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學

“太學”一詞西周時已經有了，《大戴記》中說：“帝入太學，承師問道。”西周太學又名大學，天子和諸侯均設之，“，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不過辟雍和泮宮不是純粹的大學，這地方亦如宮廷，貴族們常在這裡祭祀、舉行宴會、選拔武士、議定作戰計劃。打了勝仗，也到這裡“獻俘”“告功”。這是因為：“古人宮室無多，凡祭禮、軍禮、學禮，及望氣、治歷、養老、習射、遵賢之典，咸行於明堂。而明堂、太廟、太學、靈台咸為一地。”

上古雖然有太學，但明堂、太學混而不分，布政、祭祀、學習各種活動都攪和在一塊兒，不具備封建教育的專業性與系統性，這隻能說是太學的萌芽。

太學是中國古代的的一種大學，始設於漢武帝元朔五年。上古的大學，稱為成均、上庠。董仲舒：“五帝名大學曰成均”，鄭玄：“上庠為大學，在王城西郊。”至於夏商周，大學在夏為東序，在殷為右學，在周有東膠，而周朝又曾設五大學：東為東序，西為瞽宗，南為成均，北為上庠，中為辟雍。到了漢代，在京師設太學，為中央官學、最高學府，太學祭酒兼掌全國教育行政。隋代以後改為國子監，而國子監內同時也設太學。

太學是漢代出現的設在京師的全國最高教育機構。西漢早期，黃老之學盛行，只有私家教學，沒有政府設立的傳授學術的學校。漢武帝罷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後，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始在長安建立太學。最初太學中只設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從武帝到新莽，太學中科目及人數逐漸加多，開設了講解《易經》《詩經》《尚書》《禮記》《公羊傳》《穀梁傳》《左傳》《周官》《爾雅》等的課程。漢元帝時博士弟子達千人，漢成帝時增至三千人。王莽秉政，為了樹立自己的聲望，並籠絡廣大的儒生，在長安城南興建辟雍、明堂，又為學者築舍萬區。博士弟子達一萬餘人，太學規模之大，實前所未有。武帝到王莽，還歲課博士弟子，入選的可補官。

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在長安設太學。太學之中由博士任教授，初設五經博士專門講授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春秋》。宣帝時博士增至十二人，王莽當政時又增至三十人。學生稱為“博士弟子”或“太學弟子”。太學初建時為50人，漢昭帝時增至100人，王莽時增至10000人，“博士弟子”有免除賦役的特權。“博士弟子入選”，內由太常負責選擇，外由郡國察舉。武帝還下令天下郡國設立學校官，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統。太學和郡國學主要是培養統治人民的封建官僚，但是在傳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魏晉至明清或設太學，或設國子學、國子監，或同時設立，均為傳授儒家經典的最高學府。

東漢建武五年(公元29年)，漢光武帝劉秀在洛陽城東南的開陽門外興建太學。後來漢明帝劉庄還到太學行禮講經。漢順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對太學進行了重修和擴建，費一年時間，用工徒十一萬二千人，建成兩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學生稱之為太學生。其後，太學生人數多至三萬人。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為了刊正經書文字，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經，樹立於太學門外，全國各地來觀看和抄錄經文者，絡繹於途。兩漢時太學在培養人才和促進文化發展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隨著政治的腐敗，太學生開始參與政治。西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學生千餘，以圖解救執法不阿的司隸校尉鮑宣。東漢晚期陳蕃、李膺等人反對宦官的黑暗統治，得到太學生的支持和響應，於是太學生也成為宦官打擊的對象(見黨錮)，不少與黨人有牽連的人遭到禁錮。熹平元年，太學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達一千餘人。

魏文帝曹丕黃初中恢復了洛陽的太學，有博士十九人。太學生在魏明帝時增至千餘。時依漢制設五經策試之法，通過考試的可補掌故、太子舍人、郎中等。西晉武帝時太學生三千人(一說七千餘人)，依《晉令》規定，試經及格者可拜郎中。西晉時教育體制的重大變化，是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專設了國子學，形成了貴族與下層士人分途教育，國子學、太學並立的雙軌制。東晉學校教育相當衰微，南朝則有所復興，國子生多為士族高官子弟，稱之“國胄”或“世胄”，可以經明經策試入仕，而太學則往往僅存博士而無生員。

十六國時期，一些少數族政權亦曾設立太學以及四門學、郡國學、律學，生員身份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當。然各政權興廢不定，學校也時設時罷。至北魏道武帝，設立學校，稱國子太學。后又別立太學。國子學一度改稱中書學，后又改回。郡學也稱太學。孝文帝、宣武帝時，又增設了四門小學，形成了國子學、太學、四門小學三學並立之制。南北朝後期至隋，又逐漸形成了律學(習法令)、書學(習文字)、算學(習計數)三學。

唐代國子監，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學校的差別，與學生資蔭(即父祖官爵)身份有關。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分別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律學、書學、算學則面向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此外，國子生、太學生、四門生學習儒家經典，律學、書學、算學學生則學習專門技術。國子學生員三百人，太學五百人，四門學一千三百人，律學五十人，書學、算學三十人。入學年齡為十四歲至十九歲，律學則為十八歲至二十五歲。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又在東都洛陽設立了一個國子監，與長安國子監合稱“兩監”。

