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振儒

汪振儒，曾用名汪燕傑，筆名丁乙，祖籍廣西桂林。1908年5月8日出生於北京一個研究新學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汪鸞翔，精於自然科學的一些學科，長期從事動、植物學教科書的審定工作，30年代曾任溥儀的家庭教師。汪振儒從小耳濡目染，對動植物感興趣。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讀書時，在生物課教師指導下，為校園中的樹木花草編製了植物名錄，並協助任課教師繪製了一些生理衛生課的教學掛圖，受到師生們的好評。1925年中學畢業后，考取清華大學生物系。1927年因慕植物學家錢崇澍、鍾心煊和動物學家秉志之名而轉入廈門大學生物系學習。1928年又回到清華大學生物系，1929年8月畢業，獲理學士學位。畢業后先後在南京中國科學社、清華大學生物系和廣西大學任職，1935年考取廣西省的林學公費留學生，從此與林業結下了不解之緣。1935年9月他進入美國康奈爾大學林業系，在JN斯佩思（Spaeth）教授指導下，他僅用了不足一年的時間就完成了《1935年採收樹木種子發芽檢定的一些成果》論文，獲得了理科碩士學位。繼而，轉入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杜克大學林學院從事森林生態學的研究，1939年6月以《某些立地因子與幼齡火炬松人工林之間相互影響的研究》論文，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汪振儒的這項研究是早期應用生物統計（多元回歸）方法分析環境因子作用的嘗試之一，頗受導師的讚揚。

汪振儒懷著一顆報國的赤子之心，於1939年7月回國，在廣西大學任教。先後任森林系教授、系主任，農學院院長等職。1945年因揭發校長壓制民主的卑劣行為，被解除了農學院院長職務，1946年到北京大學農學院任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

1949年底他到北京農業大學森林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他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北京林學院（1985年改稱北京林業大學），參加建院籌備工作，先後任林業系主任、綠化系主任、科研部主任、圖書館長、學術委員會主任等職，為北京林業大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汪振儒曾任北京市政協第五、第六屆常委。他於1956年10月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1976年當選為農工民主黨八屆中央候補委員，1983年當選為九屆中央委員，1988年任中央咨監委員，1985年、1989年相繼任中央科教文工作委員、顧問。

汪振儒大學畢業后，到南京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助理，進行水生植物群落的研究工作。1930年到清華大學生物系，任李繼侗教授主講植物生態學課的助教。此外，他還開設植物生理學及植物形態學實驗課，並從事淡水藻類的研究。1935年他被廣西大學理學院聘為講師，講授植物學、植物形態學及植物分類學等課程，並為農學院開設過植物生理學課。除了進行教學以外，他在科研上也取得了較大成績，先後寫了《廣西植物名錄》、《研究廣西植物芻議》、《藻類研究的歷史》等多篇論文。並跋涉大瑤山區，採集了大量的植物標本，為以後的學習、教學與科研打下了初步基礎。1939年7月回國后，被馬君武先生聘為國立廣西大學農學院森林系教授，併兼任廣西大學植物研究所主任。繼而出任森林系主任，並於1943年擔任廣西大學農學院院長。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里，汪振儒克服了教學、科研與生活中的種種困難和壓力，堅持工作，對廣西大學植物研究所歷年所採集的植物標本進行了整理與鑒定，撰寫了《廣西種子植物名錄》。抗戰勝利后，汪振儒被聘為北京大學農學院教授兼森林系主任。他在教學的同時進行了一些科研工作。曾在北大農學院校址周圍，進行土壤等立地條件調查。1947年當胡先驌、鄭萬鈞在中國發現活化石水杉的論文發表后，汪振儒從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胡先驌處得到水杉樹種子，在董世仁協助下作了水杉種子發育的試驗，並撰寫了《水杉種子及幼苗發育觀察》的論文，對進一步了解水杉的造林性質作出了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汪振儒被調到北京農業大學森林系任教。1951年，他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了一年。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汪振儒被調到北京林學院工作。

汪振儒在北京林學院，除了肩負著繁重的行政工作外，還親自講授植物生理學課程，並編寫了我國第一部林業專業適用的《植物生理學講義》。在此基礎上逐步增添新的內容，正式出版了《植物生理學》教材，為全國林業院校所採用，影響深遠。50年代末汪振儒與他人合作發表了《缺乏不同礦質元素對油松、側柏、樗及白蠟四種樹苗生長的影響》論文，並且組織教師翻譯出版了《樹木生理學》（1963）和《木本植物生理學》（1985）兩本巨著。他講課認真，對學生要求嚴格；對青年教師和研究生更是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識傳授給他們。汪振儒帶出了一批中、青年教師，今天多成為活躍在樹木生理學教學、科研第一線的骨幹力量，有的已成為教授、副教授。北京林業大學的樹木生理學科目，在全國林業高校中所處的領先地位是與汪振儒辛勤耕耘分不開的。

