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競天

武競天

武競天(1908--1977)山西壽陽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河北省委秘書。1937年入延安抗大學習。後任抗大總校政治教員、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處處長、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秘書長、晉冀魯邊區政府交通廳廳長、華北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長、中央軍委鐵道部副部長。建國后,任鐵道部第一副部長。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終年六十八歲。

早年經歷


武競天同志,原名武寶善,1908年生於山西省壽陽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5年在“五卅”運動的影響下,他積極參加反帝愛國的學生運動,1926年冬或1927年初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5月間,閻錫山公開支持蔣介石反共,太原形勢惡化。我黨和國民黨左派轉入地下,“八七會議”后,多數黨員幹部分散到農村開展工作。競天同志大約在此時即1927年5月間和組織失掉聯繫,離開太原,想南下去武漢。走到河南鄧縣,聽到武漢政府正倒向蔣介石,寧漢合流,他又遭土匪搶劫,流浪了三個月。
此後,他輾轉到了北平,在晉軍李服膺部當了個文書,以資糊口。1929年秋,經朋友介紹到了天津,與王伯唐等合辦《國民通訊社》。由於他工作勤奮,積極為黨工作,天津地下黨組織於1930年恢復了他的黨籍,並指派他在黨的天津市士兵委員會工作。不久,又調順直省委做內部交通。
1930年5月,武競天同志在執行任務時被捕。敵人為追蹤黨組織和領導人,對競天同志施以酷刑,競天同志矢口不一,經受了考驗。判刑后,關押在天津河北第三監獄。在獄中,競天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在黨支部領導下,同敵人進行了反虐待、爭生存的鬥爭。他積極參加了第三監獄的兩次絕食鬥爭。在獄中,他還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和中國近代史。
1931年5月,敵人把武競天等三十名政治犯押送到北平,武競天被關在河北第一監獄。從天津出發前,獄中黨支部曾決定到北平後繼續絕食,迫使敵人改善監獄的待遇,至少要達到天津第三監獄已爭得的待遇。敵人對第一監獄的政治犯採取了絕對隔離措施。被關押的同志人自為戰。競天同志絕食九天。1933年到1936年期間,獄中同志經競天同志聯繫,又組織了多次鬥爭,爭取改善生活待遇、閱讀書報等,也取得了一些勝利。在獄中,他經受了嚴峻考驗,博得了同志們的尊敬。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通過宣傳鼓動工作,爭取了一位普通犯人加入了黨組織,這個黨員利用給監獄服勞役之機,為大家傳遞消息,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解放前


1936年6月,武競天同志刑滿出獄。同年10月到達陝西,進入中央舉辦的白區工作訓練班學習。1937年初進抗大學習,畢業后留校任政治教員、政治股長等職,曾為初級班講授過中國革命問題和黨的建設方面的課程,他自己還聽高級研究班的課。1939年8月,武競天同志調中央組織部任幹事,後任秘書處長。
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使競天同志受到深刻教育。在“搶救運動”中,競天同志受到誣陷,住進中央黨校特別支部接受審查,經中央黨校複查小組複審,澄清了事實真象。競天同志自入黨以後,雖一度與黨脫離關係,但一直表現很好,他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六年,出獄后從北平到陝北,為黨做過不少工作。為此,複查小組為他作出“歷史上沒有政治問題”的正確結論。
1945年日本投降后,武競天同志由中央組織部派往太行山工作,初任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秘書長。1946年起,由於解放戰爭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他被改任為晉冀魯豫中央局財經部運輸處長、晉冀魯豫邊區人民政府交通廳長,1948年任華北人民政府交通部長。他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以極端負責的精神,為支援解放戰爭和發展解放區交通運輸事業做了大量工作。在他任交通廳長期間,修建了河北邯鄲到武安、冶陶的輕便鐵路,修復了德石鐵路。這對疏通解放區物資運輸,支援解放戰爭,起了一定作用,從而在1948年受到當時華北人民政府的表揚。

