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生

劉永生（1904－1984），福建省上杭縣稔田鄉嚴坑村人。1927年參加農民運動，1928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歷任永定縣赤衛隊排長，紅軍獨立營軍事交通員，區委書記兼區蘇維埃主席，永定縣革命委員會軍事部部長兼縣赤衛大隊大隊長，福建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永定紅軍獨立團團長，福建軍區獨立第8師第8團團長。參加了閩西蘇區歷次反“圍剿”鬥爭。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時留在閩西地區堅持鬥爭，任永東遊擊第4支隊支隊長，中共永定縣委書記、縣蘇維埃主席，參加了閩西南三年游擊戰爭。抗日戰爭爆發后，閩西南紅軍改編為新四軍北上抗日，劉永生率部繼續留在閩西蘇區堅持鬥爭，歷任閩西南武裝經濟工作總隊總隊長，王濤支隊支隊長，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鞏固和發展了閩西蘇區。解放戰爭時期，歷任粵東遊擊支隊支隊長，閩西軍分區司令員，閩粵贛邊區游擊總隊總隊長，中國人民解放軍閩粵贛邊區縱隊司令員等，率部解放了閩粵贛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第三野戰軍第10兵團兼福建軍區副司令員，福州軍區副司令員兼福建省軍區司令員，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監察委員會主任，副省長、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是第一、二、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5年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4年1月7日因病逝世，享年80歲。

劉永生，一九二七年參加閩西地區農民運動。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永定縣革命委員會軍事部部長兼縣赤衛大隊大隊長，福建軍區永定獨立團團長，紅軍獨立第八師八團團長，永東遊擊隊司令員。堅持了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抗日戰爭時期，任閩西南武裝經濟工作總隊總隊長，王濤支隊支隊長。解放戰爭時期，任粵東遊擊支隊支隊長，閩粵贛邊總隊總隊長，閩粵贛邊縱隊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兵團副司令員。一九五一年進入解放軍軍事學院高級班學習。畢業後任福州軍區副司令員。一九五二年轉業到地方，任福建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一九五四年重返部隊，任福州軍區副司令員兼福建省軍區司令員。一九五五年再次轉業，任福建省副省長、農墾廳廳長兼黨組書記。當選為第一、二、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福建省第五、六兩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委員。

劉永生，7歲行乞，10歲給富農當小長工，15歲當挑夫，從小嘗盡人間苦楚。

1927年秋，閩西革命根據地創建人之一的張鼎丞到嚴坑開展教育啟發永生，吸收他參加農會。

次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1日，參加攻城先鋒隊，架雲梯爬進西門，迎接農民武裝進城，救出被捕革命同志。閩西第一個工農紅軍營在永定金砂金谷寺成立時，永生被營長張鼎丞挑選為軍事交通員。

1929年5月永定縣城解放，成立革命委員會，永生被任命為縣大隊長。

1932年3月，在福建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永生當選為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11月，任永定獨立團團長。

1933年4月，任福建省軍區獨立第八師第八團團長，屢次作戰均身先士卒，英勇頑強，獲得勝利。

1934年春，調任省軍區警衛營營長，8月，參加第五次反“圍剿”中南線最激烈的連城溫坊保衛戰，大腿受傷，被送長汀四都紅軍醫院治療。10月主力紅軍長征后，他參加張鼎丞率領的小分隊在杭永邊開展游擊戰爭，擔任永東遊擊隊司令員兼中共永定縣委書記。

1935年4月，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成立，他為委員。此後，他在閩粵邊堅持艱苦卓絕的3年游擊戰爭。

1938年，第二次國共合作后，永生率領新四軍第二支隊第六連開赴皖南，路經浙江江山時，組織上決定派他秘密返回閩西。

1940～1941年，先後擔任保衛閩西南特委和南方工委工作。當年“南委”機關由於叛徒出賣而遭破壞，他掩護工委領導安全轉移后，便在永定開荒種地，等待時機。

1944年秋，王濤支隊成立，永生被任命為支隊長。在指揮上杭豐稔市天后宮戰鬥中，僅用五分鐘即將國民黨保安第三團機槍連全部消滅，繳獲大量武器，充實了支隊的武器裝備。不久，支隊改為閩南人民抗日挺進隊，他率隊向沿海進軍，中途遭包圍襲擊，戰鬥中負傷，只好離隊治療。

