成為了“曬書節”。且據“郝隆七月七日出谷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世說新語·排調》）可見古人是七月七日才曬書的。也有人把這個故事轉嫁到李時珍、鄭板橋身上。如說李時珍一生喜愛讀書，注重實踐，醫術高超，救死扶傷尊為“醫中之聖”。他的家鄉有一名庸醫，雖不學無術，卻常常假裝斯文，購買了許多醫書，以此來炫耀自己。有一年梅雨季節剛過，庸醫命家人將藏書統統搬到院子里曬。他在院子里踱著方步，看著攤開滿滿一院子的各種古典醫書，洋洋得意，趾高氣揚此情此景正巧被路過的李時珍碰見，一向待人寬厚、不露鋒芒的李時珍，一時興起，便解開衣襟，靠在庸醫院子里的靠椅上，袒胸露腹，曬起了太陽。庸醫一見，莫名其妙，驚奇地問道：“您這是做什麼？”李時珍說：“我也是在曬書呵。”庸醫問：“先生的書在哪裡呀?”李時珍拍拍自己的肚皮，一本正經地說：“我的書都裝在肚子里了。庸醫聽后，知道李時珍是在告誠自己不能因為有錢藏書面目空一切，慚愧地滿臉通紅且有所悔悟地說：“對!對!對！腹有詩書氣自華!腹有詩書氣自華!”

5、曬書節源於曬龍袍。也叫名曰“曬伏”。諺語云：“六月六，家家曬紅綠”；“六月六，家家曬龍袍”。為什麼將晒衣物稱之為曬龍袍呢？在揚州有這樣一個傳說：清朝的乾隆皇帝在揚州的巡行路上遭逢大雨，淋濕了外衣，又不便借百姓的衣服替換，只好等天晴后將外衣曬乾，這一天正好是六月六日，故而有曬龍袍之說，揚州也就有了“龍衣庵”這個地名。

6、六月六日，也是佛寺的一個節日，叫做翻經節。傳說：唐玄奘西天取經歸來，不慎將經書掉落海中，撈起來曬乾方得保存，因此佛寺便在這一天翻檢曝晒寺中所藏的經書。在古代的蘇州，一些信佛的婦女，每年此日便到寺廟中去翻經念佛，說是翻經十次，來生可轉作男身。有《西遊記》為證，但傳說應該早於《西遊記》成書時代。

7、有學者考證，最早的六月六日，名叫天貺（讀“況”）節，貺，是賜贈的意思。此節起源於宋代。宋真宗趙恆是一個非常迷信神仙的皇帝，有一年的六月六日，他聲稱上天賜予他一部天書，並要天下的百姓相信他的胡言，乃欽定這天為天貺節。他還在泰山腳下的岱廟建造了一座恢宏的殿堂，名之為天貺殿。但此節畢竟行之不遠，逐漸泯滅了，代之而起的是“曬伏”。講究實用的老百姓，利用這一天的好太陽，晒衣服被褥，曬書籍字畫；甚至有些地方還給家養的貓狗洗澡，戲之為“六月六，貓兒狗兒同洗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