汪振儒早在60年代就培養了幾名研究生，“文化大革命”后恢復研究生制度，他又招收了碩士研究生，以後又成為全國林學專業第一個可授予博士學位的博士生導師，為我國自己培養出了第一個林學博士。近年來，他雖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對研究生的工作學習不放鬆，親自抓外語、抓基礎、開設高級專業課程。他於1981—1985年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農科評議組成員。

汪振儒掌握多種外語，除了熟諳英語外，還懂德、日、俄幾種文字。他一向認為，要搞科學，就要進行學術交流，就要學習外國的先進知識，所以幾十年來他從未放鬆過外語學習。有位同志搞科研，急需閱讀一篇法文文獻，但又不精通法語，汪得知后，主動為之翻譯，解決了燃眉之急。這種例子還有很多。為了林業科技工作者學習外語的方便，他幾十年來編譯了幾本辭書，為社會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50多年來，汪振儒為傳播科學知識，傾注了大量精力從事期刊辭典的編輯工作。1949年7月14日，中國植物學會恢復活動，決定復刊《中國植物學雜誌》，由汪振儒出任主編。1952年該刊與《中國動物學雜誌》合併改稱《生物學通報》，汪振儒繼續擔任主編，一直到1988年改任名譽主編。這個刊物對宣傳生物科學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的作用，普及生物學知識，交流中學生物教師教學經驗等作出了貢獻。

1979年，《北京林學院學報》（1985年改稱《北京林業大學學報》創刊以來，汪振儒就擔任主編，1986年以後任編委會顧問。汪任主編時期，對每期預發的稿件都要親自過目，認真負責，一絲不苟，對每一個漢字、每一個外文字母、每一個標點符號都不放過，嚴格得近乎挑剔，表現了極端認真的精神。《北京林業大學學報》於1989年被國家教委等單位評為全國高校自然科學學報編輯質量一等獎，是與汪振儒從創刊時就打下的良好基礎分不開的。

1981年，中國林學會創辦林業科普刊物《森林與人類》，汪振儒任主編。每期發稿前，編委會常委要集中開會決定稿件取捨，他都親自參加審定。他的辛勤工作，使《森林與人類》成為普及林業知識很有影響的刊物。

中國林學會主辦的學術刊物《林業科學》是林學界最高的學術刊物，在1979年召開第三屆編委會時，汪振儒當選為該刊副主編，任職到1982年編委會換屆為止。

汪振儒為編譯外文辭典做了大量工作，早在50年代就參加中國科學院對植物學名詞的審定工作；1958年與人合譯並校審了《德漢林業名詞》；1981年與他人合譯了《FAO英漢林業科技詞典》；1983年又補譯了《FAO英漢林業科技詞典》的修訂本。1989年參加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公布的《林學名詞》（科學出版社，1989年）終審定稿會，是受錢三強主任委員委託的三位專家之一。此外，汪振儒還參加了《日漢林業科技詞典》的譯校工作。

30年代初，汪振儒在清華大學任助教時，看到了日本植物學會的會刊，就寫信給胡步曾教授建議，中國也應組織學會、辦會刊，以便促進植物學的研究與發展。1933年中國植物學會成立后，汪振儒是早期的會員之一，隨後參加了1935年在南寧召開的中國植物學會第二屆年會和1947—1948年在平、津舉行的兩次學術年會及1949年7月在北京大學召開的第五屆學術年會；在1963年舉行的中國植物學會年會上被選為第七屆常務理事；1978年又當選為中國植物學會第八屆副理事長兼秘書長；1983年起任中國植物學會第九屆理事會顧問。1978年6月起還擔任北京植物學會理事兼學術組副組長。近年來汪振儒還從事中國植物學史的研究工作，他所承擔的近代史部分，即將付梓。他發表的《關於“植物學”一詞的來源問題》論文，考證了“植物學”一詞實際起源於我國數學家李善蘭節譯的英國J林德雷（Lind1ey）所著Elements of Botany（1847）一書，於1857年題名《植物學》，由上海墨海書館印行，是這一名詞的首次出現。用事實否定了“植物學”一詞是日本江戶時期已存在並在以後傳人中國的錯誤，使歷史事實得到澄清。

1978年10月—1986年11月，他任中國植物生理學會理事，並擔任北京市植物生理學會第一、二屆理事。

汪振儒早在40年代就參加過中華林學會的學術活動。他是中國林學會第二、四屆理事，第六、七屆理事會顧問。1979年11月當選為中國林學會森林生態專業委員會副主任。1984年擔任了中國林學會樹木生理專業委員會主任。1979年當選為中國林學會第四屆科普委員會常委。