1947年6月，中共閩粵贛邊工委組建邊區人民解放軍總隊，永生任總隊長。在閩粵邊的多次戰鬥中獲勝。

1948年8月，召開的第一次邊區黨代會上，他當選為區黨委委員、總隊司令員。

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閩粵贛邊區縱隊，永生為司令員，指揮邊縱部隊粉碎國民黨軍隊，促使興梅、龍岩兩專區國民黨軍政人員實現和平解放。

新中國成立后，劉永生先後擔任十兵團副司令員、福州軍區副司令員兼福建省軍區司令員，1955年授少將軍銜。

1959年轉業地方，歷任福建省副省長、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省紀檢會第二書記、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委員等職，連續當選第一屆至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他經常深入連隊、深入基層，和戰士、群眾一起，被稱為“貼心將軍”，始終保持“人民公僕”本色。

劉永生是戰爭年代鼎鼎有名的“游擊大王”、中國人民解放軍閩粵贛邊縱司令。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三野十兵團副司令員、福州軍區副司令員、福建省軍區司令員、副省長等職。從深山密林到城市，環境變了，地位和待遇都提高了，但他的勞動人民本色和習慣卻沒有變。

在部隊時，一次工作調動，領導機關的有關部門因具體工作上的疏忽，把劉永生的級別搞錯了，低發了幾個月工資。劉永生沒有說過半句話，後來還是領導機關從統計中發現了差錯，才糾正過來，並專門派人登門道歉和補發工資。劉永生對此卻毫不在意，笑呵呵地出口成歌：“同志哥，沒關係，級別高低工資多少無所謂，主要還是多奉獻，革命不為名和利。”

1959年，劉永生轉業到地方，分配住到湖東路82號院子。當時那裡住了幾位副省長，一座小樓劉永生與高磐久副省長各住一半，沒有衛生間，也沒有一點裝修，就按照原本的樣子搬進去住。省長魏金水來參觀，發現連個涼台也沒有，樓梯太窄，上下很不方便，說這怎麼行呢，要加一個涼台，裝修一下。劉永生不同意，認為這不錯了，打游擊時都是住茅草棚，照樣好好的。在魏金水堅持下，房子才進行了簡單裝修。

多年的游擊戰爭，使劉永生與老區群眾和眾多的戰友，結下了牢不可破的生死情誼。解放后，身居高位的他還是時時惦念著他們。自己克勤克儉、節衣縮食，就是為了多給老區有困難的群眾提供力所能及的接濟；老戰友老部下遇到難處和委屈，他也都能在不違反政策的前提下，熱情地幫助解決問題；需要為百姓伸張正義時，他就毫不含糊地站出來說話。所以老區群眾和當年並肩戰鬥過的戰友，都把劉永生看成是最可信賴的親人，有機會到福州來，都要登門看望。而劉永生則不論他們是幹部還是群眾，不論職位高低，都一樣熱情相待，不僅留吃飯，還常常留家住宿。劉永生留人家吃飯，有一條規矩，就是除了老家群眾有時捎帶的一點閩西酸菜或筍乾之類的東西外，他不讓任何客人送禮物，即使拿來他也堅決不收。有時來人多了，家裡沒那麼多床，劉永生就買來許多席子，經常翻曬，有人來時就鋪在地板上，給人家睡。在困難年代，劉永生家的糧食也是經常不夠的（他自己因此得了水腫病），有許多老戰友知道這一情況，不時給他寄些糧票相接濟。

家鄉一些老游擊隊員、老接頭戶來到福州，想看看大城市，劉永生總是派車派人帶他們去看，有時還自己抽出時間作陪。

三年困難時期，有關部門曾一度為領導幹部設“營養餐”，劉永生卻從不去吃這樣的餐，更沒有帶子女享受過一頓。當時領導幹部按規定可以到交際處領一些東西，如每月有二三斤肉，二三斤蛋，三斤黃豆供應。劉永生不僅自己不去領，也絕不讓家裡人去領。他說國家很困難，我們當領導的更要帶頭節約，自己能克服的就不能增加國家的負擔。於是，家裡天天都吃“瓜菜代”。而且這瓜菜還多數是自己種的。