國子監長官為國子祭酒，主持政務。下設司業為副，及丞(掌判監事)、主簿(掌印)、錄事。諸學有博士、助教、典學、直講等學官，掌教學。國子生、太學生、四門生入學后，要根據將來考進士科還是考明經而分科學習。所習儒家經典分為大中小三種，《禮記》、《左傳》為大經，《詩經》、《周禮》、《儀禮》為中經，《易經》、《尚書》、《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三經者，大、中、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余經各一；《孝經》、《論語》則都要掌握。這與進士、明經科的考試要求，基本一致。學校每歲向禮部薦送參加科舉考試者。如學業不佳而多年不堪薦送，或薦送后屢年落第，則往往要被學校解退除名。

唐代前期，進士及第而享文名者，大多由兩監生徒出身。主考官在取捨中，也有意偏重生徒。時進士不由兩監出身，則深以為恥。唐玄宗李隆基曾下令，天下舉人皆補學校。但安史之亂后，由於政治混亂及財政困難，學校由盛入衰，生員不及舊日三、四分之一，太學、四門學的入學資格只好降低，生徒在應科舉者中的比例亦大為減少。

宋代太學仍為最高學府，隸國子監。宋初僅設國子監，學生名額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員子弟。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范仲淹推行新政(見慶曆新政)，始以東京開封錫慶院興辦大學，招收內捨生兩百人，採用胡瑗的湖學法制訂“太學令”。宋神宗趙頊時，擴建太學，增加學生名額達兩千四百人，設八十齋，並重訂太學條制，推行三舍法。宋徽宗趙佶時，興建辟雍作為外學，太學(包括辟雍)共招生三千八百人，同時廢除科舉，人材皆由學校選拔，太學達到極盛時期。南宋紹興十二年(1142)，在臨安府重建太學，至宋末學生達一千七百多人。仁宗任間曾不用太學體而改用歐陽體，而後又恢復。

宋代太學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學制。太學生從八品以下官員子弟和平民的優秀子弟中招收。慶曆間(1041～1048)，內捨生由太學供給飲食。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起，外捨生亦由太學給食。南宋時，外捨生入學，須納“齋用錢”，方能在官廚就餐；貧者減半納；內捨生和各齋長、齋諭免納。學生各習一經，隨所屬學官講授。學生分成三等，即上舍、內舍、外舍。考核學生成績和學生升等的制度，稱“三舍法”，規定新生入外舍習讀，經公試、私試合格，參考平日行藝，升補內舍。內捨生兩年考試一次，考試成績和當年公、私試分數校定皆達優等，為上等上捨生，即釋褐授官；一優一平為中等上捨生，准予免禮部試；兩平或一優一否為下等上捨生，准予免解試。上捨生不再參加公試。私試每月一次，由學官出題自考學生；公試每年一次，由朝廷降敕差官主持。學生分齋學習，每齋三十人，屋五間、爐亭一間為全齋閱覽和會議處，設齋長、齋諭各一人，負責督促和檢查學生的行藝。宋代學官與唐略同，然無助教、直講，又增學正、學錄、監書庫、監廚官等。職員稱學職或職事人，有前廊學錄、學諭、直學等，大多由上捨生或內捨生擔任，每月有俸錢。工人稱齋仆、貼齋等，亦領“月給錢”。

宋代太學為統治者培養出大批官員和學者。隨著理學的逐漸形成和政治鬥爭波瀾起伏，太學還成為傳播理學和各派政治力量競爭角逐的場所。一些太學生如陳東等人，曾上書言事，推動了抗金鬥爭。宋代太學制給後代以很大影響。

太學的興辦。漢代至武帝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創建太學，地主階級才有了培養統治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學。漢代太學的建立，標誌著我國封建官立大學制度的確立。