汪振儒幾十年來，參加各種學會的領導工作和學術活動，為林業科技學術發展廣攬群英，進行學術交流、普及林業知識、提攜後生付出了辛勤的勞動。除此而外，還參加大量的社會活動，為團結廣大知識界也作出了巨大貢獻。

“文化大革命”期間，“四害”肆虐，汪振儒雖懷拳拳報國之忱，卻無英雄用武之地，被迫退休，回到廣西桂林家鄉。不久，“四人幫”被打倒，北京林學院從雲南省遷回北京，汪振儒又恢復了工作。他為培養研究生、辦刊物、帶領中青年教師譯書、寫作以及參加農工民主黨、政協、各種學會等社會活動和學術活動，幾乎無一天休息。用他自己的話說“辛苦總比苦惱好！”

汪振儒雖年逾古稀，壯志不減當年，為繼續探索自然界的奧秘，振興中國林業，經常到國內外實地考察和進行其他業務活動，僅擇其要者：1977年69歲登廬山；1979年71歲先登山東省嶗山，再上廣東省鼎湖山；1980年4月隨中國林業考察團赴美國考察，歸國后發表了《美國林業教育的一些特點》和《美國林業教育管窺》兩文；接著又受當時國家農委副主任何康之託，為改變老革命根據地的貧困狀況，走上了井岡山；1981年又以飽滿的熱忱參加了學術界的“林水之爭”的討論，查文獻、找資料、寫文章、做報告，熱情地宣傳林業作用，與他人合寫了《確切地認識森林的作用》，公開發表后引起了強烈反響；1983年75歲又攀上了東嶽泰山；接著9月又到內蒙毛烏素沙漠考察沙地的綠化造林；1984年76歲登浙江天目山；1985年77歲又上四川峨嵋山和福建武夷山；1986年78歲深入內蒙腹地包頭市考察城市綠化工作；接著又到寧夏回族自治區西吉考察黃土高原小流域綜合治理工作……。他還利用參加各種會議、各樣活動的機會為林業界培養人才而奔走呼籲，先後發表了《森林作用與中國農業現代化》、《林業振興靠人才》等文章。提出了“對基層工作人員的艱苦生活，要給予極大關注，創造較好的生活及工作環境，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鼓勵他們安心於崗位工作”；“林業盛衰關係到國家命運的興敗和子孫生活的安定，影響深遠，不能輕視”；“振興我國林業的重任全部落在我國林業工作者的身上，……必須團結一致同心協力來做好這一工作，……並努力促其實現，並以此作為紀念……教師節誓言。”

汪振儒為人剛直不阿，追求真理。富於正義感。1926年3月18日，他參加了在李大釗領導下的北京學生集會，強烈譴責帝國主義炮擊大沽口的罪行，要求北洋政府廢除不平等條約。但段祺瑞執政府竟然開槍鎮壓學生，當場打死47人，打傷150餘人，製造了歷史上有名的“三·一八”慘案。汪振儒亦當場中彈受傷。1986年，他作為倖存的耆宿之一，參加共青團中央、全國學聯舉辦的“三·一八”慘案60周年紀念會，受到人們的尊敬。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做了題為《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當時廣西大學校園內貼出了擁護報告的傳單。國民黨當局極為恐慌，要追查傳單。校長李運華為了邀功請賞，盜用全體教授名義，發出了反共聲明。汪振儒認為這是強姦民意，便貼出聲明，揭露李運華違背民意的卑鄙伎倆。在汪的帶動下，其他教授也紛紛貼出內容相似的聲明，全校嘩然，校方異常狼狽。為此汪振儒被解除了農學院院長職務。抗日戰爭勝利后，汪振儒對國民政府打內戰的倒行逆施更為不滿，與許德珩等教授加入了民主運動行列，積極參加“反飢餓、反內戰”的學生愛國運動。北平解放前夕，他在北京大學教授會上痛斥校長胡適棄校潛逃行為。1949年初，他和進步教授一起，簞食壺漿，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北平，熱情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汪振儒勤奮好學，品格高尚，知識淵博，為振興中國林業，為培育林業建設人才，奮鬥了幾十年，是位既樹木又樹人的學者。

1908年5月8日，出生於北京。

1925年9月，考入清華大學生物系學習。

1927年，轉入廈門大學生物系學習。

1928年，回清華大學生物系學習。

1929年8月，畢業於清華大學生物系，獲理學士學位。

1929年9月—1930年8月，任南京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助理。

1930年9月—1933年8月，任清華大學生物系助教。

1933年9月—1935年8月，任梧州廣西大學理學院生物系講師。

1935年9月—1936年6月，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生院學習，獲理學碩士學位。