“寧可自己吃不飽，也不能怠慢了客人！”劉永生如是說如是做，家中的糧食由此更加困難了，不久，劉永生終因飢腸轆轆得了水腫病。

堂堂一位將軍、副省長，也得了水腫病！這件事很少有人知道，也很難使人相信。這就是劉永生廉政愛民、與人民同甘共苦的真實寫照。

步調一致，互敬互勉

黃月英是位紅色女戰士，她在革命戰爭時期飽經風霜，她那貧血而顯得淡黃浮腫的臉孔和微跛的腳，就是崢嶸歲月留下的永遠紀念。解放后，黃月英與劉永生一起參加祖國建設，在各自的崗位上兢兢業業地工作，兩人相濡以沫，志同道合。

劉永生在省軍區時，和妻子黃月英積極帶頭開墾荒地，種上蔬菜。夫妻倆在菜地上忙碌的身影，不知感動了多少官兵。

和劉永生一樣，黃月英對革命群眾也傾注了滿腔的熱愛和關心之情。有些過去的接頭戶家發生了困難，她就10元、8元地接濟他們。1958年秋天，她兒媳還沒有一件棉衣能夠過冬，可她已經替老區的烈士家屬做好打算，叫公務人員做幾件棉衣寄到老區去。一次，黃月英與劉永生一起回家鄉，聽生產隊長說，只需百來元就可安裝一台碾米機，解決碾米問題，而且能節省好多勞動力，可惜社裡底子薄，一時拿不出錢來。探親回來后，他們老是惦記著這件事，薪金髮下來后，他們一商量立即匯去了200元。

黃月英對老區群眾這麼大方慷慨，而自己卻非常節儉樸素，家裡的菜基本上是自己菜地生產的，穿著方面更是儉樸，好幾年都沒做新衣服，衣服破了總是縫縫補補又再穿。

劉永生常與黃月英互敬互勉說：“今天的勝利是千千萬萬革命烈士用鮮血換來的，否則哪有今天？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劉永生長期擔任領導職務，大權在手，可他決不利用自己的地位、權力和關係去謀求個人及妻兒親戚的利益。作為妻子的黃月英，也反對搞特殊化，治家極嚴，決不讓“後院起火”。

小車不倒只管推

十年動亂中，劉永生始終保持著自己的正氣和清白，是黨員幹部中的一桿旗。春回大地后，劉永生以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任中共福建省委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省政法委員會書記。“活著干，死了算”，“小車不倒只管推”，這是劉永生的口頭禪，也是他一生的自我寫照。

年近耄耋的他，終因忘我工作、日夜操勞，肺氣腫病重新發作變得越來越嚴重，走起路來直喘氣，上樓梯更為困難。他在政法委的辦公室在三樓，每天上班時都因為走樓梯而憋得臉色發青，很久說不出話來。但他仍堅持每天準時上下班，每次開會都準時到。而且每天上班，他提早拎著熱水瓶到辦公室。通訊員不好意思，他卻笑呵呵地說：“我家煮飯，順便燒壺開水，既為單位省力又省電，有何不好呢，這也是革命傳統呀！”

看到劉永生的病情越來越嚴重了，省委書記項南只得下了“命令”要他立即住院。這樣劉永生才不得不離開心愛的崗位，住進了省立醫院接受手術治療。

劉永生病重后，醫院曾建議有關部門，讓劉永生最好到上海治療。劉永生硬是不答應：“我相信福建的醫院，福州也有醫生。大家都到上海去，國家要花多少錢呀。我不去，我就在福州。”對於劉永生的倔脾氣，大家都是了解的，他決定了的事，誰也不能改變。