太學的創辦需要一定的條件，必須具備經濟與政治的基礎和社會的需要。西漢初年，漢高祖竟配備不齊四匹一色的馬來駕車，將相大臣有的只能乘坐牛車，經濟如此凋敝，不經過長時間的恢復，根本沒力量創辦官學。當時中央集權制尚不鞏固，統治者忙於削藩和應付匈奴的侵擾，無暇顧及興學設教之事。至漢武帝時，生產恢復，經濟得到初步的發展，國力充實，政治統一，才具備了興辦太學的條件。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漢武帝採用所謂推恩法，對諸侯王實行分土不治民的制度，大小官吏逐漸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初步建立了統一的官僚機構。封建帝國的鞏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朝廷能否牢牢控制官僚機構，各級官僚機構能否把朝廷的號令、政策及時地貫徹到所轄地區，以維護國家的統一。培養和造就一大批牢固樹立儒家大一統國家觀念和宗法思想的人才，以充實各級官僚機構，就成為維護和鞏固中央集權制的關健，這就要求統治者解決人才來源問題。所以建設有效的吏治，需要培養符合要求的人才，這是興辦太學的強大動因。同時，漢代太學的興辦，也得力於兩個治《公羊春秋》的儒家學者，一個是董仲舒獻策於前，一個是公孫弘以丞相之職貫徹於太學的發展。漢代太學初建時規模很小，只有幾個經學博士和五十個博士弟子。至漢代中期昭帝、宣帝時，為了緩和因連年戰爭而一度緊張的國內階級矛盾，實施了與民休息和發展生產的政策，國家又呈現出興盛的氣象。特別是漢宣帝整治吏治，考核實效，注意人才的培養，因此太學也得到相應的發展。太學生在漢昭帝時增至一百人，到漢宣帝時則增至二百人。西漢後期，劉氏王朝由盛至衰，豪強勢力猖獗，君主採取妥協政策，統治思想發生相應變化，由提倡儒學為主、刑名學為輔的董仲舒春秋公羊學，改為提倡寬柔溫厚的儒家《詩》學，放縱了豪強勢力的發展，但統治者的進一步重儒，卻推動了以研討儒學為主旨的太學的發展，太學生數目不斷增多。王莽執政時，還採取種種措施擴建太學：為太學興建校舍萬區，立樂經，增設博士等等。雖然王莽擴建太學，懷有個人政治目的，但他對文化教育事業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卻不應抹煞。以上是西漢年間太學發展的大致狀況。東漢期間的前期，漢光武帝與漢明帝執政，皇權比較鞏固，外戚和宦官不敢公開作惡，社會一度比較安定，太學也因之得到了正常發展。章帝以後，東漢政治進入了黑暗時期，太學教育一度衰落。至鄧太后把持朝政，她吸取了以往外戚失勢的教訓，既注意並用外戚和宦官，又注意表揚儒學，尊禮三公。直到順帝永建六年，太學得到重修，擴建了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以後又增加了太學生的來源，還增加了甲乙兩科學生及太學生的俸祿，於是太學生人數大增。漢質帝時，梁太后朝政，為鞏固她的政權，重又表彰儒學，廣招太學生，結果使太學生多至三萬人，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東漢末年。我國東漢末年的太學遠遠勝過了波大，這一史實又一次證明了我國古代教育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太學的管理與教學。漢代朝廷掌管文教的官員為太常，居九卿的首位。

太常原名奉常，是秦舊官，漢景帝時更名太常，王莽新朝改秩宗，東漢時期又恢復了太常的名稱。太常負責管理文教，這種教育行政體制，明顯地保留著政教合一的性質。朝廷對太學的管理，除委任太常總負責之外，皇帝還親自到太學視學，說明我國古代教育行政管理，在肇始之初就受到格外重視。

太學的教授稱博士，其主要職責是掌教弟子、以教學為主。但 國有疑事仍應掌承問對（《後漢書·百官志二》），即參加朝廷的政治、學術討論。此外還有 奉使 及巡視地方政教等工作，漢代的博士是過問政治的，其教職體現了通經致用的原則。眾博士之上還設有首席長官，西漢時博士首席稱僕射，東漢時改為祭酒。祭酒由太常 差選有聰明威重的博士擔任，他是後來大學校長的前身。

漢代太學素有嚴於擇師的傳統。西漢的博士多由名流充當，採用征拜或舉薦的方式選拔；東漢的博士要經過考試，還要寫保舉狀。由於博士屬於朝廷命官，所以也有由諸科始進和他官遷升的。兩漢挑選博士非常慎重嚴格，博士必須德才兼備，要有明於古今、通達國體的廣博學識，具有溫故知新的治學能力，應當為人師表，使學者有所述，又可以尊為道德的風範。此外，還必須具有足以勝任博士職責的專經訓練和相當的教學經驗，以及身體健康等條件。後來皇帝頒布的詔書又規定，任博士必須在五十歲以上。經過嚴格挑選，在漢代大學執教的博士，一般來說質量較高，其中不乏一代儒宗學者。由這些人執教，對提高太學教學質量，起著保證性作用。應當指出，太學畢竟是封建官學，封建社會政治上的腐敗現象，不可能不侵蝕太學的行政管理，造成太學博士的選擇存在著弊端。不過，從總體上說，嚴於擇師仍是漢代太學的主流。

漢代太學還有尊師的傳統，太學博士享有較高的經濟、政治待遇。漢代太學博士，負有議政、奉使、巡視等職責，說明他們的政治地位不低。

太學的學生稱博士弟子，到東漢時簡稱太學生或諸生。太學生的補選辦法，兩漢時期並無嚴格規定，最常見的是兩種形式：其一是太常直接選送；其二是郡國縣道邑選送，選送不實的，負責長官要受處罰。選送的條件大致參照公孫弘擬訂的辦法。此外，還有通過考試和因父任而入學的。招收太學生，沒有嚴格的學齡限制。公孫弘擬定的方案中雖有十八歲入學的規定，實際上，漢代太學生既有六十歲以上的白首翁，也有十二歲即顯名於太學的任聖童（即任延年）。由太常選送的太學生為正式生，享有俸祿，由其他途徑入學的為非正式生，費用自給。家境貧寒無力經達的博士弟子，可以由郡國遣送，至太學后也允許一邊求學一邊靠勞作為生。王莽以後，太學生的成份逐漸發生變化，起初有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的規定，繼而又增加了公卿子弟及明經下弟入學的規定，太學的貴族子弟日漸增多，貴族化的傾向也有所發展。

