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學事師

宦學事師，是 政教合一 的教學形式，即求學要入仕途，就教於官府，邊仕邊學，學為官之術，在國外將這種制度稱之為職官教育。春秋戰國時期，發生了 政教分離 的重大變化，文化教育得到迅猛發展。秦代卻逆歷史潮流而動，在文教上採取了比宦學事師更為狹隘的 吏師制度 以取代學校教育，大大限制、破壞了文化教育的發展。但我們也不能就此全盤否定宦學制度，由於社會條件的限制，有些專業知識和技能，邊仕邊學可能更方便些。

漢代，在大力發展學校教育的同時，保留了宦學，形成了多種形式辦學的特點。漢人常說的 文吏之學，就是漢代的宦官事師制度。由於宦學 長大成吏，出路明確，加之官府願意錄用熟悉吏事的 學僮，以致影響一些士人 好仕學宦，用吏為繩表（《論衡·程材》），說明漢代宦學事師十分興盛。

漢代宦學文武分途。文吏之學要學習以下的內容：第一，學習 史書。兩漢時期對史書的內涵，在解釋上略有變化，前漢多指寫字、習文，後漢多指書法等。漢代選拔官吏，十分注重史書功夫。學史書除習字之外，還要掌握辦理公文的書體，也就是要練習書法，文吏還要學習寫作官文書。第二，學習儒經，明習法令。宦學要讀經和律令。漢代注重對宦吏的考核，各州部設有司隸校尉之職，負有督察的責任，其屬吏中有孝經師一人，負責 監視五經，即對京畿地區的官吏考核五經，說明文吏必修五經。此外律令也是文吏之學的重要內容。漢代的法令體系十分強大，不進行專門學習是很難掌握的。而要學習律令，一般人家的子弟，只有就學於官府。宦官之家才有可能私藏律令以教子弟。文吏在學史書時，還要學習實際的案例。總之律令是宦學不可或缺的內容。第三，修養為吏之道。宦學還有一項重要任務是進行職官道德教育。秦簡《為吏之道》和《語書》是吏學教材，其中有良吏與惡吏的對比教育。漢承秦制，出土漢簡《急就章》中就有與秦代相仿的為吏之道教育，要求他們經常 砥厲身，切不可只圖私利而陷於 依溷污染貪者辱 的境地；告誡他們要以 廉潔平端拊順親。姦邪並塞皆理訓 自勉；待人處事要謹慎，這些都是十分具體的職業道德教育。盡忠報國是朝廷對整個官僚機構每個成員的統一要求，這種政治、倫理教育主要通過通經致用來進行，宦學也不例外，文吏都要讀經，藉以形成儒家的 大一統 和忠君觀念。

宦學已涉足仕途，但學僮與正式官吏是有區別的，居延漢簡中所謂 私從、私吏、助吏 等稱謂，多是指宦學的生徒，他們學成之後，必須經過某種形式的考核，合格才能做正式官吏，獲得命官的職稱。文吏的考試與官學生不同，是以考察吏事為主。秦代武吏也有考核制度，所謂 及壯試吏，為泗上亭長（《漢書·高帝紀》）就是武吏之試。漢代也保留了這一制度，例如韓延壽就有 都試講武 之舉。總之文武官吏都要經過考試而後任命。

漢代的宦學事師制度，是統治者提高吏治效能，加強中央集權的產物，它和封建官立學校都是朝廷建立的。因此漢代的官學制度，嚴格他說，既有官吏學校，簡稱官學，也有職官教育，簡稱宦學，二者相互補充，各有長、短。從辦學宗旨說，漢代官學體現了 學而優則仕 的原則，漢代宦學則體現了 仕而優則學的原則。官學本著 士先志 的精神施教，宦學則根據 官先事 的方式傳授。王充對官學（或私學）培養的儒生和宦學造就的文吏，做過認真的比較。兩種辦學形式在實踐中互相滲透，不斷改進。封建官學後來增添了歷事制度，以提高儒生的實際吏治能力。宦學向高級發展，有的專業從官僚機構中分化出來，成為官學中的專科教育，例如魏晉時期律學的產生，有的則在官僚機構中增設專門的教學編製。而這些教育形式的產生，都是在漢代宦學制度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我國封建官學制度在西漢時期形成了基本格局：分中央官學與地方官學兩類；有初等教育（庠、序），中等教育（學、校），高等教育（太學）三級；以儒學為主體，官立學校為主幹，兼有其他專業教育和職官教育。漢代太學創立了我國古代傳統的教學形式和管理方式，即以經師講學為主，學生互教為輔，注重考試和自學。漢代太學育才與選才相結合的嘗試，朝廷任官標準與學校培養目標相一致的做法，以及公費限額與自費推薦相結合的辦學形式，都是促進學校教育發展的有益實踐。兩漢時期尊師重教的風尚和嚴於擇師的管理經驗，更為後世所借鑒，形成了我國古代教育的優秀傳統。總之，漢代官學制度的確立，為我國封建官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研究這一課題，是十分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