1935年7月—1939年6月，在美國杜克大學林學院研究生院學習，獲哲學博士學位。

1939年9月—1946年8月，任桂林廣西大學農學院教授、森林系主任、植物研究所主任、院長。

1946年9月—1949年8月，任北京大學農學院森林系教授、系主任。

1949年9月—1952年8月，任北京農業大學森林系教授（其間1951年在北京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

1952年9月—1989年9月，任北京林學院（1985年改稱北京林業大學）教授、兼林業系主任等職務。

1989年10月離休。

2008年6月24日在北京逝世。

1　汪燕傑．南京玄武湖植物群落之觀察．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論文集，1931， Vl（6）：39－58．（Yen—chieh Wang．Contribitions from the Biol． Lab．of the Sci．Soc． of China．1931，Vl（6）：39—58．）

2　汪燕傑．北京及其附近淡水藻類初報．清華周刊——自然科學專號，1932，38（10—11）：111—142 （Yen—chieh Wang．APreliminary List of the Frest Water Algae Known from Peiping and its Suroundings． Tsing　Hua Weekly．1932， 38（10—11）：111—142．）

3　汪振儒．讀了“今日的中國生物學界”以後．獨立評論，1932，13：10—15．

4　汪振儒．藻類研究的歷史．中國植物學雜誌，1936，3（2）：1013—1025

5　Yen—chieh Wang．1935年採收樹木種子發芽檢定的一些成果（英文）．碩士學位論文，未刊行，1936．

6　Yen－chieh Wang．某些立地因子與幼齡火炬松人工林之間相互影響的研究（英文）．博士學位論文，未刊行，1939．

7　汪振儒．廣西種子植物名錄（l）．廣西農業，1940，1（1）：68—77

8　汪振儒等．廣西種子植物名錄（Ⅱ—Ⅶ）．廣西農業，1941，2（2—6）

9　汪振儒等．廣西種子植物名錄（Ⅷ—Ⅸ）．廣西農業，1942，3（1）：57—124．

10　汪振儒等．水杉種子萌發及幼苗發育的觀察（英文）．Chinese Jour of Agr（中國農業學報），1949，1（1）：81—92．

11　汪振儒．季米里亞席夫對光合作用研究的貢獻．生物學通報，1954（11）：1—3

12　丁乙（譯自英文）．創造性達爾文主義是森林撫育的科學基礎．林業譯叢（第一輯），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54．

13　汪振儒．雜草種子檢索表．檢疫雜草簡易圖說附錄一．上海：財經出版社，1957：130—140．

14　汪振儒等．德漢林業名詞．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15　丁乙譯．德國北部沖積區土壤改良的方法．國外林業施肥經驗．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59：20—24．

16　汪振儒等譯．植物學夏季野外實習．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

17　汪振儒等譯．樹木生理學．北京：農業出版社，1963．

18　汪振儒等譯．用氣體交換技術研究陸地生態系統的代謝活動核物．生態學譯叢（第一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74．

19 汪振儒譯．研究植物生長用的太陽輻射記錄儀．植物生態學譯叢（第二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78．

20　汪振儒譯．在天然條件下研究光合作用而進行的輻射測定．植物生態學譯叢（第三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78．

21　汪振儒．生物教學和我國林業的發展．生物學通報，1981（2）：1—2

22　汪振儒．美國林業教育的一些特點．美國、紐西蘭、澳大利亞林業考察紀要．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81：50—54

23　汪振儒．美國林業教育管窺．北京林學院學報，1981，3（4）：47—60

24　汪振儒等．確切地認識森林的作用——與黃秉維先生商榷．地理知識，1981（8）：1－3，6．

25　汪振儒等譯．FAO英漢林業科技辭典．北京：科學出版社，1981．

26　汪振儒等譯．克累默爾（P．J．Kramer）樹木生理專題演集．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82．

27　汪振儒．森林的作用與農業現代化．生物學通報，1982（4）：4—5

28　汪振儒等譯．FAO英漢林業科技辭典．（再版附補遺）．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

29　汪振儒校訂．數值分類學科學出版社，1984

30　汪振儒等譯．木本植物生理學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85

31　汪振儒．林業振興靠人才．林業月報，1988（4）：1．

32　汪振儒．關於植物學一詞的來源問題．生物學通報，1987（7）：1—2

33　汪振儒．樹木生理學（Physiology of Trees）．中國農業百科全書林業卷（下冊）．北京：農業出版社，1989：620—621．