太學生畢業后的出路各有不同：有的成為卿相，有的任官為吏，有的收徒為師，但也有學而無成白首空歸的。除大將軍、大官僚的兒子不靠太學的資格就可以做官之外，大部分的大學生，其出路仍體現了學而優則仕的辦學宗旨。統治者建立太學，根本目的在於提高吏治效能，加強中央集權。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漢代太學實行了養士與選才相結合的辦法，與此同時又改革了文宮的補官與晉級規定，使之與太學的選才原則一致起來，這一方案也是由公孫弘統一擬定的。公孫弘的建議得到漢武帝的批准，自此以後，文學禮義、通一藝以上都被列為補官、晉級的條件，而且優先使用通多者。官吏的文化程度，儒學的修養水平受到高度的重視，造成漢代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漢書·儒林傳》）的局面，即從皇帝丞相一直到地方官，都會講經學。儒學和仕途完全結合起來，讀書人都變成了儒生。養士育才和職官制度的一致性，是漢代政治思想統一的重要原因，也是貫徹獨尊儒術文教政策的關鍵一環，這在當時具有順應歷史發展需要，鞏固新興地主階級的統治，補充和修正世卿世祿制度的積極作用。但是，剝削階級陞官發財的思想，也隨之侵蝕著學校教育，毒害著讀書人的思想，這是不可避免的歷史與階級的局限性，是應當批判的。

太學對學生的生活管理比較鬆散，缺乏經驗。太學建有供太學生居住的房舍，學生們可以分室而居、偕家室同居以及在校外賃屋而居。太學的教育及對學生的學習管理也不盡完善，但確有一些獨到之處：第一，以經師講學為主，學生互教為輔。

漢代文具雖然已有縑帛、紙、筆，但是使用並不普遍。在書寫出版相當困難的漢代，大師們的經說難於書諸簡牘，多是師師相傳，學習儒學就必須從師，經師講學也就成為漢代大學的主要教學形式。經師講學有專門的講堂，據說洛陽太學的講堂長十丈，廣三丈，還有內外之分，稱內外講堂，可以想見當時講學的規模宏大。太學博士多為一代名儒，對儒經都有專門研究，他們說經，具有講學性質，致使我國封建社會的太學，在其初創階段就有了學術性。同時漢代社會也較注重經師的教學藝術，這種時尚直接影響太學的教學。

為了確保師師相傳的經說不致走樣，促成政治思想的高度統一，漢代統治者規定傳授經書必須信守師法與家法。所謂師法，是指傳經時以漢初立為博士的經師的經說為準繩，例如《公羊春秋》就以董仲舒所傳的經說為師法。後來，大師的弟子們在傳經時，又有所發展，形成一家之言，這就叫家法，例如後漢就有顏氏公羊 與嚴氏公羊兩大家。一般說來，西漢重師法，東漢重家法，這是符合經學自身發展順序的。朝廷對信守師法和家法的要求很嚴格。此外，社會上的察舉和太學內的考試，都要求嚴格遵守師法、家法。由於沒有統一教材，師法、家法也沒有規範標準，因此這方面的紛爭一直沒有平息，至東漢熹平四年，發生了鐫刻石經立於太學門外的盛舉，初步解決了統一經書的問題。熹平石經，是我國古代由政府統一頒布的第一套標準教材，是經學發展史上第一部公諸於世的官定經書，是書法被視為一門藝術的重要標誌，也是世界文化發展史上令人矚目的創舉，熹平石刻，進一步說明漢代統治者對信守師法、家法要求之嚴格，對箝制思想的高度重視。

清代學者皮錫瑞估計，由高年級優秀生教低年級學生，是漢代太學輔助經師講學的一種形式。

第二，注重考試與自學。

漢代太學注重考試，並建立了一定的制度。考試在太學有兩種作用：一是選材手段，一是督促，檢查學生學習的管理手段。董仲舒在對策中建議：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說明最初建立考試製度，重在選材。

後來太學生數目劇增，教師難於照顧周全，考試的管理作用也就更為明顯。

漢代的考試方法有射策和對策兩種。所謂射策，猶如後世的抽籤考試，內容側重於對經義的解釋、闡發，博士先將儒經中難問疑義書之於策，加以密封，由學生投射抽取，進行解答。最初射策根據難易程度分為甲乙兩科，每科有規定的取官名額。所謂對策，是根據皇上或學官提出的重大政治、理論問題，撰文以對。對策多用於朝廷的薦舉，而後才被授官；射策則多用於太學內的考試，它有助於督促學生認真讀經，明了經義。但任何一種考試方法，都有其側重的方面，不可能是萬能的。射策也是這樣，它對於培養和考察學生通經致用（即務本）的能力，就有局限，太學考試，大致西漢為一年一試，東漢為兩年一試。王莽時曾將兩科改為三科，並增加了各科的取官人數。東漢初年又恢復了甲乙兩科。隨著太學規模的擴大，考試製度也進行了若干改動，改動的思路是愈加重視考試，這種專重考試的作法，對系統地進行教學，無疑有所妨礙。但是有助於鼓勵學生兼通幾經，成為博學的通才，這是在西漢專經基礎上的重大發展。