1984年1月7日8時，劉永生在福州走完了他的人生歷程，永遠合上了那雙不知疲倦的眼睛，離開了他為之奮鬥的事業，終年80歲。

劉永生（1904～1984），福建省上杭縣稔田鄉嚴坑村人。清光緒三十年五月生於一個貧苦農民家庭。5歲喪父，7歲行乞，10歲到富農家中當小長工，15歲當挑夫，從小嘗盡人間苦楚。

民國16年(1927年)秋，閩西革命根據地創建人之一的張鼎丞到嚴坑開展革命活動，見其出身貧苦，便向其宣傳革命道理，啟發階段覺悟，不久吸收他參加農會和“鐵血團”。次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6月底，張鼎丞領導永定農民暴動，7月1日，幾千農民武裝攻打永定縣城。永生參加攻城先鋒隊，肩背鳥銃，腰插柴刀，扛起雲梯，冒著彈雨，迅速衝到西門城牆根，架起雲梯爬進城，將農民武裝隊伍迎進城裡，砸開監獄，救出被捕的同志。當月4日，由暴動農民武裝組建的閩西第一個工農紅軍營在金砂金谷寺成立，劉永生被營長張鼎丞選為軍事交通員。 1929年5月25日，張鼎丞帶領地方紅軍配合紅四軍解放永定縣城，成立永定縣革命委員會，永生被任命為縣赤衛大隊長。

1932年3月，在汀州召開的福建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4月，帶領永定縣赤衛團兩個連和上千名支前運輸隊，支援毛澤東率領的紅軍東路軍攻打漳州。佔領漳州后，奉命將大批戰利品挑運回中央蘇區。10月，與永定縣蘇維埃政府女幹部黃月英結婚。11月，永定縣赤衛團升編為永定獨立團，任團長。不久，與紅十二軍第一○○團配合，在上杭城東水西渡打垮國民黨粵軍1個營，繳獲不少槍枝彈藥。

1933年4月，任福建省軍區獨立第八師第八團團長，奉命率領全團500多人，攻打駐白砂圩的國民黨陸軍第三軍獨立第一旅的1個營。戰前親自帶領幹部化裝成樵夫到前沿摸清敵情，半夜率部隊砍開敵軍陣地上的鐵絲網和鹿寨，越過塹壕，衝到該營駐地炮樓下，將一顆顆手榴彈扔進炮樓，一舉攻克此據點。

1934年春，調任福建省軍區警衛營營長。8月，參加第五次反“圍剿”中南線最激烈的連城溫坊(今名文坊)保衛戰，戰鬥中大腿中彈受重傷，被送到長汀四都紅軍醫院治療。10月，主力紅軍被迫離開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劉傷愈后便參加張鼎丞率領的僅10多人的小分隊回到杭永邊開展游擊戰爭，擔任永東遊擊隊司令員兼中國共產黨永定縣委書記。

1935年3月中旬，鄧子恢、譚震林率紅軍二十四師1個營衝破國民黨軍的重重圍堵，從贛南來到永定大阜村與張鼎丞會合，召集閩西南黨政軍領導人聯席會議，永生應召赴會，入村片刻，突然發現國民黨粵軍1個營在陳榮光民團帶領下，向村子包圍過來。在此危急關頭，劉永生挺身而出，率領指戰員出擊，粉碎了敵軍這一陰謀，使局勢轉危為安。戰鬥結束后，張鼎丞號召紅軍指戰員向劉永生學習。4月，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成立，張鼎丞任主席，劉永生與鄧子恢、譚震林、方方等為委員。面對國民黨駐紮在閩西的8個正規師、10多萬兵力，他時而將部隊分散成小組，深入山村宣傳組織群眾，時而將部隊集中起來，抓住戰機，打擊敵人，還經常幫助群眾搞生產，把從敵軍手中奪來的糧食分給群眾，密切游擊隊同群眾的聯繫。堅持三年艱苦的游擊戰爭，直至第二次國共兩黨合作和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到來。