解放后


全國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鐵道部,滕代遠同志任部長,呂正操同志和武競天同志任副部長。當時,武競天同志負責鐵道部的日常工作,他把全副精力貫注到組建鐵路隊伍、完成繁重運輸和搶修任務中。他精力充沛,事業心很強,工作不計時間,凡是報鐵道部請示決定的事情,他都及時審閱處理,並且要求落到實處。對職工生活有關的問題,他都當作重要的事去抓。鐵道部的幾個住宅區和鐵路醫院等,都是在他領導下籌建起來的。遇有重大問題,他隨時向代遠、正操同志彙報或提交黨組討論。他勇於負責,北京新車站是慶祝國慶十周年的十大建築之一,工程量大,工期短,質量要求高,任務艱巨,武競天同志承擔了這項任務。從研究設計方案,組建隊伍,一直到材料供應和正式施工,他都一抓到底。他經常到工地去檢查,有了問題,不論多晚,立即解決。經過全體工人和幹部的努力,這項工程在1959年“十一”以前竣工,全部工程僅用了七個多月的時間,而且保證了工程質量。
武競天同志雖然十分繁忙,但對工作抓得很細,從不粗枝大葉地想當然地決定問題。遇到一些大的複雜的事情,他堅持親自做調查研究。例如1960年冬,有位領導幹部反映:呼和浩特鐵路局有個機務段的一些領導人有意弄虛作假,破壞生產,已屬於敵我矛盾的問題,應逮捕法辦。競天同志知道后,立即到這個機務段親自調查,終於弄清了情況,正確判明這個機務段的問題,不是敵我矛盾而是內部矛盾,從而作出了正確的處理,這就避免了錯誤,保護了這個機務段的一些幹部。
武競天同志多年來分管幹部工作。他認為要管幹部,首先要全面地了解和熟悉幹部,不僅了解歷史情況,更重要的是了解現實情況。他經常找幹部談心,對鐵路系統局一級的幹部和部機關處一級幹部的歷史情況、思想狀況以及家庭情況他一般都比較清楚。他和許多幹部交了朋友。他認真地執行黨的幹部政策,任人唯賢,搞五湖四海。他待人和藹熱情,從不疾言厲色。有的幹部受了委屈,要找他談談,他總是讓人家把話講完,然後耐心地幫助幹部解決思想問題和實際困難。對犯錯誤的幹部,他嚴格按照“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去辦。他不僅善於團結黨內的幹部,也善於團結黨外的幹部。對鐵路上的一些技術專家,如石志仁、汪菊潛、慶承道、林詩伯、梅暘春等同志,都很尊重,遇事同他們商量,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他還十分重視幹部隊伍的培訓工作。在兼任鐵道部黨校校長期間,每次幹部輪訓班開學,他工作再忙,也要到黨校去住上幾天,找幹部談話,了解情況,鼓勵他們好好學習,並幫助解決黨校教學和學員生活中的一些實際問題。
競天同志在延安的“搶救運動”中吃過苦頭,他從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訓。因此,他在全國解放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都以十分慎重的態度來處理幹部問題,堅決反對“殘酷鬥爭,無情打擊”。1957年反右時,他強調能不划“右派”的就不划。《人民鐵道》報社的一位領導幹部,當時被錯劃為右派,並被開除公職,1960年他把這個幹部重新調回鐵道部,還分配到部機關工作(這個幹部的“右派”帽子已經摘掉,並負責一個局的領導工作)。甚至在當時他就想方設法恢復一些明顯被錯划的“右派分子”的黨籍。1959年反右傾運動時,競天同志也是儘力保護幹部的。有的鐵路局的領導幹部在地方上挨了整呆不住了,他就設法把他們調到北京或別的地區工作。有人檢舉鐵道部機關一位參加革命多年的局級幹部曾叛變過革命,負責審查的單位未經核實就準備將這個幹部定為“叛徒”,武競天同志認為,對幹部的歷史問題不能草率行事,“叛徒”帽子有關一個同志的政治生命,必須實事求是地把事實弄清楚。於是,他就請一位副部長親自去調查處理,最後終於弄清了問題,證明檢舉人是錯誤的,並為這個幹部做出沒有政治歷史問題的正確結論。但他的慎重,並不等於他不講是非,不講黨的原則。有個鐵路局的黨委書記是老紅軍,進城后思想逐漸蛻化,道德敗壞,引起黨內外群眾的強烈不滿,武競天同志把問題核實后,不顧有人反對,作了嚴肅處理。許多同志認為,競天同志確是一位實事求是的有堅強黨性的領導幹部。
他對下級民主精神好,關係處理得也好。對中央正確的東西執行得很堅決。他唯一的缺點是對同級領導過分求全責備,這一關係常常處理得不甚恰當。
1961年鄧小平同志過問了鐵路工作,指出鐵路必須集中統一指揮;鐵道部對下面的單位要實行雙重領導、以部為主的體制;要成立鐵道部黨委,立即重新成立鐵道部政治部,以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和黨的領導。鐵道部響應小平同志號召,在部黨委領導下,由競天同志抓總,堅決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見辦。在競天同志擔任鐵道部黨委副書記、政治部主任、監委書記和黨校校長期間,他在部黨委領導下,與鐵道部其他領導同志一起,把加強鐵路部門的政治思想工作當作首要任務。他按照中央精神,為1959年反右傾時受到錯誤批判和處理的幹部甄別平反,並且積極倡導輪流培訓各級領導幹部。經過幾年的調整、整頓,鐵路系統在三年困難期間一度出現的生產上和思想上的混亂狀態,逐步得到扭轉,運輸生產和職工精神面貌都出現了新氣象。後來他常常向周圍的同志回憶這一段歷史,感到小平同志的這些重要意見,給鐵路工作帶來了大轉變。
競天同志很關心職工的生活。三年困難時期,他要機關積極辦農場,搞農副業生產,以改善大家的生活。他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平時生活刻苦,衣著簡樸,一直保持著延安時期的作風。他家裡人口多,經濟上不大寬裕。但每當朋友有困難,總是傾囊相助。有的老戰友把孩子寄養在他家,他照顧得十分周到,超過對自己孩子的照顧。被他撫養的孩子,至今仍在懷念武伯伯對他們的教誨,年年到安放他的骨灰處憑弔。