漢代太學除經師講學外，學生有充裕的時間自學。學校當局允許學生自由研討學問和向社會名流學者就教。這種管理方法是先秦遊學的遺風。提倡自學、允許自由研討，使太學培養造就了一批有研究能力、學識廣博的高材。

漢代太學提倡自學、允許自由研討、鼓勵學成通才的做法，對於我們今天改革大學教育，培養造就學識淵博、具有研究能力的創造性人才，仍然富有啟發。就教育發展而言，太學的教學直承稷下學官，進一步確立了教學與研究相結合的制度，宋以後的書院又繼承發展了這一傳統，使我國古代的高等教育有較高的質量。太學允許學生們自由研討，是在政治思想統一前提之下進行的。朝廷對太學生採取了各種控制手段，但是，為了反對宦官集團侵奪仕路，漢代太學生仍然爆發了政治運動，遭到殘酷的鎮壓，這就是著名的兩次黨錮之禍。漢代太學生的政治運動，涉及統治階級內部錯綜複雜的鬥爭，不過，多數太學生在鬥爭中都表現了反抗黑暗政治，不畏強權，砥礪名節的精神，譜寫了古代學生運動史的第一頁。

《禮記·王制》：“王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辟雍，相傳即西周的太學。《大戴禮記·保傅》：“帝入太學，承師問道”，直稱太學。漢武帝元朔五年（前124），為博士置弟子員。漢太學始此。博士弟子經考試合格，可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為郎中。后科目及人數漸增，東漢桓帝時達三萬人。漢末喪亂，魏、蜀、吳仍立學。晉武帝立國子學，自此既有太學。又有國子學，晉國子學隸屬太學，祭酒只設國子祭酒一人，博士則 分國子博士與太學博士。晉遷都南京后復設太學，以後南朝太學數度廢置。北魏立太學。隋國子監（先稱寺，繼稱學，煬帝定為監）所統有太學。唐制以國子監領太學等六學。太學掌教五品以上及郡公、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為生者。北宋除在東京汴梁設立國子監，還在陪都西京（河南府，今洛陽）、南京（今河南商丘）、北京（大名府）陸續置國子監。宋熙寧新政，分太學為上舍、內舍、外舍，確立太學生依年限等條件，由外舍升內舍，再升上舍，再經考核，定其出身並授官職，紹聖中，一度廢科舉，專以三舍法取士。遼國曾在五京設國子監。金亦有國子監及太學博士。元朝只設國子學。明朝洪武元年在南京設國子學，洪武十五改為國子監，國子監內設太學；永樂元年又在北京設國子監，因此有南北兩監。清朝設立國子監。所以，隋代設國子監以後，有些時期在國子監內設太學，有些時期無太學。

太學的教師，主要是博士。戰國、秦朝已有博士之官，用來管書籍，備顧問。自西漢始，以對弟子授業傳道為博士的主要職責。同時還要奉使議政，試賢舉能。漢代規定博士須熟習經史，“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的一代鴻儒巨賢，方能充當博士。北齊、唐、宋等朝代的太學，還設有助教協助博士施教。太學的學生，歷代稱謂不一，或稱博士弟子，或喚太學生、諸生等。太學生入學的身分資格，歷代不盡相同。唐代規定太學生限文武官員五品以上子孫、取事官五品的期親，或三品的曾孫，以及勛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宋代太學生須文武官八品以下的子弟及庶民之俊異者。太學的主要教材是經史，授“孔子之術，六藝之文”。以儒家五經作為基本教材。為了避免因抄寫經籍錯漏而引起的紛爭，東漢熹平四年，下詔諸儒校正五經文字，刻石於太學門外。成為當時官定的太學標準教材。南宋時復有四書為教材，教授方法多取自修、講授、討論、解惑等。太學修業年限無統一規定，各朝學制亦不相同。但各都有一套考試、放假和管理制度。漢代還在中央政府設置“太常”作為兼管教育的長官，職司禮儀、選試博士、宗廟等事務。唐、宋兩朝設教育行政機關國子監，總轄太學諸學。歷代太學均制施各種規章制度，頒行學規，嚴禁各種離經叛道的思想行為。

太學，始創於西漢武帝時期，鼎盛於東漢。其後，經曹魏、西晉，洛陽太學至北朝末衰落，歷時六、七百年，是屹立在世界東方的第一所台灣中央大學，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堪稱我國教育史上的奇葩。

