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龍

建國后，歷任江蘇文教學院副教授、東吳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中國文學院、蘇南文化教育學院，平明出版社編輯部主任，中國作協第四屆理事，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第一、二屆理事。譯有〔蘇〕高爾基《人間》、《阿爾達莫諾夫－－家的事業》，〔俄〕列夫·托爾斯泰《復活》，〔俄〕《契訶夫小說選集》（一至二十七冊）等。長篇小說《阿托莫諾夫一家》、《人間》、《復活》、《亞馬》、《總督大人》等。

汝龍1916年生於蘇州，因是長孫，受祖母溺愛。他的父親在上海交大畢業後分配到北平平綏鐵路局工作，他六歲時隨母親和姐姐一同來到北京。他的父親看不慣他從小嬌生慣養、頑皮任性，就嚴加管教，逼他學好數學，要求他每星期日必須做應用題若干道，希望他長大也做工程師，接父親的班。但他數學雖然學得很好，卻不喜歡，他喜歡看古典小說，如《封神榜》等，看得入迷，受這些書的影響，講哥們兒義氣，為朋友兩肋插刀。他上中學時，偶然看到姐姐從學校帶回的新文學雜誌，從此對新文學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他用零花錢買了不少新小說，如饑似渴地讀起來。

與汝龍相識是由於雙方家長是好友，七歲時我們就認識，青梅竹 馬，甚是友好。他常到我家來玩，看到別的孩子欺負我，他就護著我。後來他的父親調大同鐵路局工作，全家遷往大同，只把他留在北京上學。對他影響最大的是魯迅、巴金等作家的雜文和小說，這些作品使他覺悟到人活著不能只顧吃喝玩樂，而應該“為人類獻身”，應該對祖國對人民作出貢獻，因為文學救了他，他就抱定宗旨從事文學工作，以此來實現自己的理想。於是他以讀者的身份，給巴金寫信，訴說他在家的苦惱，想離家去從事文學工作。巴金回信說，專靠寫小說沒法維持生活，並舉例說，有的青年貿然離家出走，後來迫於生計又回到家裡，安於舊生活，所以要慎重考慮。從那時起巴金始終是我們的導師和摯友，我們素來尊稱他為李先生，一直在他的指導下生活和翻譯，在各個關鍵時刻都是他引導我們走上了正路。

汝龍全家遷大同后，他住在教會學校崇德中學（現在的三十一中）讀初中，該校注重英語，上課用英語講授，使他的英語打下初步基礎。上高中的時候借住我家，我們常在一起談理想，談前途，感情很好，就訂了婚。上高二時他不願再連累家裡，想自立，就輟學投考平綏鐵路貨運班見習生，考取第一名，到平地泉去上班。直到1936年，那時我已上大學三年級，我家要求他也上大學，於是他辭去工作，回北京重上華北中學高中三年級。1937年他中學畢業，正要報考大學，適逢“七·七事變”，日寇的鐵蹄踐踏北京，青年學生們都不願做亡國奴，紛紛逃離北京，我們也一樣，在8月10日第一天通火車時就逃離北京，從此過起逃亡生活，在四川各中學教書，直到抗戰勝利。

1949年全國解放，汝龍譯的書陸續出版，受到文學界重視。他就更加努力地譯書。從解放後到1952年，汝龍經老友馮老師介紹，曾任江蘇無錫的中國文學院、蘇南文化教育學院、蘇州東吳大學的中文系副教授。

1952年到1953年，汝龍在上海平明出版社任編輯主任一年。他白天給社裡看稿，晚上自己譯書到深夜。每周還有兩三天要到大學去教書，等於一個人干三個人的工作，十分辛苦，但是因為理想得以實現，譯書都能出版，故而幹勁十足。他為了給平明出版社增加收入，趕譯出蘇聯特里豐諾夫著的《大學生》。巴金知道后，說：“這些書應該由年輕人去譯。”他希望汝龍譯較難的古典文學，並勸導汝龍既然要專干翻譯，就該有系統地譯一個作家的作品，這樣容易掌握作者的思想和風格。汝龍本 想譯法國莫泊桑的短篇小說，巴金則鼓勵他譯俄國著名作家契訶夫的小說。因為20年代雖然有人譯過幾本契訶夫的集子，但是並沒受到重視。汝龍接受了巴金的建議，就開始譯契訶夫的作品。由於那時汝龍對翻譯已打下堅實的基礎，所以在短短的兩三年內譯出了二十七卷《契訶夫小說選集》，由平明出版社陸續出版。通過翻譯契訶夫的作品，他了解契訶夫，熱愛契訶夫。後來戈寶權從蘇聯買回新出版的契訶夫十二卷集送給他，鼓勵他譯出契訶夫全集，而這正是他的願望。為了實現這個願望，汝龍一心想多譯書，把書譯好，因此1953年辭去平明出版社的編輯主任，回北京專干文學翻譯工作，實現了他多年的夙願。從解放到文化大革命汝龍譯了大量的俄國進步作家的小說的同時，還寫了幾篇論文發表在《人民文學》、《文藝報》上，如《契訶夫和他的小說》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北京大學也請他去講契訶夫，他還在天橋劇場給文藝界人士分析契訶夫的作品。有一年波蘭進步作家來華訪問，作協還讓他陪著去昆明等地參觀遊覽。

1955年，汝龍經巴金介紹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5年，他成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翻譯工作者協會理事。建國後文藝界要求翻譯工作者譯俄國文學應由俄文譯出，汝龍也認為既然要譯契訶夫的作品，就該把俄文學好，由原文譯出，以便更忠實於原著。他就又自學俄文，每周還到一個俄國僑民那兒去一次，解決疑難問題。他學好俄文後把以前由英譯本譯出的《阿托莫諾夫一家》、《復活》等書又根據俄文重譯一遍，有的譯稿重譯過兩三次，廢稿都有近百萬字。