1938年5月，劉永生率領由閩西南紅軍游擊隊改編成的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第二支隊最後一支隊伍——第六連開赴皖南軍部集中。到達浙江江山後，軍部通知他單獨到南昌辦事處報到，將連隊囑託熊兆仁、陳茂輝帶去皖南，自己立即前往南昌。中國共產黨中央東南分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曾山在辦事處告訴他，考慮到閩西是革命老根據地，日後還會有長期複雜的鬥爭，組織上決定派其秘密返回閩西。

1940年5月，中國共產黨閩西南特委在永定芹菜洋辦黨校，派永生負責保衛工作。次年，特委派永生到廣東大埔縣大埔角，保衛中國共產黨南方工作委員會的安全，他便與黃月英裝扮成民工，在當地種稻、餵豬，暗中保護“南委”書記方方等人。

1942年，由於叛徒出賣，“南委”機關遭到破壞，他便在掩護方方等安全轉移后，返回永定開荒種地，等待時機。

1944年秋，中國共產黨閩粵邊委決定成立自衛的人民武裝，為了紀念被國民黨保安團殺害的特委書記王濤，部隊命名為“王濤支隊”，任命永生為支隊長。

1945年春，國民黨閩粵贛邊聯防指揮部派福建省保三團重機槍連追蹤王濤支隊到上杭豐稔市，駐紮在天后宮。永生親自帶領支隊突擊隊化裝到天后宮偵察，選定4月13日豐稔市圩期，布置22名突擊隊員化裝成柴夫、香客突襲機槍連，僅用5分鐘即將保三團機槍連全部殲滅，繳獲重機槍和其他槍枝彈藥，充實了支隊的武器裝備。不久，支隊改為閩南人民抗日挺進隊，永生率領部隊向沿海的詔安、饒平進軍，準備在那裡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中途遭福建省保安二、三團重兵包圍襲擊，永生在戰鬥中負傷，只好離隊治療。

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不顧全國人民要求和平的願望發動了內戰。

1946年6月，中國共產黨閩粵贛邊工委組建邊區人民解放軍總隊，永生被任命為總隊長。10月21日，率領總隊出擊廣東大埔縣大麻鎮，摧毀國民黨大麻區署、自衛中隊、警察分局，並殲滅跟蹤追擊的梅州保警大隊第一中隊。不久，將總隊兵力分成三格，在粵東梅州的梅縣區、大埔、豐順、五華、蕉嶺、興寧、饒平等縣的邊遠地區，摧毀國民黨區、鄉、鎮政權30多處，開闢了3個邊境地區的游擊根據地。

1948年3月2日，率領總隊經過半日激戰，攻佔了閩粵邊境上的蕉嶺縣城，繳獲長短槍300多支、子彈2萬餘發，摧毀軍械倉庫1座。8月，中國共產黨閩粵贛邊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永生當選為區黨委常委、邊區人民解放軍總隊司令員，總隊下轄5個支隊近萬兵力。粵東地區除縣城和少數大鎮外，廣大鄉村均為邊區人民解放軍解放。

1949年元旦，中國共產黨中央軍委發布命令，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閩粵贛邊區縱隊，永生為司令員，與政委魏金水、副政委朱曼平、副司令員鐵堅一起，指揮邊縱部隊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反覆“清剿”，促使興梅、龍岩兩專區國民黨軍政人員起義，實現和平解放。到10月末，在解放大軍勝利南下形勢下，邊縱部隊解放了閩粵贛邊區30餘縣、市，繳獲輕重機槍300多挺、火炮30多門、步槍3萬多支、手槍2000多支。

解放后，他先後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兵團副司令員、福州軍區副司令員兼福建省軍區司令員，

1955年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9年轉業地方，歷任福建省副省長、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共產黨福建省委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中國共產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修補委員等職務，連續當選為第一、二、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他在軍隊任職期間，經常深入海島營房、高山哨所檢查戰備；遇上部隊訓練，還同戰士一起摸爬滾打，成為戰士們的“貼心將軍”。在地方工作時，每年用三分之二的時間下鄉、下農場、下基層，同革命老根據地人民、農場工人等一起耕耘，同基層幹部共商工作，始終不失“人民公僕”本色。

1984年1月7日，因患肺氣腫病治療無效，在福州逝世，享年8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