自西漢武帝草創太學，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其在學人數，至西漢末仿孔子弟子三千，太學亦設員三千。王莽時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太學零落。當東漢光武帝劉秀稱帝后，戎馬未歇，即先興文教。於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十月起營太學，訪雅儒，采求經典闕文，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建太學，距皇宮8里，學業重開。劉秀曾多次親幸太學欽鑒諸博士相互論難，考究諸生學業，觀看學生的“雅吹擊磐”等娛樂活動，並物質獎勵博士弟子以勸學。明帝時，據《後漢書》儒林傳和樊准傳載：明帝“游意經藝，每鄉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一次為諸儒講論經典，“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太學聲譽日高，匈奴亦遣人來洛陽學習。因為入學者多，又為功臣子孫另立屋舍以授其業。安帝時，“薄於藝文”，學宮頹廢。順帝繼位后採納翟酺建議，修繕太學，開拓房舍，“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其講堂長十丈、廣二丈（一說三丈）。竣工后，將試明經下第者全部補入太學，並大量吸收公卿子弟為諸生，還破格招收了有成就的童子入學。自此，各地負書來學者雲集京師，學生人數大增。順帝死後，在梁太后執政期間，太學更獲得迅速發展。她曾詔令自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官員皆遣子受業。並規定每年以春三月、秋九月舉行兩次鄉射大禮，以太學生充當禮生，盛況空前。自此，遊子日盛，學生人數猛增至三萬多。由於學生來自各地，師承不同，所受經書難免章句有誤，更有私行賄賂太學校書機構而增添書經文字以全私文者。為此，靈帝在熹平四年詔令當代名儒蔡邕、馬日磾等正定五經文字，由蔡邕以八分隸書書寫刊刻於碑以相參檢，碑高一丈許，廣四尺，共四十六枚。“駢羅相接”，立於太學門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欄樟，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卒看守。碑落成之時，其觀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滿大街小巷。經學之盛，於斯為美。宋蘇軾曾讚譽曰：“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把當時生氣勃勃的盎然景象表達得淋漓盡致。

自董卓之亂，太學被毀，典策文章，竟共剖散。當魏文帝曹丕稱帝后，才又掃除太學灰碳，補石碑之缺，備博士員，開始招收弟子。至魏齊王曹芳正始年間又以古文、篆、隸三體刊刻石經《尚書》、《春秋》二部，以供取正。太學自曹魏在廢墟上重建，至晉武帝時再次“廓開太學，廣延群生，天下磷萃，遠方幕訓，東越於海，西及流沙，並時集至，萬有餘人“。晉武帝曾三臨太學并行大射禮，王公卿士、博士助教，並治禮掌故、弟子門人咸在列位。又設宴班饗，對學生的“勤學務禮，遵修舊典”大加讚賞。對學校各級官員，下及學生、樂工，厚施豐備。“人知所勸，宇承風，莫不景慕”，並與咸寧四年（公元278年）十月二十日立碑頌德，此即《三臨辟雍碑》，太學再次發展進入高潮時期。西晉滅亡后，太學復又被毀。時至北魏，自孝文帝遷都洛陽，才又重建太學，連同國子學、四門學、小學，設博士達四十人之多。由此，經術彌顯，學業大盛。培養的人才也年年相逾。直到北魏分裂為東、西魏，太學在洛陽才告衰落。

在教育上，洛陽太學之所以顯示出勃勃生機，當來源於對三代教育的借鑒和在文化被禁錮后力量的迸發。夏、商、周三代主要是學在官府的貴族教育，師長多為退職官員，缺乏青春活力。而當時又是“世卿世祿”的體制，對教育的需求只是維持而不是發展。春秋時期社會正在發生根本變革，對人才的需要量增加，教育也終於衝破“學在官府”的局面。出現私人講學之風。至戰國，更出現了學術思想領域的百家爭鳴的局面。儒、墨、道、法諸家相較，儒家以有孔學六經而尤為顯赫。至秦專崇法家，焚書坑儒，對文化的摧殘、禁錮，使教育向前衝擊的力量暫時隱藏起來。當漢代尤其是在東漢敦倡儒學的條件下，這種力量便以比以前更大的力量爆發出來。東漢的太學教育，在很多方面都顯示了對以往教育弊端的抗擊和對於曾被遏制的教育革新的繼承和發揚。

太學的隸屬及對太學的管轄

“太學”這一稱謂，西漢武帝時董仲舒在賢良對策中說：“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源也。”東漢光武帝時朱浮上書請廣選博士亦云：“夫太學者，禮儀之宮，教化之所由興也”。東漢末著名學者蔡邕更明確指出：“太學以為博士弟子授業之所”。說明太學的興衰直接關係到國家教化的成敗。“太學”的內含和外延是古已有之的“大學”這一稱謂無法比擬的。段玉裁注《說文》太學條云：“後世凡言大而以為形容未盡則作太”。所以“太學”稱謂本身即是對以往教育的革新。

