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靈岩記

《游靈岩記》是一篇寫法奇特的遊記散文。

文章開頭一段，從大背景寫起，逐層收縮，突出一點，給人以鮮明深刻的印象。吳城自古乃江南靈秀之地，靈岩山在其“峰聯嶺屬的群山之中能“拔奇挺秀”，其景物之美不言而喻.“若不肯與眾峰列”，則賦予山峰以人的靈性，其性格似乎與耿介的作者相類。然後以“異”字慨括靈岩，貫串全文。

第二段以點帶面，描寫靈岩山之異。一個個景點，好象愈往山上游則風光愈類。那些亭、洞、池，不僅景色甚美，而且是“皆吳王夫差宴遊之遺處也”，雖未置讚辭，但景點特色昭然。寫“閣″時則極力稱讚：“有閣以瞰具區之波，曰涵空，虛明動蕩，用號奇觀。蓋專此郡之美者，山；而專此山之美者，閣也”。這閣可以遠瞰浩茫的太湖之波。這裡仍用層層烘托的手法，說明靈岩之美是吳城之冠，而此閣則是冠頂的一顆明珠。可見作者深知靈岩之景，並非此次重遊方才領略。但作者接著卻說，自己是吳人，雖多次游靈岩，而此山常常“匿幽勝”，把幽境勝景隱藏起來，好象看不起他這個“陋者”一樣。這顯然非由衷之畝，不過是為後面寫饒介之游蓄勢。此次游靈岩，饒介是“主”高啟和其他人是“客”。作者應命作記，原當以饒介游山為主線展現靈岩妙景，而作者卻在全文的主要篇幅里，撒開饒介，只記述自己早已熟悉的靈岩之景，這是該文寫法奇特之一，可謂反“客”為“主”。

第三段寫饒介此次之游。元至正十大年（1356），饒介始為淮南行參知政事，其時高啟二十一歲，已有詩名。呂勉《槎軒集》曾說：饒介聞先生名，使使召之再，先生畏避久之，強而後往。”可見隨饒介同游靈岩，乃系勉強為之。對饒介與“客十人復來游”，文章只作簡單交代，接著是氣氛性的描寫：“升於高，則山之佳者悠然來；入於奧，則石之奇者突然出，氛嵐為之蹇舒，杉檜為之拂舞。……從字面看，作者對饒介此游推崇備至，並且以作者前後游靈岩對比，奪張說今天才得以領略靈岩奇景，“然後知於此山為始著於今而素昧於昔也。這段描寫，語畝整飭，抑揚頓挫，鏗鏘有致，有賦的韻味。就內容說，只作誇張渲染，起到進一步補充寫靈岩之英的作用，至於饒介此游如何，沒有作具體描述，甚至最後一段寫到饒介“顧瞻有得，因命客賦詩”，也沒有涉及具體內容。這是該文寫法的奇特之二：“客”“實”“主”“虛”。

最後一段，文章有論議，有感慨，並說明本文系應命之作，用筆曲折。“夫山之異於眾者，尚能待人而自見，而況人之異於眾者哉！”這裡議論的“異於眾者"的山和人，似無確指。靈岩當然是異於眾者”之山名山，必須有相應的名士來游賞，才能夠“目領而心解，景會而理得”。“異於眾者”之人，自然也要有“知音者”，才能相識、相交。作者再次申明自己屬淺陋之人，不在名士之列。表面上，對饒介極盡推紫之意，不惜以自己之淺薄映村饒介之高明，與前文呼應，這裡可謂“客”卑“主”尊。但細細體味前後文之意脈，可揣摩作者的真實想法在於不願與饒介這樣的行省大員為伍。

全文是以議論為主脈，將各種景觀物象穿括其間，借景說理，就境鑄意。作者有意不以遊程為線索，不對靈岩景色作正面描繪，而是從審美觀照產生的心理感應落筆，說靈岩山有著人一般的靈性，它的景色要待人而自見；正是因為饒公等人來游，它才將自己的勝景自動呈現出來：登高則佳絕畢現，探幽則奇異紛呈，山崗樹木、亭台軒閣，無不爭相獻異以歡悅眾人。這種擬人化的寫法，巧妙地突出了游山請公超凡脫俗的審美感受，使靈岩“拔奇挺秀”的自然美與饒公等人的高潔品格、卓異風範互相映襯，讀者從中不僅可以體察出作者崇尚名士的性情，而且可以領悟出作者張揚名勝名人相值相配配的遊覽理論的真諦。

作者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春節前二日遊覽泰山，接著在春節后的正月初四又遊歷了靈岩。這篇散文為《登泰山記》的姐妹篇，是作者為記錄靈岩之行而創作的遊記散文。

高啟（1336－1373），漢族，元末明初著名詩人，文學家。字季迪，號槎軒，長洲（今江蘇蘇州市）人。元末隱居吳淞青丘，自號青丘子。高啟才華高逸，學問淵博，能文，尤精於詩，與劉基、宋濂並稱“明初詩文三大家”。

明洪武初以薦參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受命教授諸王。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擬委任為戶部右侍郎，固辭不赴，返青丘授徒自給。蘇州知府魏觀在張士誠宮址改修府治，獲罪被誅。曾為之作《郡治上樑文》，有“龍蟠虎踞”四字，被疑為歌頌張士誠，連坐腰斬。詩兼采眾家之長，無偏執之病。著有《高太史大全集》、《鳧藻集》等。

與楊基、張羽、徐賁被譽為“吳中四傑”，當時論者把他們比作“初明四傑”。又與王行等號“北郭十友”。

1373年受誅連，被處以腰斬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