“四人幫”揪出后，文革中遺留的問題都落實了政策。我們交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稿費存款，扣除幾年中領取的生活費外，全部發還我們了。我們交派出所的衣物傢具等也折價歸還了。所交書籍也都發還，但當時我們祖孫三代住兩間半房，哪兒有地方放那麼多書。這時在商業部工作的汝龍的七妹分到房子，有兩大間，我們就把書拉到她那兒去，堆放在地上，佔滿一堵牆，半間屋子。書在她那兒一放就是十年，直到分到了現在住的樓房，才把書拉回來。書大部分保存良好，但也丟了一些好書，如：魯迅譯文集、四本綜合詞典等。藏書發還，是汝龍最高興的一件事了。

”原住的房子也要落實政策，但因已住進好幾家人，故遲遲未能解決。巴金來北京開會，到家裡來看望我們，看到我在縫紉機上干翻譯，就說一定要為我們的住房問題奔走，後來他託人給我們落實了私房政策，用原住四合院十間房換租了現在住的七層樓兩套兩居室的房屋，得以安靜地搞翻譯工作。我們搬來新居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書拉回來，汝龍定做了十個書櫃，進深比一般書櫃厚一倍，一格同時可以前後放兩排書。把書理清，放回書櫃，這是他每天要乾的樂事。這時他在屋裡擺了兩張書桌，在一張書桌上用俄文專心譯《契訶夫文集》（此文集承巴金介紹給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在另一張桌子上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和中短篇《兩個我》等三篇小說。他想約我和他一起譯陀思妥耶夫斯基選集，因我已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窮人》和《少年》，但是我已年老，沒有精力再譯大部頭的書了，只能幫他校校稿子。 “

汝龍由於長年熬夜譯書，抽煙過多，十幾年前得了氣管炎，年齡漸大，病發展成肺氣腫、肺心病。又因為神經衰弱，手抖得不能寫字，改稿和朋友間書信往來都由我代筆。1985年巴金來京開會，特地到我們新居來看望我們，正巧那天電梯不運行。巴金就一步步爬上七樓，使我們又感動又歉然。汝龍見到巴金，驚喜萬分。他對巴金說：“以前我總認為我比你年輕，能比你多活幾年，打算把你沒有譯完的《赫爾岑回憶錄》接著譯下去。現在看來，我要比你先走一步了。”沒想到，這竟是巴金與汝龍的最後一面，他們再也不能相聚暢談了。

汝龍直到病重，行動不便，每天仍要看一兩頁稿子，為出《契訶夫文集》改稿，他說不經他再三校改過的稿子送出去是對讀者不負責任。最後他勉為其難地差不多看完了十卷小說。

汝龍譯了近六百萬字的《契訶夫文集》，占契訶夫全集的十分之九，故而對契訶夫有所了解，一直想寫一篇論文抒發自己的看法，因為某國的權威把契訶夫說得太灰色，太消極悲觀。汝龍則認為契訶夫是積極的，他愛美好的、新生的東西，憎恨當時社會上醜惡的、庸俗的、腐朽的東西，他揭露它們，抨擊它們，要人們不再照那樣活下去。契訶夫是向前看的，對前途充滿希望。但是由於病重，終於沒有寫成。他住院期間，仍惦記寫論文的事，在昏迷中還喃喃自語，說他和他弟弟在林蔭道上散步，他口授，由他弟弟寫下來，聽他這樣說，真叫人痛心。我寫信給巴金說，汝龍關於契訶夫的論文沒寫成，是他一生的遺憾。巴金卻回信說：“過去我鼓勵他翻譯，他的確迷上了翻譯，在這方面他有很大的成就。可以說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訶夫身上，他使更多的讀者愛上了契訶夫。沒有寫論文不是‘遺憾’，他的功勞是介紹了契訶夫。”這是巴金對汝龍的翻譯工作的評價

在北京時，汝龍與巴金已有通信聯繫，我們逃到上海后拜訪了他。這是我們初次與巴金見面，他熱情接待了我們，但上海正值兵荒馬亂，他也沒法給我們找到工作。後來上海又遭日寇大轟炸，隨後淪陷，我們只好再南下。沿途打聽到我就讀的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在西安跟幾個大學合併為西北聯大，我們就輾轉來到西安。我繼續上學，想讀完四年級，畢業后好找工作，汝龍在家寫作。但日本兵又打過來，學校要遷城固，號召學生步行去城固，我因懷孕，不能遠行，就沒隨學校去。

在西安汝龍曾用筆名及人寫了第一篇——也是最後一個中篇小說《一日》，描寫我們的流亡生活，投重慶出版的《抗戰文藝》雜誌，寄出后渺無音訊，遲遲未見登載，但是他要實現理想的心迫切，就放棄寫小說的打算，專攻英語，致力於俄國進步文學的翻譯工作。這篇小說因重慶大轟炸而延誤到第二年才發表。宋之的要把它改成活報劇，還在《新華日報》上登啟事，找作者商量改編的事，可惜我們沒有看到。汝龍曾說，如果當初知道他的小說能刊出，也許就會繼續寫小說，不幹翻譯了。

汝龍是受巴金的引導走上翻譯道路的。他第一本譯的是高爾基的《阿托莫諾夫一家》的英譯本（現改名《阿爾達莫諾夫一家的事業》），1947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對他的譯作要求很嚴，認為不夠好的就壓著不給出版。他自己也把翻譯工作看得重要，很神聖，因為他要通過翻譯工作實現他為人類獻身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