太學隸屬太常管轄，“太常”為九卿之一，取“欲令國家盛太常存”之意，太學隸屬太常更有其實際意義。在管理上，太常持重的是選拔總領綱紀的祭酒（校長）和學識淵深的博士（教師）。東漢規定：“祭酒”必須是“有聰明威重者”，其條件高於博士，或說是博士領袖。東漢設博士與西漢不同。西漢博士但以名流為之，無選試之法。東漢博士須選試而後用，很強調博士的師表 風範。即“既欲其為人師範，則不容不先試其能否。”所以東漢規定，太常卿每選任博士都要經過一定測試，並要上奏其能否。極為強調“德行高妙，志節清白，經明行修”的選任標準。由此可知，博士官的選任最後要由皇上審定。而且選任時要有官員保舉。其舉狀要寫明被舉人的品行、禮法、學識、身體狀況及家族屬行為是否合乎禮度等。並且規定選任博士年齡限制在五十以上。在這點上既區別於西漢的以名流充任，又區別於春秋之前以退休官員充任師資的老化教育。西晉對選任博士規定：“博士皆取履行清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而且在太常增設博士協律校尉員，太學博士、祭酒即隸於其下，制度更為嚴格。博士的任務主要為掌教弟子，當國有疑事時亦要掌承問對。博士為在職現任官員，俸秩比六百石，博士有固定員額，西漢和東漢初俱設博士十四人。按五經家法不同其十四博士為施、孟、梁丘、京氏《易》；歐陽、大小夏侯氏《尚書》；齊、魯、韓氏《詩》；大小戴《禮》；嚴、顏氏《春秋》。加博士祭酒共十五人。在教學上，規定博士要以家法上課，每經按不同家法各有專任博士一名。據史載，發展到東漢，以上要求又小有靈活。如光武帝時曾增設《左氏》學博士四人，后因受到公卿反對，不久廢除。此外，東漢還設有慶氏《禮》和伏氏《尚書》博士。授課雖講求家法，然亦有兼說者。如光武帝時張玄，本為《顏氏》博士，他授課時又兼說嚴氏、（宣）冥氏《春秋》，為此，諸生上言認為張玄“不宜專為《顏氏》博士。”后張玄“未及遷而卒”。此說明規定已不如初時嚴格，而且博士也在向兼授非本身博士課方向發展。如博士卻仲學即在校外收徒講授《春秋圖緯》。為了驗證博士的學識、考究博士的論辯機智，還經常由皇帝親自主持博士之間或博士與名儒之間的辯論。光武帝劉秀即曾“會諸博士論難於前”；章帝大會諸儒於漢宮白虎觀，以問難形式考詳諸經同異，最後由皇帝裁決，連月乃罷。對博士學識提高大有益處。

在仕途上，又可經博士入官。中央官，初始可任尚書、諫議大夫等，日久可致公卿；地方官，可任刺史、守、相。東漢即多有由博士升遷者。

太學生有多種稱呼，如東漢可稱“諸生”、“博士子弟”、“游士”，入太學學習亦可稱“受業太學”、“游太學”、“觀太學”。西晉學生又有“禮生”、“寄學”、“散生”、“弟子”等稱呼。太學管理官員除祭酒外，見於西晉《三臨辟雍碑》的還有太學吏舍人、太學吏軍謀、主事、司成等，東漢當與此相類。

學生的來源和入學，東漢規定：

①六百石俸秩以上官員，皆可遣子受業；

②郡國所舉高材明經者，亦有國家所試明經下第者；

③郡國學明經五十以上、七十以下的耆儒，經地方選送可入太學。

雖有以上規定，但執行也較為靈活。由地方單獨派遣者，如楊終，“年十三，為郡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即是。有的是受名儒推薦入學者，亦有由在校學生介紹入學者。可見學生入學並不難，學生來自全國各地。西晉時學生來自十五個州、七十多個縣，東漢和西晉都有匈奴和西域的求學者。

學生的出身多為官宦子弟，亦有家境貧寒者。這就決定學生在類別上有正式在籍學生，此由史載太學生人數而知必有名錄；有勤工儉學的旁聽生，如庾乘，即是為諸生做傭工而旁聽成就者。如宋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由於學生出身不同，在待遇上也不一樣。一些官宦子弟可享受國家俸祿，而貧寒子弟則不僅衣、糧自理，連照明的脂燭也要自行解決。

在生活上，學生居住條件、方式亦各不相同。有住校生，有在校外居住者。住校生中也有集體群居者，也有單獨居住者。更有舉家居住者，如東漢太學初建時，魯恭即與弟丕及母俱居太學，時恭年十五，弟丕年僅十歲。學生如何解決伙食？據《後漢書》梁鴻傳載，梁鴻以童幼詣太學受業，由於他性情孤獨，不與人同食，同屋學生炊飯後，招呼梁鴻乘熱釜而炊，梁鴻不肯，竟“滅灶更燃火”。由此看學校似無集體食堂，只在宿舍外設有灶釜，有學生自營炊事。前述魯恭與弟及母俱居太學，當也是為解決生活問題。

學習年限，規定滿學製為八年，但由於學生入學時基礎不盡相同，對學生學習年限掌握又比較靈活。學生中有在入學前即已通數經者，也有專門師事某一博士學習某一門經典者，自然時間要短。據史書記載，還有不少二次入太學學習的學生。學校對學生年齡也無統一規定，就史書所見，自十二歲至六十餘歲。年歲不等。其中年少游太學者亦不在少數。如潁川杜安，“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時十二，各能通經，拜為童子郎。

學生的學習對戰國時期的遊學方式有所繼承，學生在校期間可拜社會名儒學習太學中未開設的課程。有時甚至是受欽命從名儒學習某一經典，如賈逵為章帝時洪儒，章帝就曾令賈逵自選《公羊傳》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八人，教以《左傳》。學生畢業后亦可遊學他方，繼續深造。

博士授往往採取講大課方式，聽課人數不等，最多者可達千人。然亦有小課堂教學。因為學生自己支配的時間較多，有的學生往往參與一些社會上的外交活動。因此，也有個別上當的情況發生。東漢末年漢中的晉文經，梁國的黃子艾，二人恃其才智，炫耀於京師洛陽，偽托養病，不接賓客，“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名聲，坐門問疾，猶不得見”，太學生亦多聞風造訪。后 太學生符融“察其非真”又於太學辨其偽，並請司隸校尉李膺核察，后證明二人果為輕薄之子，慘嘆逃去。