文革中


“文化大革命”初期,武競天同志就受到很大衝擊。在處境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他不顧個人安危,保護黨的機密。鐵道部的幹部檔案等重要機密材料,經過周密計劃,都被轉移到當時認為比較安全的地方。對一些被衝擊的幹部,他千方百計地加以保護。黨校副書記樊西曼同志遭到誣陷而被人打死,他就把樊的兩個年幼的孩子接到自己家裡,以後又設法轉移到比較安全的地方。1966年10月以後,造反派佔領了鐵道部大樓,他與呂正操等同志(那時呂正操同志任鐵道部部長)一起,轉移到比較隱蔽的地方辦公,繼續堅持領導全國鐵路的工作。
1967年1月,林彪、江青、陳伯達一夥反革命分子點了呂正操和武競天同志的名,他們兩人被誣陷為鐵路系統最大的“三反分子”和“走資派”。就在點名后的第二天,在上萬人參加的大會上被批鬥之後,武競天同志仍住在辦公室,接待來訪的群眾,考慮鐵道部機關工作的安排。他要求一些幹部在最困難的處境中,儘可能地維持機關的工作秩序,為消除當時的混亂狀態出力。之後他又被戴上了“叛徒”的帽子,長期關在“牛棚”里。在大大小小的批鬥會上,他受盡了精神上肉體上的折磨和屈辱。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時,競天同志的身心已受到嚴重摧殘,喪失了說話能力。他聽到這個好消息,高興地流出了眼淚。不幸的是他沒有見到潑在身上的污水被洗刷乾淨,沒有等到撥亂反正,就於1977年6月12日去世了,終年六十九歲。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鐵道部黨組於1979年11月為武競天同志徹底平反,全部推倒強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為他恢復了名譽。(薄一波,郭洪濤,劉建章,張明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