在太學中學生有較多時間進行自學，又有較好的自學條件，既有學識淵深的博士，又有本來就享有盛名的高才學生，學生有隨時發問、請教的條件。因為在博士中相互論難蔚然成風，受其影響學生中亦有濃郁的學術氣氛。學生可和負有盛名的學者論辯，服虔在為太學生時就曾以《左傳》駁當時著名《春秋公羊學》大師何休所駁《漢事六十條》。由於當時學生中研讀風氣甚濃，很多學生都思維敏捷，“善論難”。太學亦為皇帝諮詢國事之所，博士、學生都可發表意見，便於養成學生關心政治和國事的風氣，東漢桓帝時太學生劉陶就曾幾次上書陳事。由於太學生有關心政治和國事的政治素質，他們也往往把自己置身於社會重大政治鬥爭中，東漢後期的二次黨錮之禍就是以太學生為主力的士人反對宦官的流血政治運動。

太學還有意識增加學生的社會實踐環節，東漢和西晉在皇帝舉行鄉社典禮時，禮生即都以太學生充伍。學生學習採取單科結業方式，每家經典學完后，要由博士主持答辯。嚴格按各經家法要求，講究師承。答辯為五十道論辯題，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者，皆以為非。這對個別學生來說是有些束縛思想，但就整個學業教育而言，又是提倡不同學派之間爭論和提高不同學派學術地位的保證。

學生的畢業分配，根據博士弟子成績即通經多少隨才而用。東漢末年曾詔令規定：

1、學習滿兩年，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能通者隨後輩試，通過亦得為文學掌故。

2、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年，考試能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不能通過者隨後輩試，通為高第者，亦得為太子舍人。

3、已為太子舍人滿二年者，考試能通四經者，推其高第為郎中。其不得第者隨後輩試，通過者亦得為郎中。

4、郎中滿兩年，試能通五經者，推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隨後輩複試通過後亦得補吏。

以上規定似主要為對公卿子弟的一種特殊待遇。太學中的貧寒學生學業滿后很多都是返回鄉里從事教學工作，他們可以在地方被徵辟聘請為吏為官，亦可通過舉孝廉等察舉方式入京為官。

從以上可以看出，洛陽太學對以往的教育有批判、有繼承，而且在發展過程中亦多有創新。

洛陽太學是封建統治者順應歷史潮流對以往教育制度加以改造的產物。當產生后又對當時的教育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自東漢明帝劉庄親臨太學講學后，很快在全國形成重視儒家經典的學風，致使京師和王宮衛士、禁軍悉通《孝經》，不論博士或是議郎，只要開一家之說，即有徒眾數百。在東漢，從事教授經學是一種崇高的職業。不少太學生卒業返鄉后不願被徵辟為官，而專心教授培養學生。東漢的大部分文官都是飽學之士，很多官僚家庭又是以經學傳家，四世三公的經學大家亦不在少數。上至三公、司隸校尉等高級官員，下至二千石俸秩的郡守、王國相，很多都兼教授經學，有的門徒高達萬人。有的學生在這些人的府第附近市買住宅長期從學；有的學生亦隨他們的官職調動而追隨出入京城。這種私人講學的學生數量當又遠大於太學生的人數。在教育上，官辦太學、郡國學與私人講學相輔相成，互為推動。適如班固在《兩都賦》中所說：“是亦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而太學為其首。這就是東漢教育的特色。當時也有不少人在搶救儒家經典上做出了貢獻。如《周禮》一書，當永平初年，唯有河南緱氏杜子春能通其句讀，頗識其說。杜子春年且九十，家於南山。“鄭眾、賈逵往受業焉”。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轉相證明為解，逵解遂行與世。而永平年間的符節縣令甚至上言要發掘秦昭王和呂不韋之冢，以“視未燒詩書”，傾心經典的急切可見一斑。

東漢太學為東漢政權培養了大批有用人才，出身於太學的官員中，有不少號稱“循吏”、“廉吏”，而太學生的“噓枯吹生”的貢獻，主要還體現在反對宦官專權的鬥爭中。當時的太學成了反對宦官專權的強大陣地。以賈彪、郭泰為首的三萬多太學生，他們品核供卿，裁量執政，形成強大輿論，被稱為“清議”，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致使“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充分顯示出了太學生的輿論威力。並由此使社會形成婞直之風，有力推動了公卿反對宦官專權的鬥爭，這在一定時期內對於整頓吏治都起了一定作用。

太學對洛陽影響亦大，自東漢以降，儒學在洛陽得以發揚光大。東漢經學大師輩出，如鄭玄、馬融、賈逵、鄭眾、鄭興、服虔等都是飲譽當代和後世的著名大師。洛陽“自宋以前隨時建學”，致使洛陽可與孔子設教的洙泗並稱，並有西鄒魯之譽。尤其至宋代，著名理學家創始人二程夫子即出洛陽，這與太學數百年雄踞洛陽的實效絕分不開。洛陽太學的歷史地位不可低估，它的借鑒價值也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